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士人的馴化上，明朝的第二個祖皇帝、明成祖朱棣，不僅搞反面教材，而且還立標兵模範。

　　永樂九年即公元1411年，朱棣在罷黜個性十足解縉首輔之職後，拿起了解縉版的《太祖實錄》，越讀越不對勁，先前的讚譽都像是反語諷刺。於是心態多疑的他，又採取了行動，重新組織人馬，下令三修《太祖實錄》。

　　這次修史，他派的是心腹姚廣孝，出任監修。

　　姚廣孝是朱棣心目中的標準家臣。

　　姚廣孝，生於元末即公元1335年，幼名天僖，江蘇蘇州人，本是一個醫生世家子弟，但卻年紀輕輕進入佛門，十四歲就剃度出家了，去蘇州妙智庵爲僧，法號道衍，是個精通儒釋道三教的半儒半道之僧。

　　爲什麼一個醫生子弟要學佛呢？史料顯示，這是曲線入仕策略。在決定此子爲僧的家庭會議上，姚廣孝的伯父姚震之給出的理由耐人尋味：“爲學有成則仕於朝，榮顯父母，不則就學佛，爲方外之樂。”說與其當官光耀家門，不如就近學佛，超然物外，或更可得更大收穫。可以說姚家目光長遠，劍走偏鋒，將仕朝與學佛有機結合一起。

　　法號道衍的姚廣孝事佛，從一開始便不循常途。他讀書工詩，曾師從道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並研習兵法。同時，雲遊四方，廣交名士。如果考慮到當時紅巾軍起義於元末爆發，天下已然動盪，處此之時，道衍的所學所爲該是意有所圖的。

　　元至正二十五年即公元1365年，天下大亂即將破曉之際，姚廣孝寫了一《斥牟文》，對民間疾苦大發慈悲，說：“至正乙巳夏六月，餘行壠上視苗之長否，有老農泣於旁。餘問其故，曰：夫蟲牟食苗之根，苗概死矣。”

　　此文以田間蟲牟指斥人間惡相，表露了姚廣孝身爲出世之人，卻時刻關注着現實社會。事實上，當時便有友人這樣評價他：“有當世才，雖自匿，欲有所用之。”

　　說他有平天下之才，只是暫時蟄伏。其實以隱者姿態示人的道衍，一向是不甘於寂寞的。

　　不過，元末亂世紛擾十數年，卻並沒有給道衍什麼機會，隨着朱元璋定都應天府，建國功成，元帝北遁，由亂而治的歷史週期律似乎又一次地履行完自身的使命，開始了下一個輪迴。儘管道衍於洪武八年因爲通曉儒學被召至京師，但並未在仕途上有所斬獲，而是於第二年春被“賜還吳門”，回到蘇州西山海雲院，過起了“無過客則終日危坐澄想”的生活。

　　當四年後，道衍再次出遊，在浙江揚帆之時,47歲的他已是倚杖而行了，老態已現的道衍和尚只能慨嘆“死期將至，故痛自鞭策”了。

　　歷史與姚廣孝即將擦肩而過。但歷史的詭譎與精彩也恰恰在於出其不意的機緣巧合。

　　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朱元璋廣選天下高僧，隨侍諸王，爲已故的馬皇后誦經祈福，道衍被推薦成行。因與時爲燕王的朱棣言語投機，隨即北上北平，成爲慶壽寺主持。

　　姚廣孝一生的功業便由此發端。

　　史載，道衍至北平後，“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

　　我們知道，太子朱標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即1392年去世的，在此之前，皇位繼承人根本不是個問題，面對身爲嫡子的大哥，老四朱棣恐怕也不敢有什麼非分之想。而在此之後，隨着皇太孫朱允炆被確立爲繼承者，朱棣必然在考慮“後朱元璋時代”的境遇了。道衍在洪武二十五年前後究竟在與朱棣密謀些什麼，很有可能，他很早就預見到未來必有一戰。

　　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在改變了大明朝歷史走向的同時，也給了姚廣孝一把開啓事功的鑰匙。

　　當朱棣正爲侄子皇帝的步步進逼而惴惴不安時，道衍卻已嗅到了遲來的歷史機遇。他給予朱棣最大幫助，不是謀略，而是超凡信心。在起兵靖難之初，以地方軍對中央軍，朱棣心裏並未完全有底，擔心大明國民不會跟他走。而姚廣孝以一句“臣知天道，何論民心”的天意玄機，力勸朱棣起兵奪位，並以術士“異日太平天子”的斷語來對朱棣不斷施加心理暗示。

　　當然，他並不是全部玩玄的，也有現實謀劃。心理暗示同時，道衍理性分析了朱棣眼下的處境以及所擁有的優勢資源，斷言成功機率極大，並通過在燕王府中開鑿地下室、飼養雞鴨鵝等手段爲遮掩練兵制器聲音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

　　這些都爲朱棣起兵做了最基礎的理論支持和實踐準備。

　　建文元年即公元1399年，在“清君側”旗號下朱棣向侄子發難，靖難之役爆發。

　　靖難之役是姚廣孝的成名戰，在這場戰爭中，他運籌帷幄，如魚得水，充分展示了“劉伯溫二世”般的智慧。

　　戰爭初期，中央軍趁朱棣進襲大寧、老巢空虛時，圍攻北平，道衍作爲當時北平實際上的大幕僚，負責了守禦戰，成功地保住了燕軍老營。

　　之後，燕軍先後遭遇“圍濟南三月不克”、東昌大潰、主將陣亡危急時刻，姚廣孝因勢利導，充當了政委角色，爲朱棣打氣，使得燕軍將士堅持將這場看似希望渺茫的戰爭打了下去。

　　隨後，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交戰雙方處於膠着，僵局遲遲無法打破。姚廣孝又出高招，提出“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的戰略決策，說白了，就是讓朱棣不要計較一城一地之得失，集中主力直插都城南京，這一招終於使這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戛然而止，燕軍大勝收官。

　　一場以“一隅對天下”的不對稱戰爭，只四年就見了分曉，據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之地的朱棣居然笑到了最後，這不能不令人驚訝。同時，也不得不佩服姚廣孝在戰前的先見之明與戰爭中的縱橫捭闔。

　　朱棣靖難之役的成功，改寫了大明歷史，同時也爲姚廣孝打開了入仕之門。

　　朱棣成爲永樂帝后論功行賞，道衍和尚因“首贊密謀，發機決策”，“論功以爲第一”，成爲創建永樂朝第一功臣。永樂二年即1404，道衍被授予太子少師之職，成爲當時文臣最高級別，並複姓，被賜名“廣孝”。孝者，前忠後順，可見朱棣心儀臣子是何標準。

　　從此，“姚廣孝”三字便成爲明史中令無數人追憶的身影。有關姚廣孝曾以對聯、占卜等方式促使朱棣起兵的傳聞便成爲民間話坊乃至文人墨客筆端不斷被渲染的傳奇。這給君臣二人關係也增添神祕色彩。但是，世人不知，姚廣孝功業成就後，遭遇了一次次拷問，做了高官的他，並不十分開心。

　　在“僧”與“士”身份間搖擺的姚廣孝，在政治上似有大得，但朝堂生活卻讓他生出無以名狀的自抑。因爲他漸漸認識到，自己陷入了新一番士人悲命輪迴。

　　姚廣孝早年有不少志趣相同的詩友，儲如名士高啓等，在朱元璋爲政嚴猛的風暴中，他們多成爲洪武年間的冤鬼，這使姚廣孝對於血腥酷政持有強烈的反感，恐怕這也是他積極策劃靖難之役、以求推翻朱元璋既定政治框架的動機之一。

　　但當朱棣登上皇位，重構大明政治格局時，卻以一場更加血腥慘烈的屠殺開啓了“永樂之治”，人所共知的方孝孺事件就成了那個時期政治空氣的範本。

　　在方孝孺之死上，姚廣孝體現的是一個家臣的無力。當朱棣聽從了他的建議，準備直襲京師之際，姚廣孝曾特意提及方孝孺，說：“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儒，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勸朱棣莫殺大儒。可朱棣卻不僅殺了方，而且還“誅十族”。姚廣孝只能無奈長嘆。

　　永樂開朝後，姚廣孝得到了榮華富貴，朱棣給姚廣孝的太子少師是正二品實職，朱棣和姚廣孝談話，從來不叫他的名字，而稱他爲少師，可見皇帝對他似乎是極爲尊重的。此外，朱棣還允許姚廣孝蓄髮，賜給他府第和宮女，在朝堂上，他的衣着和身份，不僅在當時獨一無二，而且在歷史上也是少有的。

　　但這都是表面上的，實質上，姚廣孝對朱棣，沒有說不的權利，只有聽命二字。

　　永樂九年，起疑解縉版史記的朱棣，決定重修《太祖實錄》，於是任命年已七旬的姚廣孝主持兩部大書的編修。

　　皇帝讓少師發揮餘熱，少師不敢不從。晚年姚廣孝，兢兢業業開始“鏟史”。

　　此次修史更加“仔細”，費時六年，刪除一切對永樂帝朱棣不利的史料，增加不少朱棣自以爲是的“史實”。諸如爲了證明朱棣當皇帝乃天命，史臣們又編造了這樣一則故事——

　　老皇帝朱元璋在臨死前一直咽不下氣，反覆問“燕王來未？”

　　這應該屬於中國版天方夜譚。一直相信父子家天下的朱元璋，如果臨死前唸叨燕王，肯定是告誡皇太孫和大臣們要提防這位四皇子，絕對不會在臨崩前想把皇位傳給他，更不會說什麼“國有長君，吾欲立燕王”。況且，建文帝即位時已經成年，根本不是什麼不懂事的娃娃“幼君”。

　　姚廣孝這所謂成就被後世垢病，學術史稱他：“晚著道餘錄，頗毀先儒。”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因爲修史編故事，姚廣孝受到儒者的鄙視，晚節不保。

　　永樂十六年即公元1418年五月《太祖實錄》成書，朱棣設宴賞賜有關人員時，爲此耗盡餘生的姚廣孝卻已經在兩月前與世長辭了。而朱棣對家臣廣孝的遺作非常滿意，拿到成本後他“披閱良久，嘉獎再四”，並對跪伏於殿下的幾個廣孝跟班文人高興地說：

　　“庶幾少副朕心。”

　　終於，這個版本基本符合皇上心意了。不知九泉之下的姚廣孝，得知皇帝此言，是欣慰還是慚愧呢？

　　功成名就後的姚廣孝，曾搞了一次衣錦還鄉。但是，回到故鄉時，他的父母均已去世。父母沒有看到他的功成名就，這不免使他感到有些悵然。更爲尷尬的記錄是，他回家鄉長洲看望同母姊妹時，不但不納，反而將他大罵一通。衣錦還鄉的他，遭到姐姐痛罵，還導致老友絕交。他去訪問老友王賓時，王賓不見，只遠遠地對他說：“和尚誤矣，和尚誤矣。”

　　在朋友眼裏，像姚廣孝這樣的出家人，至少是“不正”的。甚至是民族一罪人！你對洪武時期文人好友的命運痛徹心肺，你希望改朝換代，換來郎朗清平世界，但是去了朱元璋，來了仁慈的建文，不是很好嗎？偏偏你又利用聰明才智，助紂爲虐，扶植了一個比朱元璋更狠的屠夫上臺。

　　一生蟄伏的姚廣孝曾作《雜詩八首》，其中一寫孔子，一寫秦始皇。這兩首詩，其實是變相地頌聖，意欲二者合一，自己做孔聖傳人，朱棣做取代秦始皇的斬蛇之漢劉邦。

　　而他的這個偉大志士夢，算是實現了麼？自古道“伴君如伴虎”，帝王無友。歷史常態往往是做臣子從死人堆裏爬出來，好不容易混到了太平盛世，想安享幾年的清福，就被做君主的莫名其秒的給秒殺了。而且，這樣的事件始終貫穿整個歷史至今，此起彼伏。但是，姚廣孝與朱棣卻是一個例外，廣孝活到耄耋之年，壽終正寢。但究源由，這是以臣子忠順爲條件。廣孝善終，是因爲找準了家臣定位。有不少史料對姚廣孝高度讚譽，稱之爲“黑衣宰相”，這分明是言過其實。夫家臣者，以君爲國，故利君未必利民也。對於國家民族，他毫無貢獻，對於主子朱棣，他卻肝腦塗地。策劃靖難之役，爲明朝送上第二位暴君；編修太祖實錄，篡改歷史；冒名《永樂大典》，貪解縉之功。這個高人，一生乾的這三件事，哪一個利國利民、能垂名青史？

　　即便姚廣孝本人，追憶自己所爲，怕也是難如意的。想當年，姚廣孝千叮萬囑，要求朱棣不殺方孝孺，而朱棣卻滅了方孝孺十族。這不禁令人拷問：在皇帝朱棣眼裏，姚廣孝究竟是高人還是家奴？如果他不識趣，是不是會比方孝孺死得更慘？又會不會和解縉一樣，成爲另一本反面教材呢？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