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千百萬人裏面纔出現一個天才。人世間數百萬個閒暇的小時流逝過去，方始出現一個真正的歷史性時刻，一個人類星光璀璨的時辰。”

——茨威格《人類羣星閃耀時》

天子渡口，便是津門故里。悠悠古城，看盡了多少文人的悲歡離合，迎接又送走多少政客的匆匆腳步。

它是馮驥才筆下奇人異士五方雜居的民國天津衛，泥人張、刷子李，彰顯燕趙之地血氣剛烈；它亦是見證帝國興衰的多國租界，小白樓、勸業場，講述着畿輔首邑的繁華與落寞。

古城氣韻、街市繁榮，六百年來在海河兩岸的大街小巷中沉澱，經天緯地治世之才匯聚於此，羣星熠熠，化爲看不盡的紙上煙雲，道不盡的津門故事。

曹禺故居紀念館坐落於天津市河北區民主道東側，始建於1910年，由前後兩幢磚木結構的意式小洋樓組成。戲劇大師曹禺於一百多年前出生於海河之畔，故居可以說是他藝術創作的起點。這段時光的小洋樓裏“終日瀰漫着的憂鬱、傷感的環境，熔鑄了一個苦悶的靈魂，使他早早地開始思索社會、思索人生、思索靈魂。”

走入紀念館，映入眼簾的便是曹禺先生的半身銅像。銅像的創作者劉鑫這樣介紹道：“我格外注重對他的眼神和麪目表情的刻畫，以展示它的內心世界和他一代大師的風采。”童年時期的曹禺整日趴在洋樓的陽臺上好奇地觀察着來來往往的各色人物，那些最底層做苦力的工人到鬱悶的太太小姐全部盡收眼底。在20世紀初的中國大地上，平民百姓爲生活四處奔走，在麻木壓抑的一雙雙眼睛中，曹禺先生深邃的眼神分外顯眼。他看到身邊行色匆匆的人，灰壓壓的一片，他發出的那聲吶喊，仿若平地一聲驚雷，擾了金殿華袍的一場饕餮美夢。

曹禺13歲入南開中學讀書, 參加了南開新劇團,登臺表演了多部西洋戲劇, 成爲重要骨幹，並得到了建通中外戲劇導師張彭春的培養。曹禺故居中便有不少他與恩師張彭春的合影。處在這種氛圍影響下的曹禺，從1926年便開始了他的創業生涯。直到19歲從南開大學政治系轉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 曹禺才離津赴京。1929年曹禺轉入清華大學, 1933年曹禺從清華大學畢業，早在天津醞釀多年的經典劇作《雷雨》也在此時創作完成。

故居中可以看到曹禺的清華大學畢業照，能夠感到他深邃的思想以及對未來創作的熱情。清華大學畢業後他以優異成績升入研究院成爲研究生，專事戲劇研究, 從1935年到1948年間他創作了衆多優秀作品，這些作品使曹禺享譽世界, 成爲中國的莎士比亞。

故居的前樓外檐爲混水牆面，局部爲紅磚清水牆。後樓的外檐爲青磚清水牆，局部爲混水牆面。故居因地處意租界，建築風格爲意式，但建築內部的裝飾卻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體現了中西合璧的文化風尚。前樓以十四個板塊組成的展覽，通過照片、手稿、書籍等元素的展示和文字解說，主要展示了曹禺童年、青少年的生平經歷以及他對天津的特殊感情和對戲劇事業的傑出貢獻；後樓“萬公館”則主要展示了曹禺青少年時期家庭環境的恢復性陳設。

很多人是從《雷雨》這部著名的話劇中得知他的。關於《雷雨》的誕生，曹禺說：“我寫的是一首詩，但絕非一個社會問題劇。”《雷雨》中許多故事片段與人物都與故居中的這段生活有關。在清華期間，他始終沒有停頓對《雷雨》的構思，所寫的人物小傳塞滿了牀下。雷雨誕生八十年來，至今仍是舞臺上最受歡迎的劇目，成爲中國話劇的經典。身處故居中，彷彿看見一代大師在窗前的書桌停頓凝思，在雷雨交加的夜晚用筆尖觸碰時代之痛。妄想逃離過去的周萍、單純的四鳳、歸來的魯媽、爲正義呼喊的工人魯大海、僞善的周樸園，他們屬於一個驚心動魄的悲劇故事，卻在這座靜謐的故居中被緩緩訴說。

受到《雷雨》這一鉅作成功的鼓勵，曹禺另一部以天津惠中飯店爲背景的經典劇作《日出》又如一輪朝陽蓬勃而出，盛況空前。曹禺說：“是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實，利刃似的刺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住的憤怒。我絕望地嘶噶着，那時我願意一切都毀滅了吧，我如一隻負傷的狗，撲在地上，齧着鹹絲絲地澀口的泥土。我要的是太陽，是春日，是充滿了歡笑的好生活……”而在曹禺故居紀念館正式開館一週年的日子裏，曹禺的女兒萬方向紀念館捐贈了《日出》的手稿，使它榮歸故居。

曹禺劇院緊挨着曹禺故居紀念館，內設“雷雨廳”、“日出廳”和“原野廳”三個小劇場，主要以演出曹禺經典劇目和城市時尚話劇爲主。

劇院旁的桃花如期開了，我在和煦的春光中見到一樹桃花的獨白，衣角便灑落一個時代的哀愁。

在天津市意式風情區的民族路上，坐落着一座意大利風格的花園。花園裏的小洋樓不算宏偉，但將近百年的歷史讓它散發着歷史的氣息。它的前主人，就是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梁啓超。

初入大門，兩棟意式洋房並列於前方：左側是大名鼎鼎的“飲冰室”書齋，右側是梁啓超及其家人的故居，都已在此目睹了民族路100年的變革。儘管它們被整修過，但它們的樣式仍然得以保留。兩者形狀各異，各有特點。在兩棟洋房前方的空地上坐落着梁啓超的銅像：他坐在扶椅上，左手扶椅，右手握卷，目視前方，目光淡然而平靜。他外貌上看似這般和藹可親，實則內心裏感情奔放、鋒芒畢露。郭沫若曾說：“……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在政治上，他都能表現出與他身材不相稱的熱情。

現在，經政府對這兩棟樓房進行維護後，故居內部已被改爲數個展覽室，其中有諸多資料與用於展覽的實物。一層主要用於會客與接待，很多地方都被保護起來，遊客不能入內，但可以隔着護欄觀賞。書房和臥室都是在二層，算是參觀的重點。臥室陳設比較簡陋，光線也很昏暗，但卻有一種簡樸的美感。房間似乎是籠罩着一層歷史的薄霧一般，一踏進去便有一種身臨其境之感，好像樑先生剛從牀榻起居後不久。

臥室的對面便是書房，飲冰室之所謂爲飲冰室，便源於先生在探索社會改革頻頻失敗後，唯有“飲冰”能緩解他心中的焦灼。這件書齋便是他通過整理寫作來消解鬱悶的處所。房間不大，一方書桌便佔了三分之一。一方硯臺，一疊書報，一支筆筒，數支毛筆便構成了桌上的全部。書桌旁有一個樑先生的雕像，他眉頭微皺，提筆似要批改些什麼，但又面露難色，遲遲不能落筆。

天色漸晚了，夕陽的光透過外面的陰翳打進來，照亮了原本房間的晦暗，樑先生的雕像有了一層淡黃色的光暈，像是閃着金光一般，驅走了原本的黯淡。

1895年春，他與康有爲發動了公車上書朝廷要求變法。在他的努力下，維新運動逐漸開展開來。然而，在外界壓力下，維新運動最終流產，他本人也數次受到反維新勢力的攻擊。從維新失敗後流亡日本，再到辛亥革命後得以回國居於天津；從袁世凱復闢帝制後竭力反對，再到段祺瑞辭任總理後退出政治舞臺，梁啓超始終在不斷地秉承着他的“變”與“不變”：變的是他在“救國”目標下努力的方向，不變的是他的拳拳愛國之心。

達青年的期許。又或者是憤慨的天問：“何時睹澄清，一灑民生艱？”在這並不特別的一方木桌上，樑先生冒了世之不諱，傾其全力以鬥天、鬥人、鬥命，而這一切不圖名不圖利，只圖良心之安頓，靈魂之救度矣……

“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梁啓超用自己的一生踐行此言。他始終未曾停止奮鬥。而位於民族路的這處故居，更是梁啓超奮鬥的見證。如今，故居門口遊人如織，展覽室內遊客們認真閱讀牆上的簡介。也許，他們能在這裏驚歎於他的豐功偉績，能在這裏感慨於他的生不逢時，能在這裏激起對祖國的熱愛，更能在這裏獲取建設未來源源不竭的力量。

在經歷了三次稱帝，兩次亡國之後，末代皇帝溥儀接受了自己作爲新中國公民的身份，餘生做了個花匠，每日澆水。

1912年，隆裕太后代表清廷發佈了一份退位詔書：“……予何忍以一姓之尊榮，弗兆民之好惡。”1913年，性命垂危的隆裕太后喚來了小皇帝溥儀，對他說了這樣一段話：

“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國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奈何奈何？”

年僅7歲的小皇帝於懵懂間，見證了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覆滅，最後一個皇太后的合眸。如同電影《末代皇帝》片頭所演就的，伴隨着昏黃光線中揚起的飛塵，敲鑼打鼓的送終，誇張狼狽的哭號，溥儀早在不自知的時候，便被時代推上了風口浪尖。

靜園是溥儀退位來津後第二處住所。解放後便被國家佔有，並當作民宅使用，80年代靜園幾經易主，本世紀初房子已是45戶人家的大雜院。

現如今，靜園已是一處對遊客開放的觀光場所。花園裏憨憨的玩偶皇帝溥儀與皇后婉容面帶笑容迎接遊客，桌椅整齊地分佈在噴泉兩側。午後陽光正好時，也有不少人於此愜意地喝茶，欣賞這閒暇時光的末代皇帝的小花園。

靜園重修後的模樣顯得小巧精緻。靜園在當時是極其典型的私人住宅佈置，爲三環套月式三道院落設置，即前院、後院和西側跨院。西側是平房圖書館，旁邊有湖山疊石、竹林景觀，北側爲主樓，東側則是溥儀展館及影像資料室，詳細記錄溥儀生平，供人閱覽。主樓舒緩的屋頂、紅色筒瓦，具有西班牙中世紀建築特徵，單券形式的窗飾體現了西班牙建築元素，小窗戶則由菲律賓木建成。

每逢週末時，來靜園遊玩的人雖說不多，但也絕不少，總有人花上20塊錢進來坐進休憩的椅子間，慢慢喝茶，也不高聲講話，只悠閒享受當年帝王所賞的景緻。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西側的修復展館中的文字如是說道。溥儀曾於天津在遺臣簇擁下風光一時，頂着皇家的名聲，賣着珍貴的珠寶，過着奢華的日子。主樓大餐廳處一頂掛燈照亮室內，右側的留聲機、西式掛鐘靜靜地擺設在餐桌旁，巨大的比利時進口玻璃濛濛地透過光線，室內呈現昏暗的感覺。過道之後的小餐廳屋頂以紅棕色爲底，印上繁複的黃色龍紋，懸掛在屋頂之下的中式燈籠亮起燈光，正好照亮一旁的標識牌。溥儀在清期間時常與皇后婉容同去西餐廳參加宴會，享受英、法、德、意、俄各式大餐。電影《末代皇帝》中，溥儀在天津的生活，也正是以起在西餐廳中的一曲鋼琴，一支華爾茲開始的。

他作爲一個自小成長在封閉的紫禁城內的皇帝，對外界事物懷抱極大興趣與好奇的同時，既看不見當時中國底層人民生存的煎熬，更看不見當時在天津平靜表象下洶涌的暗流，只是終日沉浸在自己即將“復辟”的幻想中，醉生夢死。

主樓西邊的議事廳大門前掛了一幅對聯：“靜坐觀衆妙，端居味天和。”入門後，門上置一橫幅“乾坤正氣”。再入小門，纔是平日遺臣與溥儀祕密議事處。兩張椅子，一張茶桌，一副花鳥畫。又有誰能看見隱藏在這層簡潔而平靜的表象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天津日租界處暗流的玄機？

1925年至1931年，是溥儀思想成熟的時期，是他不斷尋求復辟而四處奔走的時期。儘管他被稱爲“前皇帝”，但他在政治上得不到支持。同時他還近乎破產，可真謂是“有飯可吃，卻無路可走”。

日軍卻早早看中了溥儀，很早就專門派參謀人員教育溥儀，當時中國局勢動盪，軍閥混戰，一次戰火波及天津，日軍駐津司令特地前來向溥儀報告：“請宣統帝放心，日軍決不讓中國軍進租界一步。”對中國來說，既是莫大的諷刺，更是莫大的恥辱，但對當時年輕的溥儀來說，仰慕與敬畏的種子早已深深埋下。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寫道：“我在日本公館裏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後，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將來複闢的第一個外援力量……我拉攏軍閥、收買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見效之後，日本人在我的心裏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日本受到國際上其它國家的強烈譴責，政治上處於被孤立的狀況。爲此，日本軍方和政方產生巨大矛盾，軍方企圖通過扶植代理人間接統治中國東北，而政府方面則希望不要貿然激進，應靜觀時勢變化。而此時的溥儀不瞭解也看不透其中關鍵。日本軍政界間的糾葛直接推遲了軍方口頭允諾的“滿洲皇帝”任期，這讓當時的溥儀陷入彷徨與困惑之中。他心懷“復辟”的野望，在逆時代的潮流裏究竟能走多遠？

向左一瞥，透過巨大的落地窗正好能瞧見外院風光。溥儀在天津度過這一段難得休閒時光時，每日吃喝玩樂，無事可做，就在院子里拉了個網球場，和別人天天打網球。縱觀溥儀一生，猶豫不決，輕信他人，內理不了家事，外處不好國事。生在末世帝王家，本就是註定的悲劇。而溥儀無梟雄氣魄與手段，作爲一個普通人，被家族、歷史、傳承、利益所趨，推至歷史滄桑的風口浪尖上，受人擺佈，作爲傀儡，尚不自知，實在可悲可嘆。

既然享受了權利，就必然擔負重大責任。溥儀親手簽署了一份份文件，推動了日軍在東北的囂張跋扈，“七三一事件”、“萬人坑事件”……甚至連陪伴身邊的女子，也因溥儀的懦弱、無能，一個個相繼死去。溥儀直到在新中國接受改造時，才終於切實地聽見了東北人民的血淚控訴。“……支撐我前半生的信念崩塌了。”年逾古稀的溥儀在日本七三一部隊遺址前，留下了悔恨的淚水。

雨果曾說：“沒有聽見不是沉默的理由。”這位曾經被利益與復清矇蔽了雙眼的皇帝，終於以囚徒之身看清了現實。邪惡是如此平庸，而平庸是如此容易。一次簽名、一次冷落、一次固執……只因自己的方便，便給他人帶去了不知多少痛苦。”在此之前，溥儀從未痛苦於他人的痛苦，因爲他從未長大。對他而言，最絕望的莫過於“向來心是帝王心，奈何人是平凡人”。可是接受平凡，並不可恥。亂世梟雄又有幾人？接受平凡的同時，也就接受了歷史，接受了生活，接受了責任，接受了自己。

運命唯所遇，循環不可尋。溥儀一生三次稱帝，兩次亡國。隆裕太后之所以撒手人寰之後仍能百世流芳，就是因爲她看清了自己沒有選擇的命運。溥儀從前不懂，他這一生註定做不成皇帝，帶不走聲名，更帶不走榮華，能帶走的唯有他的屈辱，他的幻夢，他的曾經。如今幻夢破滅，認清現實，那麼餘生溫順地做個花匠，終日澆水又何妨……

這個皇帝在他的前半生，一直以45度角的姿勢擡頭仰望天空，古稀之年，他終於也垂下了頭顱。

靜園的確安逸寧靜，啁啾的鳥鳴聲間樹影婆娑。荏苒幾盈虛，澄澄變今古。於無聲間，這座坐落在天津小巷間的莊園，見證了無數人命運的轉折，見證了天津的衰落與繁榮，見證了這百年中國的起起伏伏。

乾坤一轉丸，日月雙飛箭。浮生夢一場，世事雲千變。“舊世中的第一聲呼喊”是劈開腐朽社會的第一道驚雷，“十年飲冰，難涼熱血”怒吼出一個時代的氣節，“向來心是帝王心，奈何人是平凡人”諷過人間滄桑無奈……四顧故居，只見草蕭疏，水縈紆，當年榮辱興衰、生死存亡、國家大義，如過眼煙雲，轉之即逝。但身處其間，本來已然遠去的人與物，卻彷彿仍停留在現世。

王開嶺曾說，人類該幹好兩件事：一是點亮黑夜，一是修復黑夜。同屬文明，一樣偉大。

追尋歷史，更是不忘初心，以史爲鑑，方能指點江山。

責編：對方正在偷人...  暴富毒

文：怦怦  一一  空空如也 

圖：怦怦  一一  空空如也  網絡

編輯：楊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