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詩人海子去世三十週年。我們爲讀者朋友找到了作家葦岸的紀念文章。葦岸是海子的生前好友，此文爲大家呈現了一位更加生活化的詩人。

　　1984年7月海子在北京留影（唐師曾攝）

　　懷念海子

　　文│葦岸

　　作爲一個海子生前比較密切的朋友，一個海子最後歲月的“見證人”（西川語），海子死後，我曾寫過《海子死了》與《詩人是世界之光》兩篇悼念文章。現在，在海子辭世五週年之際，我再次寫下此文，談談我與海子交往中上面兩文未涉及的一些事情，以共同懷念我們的詩歌天才，親愛的兄弟。

　　我和海子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個冬天，時間約在1985年底或1986年初。那天晚上，他是隨一個寫小說的朋友，一起到我家來的。當時他所執教的中國政法大學，正準備由市區遷往昌平，部分教師的宿舍先行搬到這裏，臨時住在城西北角西環裏小區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租用的樓裏。我記得當朋友向我介紹說“這是海子，政法大學的教師，寫詩的”，我感到很驚異，因爲看上去他還完全像個孩子。他身體瘦小，着裝隨便，戴一副舊色眼鏡，童子般的圓臉，滿目稚氣。雖然他此時已二十出頭，但在他身上，依然是一種少年的和早慧的氣息。海子1964年生，1979年十五歲時即從安徽懷寧家鄉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他畢業時的年齡恰是我們一般入學時的年齡，畢業後，被分配至中國政法大學，初編校刊，後走上了講壇。我尚未讀過他的詩，也未聽說過海子這個名字，但他的神童歷程，已令我肅然起敬。一生遠離巴黎，居住在比利牛斯山區的故鄉小鎮，寫出“把我們得不到的幸福給予所有的人吧!”（《祈禱）》的法國詩人雅姆（一個我非常喜愛和崇敬的詩人），被裏爾克敬重地稱爲“外省的詩人”。此時我將我眼裏的海子，看作“一個外省的少年形象的詩人”。他實際已在自己的詩中，寫下了“第一個犧牲的，應該是我自己。”（《1985年詩抄之二：種籽》）這同樣震撼心靈的詩句。

　　這之後，我們好像見面並不多。真正密切交往，是後來的事了。不久我從家裏搬出，恰好也住到了西環裏。我住的6號樓距他們的15號樓很近，一樓之隔，幾分鐘的路。由於我們都是單身居住，這使我們的來往沒有任何顧忌。誰想到誰那兒去，完全不必考慮此時是什麼時間。直到1988年他們搬進位於城東的政法大學新校，我們在西環裏做了近兩年的鄰居。

　　海子在我所結識的朋友中，是我感到交往上最無障礙，最自然、輕鬆、愉快的一個人。他胸無城府，世事觀念很淡。他意識上並不努力將自己納入某個“類”（詩人或其他）中，進而染上這個類慣有的毛病。比如：一事當前，先盤算做了是否掉價或有失身份；滿腦子名士觀念，社交上人爲地製造距離感等等。海子不是一個刻意做詩人的人，他是一個一心一意寫詩而絕少其他念頭的人。我在《詩人是世界之光》裏寫道：“海子涉世簡單，閱讀淵博，像海水一樣，單純而深厚。他走到哪裏都會受到喜歡，他也會很快和任何一個人交上朋友。海子給我的印象，讓我想起惠特曼的一句話：‘我想凡是我在路上遇見的我都喜歡，無論誰看到了我，也將愛我。’”《詩人是世界之光》是一篇日記體文章，其中有這樣一則：“1988年7月7日晚上去政法大學新校海子宿舍。開門的海子長髮抵肩，臉帶傷痕。我已很長時間沒有見到他了，他的樣子使我吃驚。……”稿子發表後，我注意到“長髮抵肩”的“抵”，被細心的編輯改成了“披”。兩字的差異在於，“長髮抵肩”是指頭髮一時無心剪理而長至肩頭，“長髮披肩”則指日常傾心於蓄長髮。我想編輯可能認爲，作爲前衛詩人的海子，平日大概也是一副一般現代派藝術家的作派。但海子不是這樣。平日的海子，既有着農家子弟溫和與純樸的本色，又表露着因心遠而對世事的不諳與笨拙。

　　幼年海子

　　海子比我小几歲，但無論是在文化視野，還是在詩學修養上，他都是一個先行者和遠行者。他對詩歌更爲專注和深入，他是一個洋溢着獻身精神的純粹的詩人。我可以說，與海子的交往，使我獲益很多。我曾寫過一首關於麥田的詩，其中最後一節爲：“麥田被道路切割/麥田把村莊環繞/居住在麥田之內/便是居住在貧匱之外”。海子看後，認爲不如將“貧匱”改爲“貧窮”。他的指點，使我恍然明白應該怎樣使字詞或詩本身從矯情的“文化”，回到實地的“生活”。在海子的詩中，麥田是被直呼爲麥地的：“全世界的兄弟們/要在麥地裏擁抱/東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麥地裏的四兄弟，好兄弟/回顧往昔/背誦各自的詩歌/要在麥地裏擁抱”（《五月的麥地》），“麥地/別人看見你/覺得你溫暖，美麗/我則站在你痛苦質問的中心/被你灼傷”（《答覆》）。他的稱呼，是農民兄弟自己的稱呼。我是個傾心信仰人類曾經有過“黃金時代”的人，信仰人類的初始生活像河流的源頭一有清澈。爲此，我寫過詩《美好如初》。我相信“人（只要他肯）皆可以爲堯舜”（孟子），爲“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獲得童年”（泰戈爾）動心。我不是一個純粹的藝術家，在藝術與文學中，我更崇尚藝術家的使命。對一項藝術形式的探索或革新，我也許會無動於衷，但當我讀到“一個偉大的人有兩顆心：一顆心流血，另一顆心寬容”（紀伯倫）、“當大地還有生靈遇難，我又怎麼能幸福”（馬勒）這樣的文字，我會深受震動。我覺得藝術家就是那些努力使人類重新回到“童年”或走向“堯舜”的人。我曾就此同海子交談過，他認爲，人一開始就是複雜的，分裂爲二的，否則就不會有後來耶穌基督的救贖。我知道，海子的觀點是更爲深刻的、本質的、真實的，我的信念，則更多地源自一個個體生命的意願與心情。我是一個至今仍滯留在善惡涇渭分明的一元論中，不忍面對（或承認）人性真面目的人。

　　海子廣讀博覽，涉獵寬泛。他看書的速度很快，每次我到他那兒去，發現他正在讀的必定是一本新的書。有時他從我這兒拿走一本書，第二天便會將讀完的書送還。我有不少書是經他談論、推薦，纔買來或首讀的。這裏我首先要說的，是美國19世紀作家梭羅的那部光輝著作：《瓦爾登湖》。由於海子的傳播，我讀到了這本有生以來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海子講，他1986年讀到的最好的書是梭羅的《瓦爾登湖》，1987年讀的最好的書是海雅達爾的《孤筏重洋》）《孤筏重洋》是一本小書，譯本爲1981年版，定價很低，海子碰上時大概買了好幾本，分送給朋友。托爾·海雅達爾是挪威學者，一個年輕的勇士，他爲了證實他的“太平洋諸羣島上波利尼西亞人的祖先，是從南美大陸乘木筏漂洋而來”的驚世設想，隻身駕駛木筏做了一次試驗。此書記錄了他的這一歷時九十七天、飄流四千海里的輝煌壯舉。海子臥軌時，身邊帶了四本書，其中即有我們上述談到的兩書（另兩本爲《新舊約全書》和《康位德小說選》）。1988年春，海子去了一趟四川，回來後，有這樣三個細節使我至今記憶猶新。一是他說的一句近乎戲謔的話：四川常年陰天，所以當地人看起來就像每天都在搞陰謀似的；二是他送給我一張他在沐川與宋渠、宋煒兄弟合影的照片；三是他向我推薦他在當地書店買的一本有着“文明人從未能在一個地區內持續文明進步長達30一60代人以上”論斷的書：《表土與人類文明》。海子曾到我這兒找過關於大地的書，他說至今尚未看到一本這樣的書，梭羅的《瓦爾登湖》沾點邊。那次他並未如願，只拿走了漢姆生的小說《大地的成長》和一本《愛鳥知識手冊》。去年我在王府井書店，意外地買到一本與大地相關的書。讀後我難以抑制地寫了一篇介紹文章。我說：“好兄弟，現在我告訴你，有一本一定更合乎你心願的書，已被介紹過來，書名譯作《沙鄉的沉思》。美國偉大的生態學家，環境保護主義的先驅，‘土地道德’首倡者，可敬的奧爾多·利奧波德所著。”海子的詩歌理想（“我的詩歌理想是在中國成就一種偉大的集體的詩。我不想成爲一個抒情詩人，或一位戲劇詩人，甚至不想成爲一名史詩詩人，我只想融合中國的行動成就一種民族和人類結合，詩和真理合一的大詩”）的萌生、衍進和形成，是與他的閱讀同步推進的。如果我們看看他的詩學著作《詩學：一份提綱》，我們會對他的閱讀感到吃驚：彷彿人類的全部文化都已裝進這個二十幾歲青年的頭腦中。海子不僅沉浸在人類既往文化的無邊海洋中，同時他也敏銳地感應與關注着當今世界文學藝術的動態和發展。比如，他所稱的“處在某種邊緣和動亂、混血的交結點上”的異軍突起的拉美文壇；因社會漸漸鬆動而陸續解禁及新問世的一些具先鋒色彩的前蘇聯作家作品（我覺得海子是偏愛北方的“斯拉夫的俄羅斯”的）。就後者來說，他讀了，我們在一起談過的就有布爾加科夫《大師與瑪格麗特》，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艾特瑪托夫《斷頭臺》及刊於《世界文學》1987年2期的沃茲涅辛斯基的作品《0》等。海子對國內文壇的一些新銳作品也是留意的，我印象中他讀過的即有《棋王》、《紅高粱》和《金牧場》等。

　　我們常一起進城。主要是去書店、看展覽或見見朋友。我現在能夠記起的有這麼幾次。一次在新街口書店，我們每人買了一本奧維德《變形記》。這是一本深受歷代作家喜愛的書，《神曲》中，它的作者被但丁列爲荷馬、賀拉斯之後的人類第三大詩人。我曾有在買來的書上即興寫下一兩句話的習慣，類似“有助於文明社會喪失了的想象力復甦”（《希臘的神話和傳說》）等。在這本書上我寫了“熱愛人類的童年”，時間是1986年11月29日。另一次是海子隨我去顧城處，那天我們被主人誠懇留住了。都談了什麼，我完全想不起來了。印象僅存的一個細節是，晚上我們一起看一個有關西藏的電視片，當時美術館剛剛舉辦了一個“西藏民間藝術展”，我問顧城去看沒有，顧城說了這麼幾句：聽江河講不太好，就沒有去。後來我忽然醒悟了，江河是隻看書、看畫片、聽音樂，而不看實物和自然的，我被他騙了。還有一次，我們一起到美術館看一個國外畫家的畫展。是一人的，還是一個畫派或國家的畫展，我搞不清了。只記得這個展覽出售許多印象派以來的繪畫大師的畫冊，印製精美，都是原版進口的，很貴，但機會難得，我們每人買了一冊。海子選的是塞尚，我選了馬蒂斯。塞尚，一個崇尚體積和結構，注重造型的革命性畫家，被世人公稱爲“現代繪畫之父”。除此，我仍想更深地理解海子這一選擇。寫作本文的時候，恰好我的一位熟知海子作品的畫家朋友，自滬來京觀看意大利當代畫家米莫·巴拉第諾畫展。我請他談了他的看法，他認爲，海子的作品雖然有着理性的框架，但本質上仍是抒情的，直覺上他需要補納“理性”，故他選擇了塞尚；我選擇馬蒂斯也是基於這個道理；即我的“理性”，需要補納“抒情”。另一位深愛海子詩歌，且對繪畫藝術很有造詣的朋友，在電話裏向我談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爲，海子選擇塞尚，原因很簡單，就是塞尚的畫打動他了。他認爲塞尚的繪畫總體上仍是抒情的。他讓我看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對塞尚的評價，那上面有這樣一段話：“塞尚的藝術目的是，通過純粹的形和色彩，表現思想並激發起感情。他的藝術有着深邃的理性。其晚年作品達到了抒情的頂峯。”

　　1979年夏，北京大學讀書期間海子在天安門前留影

　　畫家從作品對海子與我的判斷，我覺得是恰當的。海子的本質是“抒情”的、“詩歌”的，而我本質上是“理性”的、“散文”的。當我讀到梭羅的《瓦爾登湖》，我的確感到我對它的喜愛超過了任何詩歌。這就是我在詩歌路上淺嘗輒止，最終轉向散文寫作的原因。我是一個本能地習慣於在事物中尋找意義的人。我有一盒《世界管絃樂名曲》磁帶，其中有俄羅斯作曲家鮑羅丁的《在中亞細亞草原上》。這也是一首海子極喜歡的樂曲，有時，在寫作中他也會突然跑來聽一聽（如西川《懷念（之一）》所講：“在他的房間裏，你找不到電視機、錄音機甚至收音機。海子在貧窮、單調與孤獨之中寫作。”我們曾各自談了對這首樂曲的理解。我是從“意義”着眼的，我聽到的是東方駝隊在暮色草原上沉重的行程，及俄羅斯民族的憂鬱與悲慼。海子則更多地是從“精神”來理解的（恕我已記不准他的話了）。另有一次，我們無意中談起各自的筆名。海子原名查海生，我以爲他的筆名是取“大海的兒子”之意，海子否認了。當時我孤陋到尚不知蒙藏高地的湖泊，是被詩意地稱爲“海子”的。他問我的筆名來歷，我說起初來自北島的一首我很喜愛的詩《岸》。此外，這個名字在視覺上是一片樸素風景；還有它原本的諧音可警我在靈魂上自勵一生。這是一個宜看不宜稱的筆名，至今無論是別人這麼叫我，還是我自稱，我都有點難於開口。

　　布萊認爲，年輕一代的美國詩人在成長中，正在被學院生活的穩定、富裕所軟化。他主張詩人應自覺接近自然和底層普通大衆，過艱苦的日子。和梭羅一樣，他身體力行。布萊從哈佛大學畢業，在紐約生活幾年後，便遷到了明尼蘇達州馬迪森市附近的一個農場。在美國，我還知道詩人弗洛斯特和散文大師懷特等，亦在農場（美國的鄉村）定居。在僻遠的地方生活久了的詩人，唯一感到不利的是什麼呢？布萊說：“最近我認識到住在一個不需要你，不敬重藝術的城鎮，就一定會產生自我懷疑。是的，葉芝有時和自己爭辯：不知多少次好奇地想到自己，原可以在一些人人能理解和分享的事物中證實自己的價值。”住到昌平這座距市區30公里，毫無文化和精神可言的北方小城的海子，是否具有與布萊相同的感受呢？海子曾有一首關於“孤獨”的詩，發表時，我注意到他換了這樣一個標題：《在昌平的孤獨》。海子死後，由詩轉向散文的鐘鳴君，在他的一篇名爲《中間地帶》文章中，煞有介事地肯定：“海子的自殺與他生活、往返的兩個地區有關。”即一面是單調乏味的小鎮；一面是他上過大學，有許多親密朋友，精神可以得到拓展和豐富的文化中心。作者儘可從地緣分析角度談論問題，但我不贊同這篇牽強、晦澀文章的武斷結論。

　　在駱一禾致友人書信和西川的紀念文章裏，都對海子的居室有所提及。一禾寫道：“海子是個生命力很強，熱愛生命的人。”“他的屋子裏非常乾淨，一向如此。”的確這樣。在他的樓道門上，貼着一幅優美的攝影作品，內容爲風景中的歐洲城堡。從樓下上來，你會覺得這幅畫在向你說：這是一個詩人的居所。一張牀，幾個書架，一隻書桌，大體構成了我們這位熱愛生活的詩人居所全部內容。牆上飾有一塊醒目的富於民間色彩的大花布，一張梳着無數條小辯子的西藏女童照片，凡高的《向日葵》，還有一幅海子很喜愛的俄國畫家弗魯貝爾的作品：畫面是一個坐着的男孩或小夥子，英俊、漂亮，神情略顯優鬱，畫題爲《坐着的魔鬼》。一禾說，海子的屋子裏有一股非常濃郁的印度香的氣味，並曾警告他“不要多點這種迷香”。這與他的寫作有關。海子喜歡夜裏寫作，每晚他還要喝咖啡。

　　到了1988年上半年，他們搬進了新校。這使我們的來往驟然減少。新校在城東，由西環裏騎車，至少需二十分鐘。海子不會騎車。我到他那兒去，又時常撲空。此後直到出事，近一年時間，我們見面的次數很有限。

　　1989年3月21日，星期二，這是悲劇發生前五天。臨近中午，我外出回來，意外地發現海子正站在樓下等我。他臉色憔悴，神情異樣。還未上樓，他開口就說：“我差點死了。”他說，他夜裏三點來過，見室內沒有亮燈便走了。我問到底出了什麼事情，他說事很複雜。到了樓上，他說他已四天沒吃東西了，現在很想吃。我去廚房做飯，爲他煮粥。正式談話，是在吃飯時開始的。我拿來啤酒。他說不喝了，併發誓從今以後永不再喝酒（我不知海子是何時開始嗜酒的）。我認爲這是一次生死轉折，應該慶賀一下，再喝最後一次。我們喝了一瓶。他向我講了事情的經過。上星期，他們教研室搞了一次聚餐，他喝醉了，說了許多同女友關係的事，醒後大爲懊悔。他覺得這是對女友的最大傷害，非常對不起她，特別是講給了那些他平日極爲鄙視的人聽，罪不容忽，只想一死受過。我說，讓我同她談談，她會諒解你的。他說，不行，這是他無法忍受的，因爲這樣她就知道了。後來，我們轉了話題。談到諸如《流放者的歸來》，預言家諾斯特拉達穆斯及他的預言集《世紀連綿》，早逝的班禪大師等。下午4點，我們出來。我還要到校準備當晚的課，他提了一瓶啤酒。我說，你已發過誓了，不要再動酒。他說他先不回去，想到北面山上再獨自呆會兒。他似乎不好意思回校，他彷彿對我說過他已在宿舍留好了遺書。我不知爲什麼當時沒有充分估計事情的嚴重性。已經四天了，加上今天的情景，意識裏，我總覺得事情已經“過去”。一位編報的朋友恰好要來昌平，我囑他這天一塊兒來談談。他答應了，我們在街上就這麼分了手，我下意識地想，什麼時候他還會突然跑來。

　　海子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留影

　　他沒有來。4月2日，我收到城裏一位朋友的信，劈頭就是：“海子死了。”時間是3月26日。這消息驚天動地，使我毛髮高聳。此時，我覺得我纔是一個真正的有罪的人，不可寬恕。我爲什麼沒有送他回去？爲什麼沒有再去看看他？爲什麼沒有想到陪他幾天？這些天我在幹什麼呢？今天纔得到消息，且來自城裏。在《海子死了》（原爲《我的悲哀》，編輯改爲此題）一文中，我做了深深的懺悔：“我們同在昌平。我可能是得知你欲入絕境的唯一的朋友，可能是你生前所見的最後一個朋友。然而我低估了你內心的痛苦和負疚的情感，忽略了你詩人高貴和脆弱的精神與靈魂。我沒有給你更多的寬解與勸慰，我們的分別像往日一樣簡單，我萬萬沒有想到從此竟永不能再見。我不知這五天你是怎麼度過的，沒有想起適時去看看你，那時我正意外地熱衷於勸世，與培根爲伍，去論他未論的幸福。我沒有盡到一個朋友的責任，失去了或許能挽留住你的時機。這是我最大的疏忽和過失，我終生的悲哀和憾事。”

　　導致我疏忽的還有一個因素，即我一直認定，海子遇到大事，一定會去找駱一禾和西川。我深知他們的友誼：友好的大學同窗，親如手足的詩歌兄弟。正如一禾在致友人書中所講：“我們三人的友誼在北京是很著名的。”當時我與駱一禾和西川都不熟，無法也未想到與他們聯繫。後來，經一個寫詩的朋友中介，我們在一禾家裏，就海子事，進行了一次長談。3月21日，海子找過我後，並未再與他倆見面。一禾講，海子24日可能去過火車站買票，25日晨離校去山海關，26日晨5時半在山海關至龍家營之間的鐵道上臥軌。他選了一個火車爬坡的路段。他死得從容，身體完整地分爲兩截，眼鏡也完好無損。他又好幾天沒吃東西，胃裏很乾淨，只有幾瓣桔核。他帶在身上的遺書簡單寫着：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遺作由駱一禾處理。

　　關於海子的死因，當時有各說種法。虛妄的，鐵心的，聽到別人的災難便興奮的。如：海子練氣功走火入魔，想試試火車的力量；海子寫完《太陽》之後，感到難以爲繼了；海子想以死來提高他的詩等。一禾的“有過‘天才生活’的人，大都死於腦子”的說法，是善意的，研究的，負責任的。他的角度，是依據海子留在校內的遺書中說他出現了思維混亂、頭痛、幻聽、耳鳴等症兆，伴有間或的吐血和肺爛了的幻覺等來確定的。他認爲，“這是腦力使用過度以後腦損傷的症侯”。而我絲毫沒有覺察3月21日的海子，頭腦或神經有任何異常。他只向我講了他的酒後失言，他的內疚和苦痛。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特意通過電話與西川交換了一下看法。西川認爲，加繆講，任何詩人的自殺都是有其直接原因的，一禾的說法，提供了一個“背景”，它還是另有導火索的。我覺得這樣的判斷是全面的，客觀的，接近真實的。而這個導火索，應該是3月21日海子講的那件事情。

　　一禾稱海子爲“赤子”。這是一個真誠的，獻身的詩歌赤子。海子曾計劃出資一千元，自費請一學院劇團上演他的一部詩劇。他的這一心願，未能實現。當他聽說“倖存者詩歌俱樂部”，是一個只有對當代中國詩歌具有較大貢獻的人方可加入的詩人組織，他便莊重地提出了申請。經過詩人林莽和一平的介紹，他帶着他的景仰和赤誠，成了這個組織最年輕的成員。“倖存者詩歌俱樂部”成立於1987年冬，最初由尚在國內的“朦朧詩”主要詩人發起、構成。這是一些開創了一代詩風，啓發並影響了後起的詩人。他們都有着詩歌成就與資歷的背景，曾經滄海，驕傲，自信。他們中，有的人和藹、可敬、具兄長之風；也有人狂放，言行不羈，蔑視新人。一次對海子詩歌的討論，個別詩人的出言不遜，深深地傷害了海子。一禾說，爲此海子在他面前哭過。（本文定稿後，詩人黑大春向我講了這樣一個細節：1989年4月2日，在“首屆倖存者藝術節上，爲自己的直率而傷了海子的詩人多多痛悔不已，失聲痛哭了很久。）

　　1989春，西川，駱一禾（左二）與歐陽江河、翟永明等

　　上海詩人陳東東，在他的《喪失了歌唱和傾聽》悼文中，生動地把海子看作嗓子，把一禾看成一個傾聽者，一隻爲詩歌（或海子的嗓子）存在的耳朵。這是個極爲恰當和出色的比方。當我們讀了一禾關於海子的文章和書信，我們會說，沒有什麼人比一禾更知海子及他的詩。一禾認爲：“海子是我們祖國給世界文學貢獻的一位有世界眼光的詩人，他的詩歌質量之高，是不下於許多世界性詩人的，他的價值會隨着時間而得到證明。”我非常贊同他的結論和信心。海子，一個祖國難得的“點石成金”的詩人，在他的短暫的寫作生涯（成熟期：1984一1989）中，爲祖國和人類留下了近五百首抒情詩，七部長詩（詩劇），計兩百多萬字的詩文作品。這裏，我想再提兩位早逝的俄羅斯詩人。一位是謝苗·雅可夫列維奇·納德鬆，一個終年與海子相同的詩人，他死後，俄羅斯爲他製作了金屬棺材，舉行了隆重葬禮，隨後出版了他的詩歌全集。另一位是我們熟知的謝爾蓋·葉賽寧，在他的故鄉梁贊，每逢9月21日（葉賽寧的誕辰日），都要舉行俄羅斯文學日，他出生的康斯坦丁諾沃村，也以葉賽寧的名字命名，並與周圍地區一起，被宣佈爲國家保護區。海子離世已經五年了，而他身後的一切，還僅限於朋友們私下的種種努力。（我感到非常慚愧的是，當時海子的後事料理、悼念活動及作品出版等，我都未能參與。）關於海子的作品，迄今我知道只出過兩本。一本是瀋陽的《土地》，另一本是南京的《海子駱一禾作品選》。這是兩本在出版上困難重重的書。《土地》全賴可敬的一禾與西川的艱辛努力，他們編選，分別寫序，籌措出版資金等等。從一禾致責任編輯的信裏，我們可以看到這本不厚的詩集在出版上的困難程度。《海子駱一禾作品選》，則據說是南京兩位友人自費出版的結果。

　　關於海子，我們應該做的還很多：世上應該有一部《海子全集》，應該有一本海子傳記……歌德說：“你想了解一個作家嗎，那你就應該到作家的故鄉去看看。”在我沒有看到這句話之前，我就曾有過到海子的家鄉（我不知是安徽懷寧的什麼村）去看看的想法，看看他誕生的那片土地，看看他葬在了哪裏。他的爲國家貢獻了一個詩人的貧窮的母親，在她的長子離世後，又會陷入到怎樣的困境中？我幻想，期盼，並滿懷信心地相信：海子一定會從他的祖國那裏，得到像俄羅斯的葉賽寧那樣的榮譽。

　　1987年夏海子在昌平

　　作者簡介

　　葦岸，原名馬建國,1960年生於北京市昌平縣北小營村，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1999年5月19日因肝癌醫治無效謝世，享年39歲。著有散文《大地上的事情》等。

　　——本文摘自：小說月報

　　——圖片來源於網絡

　　——本期微信編輯：孟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