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峯被稱為「華中鄉土派」創建人，從90年代雙腿跑遍全國，調研得出的結論幾乎都是對既往迷思的破除。 CFP 資料 中國究竟需要怎樣的城市化？高歌猛進搞城市化是不是存在問題？著名三農問題專家、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峯帶來了完全不同於主流的觀點。這位被稱為「華中鄉土派」創建人的著名學者從90年代雙腿跑遍全國，調研得出的結論幾乎都是對既往迷思的破除。「正是長期從事農村調研，形成了我對中國城市化與現代化的與主流認同差異頗大的觀點。」最近幾年，賀雪峯的功夫下在土地制度研究，直到系統論述中國城市化的書瓜熟蒂落。新書《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名字無感情色彩，內容卻常「離經叛道」。如當前政策強調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而在賀雪峯眼中，中國當務之急該下功夫的卻是：傳統農業、加工製造業和科技進步。其中「傳統農業」十分顯眼。鄉村的價值是毋庸置疑的，在當前主流話語中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賀雪峯從鄉村研究和鄉村建設實驗一路走來，早在12年前，他就如此寫道：「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農村能否充當勞動力的蓄水池和社會的穩定器，對現代化建設的成敗將具有決定性意義」。而在法學界和經濟學界呼聲很高的「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可能斬斷返回鄉村的根。在激進的城市化面前，鄉土社會面臨著被毀的危險。對此溫鐵軍如此評價：「很多城市化率超過70%的發展中國家摔進了發展陷阱而難以自拔，主要原因是在沒有形成產業競爭力之前，就毀掉了能夠承載危機代價、使國家實現軟著陸的鄉土社會。由此看，本書作者是在尋找一條防止中國跌入發展陷阱的道路。」賀雪峯痛感學界多懶漢，沒有經過親身調研，想當然地根據國外有什麼來判斷中國，而看不到中國真真切切發生在每個角落的鮮活的現狀。中國是如此特殊，其複雜性必然是超越西方話語的。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專訪賀雪峯的出發點來自李克強總理對城鎮化的強調，和今年以來「新型城鎮化」帶來的政策影響力。面對衡量中國城市化的問題，賀雪峯所做的是根本的思想闢清。他認為中國不必妄自菲薄，體制性的城鄉二元結構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正在由過去剝削性的城鄉二元結構變成保護性的城鄉二元結構。這個時候不研究具體問題，只抽象地根據意識形態站隊是不行的。他提醒，資本下鄉和土地流轉存在危險，穩健的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之福，而激進的城鎮化很可能翻車。 讓我們聽賀雪峯娓娓道來。發展中國家搞的城市化幾乎沒有好的 在爭論中國要什麼樣的城市化之前，先要了解怎樣衡量一個城市的城市化。要看的指標無非是兩個，城市化率的高低，和城市化的好壞。讓我們看看二者在全世界的城市狀況如何。城市化率很容易統計，中國現在的城市化率是53%，印度的城市化率是35%，拉美有很多城市化率達到80%，歐美都比較高，80%左右。很容易發現，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都很高，而發展中國家有的城市化率高，有的低。發展中國家中城市化率高的有80%，低的只有百分之十幾。中國算是其中比較高的了。再從城市化的好壞來看。發達國家城市化的「好」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基礎設施很完善，第二沒有大規模的貧民窟，第三進城的人口有穩定、正規的就業，非正規的小商小販、打點臨工、賺點小錢的情況比較少。對於少數沒有正規就業的、低收入的人，社會也對他有比較好的保障，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對生育的社會救助力度也比較大。絕大多數進城人口可以在城市體面而有尊嚴地生存下來。亞非拉地區的城市化則呈現了截然不同的面貌。這些眾多的發展中國家鮮有城市化好的，它的不好也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基礎設施不完善，治安不良，衛生條件不好。第二，最突出的是，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都有大規模貧民窟，而且城市貧民窟人口佔比極大，甚至佔到全部人口的1/3左右。比如印度的孟買，30%的人口在貧民窟，那麼這個貧民窟就很恐怖。第三，進城人員很難獲得正規就業，就業不穩定，收入低，缺乏社會保障。印度的正規就業的人只達到百分之十幾，大量進城人員沒有固定的住所，其中收入低的，既不體面，又無尊嚴，喫了上頓沒下頓，對人生是沒有希望的，過好當下就差不多了。要對這樣沒希望的人羣進行社會治理，是非常困難的。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情況？發展中的國家的人均GDP只有那麼高，中國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印度可能連1/10也沒有。發展中國家又處於整個全球分工價值鏈的最底端，其產品在國際上缺乏競爭力。而且國家不可能給沒尊嚴的人提供廣泛的救助，因為所有國家都是多數救助少數。所以，發展中國家城市化好的，幾乎沒有。你去看人口基數超過5000萬的國家，皆是如此。中國是發展中大國中唯一沒有大規模城市貧民窟的國家中國的情況相當特殊，中國是當前發展中大國中唯一沒有大規模城市貧民窟的國家。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是相當好的。有一個段子說，中國「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且不說農村像不像非洲，說中國城市像歐洲並非完全沒道理，至少從表面來看，中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良好且沒有貧民窟。中國城市的機場、火車站比發達國家的還要好。中國53%的城市化率與同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率相差不大，比印度30%多一點的城市化率要高得多，但竟然還沒有大規模城市貧民窟，算是一個奇蹟。而且今天在城市生活的人，不管是城市人還是農民工、大學生，精神面貌都是不錯的。都說農民工是社會的底層，當他們感覺在城市的社會地位不高，他們會把錢帶回家鄉，在家鄉實現他們的生活意義。站在家鄉的角度，在城裡賺的錢可以蓋房、娶媳婦，還是有希望的。如果我在城市賺了錢，可以在城裡買房，那我就順利進城了。萬一不行，我回到家鄉還可以種田。回到農村還不一定差呢。農村有自給自足的經濟，有新鮮的空氣，有自己的住房，自己種的糧食還很安全，可以生活得既有體面又有尊嚴。農村家鄉有土地，有住房，有熟人的社會關係，有祖祖輩輩的傳統，有根，因此有歸宿感。以上講了三種模式的城市化，一種是歐美的，一種是亞非拉的，一種是中國的。一個國家的城市化好還是不好，可以歸結為它經濟發展的階段，這是結構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可以說是一個鐵律，歐美日城市化又快又好，亞非拉國家的城市化不管發展的快不快，它都發展的不好。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但是城市化為什麼還發展的不錯？其中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恰恰中國有不同於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特殊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中國特殊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是新中國的歷史遺產，一是城鄉二元結構，二是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分戶承包的基本制度，三是建設用地制度或者更大層面上說中國土地制度。這三個特殊制度使進城農民可以保留返回家鄉的權利。城鄉二元結構正在由剝削性變成保護性 從這樣的角度看我們今天的城鄉二元結構和土地制度，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當前體制性的城鄉二元結構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即正在由過去剝削性的城鄉二元結構變成保護性的城鄉二元結構，變成保護進城失敗農民仍然可以返回農村的權利的結構。如果今天把城鄉徹底放開，農民可以進城，資本可以下鄉。農民宅基地不要了，進城了，作為一個城裡人，我買了他的宅基地，於是我多了一個度假的去處，喫喫喝喝搞個農家樂。對城裡人來說只是多了個休閑的去處，對農民來說卻是把他的老家給幹掉了。進城失敗之後再想回去就回不去了。我們的制度就是限制資本到農民那裡去擠佔農民的生存資源，這樣一種城鄉二元結構對農民就是保護性的結構，這種保護性的結構使中國的城市化更有質量。跟法學界和經濟學界交流時感受很強烈，當對農民問題沒有仔細研究時，會得出結論說：中國的制度全世界都有沒有，為什麼沒有，肯定是錯的，那要把它改掉。事實上，對比那些發展中國家，中國是有優勢的，並且中國的人口基數有14億，能承載這麼大規模的人口，就說明：我們過去的制度並不是因為和別人抽象地不同，就是壞的。正是中國和別人不同，才創造了那樣的發展奇蹟。對中國今天的發展，我們要進行仔細的研究。看清哪些是結構性的因素，是改變不了的，哪些因素是可以通過政策進行改變的。不要最後失去了不能改的結構，而可以用的政策又不用。今天普遍存在的是，不研究具體問題，只抽象地根據意識形態站隊，說這個不好那個不好。在我看來，今天中國的城市化總體狀況是不錯的。其原因是我們的農地制度、建設用地制度，以及城鄉二元結構中的合理成分，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是應當保存的。全國的縣城到處都在建「鬼城」 「城市化」的提法發生了向「城鎮化」的改變，而且越來越側重鄉鎮、縣城的層面。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層面的狀況。農民進城究竟進到哪裡去了？總體來講，農民進城是大勢所趨，但是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農民有能力進城，就讓農民進城，如果農民沒能力進城，那不要催農民進城，逼農民進城。一旦進城失敗，要允許農民返鄉。設想一下，即使北京的戶口放開了，農民可能也在北京買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買得起房的地方通常是小縣城，農民進城都是進到那裡去了。我在全國調研時感覺很焦慮，因為全國的縣城到處都在建「鬼城」，建大量的房子。我說你一個小縣城的房子賣到三四千一平方米，你賣給誰？你這個縣城沒有什麼中產階級啊。他們最後解釋說打的都是農民工的主意。一個農民工，在外面打了十幾年工，賺了二三十萬，這個本來是血汗錢和養老錢，結果花在了這個上面。縣城裡到處都有房地產廣告：「歡迎農民進城買房置產」。農民工條件好的話買房也不是不行，但是，我們當前的整個政策宣傳和具體措施，都體現著地方政府對農民進城買房、帶動土地財政收入的希望。要讓農民審慎進城 這其中有一個巨大的問題。農民也許買得起房子，但住不住得下來，又是一個問題。後者不是住房可以解決的。我們要問他在縣城裡有沒有收入？有多少收入？收入來自哪裡？農村的年輕人外出打工了，年老的父母在家務農，子女務工的收入，加上父母務農的收入，就有了兩筆收入。在農村居住時，又有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成本又低。兩筆收入加上生活成本低，每年都有餘錢。一個人有餘錢時心情是比較好的。相反如果進縣城了，父母年齡大了後進城沒工作可做，縣城的生活成本開支巨大。年輕人在縣城打工，工資收入可能只有一兩千，而在上海打工可能是三千塊錢。雖說這樣一來，一家人是住在一起了，但是收入劇減，開支劇增，每年都捉襟見肘。一捉襟見肘，家庭矛盾也會湧現出來，老年人覺得自己沒有收入，成了家庭的拖累，還能幹嘛？只能找死。我見到了很多這樣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講，當說到農民進城的問題時，必須看縣城是不是生產性的。在縣城、尤其是鄉鎮這一級，要看生產性的因素多不多，就業的機會多不多。這不是一個買不買得起房的問題。要讓農民審慎進城，要讓它自然發展。而今天縣域的房地產開發明顯超過了農民的需求。不是超過了一點點，而是超過了很多。這裡面是有問題的，形成了農民進城生活更困難的現象。一個農民從四川跑到廣東打工，是過於遠了。省會城市、甚至地市一級應當有更多高效的、管理水平高的、產業化程度高的產業園區，動員農民在省域內轉移、就業，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更多的用來發展高新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以省為單位來發展。農民在省域有了收入不錯的就業，另一方面離農村的家鄉也不遠，那就很好。我在城市和農村調研時發現，農民凡是到了五六十歲，一定想回到農村住，不願在城市住。能在農村住，又能享受城市的收入，就業離家鄉又不是太遠，是很好的。把土地流轉給資本是沒有道理的 遷居城裡和返鄉都應該是自由的。城鎮化的好處應當是允許多樣性，要尊重自然規律，而不要過多人為地進行政策幹預。克強總理講要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講的是不錯的，但到下面執行時可能就有巨大的問題了。縣域拚命推動農民的進城，城裡工業化沒搞好，城市化只表現在建了很多房子。最後為了把房子賣出去，從上級政府到下級政府，開始推動農民土地流轉。他們說小農經濟無效率，應該讓資本去種田。中國今天還有6億多農村人口，還有接近3億的農業勞動力，人均不到7畝地，以今天的生產技術條件，一個勞動力種50畝地沒有問題。你說他們沒效率，是沒效率，但是一個農民五六十歲到了城裡，就不是沒效率的問題了，而是根本沒有就業。不就業，人生會沒有目標，生活會沒有意義，農民也不信宗教。不能勞動，只能跳廣場舞，那不把人逼瘋了嗎。今天種的田是少一點，但是我在全國看到，農民種田都是精耕細作的。凡是老人種田都是精耕細作，糧食畝產都很高。凡是資本下鄉的，糧食畝產都遠遠不如農民。如果你非要把土地流轉給資本，甚至政府還補貼去打敗小農業，這是沒有道理的。千萬不能激進，中國發展速度已經太快了 關於中國城市化，現在的政策太急了，社會的期待太高了。城市化要穩健，不要激進。穩健的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之福，激進的城鎮化很可能翻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全世界都是如此。拉美在七八十年代經濟總量就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今天去看，還不如七十年代。七十年代還有產業，現在整個產業空心化之後，就去賣資源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中等收入陷阱？當一個國家在發展到某個階段，把所有人對利益的欲求、渴望都調動起來了，但是產業卻沒有相應跟上，這個社會缺乏資源可分，不同的階層、階級、人羣之間就都會去爭奪利益，但沒有利益可分，階層之間的衝突就會增加。經濟的波動帶來社會的不穩定，社會的不穩定帶來政治的動蕩，政治的動蕩帶來軍人政權和民選政權的來回交替，像土耳其、埃及、泰國、烏克蘭，更不用說拉美，都是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問題。在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當我們過於激進時，當農民進城後就沒有退路了，這時所有人都要爭奪自己的利益，但我們的發展階段決定了國家沒有能力滿足所有人快速增長的利益訴求，最後就會矛盾四起了。比如，我是農民出身，我從來不反對提高農民工資，但是今天全球資本結構不能改變的話，如果提高了中國農民工的工資，而緬甸、越南的工資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資本就會大量轉移。幸好中國的基礎設施好，一部分資本是轉移不出去的。如果那些國家的基礎設施也改善了，資本就全部出去了，中國製造和世界工廠的地位就沒有了。你高新技術沒發展起來，製造業又衰落了，天天去搞服務業，那就麻煩了。千萬不能激進，中國發展速度已經太快了。城市化和現代化，我們現在都必須穩住。我最反對的一句話叫「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刺激消費、拉動內需」產生的都是垃圾GDP，是沒有用的。中國今天應該是勤儉節約鬧革命，我們把節約的資源用於發展哪裡？用於發展產業，實現產業升級，尤其在高新技術領域。如果不去佔據世界產業鏈的高端，老在低端裡面搞「刺激消費、拉動內需」，這是浪費，我們今天把浪費當做經濟的增長，是非常滑稽的事情。經濟增長的核心是產業的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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