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郭曄旻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奧斯曼帝國只能“無望地等待着巴黎和會的結果”。跟其他戰敗者一樣，他們也把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當作了救命稻草——畢竟裏面還有“承認奧斯曼帝國內的土耳其部分有穩固的主權”這樣令人感到寬慰的句子。在君士坦丁堡，知識分子們甚至創建了一個“威爾遜原則社團”。

但無情的現實似乎表明，如同英國首相的勞合·喬治聲稱的那樣，協約國“用不着爲土耳其將從舞臺上消失而惋惜”。1919年5月15日，一支2.5萬人的希臘軍隊在協約國軍艦的掩護下，登陸愛琴海東岸的士麥那（伊茲密爾）。士麥那是當時的帝國第三大城市和重要的港口；“是安納托利亞人民的眼睛、嘴巴和鼻孔。”失掉士麥那的打擊之所以更爲嚴重，還因爲佔領者正是希臘人：不同於其他協約國的佔領軍，希臘軍隊從一開始就表明它的意圖絕不是臨時佔領，而是要“反對奧斯曼政府這個時代的錯誤，及其腐敗、下流、血腥的統治，並把它從希臘人佔多數的地方驅逐出去！”不過，在數百年的各民族混居後，當地已不乏只會說土耳其語的希臘正教徒與希臘語說得比土耳其語更流利的穆斯林，而精確的人口統計由於奧斯曼帝國以宗教而不是語言、血統和自我認同爲標準而變得更加模糊：希臘族裔可能在士麥那人口中佔微弱多數，也可能只是一個“相當大的少數”。比起希臘所要求的那些遠遠深入到小亞細亞腹地那些無可爭議的土耳其人聚居區，士麥那還是有理由稱得上是一個“希臘”城市——畢竟，由於希臘正教人口衆多，這座城市被稱爲“異教徒的”士麥那。

奧斯曼帝國正在被活生生地一片片宰割。希臘，一個奧斯曼帝國的鄰邦，一個過去的附屬民族，突然衝進了土耳其人的安納托利亞心臟地帶，這實在是一種恥辱。土耳其人壓在心頭的憤怒，終於燃燒起來，變爲無法撲滅的烈火。在君士坦丁堡，他們不顧佔領軍大炮的威脅，紛紛舉行大型的抗議集會，並且第一次着手進行祕密的抵抗運動。在希臘軍隊前進的路線上，到處都展開了游擊戰。土耳其人準備好了迎擊侵略者——只是還差一位領導人而已。

這位領導人很快出現了，他就是“伊斯坦布爾的救星”穆斯塔法·凱末爾。希軍佔領伊茲密爾的第二天，凱末爾就離開了首都，前往安納托利亞，1919年6月22日，凱末爾向全國各省的軍政首腦呼籲“國家完整、民族獨立正處於危難之中”“中央政府無力履行其所承擔的責任，因此應該認爲國家已不復存在”“唯有民族的意志及決心，方能挽救民族的獨立”。這個夏天，在炎熱乾燥的安納托利亞高原上，凱末爾馬不停蹄地奔走着，有時在他破舊的汽車裏，有時在火車上，更多的時候是在馬背上。他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民族主義官員在身邊，並且將奮起抗議協約國佔領的各個獨立羣體組織起來，使其成爲民族主義運動的基礎。“如果我們沒有戰鬥的武器”，凱末爾發誓，“我們將用牙齒和指甲去戰鬥”。這位昔日加利波利戰役中的英雄把奧斯曼帝國殘留的軍隊和分散的農民游擊隊和自衛軍改建成國民軍，並出任國民軍總司令。

在巴黎，協約國的首腦們並沒有對遙遠的安納托利亞高原所發生的變化多加理會。在它們看來，奧斯曼帝國內部蘇丹政府同凱末爾政府之間的吵鬧和活動，不過是“病夫”在臨死前的呻吟和掙扎。列強的注意力集中在對“帝國遺產”的激烈爭吵之上——他們的胃口一個比一個大。協約國甚至要求奧斯曼代表團離開巴黎和會，認爲這個代表團繼續出席會議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直到1920年8月10日，協約國的代表聚集在巴黎郊外的色佛爾皇家瓷器廠展覽廳，同奧斯曼帝國代表簽署了和約。

這個《色佛爾條約》是巴黎和會形成的“凡爾賽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凡爾賽體系中最後達成的一個條約。《色佛爾條約》規定，奧斯曼帝國的所有歐洲領土，除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周圍的一小塊外，都得被割讓掉。伊茲密爾交付希臘管理。獨立的亞美尼亞和獲得自治的庫爾德斯坦出現在安納托利亞的東部，僅留給奧斯曼帝國的安納托利亞的其餘部分，也要根據另外一份協議被指定作爲法國和意大利的經濟勢力範圍。條約的內容是如此苛刻，就連英國的勞合·喬治也承認：“我們的條款……肯定不能平息敵人。因爲這些條款不僅涉及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色雷斯、伊茲密爾、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等地脫離土耳其，而且還將亞洲土耳其其餘地區置於聯軍控制之下。”果不其然，在奧斯曼帝國，簽訂《色佛爾條約》的這一天成了國恥日。報紙加黑框，商店打烊，人們整日在爲帝國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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