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魏晉時期，「好名」成了士林風尚，出現了所謂名士現象，而它實則是重名社會的產物。漢代自武帝起，逐漸確立了一種察舉、孝廉制度以徵召官吏，鄉黨、郡國以至京師對於人格的品評、品藻開始非常重視。由於漢末反宦官集團政治鬥爭的需要，在官僚士人集團中漸漸形成了一種「清議」勢力，他們以風謠、韻語形式對人物加以品題，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輿論力量。清談的興起，大抵由於東漢末年黨錮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殘與壓迫，因變其具體評議朝廷人物任用的當否，而為抽象玄理的討論。這是一群避禍遠嫌，消極不與其時政當局合作的人物，「竹林七賢」正是此中代表。他們有別於漢末和正始名士，離現實政治更為遙遠，一意追求生命在長天大地下的自由與奔放。他們放浪形骸、琴瑟為友、吟嘯山河、聲鳴天外，這是一群由性的人。「七賢」之名，最早出現在東晉孫盛作的《魏氏春秋》里，指的是阮籍、嵇康、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七人，因為這七人曾經一塊兒在河內山陽（今河南修武）居住遊覽、飲酒談樂，這樣就得到了「七賢」之號。至於「七賢」的前面何以冠有「竹林」二字，一般人大概都是根據《世說新語· 任誕》中有關他們「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的記載，把「竹林」理解為普通的竹子林。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獨標新義，他認為「竹林七賢」是先有「七賢」而後有「竹林」。「七賢」所取為《論語》「作者七人」的事數，實與東漢末年「三君」、「八廚」、「八及」等名同為標榜之義。迨西晉之末，僧徒比附內典外書之「格義」風氣盛行，東晉初年乃截取天竺「竹林精舍」之「竹林」二字加於「七賢」之上。至東晉中葉以後江左名士孫盛、袁宏、戴逵等人遂著之於書（《魏氏春秋》、《竹林名士傳》、《竹林七賢論》），而河北民間亦以其說附會地方名勝，如郭緣生《述征記》所云：「白鹿山東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蓋謂此也。」這都是因為不明白「竹林七賢」名稱的由來所作的附會。這個說法得當與否，我們且不管吧！無論如何，「竹林七賢」的稱呼，是在距離七人生活不遠的年代就流行開了，這是事實。從今天遺留下的有些南朝畫像磚上，我們已可看到這幾個人物並列的圖像，把他們當作一種反抗的「群像」看，應該沒有大問題。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由300多塊古墓磚組成，分為兩幅，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四人佔一幅，向秀、劉伶、阮咸、榮啟期四人佔一幅。八人席地而坐，或舉目凝神，或撫琴嘯歌，或端杯對酒，或昂首傾聽，特徵鮮明，呈現出一種最能體現個性的姿態，充分表現了士族知識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

「竹林七賢」是作為一個群體而為後人熟知的，其實他們性情各不相同，思想與行為方式也各有差別。宋代的葉夢得在《避暑錄話》里曾經評論這七人說：「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無足道，但依附此數人以竊聲譽。山巨源自有志於世，王戎尚愛錢，豈不愛官？故天下少定皆復出，巨源豈戎比哉！而顏延之概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為人而設也。唯叔夜似真不屈於晉者，故力辭吏部，可見其意。又魏宗室婿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絕去圭角，如管幼安則庶幾矣。阮籍不肯為東平相，而為晉文帝從事中郎，後卒為公卿作《勸進表》，若論於嵇康前，自宜杖死。」我們看葉老說的，也不免太有火氣些。他用政治標準來衡量七人，這樣就只有嵇康最值得稱道了，其餘六人就不免有或大或小的瑕疵，特別是向秀和阮咸就差不多是狗尾續貂了。這樣看來，葉夢得的評斷就不免有失公正。其實這七人，儘管秉性各異，不過也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在個性的抒發和伸張上，他們是一點也不願含糊其辭的。在以儒家禮教為主導的社會中，他們實在是憑著那由性放浪得來的真性情而相互吸引，聚到一塊兒的。「竹林七賢」的名聲極其顯赫，但相關的記載卻相當零碎，我們綜合各項材料來看，大體可以知道，七賢的林下之游主要在正始中期至正始十年（249 年）高平陵之變前的那四五年時間。此後政治形勢驟變，一方面迫於壓力，阮籍一改其退避的態度，出仕為司馬懿的從事中郎，已無暇與諸賢悠遊於林下，從事中郎又參與機密，也不便於和嵇康等人私下交往；而山濤又和司馬氏有親戚關係，他大約在司馬氏為輔軍大將軍、掌握了中央實權的嘉平三年（251 年）或稍後些便重新出仕了，應該也無從作林下之遊了。他們都不像中散大夫嵇康那樣可以不幹什麼公務。

《高逸圖》中的阮籍與劉伶「竹林七賢」中以阮籍、嵇康、山濤為主要人物，其餘四人算是加盟者。山濤為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人，和嵇康寓居的山陽（今河南焦作、修武間）同屬一郡，相去不遠，兩人往來很方便。「竹林七賢」的發育就始於他們（以及呂安）的交往，阮籍稍後加入。三個人當中，嵇康年紀最輕，也最活躍，竹林之遊以他為核心，所以山陽便是他們常相歡聚的地方。七賢之一的王戎後來回憶說他與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應該可以認為山陽便是「竹林」的所在。其實，所謂的林下之游，只宜理解為諸賢曾在山陽嵇康隱居處的竹林以及其他地方有過若干次著名的聚會，喝酒清談，一時名聲很大，而非整日待在一起。他們之間保持著某種高雅的默契，只是並非每次聚會七人全到，也不是只有這七人才有資格加入，有時也有其他人，如呂安，但範圍基本確定。高平陵政變後，七賢星散，三巨頭中只剩下嵇康仍處在原來的狀態之中，這時追隨他的是向秀和呂安。這時，理論的討論已趨於淡化，重點轉向了實踐。史書記載嵇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他還親自鍛鐵鑄劍，當然目的只在於「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鑄劍乃是學道的分內之事，道士認為好劍也有種種特異功能，如渡江涉海時可避蛟龍，平時也可防身去害。嵇康既熱衷於採藥服食以養生，他鑄劍的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向秀經常充當他鍛鐵鑄劍的幫手，他們不僅在山陽舊宅附近鑄劍，也在洛陽從事於此。後來，形勢漸變，司馬氏代魏稱帝，嵇康也因不從於當權，被殺了，「竹林七賢」到此便完全散落了。（摘自《魏晉風度：竹林七賢》，申祖勝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魏晉風度竹林七賢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5定價：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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