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講「現代資本論」的新書，來自法國經濟學家託馬斯·皮克迪。 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為此作推薦，同時也指出了此書的侷限，

「看到皮克迪教授《21世紀資本論》，我們會本能地想到要通過制度調整，去強行「糾正」收入分配，而忘記在現代經濟體裏最為根本的是消費分配，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財富分配結構。」

基於此，陳志武教授也提出了一些頗有社會意義的觀點：

在金融化使財富創造不再是零和博弈、財富分配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之後，不能再像人類社會貨幣化之前那樣看待收入分配與財富分。因為現在的收入差距跟之前不是同一回事，不完全可比。

鈦媒體編輯也特別留意到，他舉的一個中國例子，騰訊公司只有幾棟辦公樓，但它的總市值卻超過1.1萬億港元；阿里巴巴集團上市後的市值也會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等等。這些公司的市值顯然不是因為它們佔土地多少、樓房實物資產多少來定的，而是對這些公司未來無限多年收入預期的貨幣化結果，是對未來定價的結果，不是基於過去成本投入、土地投入、勞動時間投入的多少而定的。騰訊股權、阿里巴巴股權所代表的金融財富不是靠取代或擠壓其他財富所得，是中國財富的純增量。

因為是增量，所以就不再是純粹意義的財富分配機制所能得。

由此文末，有了對這個問題更為清晰的答案：為什麼19世紀以來，最具創新、創業活力的國家不是法國或其他歐洲大陸國家，而是在財富分配更不平等的美國？

以下是全文：

收入差距、貧富差距是一個永恆話題。《論語》說「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在孔子之後的2000餘年，從詩人、詞作家、小說家到思想家，關於貧富差距的論述數不勝數，但都是基於生活中的局部觀察、感悟而發，不是基於系統的長時段大樣本數據，更不是基於嚴謹的量化分析。

法國經濟學家託馬斯·皮克迪的新著《21世紀資本論》，就試圖克服過去的缺陷，應用量化歷史研究範式，通過收集自18世紀以來法國、英國、美國、日本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家庭與個人財富資料，對多國跨兩個多世紀的財富分配與收入分配圖景進行詳實分析和解讀，讓我們更加客觀地看到了人類社會財富分配結構的變遷歷史。

皮克迪教授的數據顯示，正如馬克思和其他19世紀學者所說的那樣，19世紀的工業革命使財富逐步往少數人集中，資本收益相對勞工收益的比值日益抬高，這個趨勢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也就是第一輪全球化結束之前達到頂峯（美國是例外，它的貧富差距要到經濟大蕭條之前的1929年左右才達到頂峯）。

在20世紀初的歐美，10％最富的人佔社會總財富的46％；從西歐到日本等國家，財富差距從「一戰」開始下降，這一下降趨勢一直持續到上世紀70年代冷戰結束時期，財富分配結構、收入分配差距經歷了60多年的持續改善，資本收益佔比下跌，財富與收入分配的集中度都在降低。

但是，隨著20世紀70年代末期冷戰的結束、新一輪全球化的重啟，世界的貧富差距重新惡化，不管是美國、西歐、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還是巴西、印度、印尼、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財富和收入再次往少數人集中，到今天仍然在繼續惡化。當前在美國，10％最富的人掌握了全社會48％的財富，而1％最富的人掌握了20％的財富。在皮克迪教授看來，現有的制度只會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

當然，對於皮克迪說的我們正在倒退回「承襲制資本主義」年代以及未來世界將進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時代」，這一結論值得商榷。比如，今天美國1％最富、10％最富的人羣跟50年前、100年前的最富羣體有多大的重疊？如果「最富1％」、「最富10％」羣體總在不斷變化、社會階層流動程度足夠高，那麼，即使最富1％的收入佔比很高甚至越來越高，「拼爹」就未必能保證成功。所以，收入集中度的提升跟「拼爹時代」不是一回事。

到底該如何理解現代經濟下的貧富差距？現今的貧富差距有多少是制度所致，多少是現代經濟的客觀本質所致？世界的未來真的像皮克迪教授所預言的那樣？

我們必須看到，皮克迪教授研究的兩個多世紀中，財富分配持續惡化主要發生在兩個時段：19世紀後半期到1913年（第一輪全球化）和1980年至今的30餘年（第二輪全球化）。這兩輪全球化不僅都經歷了市場地理範圍的大規模拓展，而且也都經歷了改變人類的技術革命。既然這樣，皮克迪教授對世界貧富差距會失控惡化的擔心是否是多餘的？正如庫茲涅茲所闡述的，貧富差距的短期惡化或許是特殊發展期的特殊現象。

一、財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費分配

對於人類來說，財富分配、甚至收入分配本身不是問題的關鍵，更為關鍵的是消費分配，因為不管是經濟學理論還是現實中，每個人的幸福或效用直接取決於消費，而不是貨幣收入和財富本身。如果消費分配不很極端而是比較平衡，那麼，即使財富分配過度集中，也不會那麼糟糕。

道理在於：一個人不會因為他是億萬富翁而每天喫100頓飯或者大熱天穿100件衣服，喫多了會發胖，穿多了會過於麻煩、也太熱。在筆者1986年剛到美國時，感受最深的事情之一是：在那裡，你很難根據一個人的穿著和喫的東西判斷他的財富水平，因為不管窮人還是富人，都能有錢買到差不多的基本生活品。

在2013年發表的一份很有影響力的研究中，芝加哥大學Meyer和Sullivan兩位教授發現，從2000年到2011年底，美國最富10％跟最窮10％的收入比累計增加了19％，原來前者的收入為後者的5.3倍，最近上升到6.4倍，也就是收入差距惡化了近五分之一；可是，最富10％人的消費跟最窮10％人的消費比同期間下降了，2000年時前者的消費為後者的4.2倍，最近下降到3.9倍。

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否過多打擊了窮人、幫助了富人呢？從2007年底到2011年的四年危機高峯期，最富10％跟最窮10％的收入比從原來的5.8倍，上升到6.3倍，收入差距惡化了，而兩者的資費比從4.3倍下降到3.9倍。相對於金融危機之前，美國富人和窮人的消費都因危機衝擊而下降，但富人的下降幅度更大。這兩位教授的研究也基本印證了筆者之前的生活感受。從消費的角度看，不平等的現象沒有惡化，反倒在改善。

現代經濟學家一般認為，財富差距、收入差距都應該關注並引起重視，但更為重要的是消費差距，後者的失控會直接影響到社會穩定、政治穩定。我們中國人常說「財富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財富規模達到一定的水平之後，對財富所有者的生活其實很難有實質影響，但消費是更為直接的，是每個人能感受到的。

因此，財富差距一般都遠大於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又大於消費差距。遺憾的是皮克迪教授只關注財富分配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的歷史變遷和未來走向，但沒有談到消費分配的變遷史，這是其著作的一項缺陷。

其實，在原始遊牧社會時期，因為沒有剩餘就無財富分配而言，人口稀少，土地、資源到處都是，也無所謂屬於誰的私有財富，所以，只有勞動收入，沒有資產性收入。同時，因為沒有貨幣、沒有市場交換，收入以獵物、果實的形式表現，所以，收入基本等於消費，收入分配結構就是消費分配結構。即使到了農業社會，多數時期生產為自給自足，貨幣化交易佔比很少，雖然財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費分配三者開始分離，但三者之差不是特別離譜，財富差距、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基本相當，尤其是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基本一致，研究財富差距、收入差距基本等同於研究消費差距。

可是，隨著貨幣化、市場化的深化，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的技術變革大大加快貨幣化和金融化發展之後，過去兩個多世紀裏，財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費分配三者不再是同一回事，相互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第一，資本的崛起使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以及不同有產者之間在勞動收入之外的收入出現分離，因而使得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不再同步，可以大為不同。

第二，旱災、水災、地震、戰爭等天災人禍會短期衝擊收入分配，但會更加廣泛、深入地打擊財富分配結構，財富越多的家庭受天災人禍尤其是戰爭的衝擊就越多，因此天災人禍時常使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出現巨大分化。

根據皮克迪教授的估算，在「一戰」之前的1913年，法國最富1％家庭的財富佔全社會財富的55％，但經歷兩次世界大戰衝擊之後到1947年，他們的財富佔比下降到30％，使財富集中度大大下降。

正因為富人的財富佔比受戰爭打擊最大，儘管他們的勞動工資收入佔全社會工資收入的比重在「二戰」後和「一戰」前基本一樣（6.2％），但資本收入的重挫使最富1％階層佔社會總收入的比重，從「一戰」前的19％，下降到「二戰」後的8％！因此，戰爭等天災人禍可以重創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的相對關係。

第三，由於各類保險、退休養老基金及其他投資基金等金融產品的豐富發展，加上政府保障體系的建立，收入可以因天災人禍等風險事件而波動起伏，因生老病殘而變化莫測，但消費卻能保持平穩，進而使收入分配可能非常不平均，但人際消費差距卻可以相對較小。

假如一種病毒一旦感染上就需要1億元才能治療好，而每個人每年有千萬分之一的概率感染上，也就是說每人每年有10元的預期治療費；如果沒有針對這種疾病的醫療保險，一旦感染上這種疾病，就會大大衝擊家庭和個人的財富，改變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三口人的家庭需要存滿3億元才能完全防範這一病毒，否則，如果全家三人都感染上，就會給全家的財富和收入帶來極大衝擊，消費會難有著落並挑戰生存；而如果有針對此病毒的醫療保險，那麼，全家每年支付三十幾元保費就能保全病毒風險，這是富人和窮人都付得起的保費，其好處是把消費跟疾病風險隔離開來。

由此可見，19世紀以來不斷深化並豐富化的金融革命與20世紀興起的現代政府社保體系，真正使消費分配與財富分配、收入分配出現分離，後者可以越來越往少數人手裡集中，但消費分配照樣能保持穩定、甚至變得更加平等。美國、西歐國家20世紀的經歷都如此。

以前我們傾向於接受皮克迪教授的觀點，即貧富差距太大會導致社會動蕩甚至革命，不患寡但患不均。可是，社會學家托米·本特森、康文林與李中清等學者在編著《壓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歐洲與亞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中談到，到19世紀後期，中國農村的土地分配差距和收入差距遠低於瑞典、比利時、義大利和日本的鄉村，按理說這些西歐國家和日本更可能發生農民革命或其他社會動亂，但實際情況相反，是中國發生了更多動亂。

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西歐的教會滲透面以及後來的政府福利遠大於中國，起到重要的調節風險事件衝擊的作用，所以，那些國家的消費分配不完全取決於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尤其是社會底層的消費得到教會和福利補貼較多。但在中國，除了宗族血緣網路內的互助救濟外，其他民間救濟有限，政府福利也缺，因此收入差距更容易變成消費差距，進而更容易激發社會動蕩。

從國與國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收入差距甚至在一定條件下能促進人類進步。按照歷史學家麥迪森的估算，公元1500年時富國人均GDP大約為窮國的1.5倍，到工業革命早期的1800年，富國人均收入是窮國的4倍，到1900年這個差距擴大到10倍，而在2000年時則超過20倍！

雖然過去500年國與國間的貧富差距加大很多倍，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從中國、印度到非洲國家，各國人民的生存狀況同期間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既走出了野蠻，又比歷史上任何時期更好地解決了溫飽。全球絕對貧困人口在減少，人均受教育水平、醫療條件、預期壽命等反映人類發展的重要指標在持續改善。即便是窮人，其絕對生活水平也有顯著提高。一些國家先富很多，窮國也得到好處。

如果我們查看1913年之前的媒體和學者的評論，我們會發現，正因為那時期富國人均收入已經是窮國的10多倍，給中國、印度等形成了巨大的發展壓力，並且也給後者提供了許多可輕易照搬的成熟技術等後發優勢。可是，兩次世界大戰縮短了富國窮國的收入差距，也因而減輕了窮國的發展壓力，後發優勢沒有得到發揮。

如果沒有兩次大戰的減壓，或許中國等金磚四國那時期就能利用差距快速追趕，而不是要等到1980年之後。當然，到上世紀80年代冷戰結束時，富國跟窮國的差距更大了，成為窮國更大的發展壓力，這在相當程度上造就了中國的崛起、成全了「金磚四國」。貧富差距帶來發展動力。

所以，對於現代社會，只要消費差距不失控並且低收入人羣也能有體面生活，其他差距不一定只是壞事。

二、貨幣化惹的禍？

人類不斷地貨幣化與金融化，把消費分配跟收入與財富分配之間的距離拉大了，使這三者不再是一回事，也使得財富差距拉大了。從皮克迪、斯蒂格利茨到其他學者，都認為改變資本制度是糾正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而之所以是這樣，是由於他們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財富分配上。

一個事實是：上帝創造的人並非人人天賦平等。我們可能都希望自己像姚明那樣打籃球、像愛因斯坦那樣做科學、像蓋茨那樣做電腦，但自己的天賦如何已經是既成現實，無法改變。既然天賦能力各異，那麼，應該怎樣設計制度，才能把少數天才對人類貢獻的最大潛力發揮出來，推動人類進步呢？很顯然，如果制度的目的是人人收入平等，沒有幾個天才會有激勵發力。

當然，也可以像計劃經濟那樣禁止貨幣化、金融化，使經濟活動完全實體化，亦即讓收入和財富都只能以糧食、動物肉、魚、衣服、房子、土地等實物體現，使人類交換也只能按以物易物的方式進行。那樣，人的成功不再以貨幣收入、金錢財富多少體現，而是以賺了多少斤肉、多少斤魚、多少斤糧食、多少件衣服、多少間房子來衡量。

正如前面所述，如果是這樣，頂尖天才的潛力發揮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會停止，因為人體每天的熱量需求畢竟只有三四千卡路里，喫多了會長胖，所需要穿的衣服也不會因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大熱天穿多了會受不了，等等。因此，當經濟完全實體化並禁止貨幣化時，等於給每個人的收入追求和財富追求設定上限，抑制天才最大化發揮潛力的動力。

比如，假如土地的多少是個人成功和財富的唯一標準，也是財富的唯一載體，誰擁有的土地多，誰就是社會中更加成功的人士。如果是這樣，那麼，世界的財富就會很有限，因為世界的土地量是給定的、有限的。同理，以黃金、銀子作為成功、財富的唯一度量，最終也會限制能者的激勵，因為這些實物的東西也是有限的，是不能再創造的，會限定世界財富總量。

那樣，創業、商業就都成了零和博弈。也就是說，用實物作為財富的度量和成功的象徵，只會把商業、把財富分配變成你死我活的鬥爭，零和博弈下的創業難有價值創造。因此，就有了基於信用貨幣的現代經濟之前人類社會普遍鄙視商業、鄙視創業。

在價值的度量衡被信用貨幣化、財富被金融資本化之後，由於信用貨幣量、金融資本量不受實物量的制約，社會的金融財富總量是沒有上限的（就像從中國金融財富總值在數量級上不斷上升中所看到的那樣），每個人可以追求的收入與財富也沒有上限，尤其重要的是企業家、創業者所能得到的財富不一定是以擠掉別人的財富為前提，而是純粹的新創造！

騰訊公司只有幾棟辦公樓，但它的總市值卻超過1.1萬億港元；阿里巴巴集團上市後的市值也會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等等。這些公司的市值顯然不是因為它們佔土地多少、樓房實物資產多少來定的，而是對這些公司未來無限多年收入預期的貨幣化結果，是對未來定價的結果，不是基於過去成本投入、土地投入、勞動時間投入的多少而定的。

騰訊股權、阿里巴巴股權所代表的金融財富不是靠取代或擠壓其他財富所得，是中國財富的純增量。

世界上可以創造的公司數量沒有上限，創業者每多創造一個成功的公司就給世界金融財富提供新的增量，所以，過去近200多年裡，隨著貨幣化、金融化的深化發展，不僅創新創業者、企業家可以不受限制地發揮他們的天賦潛力，而且人類總財富和收入在不斷增加。

也就是說，在金融化使財富創造不再是零和博弈、財富分配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之後，不能再像人類社會貨幣化之前那樣看待收入分配與財富分。

因為現在的收入差距跟之前不是同一回事，不完全可比。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前面談到，只要消費差距不失控、只要社會保障體系讓低收入羣體能體面生活，富有者的金融財富增多之後更多是一些讓人感覺良好的數字而已。

每個時代的學者都會為貧富差距擔憂，儘管回頭看，過去許多擔憂是多餘的。正如皮克迪教授在書中總結的，在18世紀末人類還處於農業時，土地是財富的主要載體，當時的思想家就擔心土地分配差距會使人類走向致命的不平等，「均田地」總是很有號召力。在那時期的李嘉圖看來，隨著人口和產出的雙增長，土地只會變得更加稀缺，土地價格和租金收益只會越來越高；如果土地分配非常不平等，那麼社會收入的分配結構也會變得越來越不平等。

到了19世紀後半期，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化，土地分配不再被看成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馬克思觀察並判定：工業資本的分配結構纔是收入分配的決定性因素，擁有廠房、機器設備等工業資本的人必然會佔有越來越高的國民收入份額，而勞動者的所得佔比只會越來越低，讓工人階級走向長期貧困，也因此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可是，過去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工業資本分配不平等並沒有將人類帶向毀滅性革命，資本主義繼續調整適應至今。

到今天，皮克迪、斯蒂格利茨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土地分配，也不把注意力專註於機器設備、廠房等有形工業資本的分配結構上，而是到金融資本上找「掘墓人」。

因為金融資本比土地和工業資本具有更加快速、更加低成本的流動性，所以，一旦發現高收益預期的投資機會、創業機會，金融資本家可以比土地資本家、工業資本家更輕鬆地將資本投於其中，能更快更多地賺取數倍的投資回報，也能輕易地跨越國界流動。

於是，在今天的世界，誰掌握更多的金融資本，誰就更能在收入競爭中勝出。那麼，金融資本在不同羣體中的分配差距是否會最終把人類帶向革命呢？是否真的是「這次不一樣」？

我們可能會說金融化與現代技術帶來的賺錢方式變革只是「肥了」金融資本家，並沒有給普通人帶來利益。但是，基於金融資本的PE基金、創業投資基金也使眾多草根出身的創業者成為億萬富翁——李彥宏、馬化騰、俞敏洪等這些新一代億萬富翁，如果我們還是處於沒有貨幣化的土地財富和產業資本時代，他們即使再有能力，也不太可能實現自己的創業夢！金融資本的流動性帶來了更好的草根羣體上升通道，讓我們更加靠本事，而不是都要靠「拼爹」才能成功。

新興行業也為全球範圍內的資源共享、消費均等化，特別是在縮小不同收入人羣間的知識與信息鴻溝方面創造了更多的機會和條件。以前只是有錢人才能用得上的電腦，在競爭帶來的價格大跌之後普通人家的子弟也能用得起。今天的國人不出國門，就可以通過互聯網學習耶魯大學希勒教授的金融學課程，網路醫療的進步，使得以前只有達官貴人才能享受的醫學會診，普通人也能享受。IT業的產品在銷售到一定的數量、獲取必要的收益之後，再免費提供給民眾，也是零成本的，等等。這些無疑有利於促進人類的生活水平和發展機會的均等。

看到皮克迪教授《21世紀資本論》，我們會本能地想到要通過制度調整，去強行「糾正」收入分配，而忘記在現代經濟體裏最為根本的是消費分配，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財富分配結構。

在這個層面，我們或許能清晰看到：19世紀以來最具創新、創業活力的國家不是法國或其他歐洲大陸國家，而是在財富分配更不平等的美國。

這一狀況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設計的必然：

第一，定位於人人機會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第二，為不幸運者提供底線社會保障，確保每個人能夠享有體面生活；第三，通過更加自由的貨幣化、金融化，給能者提供最大化發揮潛力的正面激勵。

只要能做到這些，成功者實現的合法收入再高，我們都應該為他們慶祝。（文/陳志武 耶魯大學終身教授，本文來自《商業價值》專欄，網路首發鈦媒體）

推薦閱讀：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