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只向一個方向流逝的東西是可怕的,因為它再也不會復返。顧毓琇先生辭世快15年了。我和他相識、相交十六年,受他教誨,感情深篤。九十年代中期,國家領導人來美訪問都去看他,有關他的報道很多,但那時我不想應景。他去世以後,一直想把記憶中與他在一起的時光用文字珍藏下來,讓我再次走近這位老人,也讓更多的人了解他。在他的晚年,我和他的聯繫是非常頻繁的。

我最後一次見顧先生是2001年7月25日陪同南京大學蔣樹聲校長去費城看望他。那天他依然談笑風生,我見他十分消瘦,精神並不如前,就悄悄地問他身體怎麼樣,他的眼神中露出一絲少見的憂鬱,告訴我說,不好。我心裡一怔,一種不祥的預感從心頭掠過。

沒想到這就是我和老人的最後一次見面。這以後老夫婦倆口便去了俄克拉何馬州女兒安娜的家中,我們還保持電話聯繫,直至翌年去世,剛好100歲。三年以後,顧太太也仙逝,享年105歲。國內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未必熟悉顧毓琇的名字,這和他長期在國外有關。他是中國現代史上傑出的文理大師,集教育家、科學家、詩人、戲劇家、音樂家和佛學家於一身。他曾任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大前身)工學院院長,國民政府抗戰時期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中央大學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國立音樂學院(今中央音樂學院前身)首任院長,國立交響樂團首任團長,上海市教育局局長,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終身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兩岸十餘所大學的名譽教授。在這一長串令人驚嘆的經歷後面,更有無數的成就和榮譽。他可謂學貫中西,博大精深。雖然我不是他的學生,可是他對我影響之深遠,難以有人相比。

我是1986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書的第二年認識顧先生的,那時他早已退休。八十多歲的人,身體健朗,還經常來學校。顧先生溫文爾雅,謙謙君子的風度,給我的第一印象極好。

記得86年第一次見顧先生,因他名氣大,心裡緊張,不斷用魯迅的話提醒自己,「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之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然而與顧先生一番交談,如沐春風。在他的睿智面前,你無法佯裝懂或不懂,也根本無意佯裝。在大部分談論的話題上,自己知識的粗糙不足盡顯無遺。而他不經意間的談吐,常常讓你有勝讀十年書之感。顧先生似乎並不介意,大概我這樣的人他見得很多。這次見面以後,他常常請我去教授餐廳吃飯,每次都聊得很盡興。他喜歡談論天下大事,而我對這些也特別有興趣。漸漸地,和顧先生熟悉起來,我們的交往也延伸到兩個家庭。

(二)

顧先生的夫人王婉靖女士,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後代,出身書香門第。顧太太滿頭銀絲,賢淑高雅。篤信佛教,喜愛繪畫。老夫婦倆人年齡大了,時常有些手腳疼痛,看病不方便。我太太出國以前是醫生,學過針灸,便定期給他們做些保健使他們方便了許多。時間長了,夫婦倆一定要收她為乾女兒,這樣我們和顧先生夫婦的聯繫就多了起來。差不多每隔一兩個星期,我們都要去看望他們。只要隔一段時間不見面,顧先生就要來電話來叫我們去。

他們住在離費城市中心不遠的一棟學院公寓,管理很嚴格,訪客去都要登記,還要讓主人確認才放行。顧先生每次都從22樓下來接我們。時間長了,保安都認識了我們,一看我們來,便主動打招呼,「你們來看Mr. Ku的吧?」也不再要我們登記。每次去顧先生那裡,都是開車接上他們先去唐人街的醉仙樓餐館飲茶,再回到他們的住處,太太給他們做針灸保健,我則和顧先生聊天。一年四季,顧先生總是西裝筆挺去餐館,即使夏天也不例外。醉仙樓是唐人街最熱鬧的中餐館,周末中午去吃飯常常要等候很久。老闆娘、老闆娘的女兒和媳婦一見顧先生來到餐館,總是滿面笑容地迎上來,「顧博士來啦?」,並設法儘快安排座位。吃飯的人中也有好些認識顧先生的,紛紛過來打招呼。顧先生一一客氣地回應,從不怠慢。記得吳晗的兒子(可能是養子)有一段時間在醉仙樓打工,特別喜歡來到我們這桌閑聊。看到老人受到如此尊敬,我們自己也倍感榮幸。

每次坐下,顧先生都會點上一大堆我們愛吃的茶點,鳳爪、牛百葉、叉燒包、蝦餃等,他們老兩口喜歡吃些軟的,如腸粉、蘿蔔糕。我讀書時,每次都是顧先生付錢,從來不讓我們付,我們有了工作以後,總是我去付賬,他也不再和我爭。

和顧先生在一起飲茶,是極愉快的時刻。從1986到1990整整4年,留給我和太太無數美好的回憶。1990年秋天我們搬到到新澤西,到費城開車近兩個小時,這樣的機會少了很多。但我們過一段時間都要來看望他們,他們也很希望我們經常去。如果有個把多月不見,顧先生就會打電話來。

(待續)

圖片說明:(1)顧先生贈送給我們的顧太太的山水畫,顧先生題詩;(2)和顧先生夫婦在費城醉仙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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