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刀賤笑

瀏覽歷史年表時發現，過去一百年間的1月18日這天，發生過好幾件很有節點性意義的事。

它們有的一發生就引起轟動，有的一時並不顯眼，過段時間才釋放出了影響。

雖然它們時間跨度很大，但以共同紀念日這天為線索，卻粗略串成了過去百年來中國的一部簡史。

1910年代:悲慘與屈辱

整整一百年前的今天，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第一次全會開幕。美英法意日等27國代表齊聚法國凡爾賽宮，討論如何處置德國等戰敗國，藉此重新劃分勢力範圍。

一戰期間，中國加入協約國，不僅提供了大量糧食，還派出多達17.5萬的勞工支援歐洲，為戰勝同盟國做出巨大犧牲。

因此，1918年深冬，以北京外交總長陸徵祥、廣州政府代錶王正廷、駐美公使顧維鈞等5人為首的中國使團，懷揣熱望奔赴巴黎。他們原本想借和會之機，要求「廢除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收回被德國強佔的山東半島主權。

對一個戰勝國來說，這本該是順理成章的事。不料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個接一個打擊。

剛到巴黎，中國使團就被告知，原定5個代表席位減為兩席。當時，與會國家的席位被分成「5/3/2/1」四等，只給兩席，這根本不是一個貢獻巨大的戰勝國應有的待遇。

接著，還沒等中方提出收復主權，日本代表牧野伸顯就向主導和會的美英法三國施壓，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所以權益，並公佈了一戰期間日本與英法關於山東問題的祕約。

日本的先發制人讓中國代表措手不及，但憑借紮實的國際法功底，31歲的顧維鈞臨危受命，在1月28日下午有關山東問題的專門會議上據理力爭，從歷史、文化和民族自決、主權完整等角度逐條批駁日本，闡明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顧維鈞晚年時說，這場沒用講稿、長達半小時的發言，是他外交生涯中最得意的時刻。

擲地有聲的演說讓年輕的顧維鈞一舉成名。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等「三巨頭」都走上前跟他握手，日本代表牧野則無以對答。

不久，顧維鈞的精彩辯詞：「中國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穌，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就出現在費加羅報等重要報紙上。

顧維鈞格外耀眼，但在貧弱中國的困頓外交局面中，也只是一縷無法照亮晦暗的微光。

日本代表牧野現場啞口無言，但卻能在和會大部分議程中不斷施壓，甚至以退出和會致使和約流產相要挾。到了4月底，美英法三巨頭最終決定妥協，允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

巴黎和會上的重挫，加上日本早在1915年1月18日就提出的「二十一條」，在國內引發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巴黎中國使團住所外也有數萬華人抗議。

1919年6月28日，作為和會成果的《凡爾賽和約》舉行簽字儀式，憤怒和失望的中國代表沒有到場。

持續5個月的巴黎和會和期間爆發的「五四運動」，成為近代中國的一個關鍵節點。

1986年，學者李澤厚發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把「五四運動」細分成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和愛國救亡運動的「救亡」，用以概括1919年前後的中國。

李澤厚做出「救亡壓倒啟蒙」的論斷，字裡行間帶著惋惜。這個被稱為「自由主義五四觀」的論斷受到很多追捧，但也遭到不少左派批判：

國之將亡，難道你讓中國人一邊洋洋自得於什麼西方民主自由的啟蒙，一邊當亡國奴嗎？最要緊的當然是救國！

救亡和啟蒙的爭論，直到今天都還依然激烈。

但當我們把場景倒回顧維鈞們在巴黎和會上憤怒而無奈的那一幕幕，或許能夠另有領悟：

救亡還是啟蒙的刻意區分，實際上撕裂和掩蓋了彼時中國真正的主題——悲慘和屈辱。

凡爾賽和約簽署那天，顧維鈞的汽車正穿梭在巴黎街頭。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描述說：

「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

1919年時行動起來的中國人，應該沒有刻意區分什麼先啟蒙還是先救亡，他們做的一切，都是有感於顧維鈞口中的「悲慘」，都服務於擺脫早就受夠了的屈辱。

1980年代:開放和富強

李澤厚一篇文字激起千層浪，很大原因在於1980年代，中國正經歷「20世紀以來的第二次啟蒙」。惋惜1919年「救亡壓倒啟蒙」的那些人，呼籲「補上五四的課」。

這次「啟蒙」始於1976年後，一場為改革開放奠定思想基礎的大反思大討論，在社會各層面活躍起來。1978年5月11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將這場討論推向高潮。

但隨著贊成「實踐標準」和擁護「兩個凡是」的人羣之間爭論日甚，當時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開始擔心起來。

1978年9月底，他提議召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為文化教育領域的工作確立一個基本指導原則，以免社會上過激的爭論造成分裂。

1979年，又是一個1月18日，第一階段務虛會開始。

與會的160多名代表圍繞糾正過去工作中的錯誤、進一步解放思想展開深入討論，基本確立了對「實踐標準」的共識。

但隨著務虛會深入，一些對毛澤東的錯誤和黨的工作的批評越走越遠，已經很難說是理性客觀了。

當年3月，已經完成對越自衛反擊戰和訪美等工作的鄧小平，仔細瞭解了第一階段務虛會的情況。在總體肯定的情況下，他也指出了討論中的一些隱患，強調必須堅定高舉毛澤東的旗幟。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第二階段規模更大的務虛會上講話，進一步提出和闡述了「不容挑戰」的四項基本原則：

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國際上研究共產主義問題的學者，常把1980年代的中國和同時期的蘇聯進行比較。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後開啟「民主社會主義」改革。同一時期，中國也剛投身改革開放。都是共產主義國家，為什麼蘇聯走向亡黨亡國，而中國卻一步步地發展壯大？

這個問題有多種解釋，比如蘇聯和中國的改革切入點不同，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蘇聯各地之間更難協調統一，等等。

而另一個不得不提的原因，是戈爾巴喬夫在蘇共和過去領導人面臨激烈批評時，沒有提出蘇聯版的「四項基本原則。」

結果是什麼？結果是社會上對戈爾巴喬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的批評越來越過頭，是1990年1月，蘇聯憲法中保障共產黨領導地位的第六條被廢除，最終蘇聯亡黨亡國。

一個「不可挑戰」的四項基本原則，奠定了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大步向前的根基和勇氣。

當1990年和1991年中國經濟急轉直下、改革遭遇逆風時，正是這個根基和勇氣，使鄧小平毫不退縮。

1992年，又是一個1月18日，鄧小平抵達武昌火車站，開啟南巡。他一路視察，一路發表有關社會主義本質、計劃和市場等重大問題的講話，把中國扳回改革開放的快車道上。

1979年和1992年兩個1月18日，標志著百年中國的又一關鍵節點。

這時的中國，已經擺脫1919年巴黎和會時的悲慘和屈辱，已經在1949年「站了起來」，並在八九十年代開啟了開放和富強。

2010年代：新難題待解

2013年1月18日上午，在國家統計局有關經濟運行情況的記者會上，時任局長馬建堂一口氣公佈了2003年到2012年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其中2012年是0.474。

基尼係數，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數值在0和1之間，數值越大說明收入差距越大。

馬局長公佈的數據立刻在社會上引發關註：過去10年，我們的基尼係數全部高於0.4，2008年最高時甚至達到了0.491。而按照國際一般標準，0.4就是警戒線了。

鄧小平1987年4月接見外賓時曾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在馬局長坦言「不算低」的基尼係數面前，有人心裡暗暗叨唸了一句：貧富分化也不應該是社會主義......

除了官方首次公佈基尼指數引起熱議，2013年還出現了另外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

這年6月，年近70的柳傳志在北京參加企業家組織「正和島」的聚會。席間，這位「企業界教父」提到要「在商言商，不談政治」，不料立即在企業家中引起軒然大波。

到2013年，中國民營企業家數量已突破1250多萬人。財富能力的急劇攀升，使這個羣體對公共事務有了更多表達慾望。

財經作家吳曉波評論說，柳傳志的話「理所當然地被一些企業家和公共知識分子視為懦弱。」

支持和「討伐」柳傳志的兩派分歧如此嚴重，則體現出多層面的「共識瓦解」：

既有商業世界內部的復雜，也有企業家與公共知識分子兩個羣體間的隔膜，還有溢出商界的更廣泛層面的「共識瓦解」。

跟前面的事件相比，2013年這兩件事不算很大，但它們體現出的問題卻很重要：貧富分化和共識瓦解，已經成為中國今天不能忽視的現象。

2018年2月，國際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求是》雜志發文，提到上一年基尼係數仍在0.4以上，不同羣體間的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較大。

但也有記者梳理髮現，2008年以來大陸基尼指數總體呈下滑趨勢，一些分析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官方針對二次分配陸續出臺的政策。

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時代，貧富分化和所謂的「共識瓦解」，都已經是世界性難題。而無論從制度優勢、責任感還是治理手段看，中國都應該也有可能盡快找到自己的解題密鑰。

把過去一百年中1月18日發生的這幾件事串起來，雖然粗糙，但仍能讓人深有感觸。

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主題和使命。我們只有更加清楚怎樣從過去那些年代走過來的，才能朝著未來更穩更遠地走下去。

（文中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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