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樹衚衕屬東城區東華門地區，是東四南大街路西從南往北數的第三條衚衕，自東向西溝通東四南大街與王府井大街，長530餘米。明代，稱「椿樹衚衕」，據說，因此地原有一棵大椿樹而得名；1965年整頓地名時將北側的馬尾巴衚衕併入，又因與西城區的椿樹衚衕重名而改稱「柏樹衚衕」，「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瑞金路十五條」，後復稱「柏樹衚衕」。　　柏樹衚衕26號，舊時的門牌是椿樹衚衕30號。據房屋檔案記載，該院在衚衕西段南側凹進去的小夾道內，佔地面積為130餘平方米；街門面西，是一個隨牆「小門樓」；院內的三間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間南房是灰頂平台，建築面積共計60平方米。20世紀80年代，柏樹衚衕26號與相鄰的院落一起被徵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館。　　當年，這個不起眼的小院卻有一個雅號，曰「晉安寄廬」，顧名思義，「晉安寄廬」的主人自然是一位隱居在陋室中卻以彰顯道德為己任的君子。這位君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鴻銘，世人稱其為「怪人」。張中行先生在通縣師範學校讀書時就開始留意有關辜鴻銘的材料。他說:「道聽途說的不少，靠得住的有以下兩種:一是他自己說他是東西南北之人，因為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另一是特別受到外國人的尊重，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　　辜鴻銘(1856—1928)，著名學者，名湯生，自號慵人、漢濱讀易者，福建同安(今屬廈門)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其父是當地華僑，據說其母是西洋人，所以，高鼻樑、深眼窩、黃頭髮成為辜鴻銘的相貌特徵。　　辜鴻銘十歲左右便去了英國，先後在英國、法國、德國讀書，其後還去過義大利、奧地利等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多種文字，尤其對於英文，寫成文章連英國人也大加讚歎，認為有維多利亞時代的味兒，可與英國的文章大家比肩。二十幾歲回國後，遇到了中國第一部較全面系統的古漢語語法專著《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為東方文化所折服，於是改造中國舊籍，推崇儒家學說，作有《讀易堂文集》，譯有《痴漢騎馬歌》；又將《論語》、《中庸》等儒家經典譯成英文；另外，還撰有《春秋大義》。　　辜鴻銘學貫中西。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春秋大義》，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於「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梅蘭芳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而辜鴻銘的講演票則開價兩元，卻還很叫座。足見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鴻銘回國後，在兩廣總督署和湖廣總督署的幕府當了二十年的幕僚，很受張之洞的器重。可是辜鴻銘卻敢拿張之洞和端方這前後兩任湖廣總督開涮，他說:「張文襄學問有餘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端方)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真小人。」　　辜鴻銘對袁世凱的揶揄更令人叫絕。在張之洞與袁世凱同入軍機處之時，有一次，袁世凱對德國公使說:「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袁世凱的一位幕僚將這件事作為袁世凱的得意之舉告訴辜鴻銘。不料，辜鴻銘不假思索地回答:「誠然。然要看所辦是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　　清朝末年，辜鴻銘步入仕途，到外務部任職，官運還不錯。由員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相當於現在的外交部副部長。但好景不長，不久，辛亥革命爆發，宣統皇帝遜位，辜鴻銘的官也當不成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請他到北京大學講授英國文學和拉丁文等課程。辜鴻銘對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裡，當時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另一個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請辭校長，辜鴻銘也是積極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卻是:「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後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後中、由西而中。回國之後，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後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梁布鞋，腦後拖著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後，他也衣冠不異昔時。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裡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夫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遙想當年，有這樣的一對主僕和一輛洋車來往於北大紅樓與椿樹衚衕，也確實是民國時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風景，而且這道風景是真實的，而不是複製的。　　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辯，處處體現著他的機智與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要找機會發泄」。有一次，他在椿樹衚衕的家中宴請歐美友人，局促而簡陋的小院已夠寒酸，照明用的還是煤油燈，昏暗而又煙氣嗆鼻，而且，這幫歐美友人也不清楚「晉安寄廬」的真實含義。於是，就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知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工夫。」辜鴻銘的一番高論，還真把他的歐美友人給唬住了。　　還有一次，中日甲午戰爭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接觸。辜鴻銘作為幕僚送給伊藤一本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道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竟一時語塞。　　辜鴻銘也被稱為「文壇怪傑」。　　張中行先生說:「我想，如果說這位怪人還有些貢獻，他的最大貢獻就在於，在舉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時候，他肯站在旁邊喊:危險！危險！」　　參考資料:《京華奇人錄》(舒乙主編北京出版社)　　《北大老照片》(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　　《辯才無雙的辜鴻銘》(作者王開林載《北京廣播電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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