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2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審判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武部六藏等 28 名日本戰犯。 新華網/圖摘要上千人的戰犯中，只有 40 多位受到了 8 到 20 年的徒刑，而服刑的時間還要由戰犯被俘時的 1940 年代算起。劉巖川 / 政見觀察員1945 年，放下武器後的侵華日軍惴惴不安。中國人是否會趁機復仇？自己又能否活著回到家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成千上萬的日軍終於登上了東歸的輪船。然而另一批人則以戰犯的身份，繼續忐忑地等待戰勝國的裁決。在這些戰犯當中，有些接受了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有些接受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審判，還有一些在蘇聯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看管下滯留了 10 年，纔等到關於自己命運的 「下文」。同時參與了抗日戰爭的國共雙方，審判日本戰犯方式、風格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共通的：判決的結果都和當時的政治需要有關。國民政府的審判國民政府對戰犯的審判可以說是國際潮流的一部分，人員構成和審判方法也頗為 「洋氣」。其實，早在戰爭結束的前幾年，盟國就已經開始在倫敦討論審判戰犯的問題。因此，歐洲的戰事結束後不久， 紐倫堡審判就拉開序幕了。雖然東方的戰事結束得略晚，但勝利者依然迅速在東京組建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東京審判同時進行的，還有國民政府在中國國內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國內外的審判都有聯合國的參與，而且中國的法務工作者中不乏歐美歸來的法學菁英。東京審判是由多國法官共同完成的。在此期間，不但戰犯自己拒不認罪，而且英、美、法、蘇和中國等國家的法官也時常互搏，致使審判的結果帶有濃烈的政治色彩。來自中國的梅汝璈法官雖然強烈呼籲對戰犯處以極刑，但因為意見「寡不敵眾」而未能完全如願。與此同時，國內的審判也跌宕起伏。雖然有一批戰犯在審判後被處決，但還是發生了類似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被無罪釋放的反常之事。據說，這是委員長的意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審判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戰犯的審判過程也充滿著 「意外」。首先是戰犯的來源。1950 年，蘇聯忽然宣佈要移交數百名日本戰俘給中國政府處理，而沒有資料顯示蘇方給中方充分的時間考慮和準備。中方只好在匆忙中確定戰犯管理所的位置和人員搭配。其次是戰犯的待遇。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指導下，戰犯喫的是大米、白麪，而且根據過去的級別分別享受大、中、小竈待遇，可是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喫的則是粗糧。給在押的將校級戰犯和中國幹部旗鼓相當的待遇，這在曾接受過抗日戰爭洗禮的工作人員中製造了極大的抵觸情緒。再次是審判的時間。與國民政府即刻展開罪證收集不同的是，朝鮮戰爭的爆發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暇考慮審判和定罪。反之，管理所在高層的授意下努力對戰犯進行革命教育，促其主動悔過。真正意義上的罪證蒐集和偵訊始於 1950 年代中期。比審判時間更有趣的是戰犯的思想改造。在政府的帶領下，戰犯走出了高牆，來到社會上參觀。有些日本戰犯原以為沒有日本人的指導，中國工人只會退化為種高粱的農民。可是鋼鐵廠新燦燦的高爐改變了一些人的看法。有些戰犯對意識形態的灌輸並不感冒，可是被上年紀的農村大娘問 「為什麼來中國殺人」 時，又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淚如決堤。最後是審判的結果。面對基層要嚴懲戰犯的呼聲，周恩來總理確定的審判方針是無一死刑，無一無期徒刑，而且免予起訴絕大多數戰犯。結果，上千人的戰犯中，只有 40 多位受到了 8 到 20 年的徒刑，而服刑的時間還要由戰犯被俘時的 1940 年代算起。法庭的氣氛也和東京審判時大相徑庭：經歷了思想改造的戰犯們不但主動認罪，還有要求死刑的。這讓外國記者目瞪口呆。為何寬大處理？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中國對戰犯進行了寬大處理？研究者普遍認為，這是外交的策略。1950 年後，日本政治逐步走出了美軍佔領的禁錮，而且政要們立志要找回還散落在海外的日本軍人。此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恰好希望拉近日本，使其背離美國。寬大處理既體現了中國人的胸懷，又向日本展示了善意。飽受侵略之苦的中國民眾會滿意嗎？習慣了媒體對日本戰爭罪行嚴詞批判的中國民眾會滿意嗎？要知道，就在不久前的朝鮮戰爭期間，中國媒體還大規模抗議美軍庇護東京審判的日本戰犯，指責日本和美帝國主義狼狽為奸。更何況，許多戰犯的受害人是和八路軍相濡以沫的北方村民。為了給中日關係的轉折和戰犯審判做鋪墊，中日雙方進行了幾個月的文化交流。日本的歌舞伎代表團在媒體的稱頌下成功訪問了中國。在總理的邀請下，曾拒絕為日本人登臺的梅蘭芳率團回訪日本，並大獲好評。一時間，中日之間的使團和通信你來我往。即使在審判開始後，媒體並未報道法庭對日軍種種罪行的論述，只是在宣判時將審判結果和梅蘭芳在日本受到的禮遇放在同一版面刊出。至此，中國政府對日軍戰爭罪行的追究暫告一段落。免予起訴的日本戰犯在 1950 年代中期回到了本土，而繼續服刑的人員也在此後的十年中陸續回家。戰犯們不但在法庭上供認不諱，而且歸國後無一矢口否定中國法庭的裁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還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裏充當了中日關係的信使，逢人便說中國的善和自己的惡。為了向前看，兩國政府都迫不及待地將戰爭的責任歸於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而他們當中的大部分已經或死或判，成了過去式。只是，那場戰爭的規模大到難以讓人釋懷，順著千絲萬縷的線索聯繫著今天的生活。隨著中日兩國內部環境的演變，關於那場戰爭的討論很早就又回來了，而且依舊橫亙在兩國關係的中間。參考文獻Cathcart, A., & Nash, P. (2013). War criminals and the road to Sino-Japanese normalization: Zhou Enlai and the Shenyang Trials, 1954–1956.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4(2), 89–111.Jacobs, J. (2011). Preparing the People for Mass Clemency: The 1956 Japanese War Crimes Trials in Shenyang and Taiyuan. The China Quarterly, 205, 152-172.Yang, C. (2016). Ruthless Manipulation or Benevolent Amnesia? The role of the history of the Fifteen-year War in China"s diplomacy towards Japan before the 1982 Textbook Incident. Modern Asian Studies, 50(05), 1705-1747.文字編輯：方可成微信編輯：張燁圖片編輯：江錦最新合輯下載百度網盤：http://t.cn/Rt1JGbWGitHub：http://t.cn/RG9BdvXDropbox：http://t.cn/RG91E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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