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六年即公元1408年冬，《永樂大典》正式成書，但慶典上卻沒有“總編”的身影。原來此時該書總裁解縉業已失寵。他被皇帝調離京城，派到天涯海角去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具體說來，解縉失去朱棣寵信，是有一個過程的。主要是兩起事件。

　　一是“干預皇室待遇”事件。

　　皇帝慣二兒子漢王朱高煦，給予破格待遇。大臣們看不順眼，一般也不敢說不便說，但別人不說，解縉卻跳出來給皇帝“上課”了：“啓爭，不可也！”解縉告誡朱棣，你這麼做，不對，漢王不是太子，待遇嚴重超標，規格高過了太子，會引發更大的爭端，望皇上不要這樣做。

　　才子不知，朱棣比他父親朱元璋還保守專制，在他心目中。皇帝的內事臣子是不能主動參與的，皇帝要做的事臣子也不能冒然反對。

　　《明史》記載了朱棣的反應，“謂其離間骨肉，恩禮浸衰”。

　　受到解縉告誡的朱棣，十分暴怒，徹底撕去往日君臣之間溫情脈脈的面紗，將一大股火氣向解縉發泄，直指着解縉的鼻尖罵：你這是離間骨肉。

　　這是解縉第一次捱罵，其事態可想而知，有多嚴重。

　　朱棣一動怒，驟然間對解縉產生了極深的厭惡、戒備和疏遠。

　　接下來，最後一根稻草接踵而至。那就是征服安南。

　　永樂四年七月，大明王朝的藩屬國安南，就是今天的北部越南，宣佈獨立。

　　怎麼辦呢？朱棣傾向討伐。派兵收復安南。

　　皇帝決定打了。識相的大臣們一般會隨聲附和。然而，作爲內閣首輔，解縉卻和皇帝唱起了對臺戲，主撫安南。解縉說，對安南這樣的藩屬國，不要動輒使用軍事手段，還是用外交和政治手段解決問題更爲合適。

　　他的理由在哪裏呢？解縉這麼說，還真不是信口開河存心和皇帝作對。作爲一個學者型官員，解縉對安南人文地理很有研究。解縉看透安南文化——好戰忘義。覺得安南叛服無常，即使鎮壓下去， 也會再起波瀾。於是力勸皇帝 “攻心爲上”“懷柔遠人”“崇德抑武”，“宜安撫爲由”，不要輕率出兵。

　　解縉不知，作爲一名職業軍人出身的皇帝，朱棣偏好征戰與八方來賀。永樂帝的國內計劃和對外征戰的花費是巨大和浪費的；它們給國家和黎民百姓造成了異常沉重的財政負擔。這些計劃的耗費引起了一些言官的批評，但卻無濟於事。

　　這次朱棣完全不聽解縉的意見。以爲其是儒生之見，太過溫柔。

　　下定了要拿越南人開刀決心的朱棣，誰也拉不住。就這樣，雄武好戰的朱棣，迅速派出強將新城侯張輔，實行大軍壓境，號稱八十萬大軍的明遠征軍僅用了半年時間，就佔領安南東都升龍與西都清化，並生擒叛亂首領胡朝胡氏父子，安南之亂很快於永樂五年即公元1407年初、初步平定。朱棣當即詔告天下，改安南爲交趾，設三司布控，至此，安南迴歸中國，正式成爲中國的一省。爲了這個交趾新省的重建，朝廷要抽調一批相鄰交趾的廣西官員，派往交趾任職，這樣一來，廣西就出現了大量的官員空位，需要中央選派官員補任。

　　朱棣第一想到的就是解縉。對解縉勸諫罷兵十分惱怒， 這次平叛正想殺殺解縉的銳氣，此前其又捲入皇室爭鬥，挑撥皇帝父子關係。所以，教訓才子的時候到了。

　　永樂五年二，朱棣宣佈，免除解縉翰林侍讀、右春坊大學士之職，由胡廣接任內閣首輔。轉任解縉爲廣西布政使右參議，調離京城。

　　從建文四年十一月，到永樂五二月年，即公元1402年底到1407年初，解縉的首輔生涯四年零四個月。四年零四個月的時間，對首輔這個位置上的人來說，不算太長，但也不很短。但對一人的一生而言，肯定是短暫的。而這短暫時光，即是解縉官場生涯的最美好時光。之後，解縉一心還想回到當年，但這樣的好日子卻似乎離他越來越遠。

　　從永樂元年到永樂五年初，解縉這顆明星僅僅在永樂朝閃亮了4年多，就又一次跌落人生的低谷，這個滿腹經綸的才子，再次失寵了。

　　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永樂時代解縉的失寵，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

　　主觀因素是什麼？和洪武時期類同，解縉個性使然，恃才放曠，言行失度。

　　客觀原因又是什麼？這個和洪武時期就有些不同了。可以說，解縉遇到的永樂朝，是一個很特殊的時代。這個時代，特殊就特殊在，出現了較大的階段變化，先是大亂，然後大修，最後大治。

　　解縉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大修”階段。對於朱棣而言，解縉的最大價值是筆桿子,尤其是他篡位之後“大修階段”，在篡改歷史方面作用巨大。而今，皇位穩固、歷史篡改基本呈完成式，大修完成了，要立規矩大治了，高調放浪不羈的才子卻恰是皇威神聖不可侵犯絆腳石。

　　還有，就是寵臣與血親地位的對比。

　　我前面說了，因爲明朝實行保守專制，臣子的地位嚴重下降，臣子和皇子，絕對不可同日而語。解縉是寵臣，朱高煦是血親，而在朱棣眼裏，一個是奴，一個是主。因爲立儲一事，朱高熙和解縉已經結爲死敵，你死我活。臣子縱然有用，也畢竟是奴，兒子再不濟也是主。如果在骨肉和大臣間取捨，朱棣當然毫不遲疑地會選兒棄奴。

　　就這樣，才子解縉再一次被排擠出了中央。永樂五年初即公元1407年2月，才子再次離開京城，離別家人遠行。這次離京距離第一次離京已近二十年，此時的解縉38歲，已近不惑之年，但還是因爲政治不成熟、在皇帝面前沒擺正位置而遠離了權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