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辜鴻銘的歷史地位？
簡單評價辜鴻銘先生：怪傑、名士、博學
辜鴻銘在清末民初算得上是大名鼎鼎的了。人們要麼津津樂道於他那非同一般的外文造詣和對近代西方又化的精熟。要麼念念不忘他對納妾、留辮、纏足等陋俗的曲辯。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北京大學英文教授溫源寧作文《一個有思想的俗人》，嘗言：「在生前，辜鴻銘已經成了傳奇人物；逝世之後，恐怕有可能化為神話人物。其實，他那個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見的那許多人並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個天生的叛逆人物罷了。」
他的奇聞逸事流傳極廣，尤其是他那亦莊亦諧嘻笑怒罵、如排炮一般的犀利妙語，令人絕倒，但他因此也被人視為狂目為怪，甚至被人徑呼為「辜瘋子」。因為辜氏多以英文寫作，雖然在西方名噪一時，但國人無從寓目，也就談不到理解其思想言論了。
在近代的中西古今文化之爭中，辜氏採取了一種獨特的立場，他既有別於清季的洋務派、國粹派，也不同於民初的東方文化派。他因為早年留學於西方，深受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歸國後又服膺於孔孟之道，憑藉這種淵源，他力圖以現代性批評傳統、以傳統批評現代性。他將當時中西文化衝突還原為現代性與西方古典文明的衝突，以促進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的理解。應當說，這一文化策略是可取的，這一點由他在西方享有的盛名可知。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有一個誤區，這就是啟蒙與救亡的矛盾。因為一而再、再而三的救亡，使人們忽視了民智的啟蒙，忽視了對現代化的反思與批評，誤以為現代化就是全能的拯救力，可是成功的現代化恰恰需要傳統與現代的對話與思考。辜氏熟知近代西方文明，了解其弊端，可他只能眼睜睜看著中國趨向現代化，急切不得捩轉，一肚皮的不合時宜，只能以嘻笑怒罵辛辣傷時來傳達了。
辜鴻銘曾經關注過的兩個問題——對現代化的反思和人類社會的道德建設一在今天也有其現實意義。
關於辜鴻名的評價，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名。可見，辜鴻名在西方人的影響力。
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春秋大義》，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於「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梅蘭芳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而辜鴻銘的講演票則開價兩元，卻還很叫座。更加足見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關於辜鴻名的仕途生涯可謂不足一談，但是他在著述方面的成就跟他在近代上歷史地位不能說沒有關係。作為翻譯家，辜鴻名一方面是將中國經典古籍《論語》、《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書英譯中最享盛譽；另一方面是將外國詩歌等翻譯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漢騎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成為近代中國向國內譯介西方詩歌的先驅。
雖然辜鴻名14歲便開始出國留學，但他一生都積極推崇儒家文化，並向西方宣傳東方文化。辜鴻銘也是近代一位學貫中西大家。但是近代，尤其是新文化運動時期，人們對他的評價並不高。尤其是胡適等人，積極宣傳西學，而辜鴻名則宣傳要維護傳統文化地位，與胡適等人針鋒相對，而成為當時思想解放潮流中的「逆流」。
其實，辜鴻名宣傳儒家文化，維護傳統文化，沒有什麼不對，畢竟一味推崇西學而完全否定中國幾千年文化，確實是一弊端。但是於當時的潮流而「逆」，因而被扣上了思想界的「頑固派」帽子。他一生雖然主張皇權，但不是皇權的痴迷者。雖然中國傳統文化在改變西方人價值觀方面有過分自信的表現，但不管人們對辜鴻銘譯的評價如何，但他對中華文化的闡釋宣揚這點上是功不可沒的。
因此，評價辜鴻名的歷史地位，除了看他的成就和不足外，還是應該把歷史人物放在當時的歷史的社會環境中去，客觀看待。
怎麼說呢，辜鴻銘是個「怪老頭」。
關於辜鴻銘的段子層不不窮。
比如說他早在英國留學時，他已剪掉辮子，西裝革履，一副洋派。後來人人談論反清革命，他反而把滿清人硬栽上的辮子重新留了起來。原因很可能是「立異以為高」。當然，也符合他復古派的身份。北大的學生嘲笑他，他反唇相譏：「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是無形的。」
還說他還曾對學生說：「現在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便是我。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現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後，到現在還在保皇。」
他這種有點尖酸刻薄的語言風格背後，是他兩個鮮明的特點。
一是我行我素，其實他並非真正的清朝遺民，與王國維等人還有所不同，只是想與時代潮流相悖而已，標榜自己的特立獨行。這也是士大夫的一個積習而已，不必將其放大。
二是學貫中西，這個詞已經用濫了，其實真正的可以做到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也就辜鴻銘、陳寅恪等二三子耳！他們既受到了功底紮實的傳統國學教育，又受到了現代外國教育的熏陶，精通中外文，視野也無比開闊，是現在的所謂「教授們」望塵莫及的。
這個怪老頭留下的著述其實不多，這倒不是最可惜的，最可惜的是，他被深深誤讀。
在寫這篇讀後感之前，有必要將本文的主要脈絡梳理一下。全英文的文章對於我這種水平的讀者來說還是有一些難度的，在此不得不佩服辜鴻銘的英文功底。
中國人是獨一無二的，中國人的精神也是獨一無二的。但是，在辜鴻銘身處的那個時代，傳統中國人的精神被所謂先進的西方文明打壓地一文不值，人人喊打。辜老睹此慘況，意欲從傳統中找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加諸於其時的中國人之上，來證明傳統的優越性與塑造進步的、現代的中國人。
首先，中國人是溫順的，幾千年的文明熏陶令中國人一掃野蠻氣息。即使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有諸多的缺點，他也很少會讓他人厭惡。正因為這種溫順——同情心與真正人類智慧的產物，使中國人擁有著高貴的、難以用語言表達的人性，使中國人幾乎完全地過著一種精神生活。那麼為什麼中國人自古以來會過著一種精神生活呢？因為幾乎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心中都藏著善與孝等許多優良的品質。其次，中文是一種精神語言，用頭腦與智力是很難學會的，只有用自己的精神與其息息相通，才能夠較為容易地學會。再次，因為中國人用自己的心去記憶，所以中國人擁有精彩的記憶。最後，真正中國人的禮貌是發自內心、來自精神層面的，是一種絕對尊重他人的禮貌，與日本人刻板一般的禮貌截然不同。因此，中國人過著精神生活，中國人的生活缺少精確性，但是他們擁有關心他人、尊重他人的禮貌方式，擁有精彩的記憶，擁有精神語言——中文，講孝道，具有悲憫一切的同情心。
中國人的精神，是永遠年輕的精神，不朽的民族精神。其中的不朽就是心靈與頭腦的完美聯合。為什麼中華民族能夠永葆年輕呢？答案在中華文明中。幾千年之久的中華文明沒有現代歐洲文明發展進程中爭執不休的爭鬥，而且中國人對於宗教的渴求並沒有西方人那麼熱切，換句話說，中國人沒有宗教，取代宗教的，則是擁有一套完整哲學與倫理道德體系、關乎人類社會文明的綜合體——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為什麼能夠取代宗教呢？宗教的產生來源於人們對未知世界的恐懼，人們希望宗教能夠為他們驅除恐懼，尤其是平民。儒家思想恰恰具有如此的特性，能夠為人們提供安全感與永恆感。其實在廣義上而言，儒家思想也可以被稱為宗教，但是它與西方宗教是不同的，它教導人們泛愛大眾，其中的君權神授觀念能夠幫助統治者更有效地治理國家。另外作為一種廣義而言的宗教，儒家思想強調一種榮譽感，即君子之道（西方的紳士法則），其中的信條——名分大義，是維繫社會安定的重要基礎。相比之下，現代社會往往用利益、武力、欺騙的手段來維持安定，而這樣的安定往往是不能夠持久的。
如此一種榮譽感，為婚姻的神聖性授權。周禮作為中國的紳士法則與榮譽法典，歷史上第一次為婚姻的神聖性授權。孔子則將周禮上升為國家層面的宗教，將其發展成為人人都要遵守的名分大義，在此國家宗教之下，夫與妻之間的忠誠，人們對統治者的忠誠，是孔子所激勵極力強調的。藉此，孔子維護了家庭與國家的穩定，由其編定的《春秋》即為書寫名分大義的中華文明的憲法性文獻。如此的儒家思想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安全感與永恆感，給予人們一種效忠皇帝的神聖責任感。正是這樣的一種榮譽感，即紳士法則，能夠使大多數人遵守道德法則並保證對君主的忠誠。
回過頭來談談宗教。智人們信神，是對宇宙神聖秩序的崇拜。平民們信神，信的是人為杜撰出來的神。而宗教之於平民的價值就是依靠著這個神及其衍生出來的附屬品使平民感到安全，受神靈的驅使，令其遵循道德行為準則。我們必須要遵守道德行為的法則，也即君子之法，紳士法則，在這一點上來說，宗教比哲學的道德律更加精鍊、深刻，孔子的儒家思想作為一種廣義上的宗教亦然，我們必須要學會做君子，服從於生命的法則——良心，嘗試擁有君子的美好情操或修養——榮譽感。這種榮譽感、君子之法即宗教的生命，即仁，仁能夠使大多數人都能夠遵守道德行為法則。
所以宗教的價值為何？在於其能夠傳達一種靈感與強烈的情感給大眾。每一著名宗教的創始人往往都具有強烈的情感本性與強烈的想像力，使他們有能力感受愛、傳遞愛，並創造出上帝之類的造物主，通過教會之類的機構來為人們提供存在的力量，讓人們不由自主地產生對於創教者的崇拜，使人們遵守道德準則。但是中國的儒家思想並沒有教會，也沒有號召人們崇拜孔子，儒者們靠學校教導人們如何成為一個好人，靠詩、禮、樂來鼓舞人們的靈感與強烈的情感。但是更進一步講，其實儒家國家宗教組織的真正形式是家，儒家國家宗教的靈感之源、真正的動力是有能力使絕大多數人遵守愛父母、愛祖先的道德行為準則，這與西方的愛上帝是相對等的。
因此，儒家思想與中國人的精神有著莫大的關係，名分大義是一個中國人必備的基本道德行為準則。中國人的精神擁有著成人般的理智生活，又具有孩童般的純真心理，是靈魂與智慧的完美結合。
二
概而言之，辜老在這篇長達五十頁的英文文章———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所要論述的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他認為儒家思想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儒者們依靠孔子等（文中主要談孔子）一代先賢制定的一套符合中國人的道德行為準則———名分大義來統攝國民，將中國人安置於小到家庭、大到國家的一套有機體中，從而有效地提高了中國人的素質，更重要的是，維護了中國幾千年來的統一與安定。
其實，拋開如今盛行的用辯證思維看待儒家思想的定勢看法，並結合辜老當時身處的社會實際，可以看出他所寫這篇文章的良苦用心所在。其中之詳細，前人已多備述，在此若贅述，則無多大意義，更重要的是，我們今天要看出辜老提出的中國人的精神是否在如今還擁有著借鑒意義，並以其文章中提出的主要論點回頭來審視我們以前批判不止的所謂糟粕。
我們必須要重新審視「忠」這個字的意義所在。近代以來，三綱五常早就被批倒批臭，特別是在辜老生活的那個年代，除了一幫子遺老遺少，新生的社會中堅力量絕對不會為這四個字所代表的社會意義搖旗吶喊。我認為，辜老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此，他看清了一個道理：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其為何存在的積極意義。蘊含著「忠」的內核的三綱五常能夠延續兩千餘年，必定是符合中華民族的一套道德行為法則，是真正土生土長於華夏大地的，對於辜老而言，就是所謂不變的真理所在。如果真的要推翻這一套道德法則，那首先必須要提供給中國人另一套行之有效的道德體系，那麼試問：一個能夠被全體人民中絕大多數人民都認可並遵循的道德體系的推翻與再造是一朝一夕、五年十年之事嗎？當時的人，愛國則愛國矣，激進則太過矣。西方自近代以來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鬥爭持續到了現在依然沒有誰能夠徹底打敗誰，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說明了傳統事物與新生事物之間的鬥爭在目前看來，似乎是永無止盡的。忠這個字，即名分大義之所在，不僅僅在古代，它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就是在當代，在社會物質文明與所謂精神文明「極大發展」的今天，即使中華民族信仰的道德體系是從外國移植進來的，不也披上了「中國化」的外衣嗎？而這個中國化之內的「愛國愛家」，「團結在某某領導核心周圍」之類的話語，不就是「忠」的翻版嗎？可以見得，當代中國人與古代中國人相比，在道德體系建設方面的乏術。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越會發現辜老的獨到之處，他一眼洞見了存在即合理這個這個哲學命題，更重要的是，他似乎還能預料到儒家思想在他當時到底未來世界中依然能夠發揮無限大的作用。因此，當時的他，雖然被絕大多數人所不理解、所鄙視，但還是有少數的精英人士高瞻遠矚，對於他給予了極高的讚歎，如李大釗所言：愚以為中國二千五百餘年所鍾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誠哉斯言！
切勿奉外來之一切為圭臬。今日我們說這句話，都是受他人的影響而鸚鵡學舌，呱呱亂叫。辜老作為學貫中西的真正一牛人，確實看出了中華文明的獨到之處與西方文明的不足之處，才敢在當時冒天下之大不韙，有這樣的想法，估計他不剪辮子，也是是當時盲目崇洋媚外無聲的抗議吧。當時絕大多數外國人並不了解中國，辜老寫這篇文章，初衷是為了讓外國人明白，雖然現在的中國表面上看哀鴻遍野，滿目瘡痍，無論是清政府也好，還是民國時期的各種政權力量，都執外國人為牛耳，但是中華文明卻從來未曾丟失，它緊密地依附於每一個中國人身上，除非中華民族亡國滅種，徹底變味外國人的殖民地達幾百年之久，否則我中華文明還是中華文明，不會生鏽，不會褪色，請你們，好好地看看，深入地了解一下中華文明。確實，他這篇文章在西方知識分子階層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翻譯給西方的四書之類經典是當時為數不多的東方文化向西方「滲透」的例子。當時絕大多數國人一味講求用西方的話語來救中國，視一切抱著四書五經不放的所謂腐儒為國家前進的的絆腳石，卻很少能夠停下追逐西方文明的腳步，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傳統文化。這一方面是盲從，盲從的基礎是從來沒有全面了解某些事物，聽從了別人的隻言片語，就一味地看好它，這種教育態度下誕生出來的知識分子最可怕；一方面是對於本民族文化極度不自信的表現。只有極少數精英分子能夠看破中西，站在絕大多數人站不到的高度俯視東土與西方。
辜老其實與梁啟超很像，這兩位卓爾不群、遺世而獨立的精英分子一個寫出了《中國人的精神》，一個擁有《少年中國說》這樣膾炙人口的篇章，都是不世出的人傑。既然在那樣一個極度崇洋媚外的年代，都有人能夠振臂高呼返歸中國文化自身思考中華民族的復興，那麼在當代，提倡本民族文化的繁榮還需要疑問嗎？真理，也許從來只掌握在少數人之間罷了！
各位，題目是要評價辜鴻銘先生的歷史地位！
——五百年前未有，五百年後亦未有之！
補充一點——辜鴻銘先生之所以復古，尚古。除了他父親在他臨走到西歐去時的講話——流淌著中國人的血液，是黃皮膚的中國人。同時他的養父對他的教育亦是傳承了東方的教學法。竟然莎士比亞全集都會背誦下來。在學貫中西後，亦然發現東方循環往複的生生不息的文化才是世界之文明，文化的重點！他對東西方文化有著常人所不及的文化水平。所以，可以敢稱前後五百年未有之！
一家之言，還望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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