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開山大師兄”專欄，將陸續刊發作者許金晶對新中國首批文科博士的系列訪談。“開山大師兄”，指的是新中國學位制度建立以來各學科最早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

本文受訪者馬敏，1955年6月生，四川雅安人。中國近現代史第一批博士，師從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先生。馬敏教授是國家首批重點學科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的建設者、領導者。現任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華中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

作者於2018年3月16日晚，在南京山水大酒店採訪了馬敏教授。

訪談結束，走出酒店，時間已經接近晚上的十二點鐘。坐在回家的出租車上，儘管非常疲憊，但滿腦子都是馬敏老師聲情並茂的分享場景。“好的學者應該以學術爲生命”“學者不要隔絕於國家發展之外”“歷史學研究要有現實關照”……將近三個小時的訪談裏，有太多值得咀嚼和回味的內容。

對於馬老師來說，現在最大的志願，就是一心向學，順利完成和出版三卷本的《中國博覽會通史》和做好英國傳教士馬士曼牛津文獻的研究；而對於我來說，現在本職工作之餘最大的志願，就是把這本《開山大師兄》做好、做紮實，並且順利出版，以回報這些接受訪談的優秀學者們的信任與期許。

馬敏教授近照

一、大學之前

許金晶：您是77級的，恢復高考考到華中師範學院的歷史系。

馬敏：但實際上是78年2月份進的校。

許金晶：您進入大學之前的經歷也是比較傳奇的，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

馬敏：我出生在雅安，三歲多到了成都，之後就在成都讀小學和中學（成都六中）。那時我父親在貴州搞三線建設，基本上每年要到過年纔回來一次。而我母親則在成都郊區青白江子弟小學工作，在我讀小學期間大概每週回來看我一次。所以實際上我從四、五年級開始就是一個人在成都生活，獨立性非常強。

我中學就開始擔任學生幹部，團支部書記。1974年，我去了涼山彝族自治州的冕寧縣，在那兒當了兩年半知青。1976年底，我父母所在的單位中建三局招工，因爲這個單位從成都搬到貴州，又從貴州搬到武漢，所以我就到了武漢中建三局二公司當工人。我們單位覺得我還能寫點東西，他們就把我以工代幹調到黨委做祕書，寫寫稿子、組織點宣傳。

我很喜歡讀書，去冕寧當知青時帶了一箱子書，晚上不管多累，出工回家吃完飯我都會堅持看書。那時我們知青點很吵，有的知青玩樂器，有的喝酒聊天，我就拿棉花塞到耳朵裏。當然那時看的書很多是馬列著作，不過，我也看了很多與歷史相關的書，其中就包括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自學了很多東西。

當知青，搞理工科沒有條件，無法做實驗，所以就拼命看哲學、歷史、文學的書。恢復高考，我就自然而然想到要考文科。當時覺得文科北大最好，就填了北大哲學系和武大歷史系。也沒怎麼複習，因爲領導跟我講，他說我們很不想放你，但如果考取了我們也支持你，你不能請假專門複習，得照常上班，只能利用晚上覆習。

考完等通知，差不多最後一波錄取完了，我還沒有收到通知書。有一天我們傳達室的小李，突然給我說：“馬敏，你的錄取通知書來了！”我一看，是華中師範學院的錄取通知。我沒有報華中師範學院。我打電話到華師詢問，學校答覆說是走讀，算是第二批把你錄進來的。

馬敏的大學錄取通知書。

我一到華師就發覺有些老師非常厲害。在本科期間我聽過章開沅先生一堂課，他講到蘇州商會檔案，講他最近關於商會和商團歷史的一些新發現，我一聽就很着迷。我當時就暗自下決心要搞中國近代史，着重去看近代史的書。那個時候老師對同學都很關心，幾個教近代史的老師（其中有劉望齡老師，已經去世了）發現我課堂作業寫了一篇文章，寫得很好，就主動到寢室來找我。他們說我有做近代史研究的潛力，要下決心報考章開沅老師的研究生。這樣我便開始準備考研究生，結果很順利就考上了章開沅先生的碩士。碩士讀完，又趕上全國統招博士，我又很幸運地考上了章先生的博士。我跟着章先生逐漸地悟到怎麼治學、怎麼爲人，學了很多東西。

許金晶：文革期間經歷對您此後的學習、工作和人生方面有哪些影響？

馬敏：我思考自己能夠走到今天，有兩段經歷對我影響最大。一個就是兩年半的知青生活；另一個是兩年半的留學經歷。知青生活讓我真正接觸到中國的底層農村社會，瞭解了真實的中國。

第二個兩年半就是留洋。如果說知青生活是向下紮根，留洋就是開闊視野。我在一些名校待過，如普林斯頓、耶魯、牛津，看到這些名校教授們怎樣做學問，學生怎麼學習。我聽了很多課，見了很多著名學者，如余英時、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等，我都跟他們請教過。

二、華師情緣

許金晶：請您介紹一下本碩博期間自己如何學習和訓練的？

馬敏：77級的學生學習上都有一種拼勁，不用老師來督促，寢室、食堂、教室、圖書館，每天四點一線。我是圖書館的常客，來的早，走的晚，學習非常刻苦。爲了尋求比較廣闊的視野，華師圖書館的文科類圖書，好多我都翻閱過。

第二個，我們有一批好老師，像章開沅老師，還有教我古代史的呂明忠老師，教我文獻的崔曙亭老師等。第一年我們在京山分院上學的時候，那些老師都跟我們住在一起，有什麼問題隨時可以請教。當年那些老師一點架子都沒有，有時候晚上太熱了，就相邀一起到附近的小溪裏游泳，大家坐在那兒談學問。那個時候的師生關係，就像梅貽琦曾經比喻的，大魚和小魚關係：大魚導於前，小魚隨於後，親密無間。

我們讀博士的時候，學校實際上也沒有開很多課，但是學到很多東西。一方面是自己看書，另一方面我們幾個博士生每週要去章先生家裏一次，喝茶聊天。

當然還有就是訪學。比如說劉望齡老師，他帶着我跟朱英做蘇州商會研究，遍訪江南名師，如上海師大的夏東元、陳旭麓，蘇大的段本洛，南大的茅家琦、蔡少卿等。我記得揚州大學的祁龍威老師，不僅給我們上課，還請我們吃了地道的揚州菜。面對面跟這些名師請教，學了很多東西，一路走來，都是學問。

許金晶：您對章開沅先生的印象，他對您的影響，能多談談嗎？

馬敏：首先章先生是那種鐵肩擔道義、妙手做文章的學者，非常正直，有很多學術觀點他是堅持的。海外學者評價章先生，說這個人“治學不爲媚時語”，就是要求學術的真經，這一點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再就是章先生眼界非常開闊，看問題非常深刻。

具體影響，一是他對辛亥革命的研究。他很注意把辛亥革命的研究和中國近代社會的研究結合起來，就是把革命的進程、發展和社會的演化發展結合起來，提倡“社會歷史土壤學”，這是一種非常宏大的視野。二是他不斷地發現一些新課題。比如商會史，他到蘇州去，有人告訴他蘇州商會檔案，當時有的學者認爲這個東西侷限性很大，是很地方的東西，章先生看到之後說蘇州商會檔案太珍貴了，十分值得整理和研究，就讓劉望齡老師帶着我和朱英去蘇州，整理蘇州商會檔案，從中發現材料、發現課題。我的碩士論文寫的是辛亥革命時期蘇州的紳商，就是受從蘇州商會檔案中有關材料的啓發。在商會研究的同時，我從商會檔案中還發現了有關博覽會史的材料，所以又開闢一個新的方向：中國近代博覽會史研究。

後來章先生認爲教會大學也就是過去西方傳教士辦的大學，非常值得研究。我們就開始研究教會大學。章先生對我們的影響，一個是給你指示了路徑，第二個是如果他一旦發現某個非常好的領域，他會讓我們去做。

章先生特別強調要把歷史的過去、現在、未來連接起來看，要有一種長遠的思路，一種縱深的歷史眼光，真正的史學要爲現實做貢獻。這就是他提倡的參與史學，他說史學要參與這個社會的進程，參與當下歷史的變革，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這是我們歷史學很重要的功能。這種思想對我影響也非常大。

再就是章先生治學的嚴謹、刻苦，我到後來才發覺，他們寫東西是非常不容易的。爲了寫辛亥革命史，章先生做了大量的筆記，湖北省社聯已經把這個筆記的手稿影印出版了，字跡非常工整。我很吃驚，他們做學問是這樣的，一大本一大本的筆記。我們的作業交給章先生，他往往一絲不苟，連錯字、標點都改，這也是令我非常吃驚的。

章先生也跟我說，做學問要從史料開始，從最基本的訓練開始。所以我在開始讀博士生時，便參與了英國外交藍皮書的翻譯，不僅訓練了外語能力，也養成了比較嚴謹的習慣，因爲翻譯出來要出版。

三、治學脈絡

許金晶：談談您的博士論文是如何開展的？

馬敏：我的博士論文是《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他們都說你爲什麼選這麼大一個題目呢？我的碩士論文是很小的，“辛亥革命時期的蘇州紳商”。那麼怎麼突然過渡到這麼大一個問題來了呢？章先生說學問做到一定程度後，要出高水平的成果，就要有自己的理論見解、理論框架。我們當時苦苦思索的一個問題，就是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但資產階級在哪裏？比如張謇，他是資產階級嗎？他是狀元，政府官員，又是地方紳士，當然他也辦工廠，但他不像西方那種資本家，專門幹實業的。中國這種人多了，上海一批資本家，都是這樣子。

在尋求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過程中，我覺得應該用一種理論，叫作過渡形態的理論來解釋中國近代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種資產階級正是中國特有的，是從封建的地主或商人轉化出來的，在向資產階級過渡。最典型的就是紳商，既有官銜或者是功名，同時又做生意，利用關係和功名來保護生意，又以做生意賺的錢去捐官。爲什麼呢？有了這些特權，才能跟官員、官府說得上話，才能反過來保證自己的生意成功、發達，這是中國比較獨特的。

對我的不成熟的探討，茅家琦先生（答辯委員會主席）、林增平先生、汪敬虞先生等，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爲我提出了一種比較有獨立見解的理論。相關成果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等權威刊物發表，說明大家還是認可的。

我今天的很多研究也是在這個框架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這本書就是在大的資產階級結構問題的構思下面，具體分析紳商階層是怎麼形成的，社會地位如何，在當時的作用如何，怎麼演變的，跟中國資產階級是什麼關係等。這個研究也引起了較大的反響，茅海建教授在北大開課，也把這本書列爲必讀書目之一，還讓我到北大專門給學生講了一次。

我最近在考慮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的歷史探索，也是受過渡形態思想的影響。前年（2016）我在《中國社會科學》發了一篇《現代化的“中國道路”——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若干思考》，《新華文摘》也全文轉了。文中我提出中國現代化歷程有着自己的特點，跟西方不完全一樣。比如說政府發揮非常重大的作用，越來越明顯，黨的作用、巨大的動員能力，既有政治的，也有經濟的，還有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中國的官商關係是很獨特的，也是中國過渡社會的特點。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以官本位爲主的社會，有紳士在中間調節，通過紳士建立了一種官府與地方社會共生的關係，有一個緩衝，實際形成一種“官民共治”，對今天特別有啓示。在中國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最理想的，應形成小政府、大社會，強政府、強社會，政府與基層社會共同治理、良性互動的比較合理的社會結構，這就是從中國歷史發展中總結出來的。這些東西在博士階段我就開始思考，一直影響到我今天很多的研究。

所以，其實博士階段我更多的是做一個理論框架，今後再繼續完善這個框架。

四、重要論著

許金晶：在這麼多的論文和論著當中，您自己最看重的是哪些作品？

馬敏：我們先說書。一個是我的博士論文，《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第二個就是《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還有一本是《基督教與中西文化的融合》。我覺得這三本書是比較重要的。另外一本是《拓寬歷史的視野：詮釋與思考》。

我發表的文章中比較重要的，一個是《中國近代商人心理結構初探》，社會羣體心理，我讀博士的時候寫的，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同時還有一篇《論孫中山的偉人品質》，在《歷史研究》發的，後來翻譯成了英文，在《中國社會科學》也發了，是我從個性心理學的角度剖析孫中山的人格品質。《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文化傳播》，我覺得也是一篇自己比較滿意的文章，在博覽會史的研究上有新的建樹。

另外有兩篇我自己比較欣賞的深度書評，是在《歷史研究》發表的《據之於實情：建立中國史學新典範的若干啓示——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爲例》，以及《追尋已逝的街頭記憶——評王笛著〈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衆與地方政治，1870—1930〉》，它們都是長文，不亞於自己寫一篇論文。

許金晶：能介紹一下您跟史景遷、周錫瑞、黃宗智、羅威廉這些學者的交往嗎？

馬敏：真的是非常重要，做學問光在國內是不行的，一定要開闊眼界，學習國外學者的研究方法。我覺得我今天的視野之所以還比較開闊，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那幾年在美國、英國跟一些一流學者的接觸。史景遷對我有很大影響，他寫了十多本關於中國的書，都很精彩，可讀性很強。1997年，我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發表了一篇《耶魯怪傑史景遷》，介紹了在耶魯時同史景遷的接觸以及對他的觀感和評價，沒想到還很受讀者歡迎。史景遷最大的特點就是將史學與文學相結合，對歷史進行生動的描寫，傳承了敘事史學的傳統。據他講，他每寫一本書之前，一定要到與這本書相關聯的歷史場景看看，取得實際的感受，比如說寫洪秀全與太平軍的《太平天國》，就一定要去廣西當地看一看那裏的風土人情。

我認識周錫瑞教授很早。20世紀80年代，我們在中山市翠亨村開孫中山研討學術會議的時候，他曾專門將我和桑兵叫到他的房間談了很久，鼓勵我們繼續深入研究辛亥革命的歷史。他寫的《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一書，比較早翻譯到中國，對我們的研究有很大影響，主要是將政治史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相結合，探索出新的研究範式。前些年他通過多年研究寫了他夫人葉娃教授的家族史《葉：百年動盪中的一箇中國家庭》，反映了一個大家族在中國社會百年動盪中的經歷，以及這個大家族後代們跌宕起伏的人生命運，寫得很感人，好評如潮。他目前是我們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特聘教授，每年到我們這邊待一段時間，講講學，帶帶學生，爲我們研究所的發展做了很大貢獻。

我同黃宗智也有交往。他的《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和《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在中國學術界有很大反響，這兩本書我都寫過書評。他的理論性的探索，就是關於規範認識的超越，我覺得是很深刻的。

在接觸過的美國學者中，我對羅威廉也很佩服，還曾在武漢接待過他。他收集歷史資料的功夫了得，比如他早期寫的兩大卷《漢口》，其中很多資料都是他70年代來中國收集的，還在武大彭雨新老師家中住過一段時間，實地體驗武漢的城市生活。他也非常注重實地考察，如爲了寫好《紅雨：一箇中國縣城七個世紀的暴力史》，他還特地去了趟麻城，我請當時我的博士生付海晏專門陪同他去麻城考察，發現他對麻城的地理和人文、歷史非常之熟悉，信手拈來，如數家珍，以致陪同他的方誌辦的同志都深感吃驚。

馬敏夫婦與友人於1991年秋攝於哈佛大學圖書館前。

許金晶：您作爲中國近現代史的第一批博士，這樣一個身份有沒有對您的學術、工作產生影響呢？

馬敏：這個不是很大，現在博士太多了，別人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批。好處就在於拿到博士學位後，已經進入了這個專業領域。我以訪問研究員的身份在普林斯頓一年多，到耶魯做訪問學者又是一年多，我當時認爲我已經有博士學位了，所以我就不圖學位，自己支配時間，看大量的書，接觸大量的人，我跟美國普通民衆也有很多接觸，這個收穫反而更大。在耶魯時，史景遷曾讓我參加過他開的研究生討論課，介紹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待人很好，平易近人，沒有架子，不僅親自登門來看望過我們，還曾在家裏親自做飯，招待我和我的夫人，十分令我們感動。像周錫瑞和他夫人葉娃，我們關係就非常好，是忘年交，有年訪美時，他們還曾在伯克利的家中設家宴招待我和夫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因同章開沅先生多年的交情和出於對章先生的敬重，周錫瑞先生還將他自己的藏書捐了很多給我們近代史研究所，惠澤後學。

五、學術與行政

許金晶：在文科的第一批博士當中，您是比較少的長期擔任重要行政職務的學者，您能不能談談學術研究跟行政工作的聯繫和差異呢？

馬敏：搞行政肯定是會影響學術研究的。首先是沒時間寫作了，比如說關於馬士曼文獻的研究，我曾在英國和印度收集了很多材料，但沒時間寫，包括博覽會史的研究，也拖了很久。

當然，做行政也有好處。第一，增加了社會閱歷。辦學，要和很多人接觸，就會獲得一種獨特的視角，這是待在書齋裏不具備的。現在談教育，研究教育史、研究教會大學，我的視角就完全不一樣。我關注的一個問題，即怎樣從中國的教會大學中吸取經驗，來辦好我們今天的一流大學。另外，我跟這麼多大學校長交往，我知道什麼是好的學術，什麼是好的大學。我從1996年開始當院長，後來當副校長、校長、書記，前後有二十多年。尤其當校長八年期間，他們說你把這個學校治理得很好，你的辦校經驗是哪裏來的？其實很簡單，就是從學問中來，從我自己在國外大學長期訪學的經歷中。很簡單，學校要辦好，學術強是第一位的，一定要有大師。

許金晶：您這麼多年一直在華中師大，請談談您眼中的華中師大。

馬敏：我之所以一直待在華中師大，很大程度上是因這所學校有章開沅先生這樣的大師。章開沅先生的視野、學養，在中國史學界中絕對是名列前茅的。跟着這樣的老師，能夠學到很多東西。第二個，我是在這裏成長的，我要爲這個學校的發展作出我的貢獻。我在美國當訪問學者的時候，就發現只做學者，獨善其身，可以把學問做得比較大，會很出名，但我總覺得應該爲學校做點貢獻。那時我就在思考，如果有機會，我該不該出來爲這個學校做事。徵求章先生的意見，他說學問你做得再好就你一個人，如果創造一個環境，培養一批人，把這個學校提升一個層次，你的貢獻是無量的，這個格局就更大。

我當初從國外回來，很多學校都可以去。首次評長江學者的時候，如果我不當領導肯定機會很大，但當了學校領導就喪失了這些機會。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我又幫了很多人，現在好多長江學者是我參評的。現在華中師大的校友們對我都很好，對我都很尊重，這個是我感到最欣慰的。

許金晶：過去五年您曾經擔任第12屆全國政協委員，您是如何參政議政的？

馬敏：作爲教育界別的委員，雖然關注高教，但我更關注的是基礎教育，尤其是農村的基礎教育。我多次提出有關教育扶貧的提案。最近若干年，我帶領的團隊在湖北的鹹安、恩施，涼山的冕寧、昭覺、鹽源等地推行了很多教育信息化的試點工作，嘗試通過信息化來推動農村教育的發展，讓孩子們享受到最好的教育資源。湖北教育廳總結我們的經驗，準備在全省農村辦網校。推動農村教育扶貧，這是我在政協委員任上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而且做出了很大的實效。

在教育中，我也非常關注情商教育。我們現在從幼兒園開始最缺的是情商教育，特別是中學生、大學生，情商的缺乏已經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個情商是廣義的，包括一個人的能力，還有他處理和社會、親人朋友的關係，方方面面。我們一直關注孩子的智商，恰恰忽略了怎麼做人，怎樣成爲一個合格的公民。再一個我到處呼籲禮儀教育，就是中國一定要恢復講禮儀的好傳統，真正成爲“禮儀之邦”與“法治之國”。這個說穿了就是如何提高國民素質的問題，這應當是我們的當務之急，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整體提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很難真正實現。

許金晶：您如何看待當代中國語境下學術與政治的關係？

馬敏：在中國語境下學術和政治其實是分不開的，不可能做個超脫一切的純粹的學者。首先任何學問背後都伴隨有意識形態，以什麼意識形態、什麼主流價值觀做學問。其次，章開沅先生講在中國這種特殊的情況下，不能逃離政治，不能完全脫離現實。所謂政治就是爲國家做事，如果完全遊離於國家、民族之外，做一個純粹的學者既不可能也沒有很大的意義。所以，我覺得應該把學者的使命和國家、民族的使命結合起來，做一個有家國情懷的學者。

六、堅守學術

許金晶：在之前多年繁忙的行政工作中，您是如何堅持做學問的？

馬敏：這個問得非常好。我老講自己骨子裏是個學者，實際上是以學者的態度、方法在辦學。這麼多年我利用業餘時間堅持做學問，每天回去看完新聞聯播就到書桌上工作，是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經常工作到深夜。週末、假期是我做學問的黃金時間，都在寫東西。學問看你怎麼做，如細緻的史料考證需要大量時間，我做不了，就研究宏觀一點的問題，包括寫深度書評，寫了不少，把自己想做的比較精緻的學術工作往後推。前年出版的四卷本《中國近代商會通史》，我既是主編，也是作者，除整體框架的構思外，第一卷很大部分是我利用業餘時間寫的。前些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美國維斯理安大學聯合舉辦的中美高層學術論壇，共舉辦了三次，我都參與了，都提交了文章，其成果都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了。這也證明了我一直保持着學術的興趣和敏銳性。做學術就是要堅持，要把學術視作自己的生命，作爲自己終身的事業去追求。

許金晶：談談學術研究跟教書育人的關係，以及您這麼多年來培養碩士博士生的情況？

馬敏：我的博士生、碩士生不算太多，但也還有幾個很好的。培養學生首先要善於發現好苗子，從大學、碩士就開始培養。比如說付海晏，碩士、博士都是我帶的，現在是我們歷史文化學院管科研的副院長，在青年學者裏面可算後起之秀，很有發展潛力。再就是跟學生是很真誠的師生關係，同時又是一種共同做學問的同志關係。做老師的還得有甘爲人梯的精神，比如我曾去湖北鄂東的農村收集了很多原始的近代司法檔案，本來是想利用這批資料寫本書或者是寫幾篇好的論文。我當了校長後沒時間做，剛好付海晏博士論文是這個選題，我就把資料都給他了，他根據這批資料寫了一篇非常好的有關近代鄂東司法史的博士論文，逐漸成了這方面的專家。

許金晶：這就是學脈傳承。

馬敏：是，我覺得很值得，因爲培養出了一個學者。我對學生強調眼界要高，格局要大，既要有紮實的基礎，又要有比較好的思想，中外文明各方面都得吸收，外語要好。今年我專門招了一個英語專業的碩士生，讓他利用很多英文資料來研究西方文明怎麼傳入中國，外國人怎麼理解中華文化的。我會定期召集學生開會，談他們的學習體會，我也給他們談我做學問的心得。我把學生培養看得非常重，無論多忙，只要學生找我，我都會安排時間接待，從沒拒絕過。

現在我們在搞大數據歷史，在全國率先成立了歷史大數據碩士班，培養歷史大數據的人才，每年招20人左右，從國內外請導師給他們上課。我們現在也同時在做幾個歷史大數據平臺，包括商會歷史大數據平臺、博覽會歷史大數據平臺和教會大學史大數據平臺。我們正試圖將大數據與歷史研究很好相結合，產生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和取得一些新的成果，通過信息化手段探索歷史研究的手段創新。

許金晶：您對未來的研究、教學和個人生活，還有哪些計劃和期待？

馬敏：我現在學術上最想做的就是儘快把我自己長期想寫的書寫出來，首先是我正在主編的三卷本的博覽會通史。再一個是我長期關注的馬士曼文獻研究，涉及到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很多個第一，比如說中國的第一部中文《聖經》，中國第一部鉛印的中文書籍，第一本中文的語法書，第一部英譯的《論語》等。

（本訪談爲節選版，由蓑翁和小魚共同整理，2018年11月26日在澎湃新聞的請講欄目刊發，完整版訪談，敬請關注江蘇人民出版社即將於2018年12月初推出的《開山大師兄》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