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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以複雜的心情告別“平成”，以半分迷茫、半分期待的心情來迎接“令和”。

作者：王廣濤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員

本文來源：瞭望智庫（zhczyj）

在四大“不確定”中，日本人開啓新的紀年。

令和時代的日本能否像平成時代一樣，對戰爭敬而遠之？

這是一個未知數。

5月1日，日本新天皇德仁正式即位，日本進入令和時代。

爲迎合喜慶氣氛，日本政府決定在原有黃金週的基礎上，安排長達10天的公共假期。

令和時代從悠長假期開始，但日本政府在“新時代”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外交等各項課題卻並不輕鬆。

可以說，日本人以複雜的心情告別“平成”，以半分迷茫、半分期待的心情來迎接“令和”。

1

極化， “格差社會”的隱患

剛剛過去的平成時代，對日本而言有着特殊的意義。

平成時代日本社會的基本特徵是多元化，傳統與現代多維兼容。輿論界有關於日本政治右傾化和保守化的討論，但是，這是否將必然導致整個日本社會的右傾化和保守化，還存在討論的空間。

實際上，觀察日本社會變遷，與前述這類意識形態色彩較爲濃重的表述相比，“極化”和“固化”更有助於大家理解真實的日本社會。

這裏的“極化”體現在多個層面。

例如，在社會貧富差距的問題上，日本社會“中流”和“下流”的兩極化趨勢日益明顯。自1980年代中曾根康弘政權“新自由主義”改革以來，日本社會持續分化，“格差社會”逐漸成型。

【注：格差社會一詞源自日語，指的是民衆之間形成嚴密的階層之分的一種現象，包含各人之間、地域之間的差距。不同階層之間經濟、教育、社會地位差距甚大，且階層區域固定不流動，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極難。】

曾幾何時，日本也是一個被稱爲“一億總中流”的社會。按照日本政治經濟學者村上泰亮的解釋，“中流”是居於“中間階層的大衆”，即我們熟知的“中產階層”。 “中流”曾經構成日本社會的主體，穩定程度很高。

長期的通貨緊縮以及實際收入的降低，導致“中流”的大量破產，向下層流動。

穩定的日本社會逐漸開始出現“格差”，而所謂的“下流”（即底層），不僅僅指收入下降，還體現在道德水準降低及對公共安全的破壞等各個層面上。

極化所帶來的結果就是“固化”。就其本質而言，日本如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一樣，正在或已經進入“後工業社會”或“超熟社會”。其最基本的特徵就是大衆消費慾望下降，導致經濟缺乏新的增長點。

在低慾望社會的背景下，日本民衆政治參與的熱情降低、選舉政治中的中間階層（無特定支持政黨的選民層）大量誕生，年輕人工作的積極性降低。

這些終將成爲未來日本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另外，“少子老齡化”社會的持續進展也會改變傳統的社會和家庭結構。

日本政府在改善“少子老齡化”的問題上做出了很多積極舉措，想盡辦法刺激婦女生育以及參與工作的熱情，同時還放寬外國人就業和勞動的限制，意在通過移民來改善有效勞動力不足的困境。

至於效果如何，只能拭目以待。

2

令和能否走出“平成蕭條”？

平成時代，日本並沒有能夠繼續享受經濟的高速增長，而是在“平成蕭條”“泡沫崩潰”的修辭和隱喻中度過了30年。

如何理解日本經濟的蕭條？關於這個問題自然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基於外生性因素，認爲日本1980年代中後期在貿易摩擦等領域輸給了美國，遭受美國持續打壓之後一蹶不振；

基於內生性因素的視角，也有人則認爲日本對房地產、股市等過熱投資導致市場的虛假繁榮，是泡沫經濟產生以及最終崩潰的元兇。

當然，也有人從源頭上否定平成時代日本經濟的蕭條，他們認爲日本其實是在這30年中“悶聲發大財”，在高科技特別是人工智能（AI）、機器人、生物化學、第五代通訊技術（5G）等領域已經佔領先機。

對日本經濟的理解，關係到接下來令和時代對日本經濟走勢的期望。

在平成時代，提高消費稅是政府爲拯救日本財政開出的“藥方”，基於制度慣性的邏輯，在令和年代還會繼續“下藥”，即便日本政府財政赤字的“病情”一直未見好轉。

日本民衆對當前安倍政府經濟政策的預期是悲觀的——“安倍經濟學”並未能夠讓日本民衆對令和時代寄予過高的期待。雖然日本在股市、貿易等領域取得了收效，但是日本民衆的實感，特別是實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十分有限。

有抽樣調查顯示，對令和時代無特別期待的日本民衆佔比近半數，這其中持悲觀態度的年輕人居多。雪上加霜的是，日本預計將在今年10月繼續增加消費稅，這對日本經濟尤其是家庭消費領域帶來的打擊不容小覷。

如何打開日本經濟瓶頸？更大規模地開放市場、追求自由貿易是一個策略。

自2012年安倍執政以來，日本在自由貿易政策領域積極進取，在美國退出的情況下主導推進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同時與歐盟締結巨型EPA（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以東亞各國爲中心的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談判開始進入深水區，同美國雙邊FTA（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目前也在進行之中。

但是在貿易領域的政策極容易受到國際局勢，特別是國家間關係的影響。日本自由貿易的戰略邏輯並沒有問題，但問題在國家間關係的處理，歸根結底貿易問題還需要回到政治或者國際關係上。

3

比經濟更不確定的日本政治

比之經濟的不確定性，更加不確定的是平成時代日本的政治。

進入平成時代不久，執政38年的自民黨隨着泡沫經濟的崩潰而轟然倒塌，象徵着昭和時代自民黨超穩定格局的1955年體制宣告終結。

隨後，日本政治經歷了戲劇性的變化。

1994年，冷戰期間的死對頭社會黨與自民黨結成執政聯盟，顛覆了日本輿論對政黨政治的固有認知；

冷戰期間自詡爲“中道政黨”“清明廉潔”的公明黨則在20世紀末期與視金權政治爲圭臬的自民黨結成執政聯盟；

自民黨在經歷了“小泉劇場”之後，日本政治經濟體制暴露出的各種痼疾迫使選民求變求新，日本民主黨順勢而上；

當民主黨在內政外交各個領域經歷了3年多的試錯之後，日本選民最終還是把政權交給了自民黨，安倍長期政權一直持續至今。

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安倍以及自民黨的超穩定政權能夠持續到何時？

目前，自民黨已經開始呈現出衰敗的跡象，僅就4月份的統一地方選舉來看，自民黨的表現差強人意，自民黨重點支持的候選人未能如願當選。特別是沖繩第3區和大阪第12區的衆議院補選中，自民黨籍候選人悉數落選，這給接下來7月份的參議院選舉以及未來的衆議院選舉埋下陰影。

而其他在野黨也並沒有展現出應有的活力，日本政治中政黨林立、分化組合、合縱連橫的格局未來仍將持續，這既跟選舉制度有關，同時也跟日本的政治傳統和政治生態有關，不會因爲改元而有所改變。

平成時代的日本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都表現得差強人意，但有一點值得稱道——即平成時代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唯一沒有發生對外戰爭的時代。

昭和後半期（1945—1989），日本也保持了整體和平的狀態，但平成時代的30年和平來的更加艱難。冷戰終結之後，國際和地區局勢變動，日本的外交和安全也面臨了諸多未知課題。

在此狀態下，日本仍然能夠堅守和平主義，“和平憲法”居功至偉。不幸的是，近些年“和平憲法”的精神越來越遭到腐蝕。因此，令和時代的不穩定因素，修改憲法首當其衝。

對於修憲，安倍政權有着明確的路線圖，雖然目前尚不具備一步到位實現修憲的主客觀條件，但是可以預見的是，令和時代的修憲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日本政治外交的各項議程。

令和時代的日本能否對戰爭敬而遠之？這是一個未知數。

4

外交不確定性考驗安倍的智慧

受到歷史認識、領土問題、安全博弈等問題的困擾，平成時代的日本外交並沒有驚豔之舉，與東亞鄰國的關係乏善可陳。考慮到未來日本外交的延展性，如下四組對外關係尤其值得關注。

第一，對華關系能否持續改善很關鍵。

中日關係改善的契機始於2014年，在北京舉行的APEC會議召開前夕，中日兩國達成四點原則共識，爲兩國關係的改善奠定基礎。而真正的轉變發生在2018年，5月份李克強總理時隔8年正式訪日，並受到了日方高規格的接待。

10月25日至27日，安倍正式訪問中國，訪問期間除了簽署一系列重要協議之外，還出席了中日第三方合作論壇，這爲日本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倡議打開方便之門。

進入令和時代，中日關係的良性互動，可以成爲安倍政權在外交政策領域的加分項。

第二，對美關係不確定性仍在持續。

這種不確定性並不是日本導致的，而是來自於“特朗普衝擊”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特朗普的對外政策不以意識形態劃線，而是信奉“美國優先”的原理，這讓日本在處理對美關係時面臨被動的局面。

爲了應對來自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威脅，日本一方面選擇修復同中國的關係（中國也有相同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通過締結巨型FTA/EPA 的形式抵消來自美國的壓力。

2018年7月日歐EPA簽署，2018年末CPTPP正式生效，這從側面刺激日美兩國需要坐下來討論自由貿易協定的問題。目前，兩國圍繞自由貿易協定的博弈正酣，能否沖淡兩國間的不確定性尚不明朗。

第三，日俄關係出現轉機，但領土問題解決未有期。

領土問題一直是日俄關係的硬傷，也是日俄關係的重點議題。普京是安倍執政以來會見次數最頻繁的外國國家元首（包括第一任期），截止到2019年1月，兩位領導人已經見面25次，而每次見面討論的焦點都是北方領土問題。

2018年9月在俄羅斯遠東舉行的東方經濟論壇上，普京表示有意年內簽署日俄和平條約，這也意味着北方領土問題露出瞭解決的端倪。此後，日本政府與俄羅斯政府保持了高頻度的交流與溝通，雖然目前日俄兩國之間就領土問題並沒有產生實質性的結果，但考慮到前幾日《日本外交藍皮書》中對“北方領土”表述的軟化立場，日俄關係未來仍然會在不可能中尋求共識。

第四，對朝鮮半島關係乏善可陳。

隨着朝鮮相繼緩和同韓國、美國之間的關係，輿論一度認爲同日本關係的緩和也在日程之內。但目前日本同朝鮮仍然沒有高層次的互動，日本對朝鮮核武器研發以及核導彈試射的威脅仍然存在高度不信任感，且日本人綁架問題一直是橫亙在日朝之間的障礙，日朝關係的緩和並不明朗。

此外，同韓國的關係不升反降，雖然兩國在應對朝鮮核危機存在共同利益，但是這種利益基礎十分薄弱，反而是日韓之間固有的結構性問題（例如歷史問題）嚴重削弱兩國互信的基礎。殖民時期日本對強徵韓國勞工問題甚囂塵上，2018年末發生的韓國軍艦雷達照射事件更讓日韓關係雪上加霜。

當然，日本與這些國家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孤立的，它們處於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網絡之中。中日關係會受到中美關係、日美關係的影響，而日俄關係也會受到日美關係的影響。

如何處理這幾組關係，不僅僅考驗着日本政府的外交智慧，同時也事關令和時代東亞地區國際關係格局的走向。

本文來源：瞭望智庫（zhczyj）

作者：王廣濤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