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副院長王磊的身邊人，都對一年多前王磊被命運“宣判”那一刻的細節，記憶得清晰至極。

現任中山大學副校長、時任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以下簡稱“中山六院”）院長蘭平記得，收到消息時他正在開全院大會，忽然就哽咽了。

負責王磊病區的護士長初麗麗是在下班路上接到同事電話的。同事支支吾吾，好半天說出一句“可能是胰腺上的病”。初麗麗的笑容僵住，心沉了下去。

王磊的妻子秋然（化名），在那天下午接到王磊學生的來電後，直奔丈夫的辦公室。王磊在辦公室坐着，異常沉默，眼眶溼潤卻沒有掉淚，對秋然說：“我們回家吧。”那一晚，夫妻倆在家默默坐了許久。

一位在全國結直腸癌、放射性腸炎治療領域頗負盛名的腫瘤專家，在一次體檢後發現自己竟然成了胰腺癌重症患者。

驚詫，無力，還有一絲莫名的戲劇感……今年50歲的王磊，做出的人生選擇是：像以往一樣，盡力參加診療科研，也盡力配合同事們對他的治療。他還有一項新“工作”：越來越多的胰腺癌患者來向王磊找尋作爲病友的慰藉和光亮。

“醫”和“患”的角色，從來就不是對立的，也不該對立。這就是一個特殊個例的普遍意義。

見王磊的第一面在診室，此刻，他的身份是醫生。

那是醫院2樓門診大廳最深處的一間診室，門口擠滿了人。週二上午，是王磊的名優專家門診時間。

以往他一週坐診兩個上午，每個上午都要接待30位患者。而今，因爲院方考慮王磊身體狀況，患者減爲10位。他們中不少是外地患者，大多是患病數年的直腸癌和消化道癌症患者。

患者們並不知道，醫生本人就是一位重症癌症患者。

唯一泄露這個祕密的，是白大褂裏面的黑色羽絨服夾克。5月初的廣州已有初夏的潮熱，但在手術和長期的治療後，王磊總是覺得冷。

早上9點開診，每位病患的問診時間都將近20分鐘，直到中午12點，10位患者纔看完。除了偶爾喝一口保溫壺裏的水，王磊沒有中斷過診療。“他害怕一休息就會更累，耽誤更多時間，不如一鼓作氣。”這是王磊身邊人的解釋。

接納疾病，甚至勇敢向疾病挑戰，談何容易？

一個上午的門診，王磊對每位患者都說了一個詞——“生存質量”。這是他患病後感同身受的4個字。

後來記者從秋然那裏得知，就在出診的前一個晚上，王磊又因爲疼痛而整夜無法入睡。

“直腸癌專家王磊病了。”這個消息，在去年3月他被查出患病後長達1年裏，一直沒有公開。

“剛開始我不希望自己站出來，後來覺得，如果能用自己的經歷提醒別人，生活的步伐可以慢一點，也挺好的。”說這話時，王磊剛剛結束電視臺的採訪，身上是他特地脫去羽絨服和白大褂後換上的深灰色西裝。

王磊在得病後對秋然說：“這20多年裏，在我加速跑的時候，你如果能拖拖我的後腿該多好。如果我慢一點，或許也就不是今天的結局了。”

同爲醫務工作者的秋然清楚，這種假設根本不會成立。從成爲醫生的那一刻起，王磊就駛上了人生的快車道。

護士長初麗麗以前問過王磊每週睡在家中牀上有幾晚，他的回答是一晚或者兩晚。“每次回家，他只要陪我聊天超過5分鐘，臉上就有一種沒有在工作的焦慮。”秋然說。

有一次初麗麗因爲早高峯堵車遲到了幾分鐘，她向王磊請假致歉，王磊的回覆不留情面：7點以前一點都不堵車。

初麗麗知道，王磊每天到達醫院的時間都早於早晨7點，他甚至沒機會領教“早高峯”。

在過去的十幾年裏，王磊和家人一直擠在醫院附近十幾平方米的小屋。即使後來家裏購置了一套新房，可是王磊堅持：距離醫院太遠，沒必要去住。

就連得知患病的那個瞬間，王磊也照舊處於工作常態：當時他剛下一臺手術，而此前3晚，他接連做了3個手術。

那天手術很成功，他在下手術檯時笑着告訴自己的學生、主治醫師馬騰輝：年紀大了，到底有些體力不支，一臺手術下來累成這樣。

就在幾個小時後，馬騰輝才明白：老師的生命正在被癌細胞透支。“很後悔，我們都是學醫的，卻在一臺接着一臺手術中忽視了他的身體。”馬騰輝自責不已。

畢竟，王磊的檢查結果是在被他一拖再拖的體檢後知曉的。

腰疼無力、感冒發燒久治不愈，這些症狀已經維持大半年，但這位像是長在手術室、門診間裏的外科大夫直到妻子再三催促，才完成了員工體檢。

結果像是被現實重重打了一記耳光——“腫瘤標記物CEA異常升高”。進一步檢查後確診爲胰腺癌晚期，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肝臟。

之後，王磊選擇在本院接受治療。他沒有正式的病假手續，沒有脫離每天的工作軌道。治療期間，依舊可以看到他在線上諮詢平臺的細緻回覆。

無論是線上諮詢平臺的諮詢留言，還是手機短信、微信好友申請，王磊總是覺得，“都是患者，能幫就幫”。

來諮詢的，已經不限於他的專業領域。

5月初，一位患者家屬在平臺上給王磊留言：“爸爸確診胰腺癌，患病已經超過半年，微信看過關於您的文章，跪求胰腺癌的診療建議……”

王磊在當日就迅速回復：“我本人不是胰腺專家，個人建議先化療，採用FIRFORINOX方案效率比較高……人生都有低谷，我們只能完全接受現實，重新調整心態、生活、睡眠，提升免疫力，積極治療，來延長生存時間、提升質量！”

在這一平臺上，患者對王磊的諮詢將近1000條，多達30多頁。王磊留下了好幾段身爲病友的感悟與勉勵，顯得多少有些“非主流”。 

王磊的研究領域在醫學界毫不熱門。2007年從美國學成歸國後，他和30多位同事逐漸創辦起一所廣東省首屈一指的胃腸肛門專科特色醫院。他在院內培養了30多人的胃腸疾病專業研究團隊，年接收結直腸癌手術患者5000多例，創立降低放療引起損傷的直腸癌近側擴大切除術“天河術”，在過去5年帶領科研團隊在世界級期刊發表SCI論文近100篇……

大量科研成果的背後，是大量休息時間的等價交換。這種生命的燃燒和損耗，直到眼下還在繼續。

“目前我的科研團隊還缺乏有權威的中堅力量，除了我以外最有經驗的醫生還只是主治醫師，我得託着團隊趕緊成長……”在上午坐診、下午接受採訪的那天次日，他又穿上羽絨服，拎起吊瓶，去23樓的結直腸肛門外科病區參加每週的課題組例會。

王磊打着點滴出現在了5月8日下午他所帶領的課題組研討會上。 楊書源 攝

秋然說：“每次他手術成功回到病房，臉上都是泛着光的，你就會明白，只要是和患者相關的事，即使再掙扎，他依舊慢不下來。”

在王磊病後，秋然叮囑兩個孩子要多關心父親。大兒子發來微信回覆：有些不知從何關心，因爲爸爸最大的樂趣其實就是工作。

只是，現在的王磊也嘗試着在原本密集的生活中多鑿出些孔隙。

與記者交流時，他的手緊緊拽着愛人的手，時而把手掌在秋然的手背上摩挲幾下，時而擡頭專注看着妻子——這也是王磊病後慢慢發生的轉變。

“以前我和妻子走路都要保持1米左右的距離。”這句話，在秋然的理解裏，是指王磊以前覺得在公衆場合夫妻不宜表現親暱，而今，不一樣了。

一次王磊靜靜坐着時發現妻子消瘦不少，便叮囑妻子：你要多吃一點，要是身體底子差了，以後孩子們又不在身邊照顧不上，該怎麼辦？

這是秋然記憶裏，結婚20多年來丈夫難得一說的軟話。

王磊對自己的治療方案毫不干涉。

既然成了患者，就要全方位信賴醫生，與醫生並肩作戰，而不是提防甚至敵對。

“我把一切都託付給你們。”這是王磊常對同事們說的一句話。要讓一位資深的腫瘤專家成爲“配合良好”的患者，的確不易。因爲，對於治療，王磊也有許多自己的判斷。

目前的治療團隊中，大多數醫生都是他的下屬。王磊深知，如果他對治療方案表露太多個人想法，會影響醫生的獨立判斷，讓他們舉棋不定。

和王磊所鑽研的較爲成熟的直腸癌研究領域不同，致死率極高、被稱爲“癌中之王”的胰腺癌至今尚無世界通行的規範治療標準，王磊的治療方案大多也是效果不明的。

對於這些甚至連一個完整的臨牀案例也沒有的方法，王磊也願意一搏。最近，在王磊治療團隊和美國相關醫療界朋友的溝通下，他正在使用免疫治療方法。

秋然說不清楚，這已經是王磊經歷的第幾個治療手段了，“我們就像是在黑夜裏航海的一羣人，偶爾看到燈塔，快要接近時卻消失了，那麼就要去尋找下一束光亮……”

王磊在一次和妻子閒聊時談起：“千萬不要讓我成爲一個抗癌鬥士的形象，我就是一名想要尋找更多生命可能性的癌症患者。”

他對治療自己的醫生如此，對護士也是如此。午夜掛完點滴後，只要他看到值班護士有些睡意，都會自己起身拔掉針管。“我太知道深夜起來工作的感覺了，讓她們稍微輕鬆一點吧。”分管醫院醫療的王磊對醫護資源的緊張程度再清楚不過了。

如今，就連病房裏最年輕的小護士也要語重心長對他說：王院，您不舒服就一定要告訴我們，不要自己忍着。每當這時，王磊都憨憨一笑，對護士說：好，我記住了。

2019年5月，王磊的生存週期從檢查結果剛出來時判定的3個月延續到了現在的1年又2個月。對於他的病情而言，這已經是一個奇蹟。但命運究竟還會慷慨給予王磊多長時間？沒有人知道答案。  

“我現在的疼痛級別應該在7級左右，你知道現在全國有多少人正在忍受這種疼痛嗎？如果還有時間，我能夠把疼痛做成一個課題就好了。”王磊在一個疼得無法入眠的晚上，忽然有些興奮地和妻子聊起“疼痛”。

秋然當時心裏一震，一個被癌痛折磨了1年多的人，竟然還有一種出於醫者本能的人文關懷。

在生與死之間，多少病人在疼痛中掙扎。他們不是“生活”，只是“活着”。

“幸好人類還有死亡這個歸宿，如果可以長生不老，但要一直像現在這樣疼，該有多痛苦……”王磊在深夜的病牀上輾轉反側時，輕聲說過一句讓秋然潸然的話。

然而，就在癌痛過後的每一個白天，王磊依舊會伏案工作。他最近忙着評選醫學論文，給自己安排的節奏是一天看2篇。他已經漸漸找到與疼痛和平共處的方式。

中山六院黨委書記李漢榮來探望王磊時和他聊過“生命教育”，王磊的話讓她印象深刻。他說：“在我們國家，對死亡教育是很缺乏的，我是生病以後纔有了感悟。現在我知道我大致的生命期限了，那我就只能倒着生長，把每一天當成是最後一天來活。”

就在王磊成爲患者的這一年，他牽頭制定發表了《中國放射性直腸炎診治專家共識（2018）》，旨在減輕癌症患者在接受治療過程中產生的放射性損傷。

在盆腔惡性腫瘤的放療之後，產生慢性放射性損傷的比例高達5%—20%，成年累月飽受折磨的患者很可能變得易怒孤僻，富有攻擊性。而同時，他們常常求醫無門。

“所有外科醫生都喜歡做更有成就感的事情，比如完成一個漂亮的直腸癌手術。而這些患者術後的生存質量，卻是瑣碎而麻煩的事情……”秋然說，丈夫投入大量精力做這樣瑣碎又麻煩的事，正是因爲“看到患者活在煎熬之中，他就要管”。

2018年6月，術後剛兩個月的王磊站在美國臨牀腫瘤大會上做主題報告。中山六院宣傳科供圖

在去年4月的手術後，王磊的上腹腔切除了近半，此後他80%以上的營養都靠輸液維持。即使這樣，他還是在妻子的支持下，在手術僅僅2個月後就帶隊站在了美國臨牀腫瘤大會的發言臺上，帶來了消化道領域唯一一個來自中國的口頭報告。

這是一次艱難的出發，秋然全程隨行時帶了4大箱藥。在飛往美國的十餘個小時中，王磊沒有進食，全靠輸液袋維持基本生命機能，等到航班着陸時，他的雙腿因爲乏力已經無法行走。

大會前，王磊在賓館裏幾乎不敢出門，掛營養鹽水、長時間閉目養神……大會當日，他在沒有任何支撐物的情況下，在臺上站立20多分鐘，完成英語演講。

他的發言緩慢、有力、沉着，目光帶着自信。同事們都認定，現場沒有一個不知情者能僅憑發言表現得知他是一位癌症晚期患者。

秋然始終記得王磊留給她的一個背影，那是大會發言結束後，當所有發言者都去參加熱鬧的晚宴時，王磊默默離開會場——那場發言，他幾乎用盡了十多天裏積蓄的全部能量。

如他所說，他就是一名想要尋找更多生命可能性的癌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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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書源

微信編輯：胡雨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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