紅 學 公 案作者：佚名公案一：寶黛孰優孰劣紅學的第一大公案是寶釵和黛玉孰優孰劣問題，這簡直是個永遠扯不清楚的問題。早在清末，就有因對釵、黛的看法相左而「幾揮老拳」的記載。現在也是人言人殊，各有取向，無法一致起來。「擁釵派」和「擁黛派」似乎都可以從書中找到立論的依據。寶釵圓融，黛玉孤傲；寶釵寬平，黛玉尖刻；寶釵隨分從時，黛玉目無下塵；寶釵藏，黛玉露；寶釵曲，黛玉直；寶釵冷，黛玉熱；這些性格上的分野，固然因讀者個人喜好的不同各有所取；在容貌舉止方面，寶釵豐滿，黛玉瘦削；寶釵健壯，黛玉羸弱；寶釵穩重，黛玉婀娜，也足以使不同的讀者難免情有所偏；更不要說在人際關係上，上上下下對寶釵的稱讚眾口一詞，對黛玉則口中不言，骨子裡多有保留，這在很多讀者看來，也是決定棄取的重要依憑，因為中國人看人，向來有「打聽印象」的傳統。何況深一層去看，又不僅此。黛玉尖刻是其表，心地卻是忠厚的，甚至帶幾分傻氣；寶釵的寬平後面，則藏著險刁。要說口角有鋒芒，黛玉固然，寶釵又豈是肯讓人的?裡面還穿插著人際關係的遠近親疏——賈母贊寶釵，或許也有人情上的考慮，因為在宗法家庭里，姑表親比兩姨親要近，老祖宗也許不便於當眾誇黛玉。加上作者筆如火舌，左右逢源，故意把釵、黛寫的難解難分，對寶釵褒中有貶，對黛玉抑中有揚，使你分不清優劣高下。論才能，第三十七回詠白海棠，黛玉居第二，但李紈評論說：「若論風流別緻，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似乎也難分軒輊。而第三十八回接著又寫「林瀟湘魁奪菊花詩」，黛玉分明又在寶釵之上。可是同回又有薛寶釵「諷和螃蟹詠」，被眾人推為「食螃蟹絕唱」，兩人又一次平分秋色。論容貌，自然黛玉長得好看，《紅樓夢》里的人物，《紅樓夢》的讀者，一般都這麼看，可是第六十三回群芳開夜宴，偏說寶釵「艷冠群芳」。這也就難怪《紅樓夢》的讀者、研究者莫不感到衡釵評黛之難了。不光是對釵黛的性格容貌仁智互見，難分軒輊，就是對寶釵在待人接物方面，特別在和林黛玉的關係上是否藏奸，研究者也聚訟紛紜。，不只是由於評論者所持的道德規範不同，因而看法相異，即便運用同一種標尺，也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寶釵和黛五孰優孰劣?誰高誰下?自有《紅樓夢》以來，人們就感到不好區分。不好區分，偏要區分，爭論自不可免。因此便有「擁薛」和「擁林」兩大派，在可預見的將來，看不出有調和的餘地。只要《紅樓夢》還有讀者，此一公案便會永遠聚訟下去。公案二：《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評價問題程偉元、高鶚「補」上去的《紅樓夢》後四十回，究竟應該如何評價?是《紅樓夢》研究中的又一樁公案。曹雪芹只寫了《紅樓夢》前八十回『後四十回為別人所續，弄清楚這一點，是考證派紅學的一大功績。關於胡適提出來的續書作者為高鶚，證據不夠充分，現在此說已發生動搖。問題是，續作者為誰是一回事，如何評價是另一回事。無論後四十回系誰人所寫，都有一個與前八十回在情節結構上是否銜接，在思想傾向上是否一脈相承，在藝術上是否視為一體的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研究者們拔刀相向了。考證派的幾員主將，視程、高補作為寇讎，斥為「狗尾續貂」，貶稱為「偽續」、「偽後四十回」，認為續書是對雪芹原著的褻瀆，絕不能容忍，必欲一刀斬去方可一快。小說批評派的紅學家們，從文學欣賞的角度著眼，一般不取考證派的激烈態度，傾向於補作大體上還說得過去，《紅樓夢》得以廣泛流傳，程、高二氏實有功與焉。索隱派的目光集中在作品的政治和歷史的層面，斷定雪芹之前另有作者，對後四十回的真偽，反而不予重視。甚而，還認為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均出自寧人之手筆；魯迅對後四十回的評價較持平，認為「後四十回雖數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與所謂『食盡鳥飛，獨存白地』者頗符，惟結束又稍振」，「是以續書雖亦悲涼，而賈氏終於『蘭桂齊芳』，家業復起，。殊不類茫茫白地，真成乾淨者矣」。但這一評價的前提，是接受胡適的觀點，假定後四十回為高鶚所續，如果前提發生動搖，評價也必隨之而有所改變。對《紅樓夢》後四十回評價不一的原因，固然由於與前八十回相比，補作在藝術風格上有明顯的不一致處，但主要還在於史料不足，研究者不能提出有關續書的堅強有力的證據。至今仍有一部分研究者反對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系由兩人所寫的說法。還有的雖承認後四十回系別人續作，但傾向於其中不排除有雪芹的遺稿在內。而所有這些說法，大都帶有猜測性質，缺乏實證，因而也是誰都說服不了誰，只好成為一樁公案，聽憑紅學家們反覆聚訟。也有因不滿意程、高補作，另起爐灶，重新撰寫一部續書者，但結果頗令人失望，不用說與雪芹原書南其轅而北其轍，去後四十回續書亦遠遠矣。相反，近年出版的不論依據何種底本整理出來的《紅樓夢》新校本，都不敢斬去程、高補作，哪怕作為附錄也好，也要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一同發行。這個不知出自誰人之手的《紅樓夢》後四十回，真正是斬而不斷，存之難堪，棄之可惜，紅學家們為此大傷腦筋，可以說是一樁不同於其他紅學公案的更為棘手的公案。公案之三：《紅樓夢》有沒有反滿思想索隱派是認為《紅樓夢》有反滿思想的，而且認為不是一般的反滿，而是全書的基本出發點和最後歸宿，主旨就在於反清復明。考證派衝擊索隱派，並沒有把《紅樓夢》的反滿思想一起衝擊掉，許多在紅學考證方面做出貢獻的紅學家，都不否定這一點。如前所說，連余英時也認為曹雪芹有向漢族認同的意識。但也有不少《紅樓夢》研究者持否定態度，認為曹雪芹的祖上早已加入旗籍，「護從入關」，立下了汗馬功勞，實無可能還去反什麼滿，可是，如此看問題，便無法對《紅樓夢》第六十三回芳官改妝一段做出正確解釋。第六十三回不僅描寫芳官改妝，還為芳官改名，叫「雄奴」，猶嫌不足，『又叫「耶律雄奴」。寶玉說：「雄奴二音，又與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結合《紅樓夢》產生的明清之際的具體背景，寶玉的話難道還有第二種解釋么?作者在這裡是站在種族的立場上來驅遣他的人物甚為明顯。更妙的是接下去芳官的反問：既這樣著，你該去操習弓馬，學些武藝，挺身出去拿幾個反叛來，豈不盡忠效力了。何必借我們，你鼓唇搖舌的，自己開心作戲，卻說是稱功頌德呢!顯然這是作者轉換角色的位置，讓寶玉站在作者的立楊，接受芳官亦即讀者的反諷。「鼓唇搖舌」、「自己開心作戲」云云，不是指作者而何?難道不正是作者一面「自己開心作戲」，一面又一再聲稱他的書，「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嗎?因此第六十三回這一段描寫，可以說是表現作者反滿思想的特筆。如此說可信，則對索隱派紅學的有些觀點又當刮目相看了。筆者最近讀到一篇《悼紅四題》，認為《好了歌注》含有諷清吊明的意思，《姽嫿詞》是寫明清在山東青州的最後一役，運用史料進行具體分析，至少可備一說。總之《紅樓夢》有沒有反滿思想，是紅學的一個絕大的題目，至為重要，作為紅學的一樁公案，歷來為研究者所注意，對此一問題的探討，將把對《紅樓夢》思想傾向和思想性質的研究引向深入。公案之四：第六十四、六十七回的真偽問題《紅樓夢》早期抄本中，庚辰本缺第六十四、第六十七兩回，八十回中，只有七十八回；己卯本存第一至第二十回、第三十一至第四十回、第六十一至第七十回，第六十四、·第六十七兩回系抄配；甲戌、』舒序、鄭藏本系殘本，不知道第六十四、第六十七兩回原來的有無；其他早期抄本則都有這兩回。所以程偉元、高鶚在刊行百二十回本的引言里說：「是書沿傳既久，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秘稿，繁簡歧出，前後錯見。即如第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燕石莫辨。」因此流傳下來的第六十四、第六十七兩回的真偽，即是否曹雪芹原作的問題，就成為紅學考證的對象了。己卯本第六十四回的回目為：「幽淑女悲題五美吟，浪蕩子情遺九龍珮。」第六十七回的回目是：「見土儀顰卿思故里，聞秘事鳳姐訊家童。」回末有小註：「《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武裕庵補抄。」這兩回書，上承第六十三回，下接第六十八和第六十九回，中間有第六十五、第六十六兩個回次，共七回多的篇幅，寫的都是「紅樓二尤」的故事。如果抽出第六十四、第六十七這兩回，「紅樓二尤」的故事，在時間上是相接的，但如插入第六十四、第六十七回的情節，便使這段，紀曆亂了套。所以有的研究者認為，這兩回書中的某些故事情節簡直是攔路虎。特別是第第六十七回，敘事鬆弛，寫來拉雜，有的段落如襲人在園中數說祝婆子、寶釵命鶯兒往鳳姐處送禮，使人感到笨拙。周煦良即據此斷定第六十七回是偽作。持相反意見者則認為，戚序本、夢覺主人序本第六十四回有脂批：「《五美吟》與後《十獨吟》對照。」這說明批者看到了書的全稿。靖藏本第六十七回前面也有批語：「末回『撒手』，乃是已悟；此雖眷念，卻破迷關。是何必削髮?青埂峰證了前緣，仍不出士隱夢中；而前引即(湘蓮)三姐。」也是從全書著眼，因而認為這兩回不可能是偽作。對庚辰、己卯本獨缺這兩回，認為是傳失的結果，後來又找到了，其他各本才得以保全，己卯本後來才能補齊。另外的研究者，也有的認為，第六十四、第六十七兩回與前後在時間銜接上有矛盾，是由於作者在某次增刪中增寫了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兩回，充實和發展了「紅樓二尤」故事的情節內容，致使第六十四、第六十七兩回曾經一度被作者抽出來進行改寫，這便是造成己卯、庚辰缺此兩回的原因。當然以上種種說法，只能說是分析和推測，都不能提供出為什麼己卯和庚辰兩種早期抄本獨缺這兩回的直接證據，因此《紅樓夢》第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書是否雪芹原著這段公案，至今並未獲得解決。公案之五：甲戌本《凡例》出自誰人之手《紅樓夢》早期抄本中，唯獨甲戌本卷首有一篇《凡例》，共五條，計七百一十字，內容包括介紹《紅樓夢》各種不同書名的來歷，指出書中寫帝王所在的京都時使用的特殊稱謂，說明《紅樓夢》描寫的重點是「著意於閨中」，聲明《紅樓夢》·不干涉朝廷，以及解釋第一回回目的含義，引用作者的話闡明作書緣起等；另外還有一首七律：「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漫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長。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凡例》的體例很不統一，內容亦有自相矛盾之處，第五條系第一回的題解性質，其他諸脂評本也都有，只是抄寫款式不同，文字亦微有出入。因此《凡例》似不出自同一人的手筆。有的研究者主張第五條為脂硯齋所寫，另外四條是後人補上去的。也有人認為《凡例》是脂硯齋所寫，後來被刪去了一至四條，剩下的第五條便成為庚辰、夢稿、戚序等本第一回的回前總評。這樣說須有一個假定，即甲戌本確為抄本的最早者。潘重規即認為甲戌本最早，並推斷《凡例》系曹雪芹、脂硯齋以前的人所寫。但很多紅學考證專家不贊成潘說，反而認為甲戌本最晚，所以才有商業性質的《凡例》，因此懷疑是書商所擬作。當然也有人認為《凡例》是曹雪芹自己所寫的。為了這篇《凡例》，胡適、俞平伯、吳世昌、潘重規、馮其庸、趙岡、周策縱等紅學專家，都發表過意見或撰寫了專文。然而《凡例》究竟是誰寫的?至今無法定讞，仍然是一樁有待探考的紅學公案。此一公案涉及到甲戌本底本的年代問題，對弄清楚《紅樓夢》早期抄本的版本系統大有助益。公案之六：《紅樓夢》的版本系統現在已發現的屬於脂評系統的抄本計有十二種，即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夢稿本、舒元煒序本、戚蓼生序本、夢覺主人序本、鄭振鐸藏本、蒙古王府本、南京圖書館藏戚序本、列寧格勒藏抄本、靖應鵑藏抄本。除靖藏本不幸「迷失」，其他諸抄本，大部分已經影印出版，連列寧格勒藏本也於去年由中華書局影印行世了。但對這十二種抄本的研究是很不夠的，文章雖然發表過不少，專書亦時有出版，但距離理清這些版本的系統還相去甚遠。可以說，在《紅樓夢》的版本系統問題上，迄今為止，還是言人人殊，無以定論。往往一說即出，很快就遭到反駁，而反駁者自己，也不一定堅信己說。特別是版本演變和《紅樓夢》成書過程的關係，現在還未能找到大家都基本認可的說法。更不要說不同版本中的脂批的比較和研究，仍有待於研究者做出進一步的努力。至於這些版本的時間順序，簡直是個謎。甲戌本名稱的不妥，許多研究者都指出了，因為上面有丁亥年的批語，當然不可能是乾隆十九年甲戌的本子。但仍有不少研究者，包括胡適，堅決認定甲戌本是「海內最古的紅樓夢抄本」。己卯本和庚辰本的關係，因觀點不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馮其庸和應必誠各自一本專著。戚序本，也有很早和很晚兩種截然相反的說法。總之，《紅樓夢》的版本系統，即使在紅學專家面前，也還是個謎，因此只能成為聚訟不已的公案，誘發人們繼續研究下去。公案之七：曹雪芹的籍貫曹雪芹的籍貫，研究者中間有豐潤和遼陽兩說。豐潤說為周汝昌所力主，《紅樓夢新證》增訂版第三章對此考論甚詳，並附有《豐潤曹氏世系表》。周汝昌之前，李玄伯於1931年在《故宮周刊》發表《曹雪芹家世新考》里，已提出曹家的原籍是河北豐潤(u。所據以立說的材料，為尤侗的《松茨詩稿序》一文，其中說：「曹子荔軒，與余為忘年交，其詩蒼涼沈鬱，自成一家。今致乃兄沖谷薄游吳門，得讀其《松茨詩》，則又體氣高妙，有異人者。信乎兄弟擅場，皆鄴下之後勁也。余既交沖谷，知為豐潤人。」沖谷即曹鋡，曹寅《楝亭詩鈔》中涉及沖谷及其二兄曹紛的詩共六題二十二首，有「卯角」、「骨肉」、「伯氏」、「仲氏」、「夜雨床」一些遣詞用典，周汝昌認為「無一不是兄弟行的字眼」。尤其《楝亭詩鈔》卷二的《松茨四兄，遠過西池，用少陵「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十字為韻，感今悲昔，成詩十首》一詩，第三首有「恭承骨肉惠，永奉筆墨歡」句，連閻若璩的《贈曹子猷》詩注里也加以引用。「總不會是本有他解而被我們誤認作指兄弟的」，所以周汝昌斷言，曹寅和曹鉿絕不是「同姓聯宗」，而是有「骨肉」關係的血統兄弟。那麼，曹鉿即沖谷既然是豐潤人，曹寅當然也就非豐潤莫屬了。然而問題就出在這裡。馮其庸先生為了弄清楚曹家的籍貫，查閱了有關曹家譜系的大量資料，包括明。清兩朝修撰的《豐潤縣誌》，發現由曹鋡的父親曹鼎望「檻修」的豐潤曹譜根本不載曹雪芹祖父這一支。馮其庸寫道：據曹寅的詩集里可以得知曹鼎望釣第二子曹鈖及第三子曹鋡，都是與曹寅有很深的交往的，曹寅的詩集里留有涉及他們的詩多首。從這些詩句看，他們是很小的時候就在一起的。這就是說第六次重修豐潤曹譜的「監修」曹鼎望的兩個兒子都是曹寅的至交，因此曹鼎望對曹振彥、曹璽、曹寅一家是必然很了解的。這裡就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既然豐潤曹氏宗譜的監修者曹鼎望對曹振彥、曹璽、曹寅這一家關係很密切，如果曹寅一家確是豐潤曹分出到遼東鐵嶺去的，曹璽、曹寅的東北籍貫確是鐵嶺，曹寅與曹沖谷、賓及等確是同一始祖分支下來的，那末曹鼎望在監修此譜時為什麼把這一支就在眼前的同宗兄弟不編修入譜而要排除在這個譜外呢?這問得確實不無道理。而且不僅如此，清康熙三十一年曹鼎望參加撰修的《豐潤縣誌》，也隻字不提曹寅。甚至連揚州儀真人曹儀也被編入這部縣誌，僅僅因為他曾被封為「豐潤伯」。原籍奉潤，於崇禎二年出關的曹邦一支，也列入縣誌。於是馮其庸又問道：「既然揚州的曹儀可以編入縣誌，既然由豐潤分出去的曹邦也可以編入縣誌，那麼，現任內務府江寧織造的曹寅以及他的一家，如果說他的祖籍確是『豐潤』的話，為什麼不能編入縣誌呢?難道他的聲望、地位還不夠格嗎?」這問得同樣有理。所以馮其庸說：這種現象沒有別的解釋，就是曹雪芹的祖籍確實不是豐潤，他們這一支不是明朝永樂以後由豐潤出關的曹端廣的後人。馮其庸根據《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認定曹雪芹上祖的籍貫是遼東的遼陽和瀋陽，始祖為曹俊，屬於宗譜上的第四房。但「曹俊其人究竟原籍何處，則是懸而未決的問題」。而周汝昌稱，他所探討的並不是曹氏祖籍為遼陽問題，因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是指「遼陽的曹氏到底是土著還是移民」。這樣看來，關於曹雪芹上祖的籍貫這段公案，似乎並未最後解決。何況，紅學家中對《遼東曹氏宗譜》的真偽問題還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特別宗譜中四至八世「譜失莫記」，至九世才列曹錫遠，這種「五世空白」的情形一時難以得到圓滿的解釋，更增加了問題的難度。公案之八：曹家的旗籍問題曹雪芹上祖的籍貫固是一紅學公案，其所隸之旗籍，也是長期聚訟不已的問題。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提出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應當說所依據的材料是充分的，因為清代的許多官書如《四庫提要》、《清史列傳》、《清史稿》，以及《雪橋詩話》，《八旗文經》、《八旗畫錄》等私家著述，都無一例外地這麼說。可是問題也隨之而來。周汝昌說：「其實『漢軍』二字是大錯的。」他認為曹家不是漢軍，而是「滿洲旗人」，「曹寅、曹雪芹決不能再與漢人一例看待」。《紅樓夢新證》「籍貫出身」章對此申論道：我們須切實明瞭：一、曹家先世雖是漢族人，但不同「漢軍旗」人，而是隸屬於滿洲旗。二、凡是載在《氏族通譜》的，都是「從前入於滿洲旗內，歷年久遠者」。三、曹家雖系包衣出身，但歷史悠久，世為顯宦，實際已變為「簪纓望族」。四、從曹世選六傳到雪芹，方見衰落，但看雪芹筆下反映的那種家庭，飲食衣著，禮數家法，多系滿俗，斷非漢人可以冒充。綜合而看，清朝開國後百年的曹雪芹，除了血液里還有「漢」外，已是百分之百的滿洲旗人，不但「亡國」「思明」的想法，放到他頭上，令人感覺滑稽；即是「明珠」「順治」等說法，在一個積世滿洲旗家裡生長起來的曹雪芹，中經變落，山村著書，卻專為別人家或宮廷里「記帳」，造作無數的奇妙謎語去影射前朝的一班名士，——以他彼時的處境與心情而論，亦是萬難講通的。周汝昌對雪芹旗譜這段論述，恰好反映出此一公案不是研究者深文周納，而是與理解曹雪芹及《紅樓夢》的思想性質密切相關。他的觀點很明確——曹家「隸屬於滿洲旗」，「已是百分之百的滿洲旗人」。但另外一些研究者不同意周說，如馮其庸原認為曹家原是歸附後金的明朝軍官，在天命、天聰時原屬漢軍旗，後歸入滿洲正白旗；李華則說曹家應是正白旗滿洲尼堪(漢人)，乾隆後「屬於內務府包衣撥出者」，有撥入正白旗漢軍的可能；朱南銑主張曹家是內務府滿洲旗分內的漢姓，是被滿族同化了的漢人，等等。意見相當分歧。所以如此，也與清入關前的八旗制度的複雜性有關，史學界對此也常常攪擾不清。「滿洲旗」、「漢軍旗」、「包衣旗人」、「滿洲旗人」、「包衣漢人」、「包衣滿洲人」、「內務府漢姓人」，以及「內滿洲」、「內漢軍」等等，區分起來，著實不易。曹家到底是漢人還是滿族人?研究籍貫也好，旗籍也好，歸根結底是要弄清這個問題。1982年《紅樓夢學刊》發表的張書才的《曹雪芹旗籍考辨》一文，頗值得注意。該文通過考辨大量史料，得出如下結論：「曹家不僅先世是漢人，而且在被虜入旗並輾轉成為皇室家奴之後，仍然被編在包衣漢軍佐領之下，屬於正白旗包衣漢軍旗籍，一般稱為內務府漢軍旗人，簡稱內漢軍。」作者認為，曹家的這種身份，使它處於旗人社會的底層，所謂「內府世仆」、「包衣下賤」，既受著皇室主子的壓迫，又為平民旗人所「賤視」；另一方面，他們「原系漢人，並非滿人」，在滿、蒙、漢三種旗人中等級地位最低。照說他們的滿化程度較八旗漢軍更深一些，但順、康以後，恢復乃至發展漢族文化傳統的趨勢甚為明顯，因此清朝開國百年後的曹雪芹，其滿化的程度較之他的先輩不是更深了，而是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張書才的這一觀點與周汝昌大相徑庭，使曹雪芹的旗籍問題，陷入進一步的聚訟之中。公案之九：靖本「迷失」靖應鵾藏抄本《紅樓夢》，是現在已知的十二種脂評系統的抄本之一，但也是唯一未能公諸於世的抄本。1959年夏天，南京的毛國瑤從靖應鵑家裡看到此書，並與戚序本對照，過錄下來一百五十條戚本所沒有的批語。其中有的批語為諸本所無，意義十分重大，如第十八回墨筆眉批：「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才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申(甲)，芟荑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鋤稷棘荊者，因利乘便。將非江錶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愴傷心者矣。」接下去又有：「大族之敗，必不至如此之速，特以子孫不肖，招接匪類，不知創業之艱難。當知『瞬息榮華，暫時歡樂』，無異於『烈火烹油，鮮花著錦』，豈得久乎!戊子孟夏，讀虞(庾)子山文集，因將數語系此。後世子孫，其毋慢忽之。」批語署年為戊子，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距雪芹甲申之逝只有四年時間，應出自畸笏一千人之手。誠如余英時所析論的那樣，此一批語似流露出一種朝代興亡之感，甚至可以「附會明代的終結」，其價值可想而知。又如第二十二回一條眉批：「前批知者聊(寥)聊(寥)。不數年，芹溪、脂硯、杏齋諸子皆相繼別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寧不痛殺!」丁亥夏的批語，又自稱「朽物」，自然是畸笏的口吻；而他稱脂硯已先他而去，因此脂硯和畸笏當然不是一個人，這對解決脂硯和畸笏是兩人還是一人的問題，提供了實證。由此可見靖藏本的重要。據毛國瑤回憶，該本分十大冊裝訂，每隔四回即有藍紙封面，並鈐有「明遠堂」、「拙生藏書」篆文圖記。1964年他曾將過錄下來的一百五十條批語寄給俞平伯、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等紅學家，後來周汝昌在香港《文匯報》和《文物》雜誌撰文介紹過囚，1974年9月始正式刊載於南京師範學院編印的《文教資料簡報》。但靖藏本本身，除毛國瑤外，紅學家誰都無緣看到。據說是「迷失」了，而且早在1964年靖家就沒有找到這部舊藏。與此相關的還有「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的批語問題，也是毛國瑤抄給俞平伯的，系靖應鵾在《袁中郎集》中找到的一張殘頁，內容為：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此是第一首標題詩。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千除夕。芹為淚盡而逝，余常哭芹，淚亦待盡。每思覓青埂峰，再問石兄，奈不遇賴頭和尚何，帳帳。今而後願造化主再出一脂一芹，是書有幸，餘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申八月淚筆。這條批語中，署年為「甲申八月」，甲戌本作「甲午八日」，顯然靖本為是，考證雪芹卒年也就不會發生是否記錯時間的問題了。但「夕葵書屋《石頭記》」是否即是靖藏本?又增加了一層疑難。人們真希望已經「迷失」的靖本能夠「迷途知返」，重新回到藏主手中，然後公之於眾，以有益於紅學研究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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