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滿素：覺醒之後（醒腦好文）

錢滿素，1946年1月生於上海，哈佛大學美國文明史博士，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主要從事美國文學文化研究，著有《愛默生和中國——對個人主義的反思》、《美國文明》、《飛出籠子去唱》等，並主編《美國當代小說家論》、《年輕的美利堅》等書，發表過不少有關美國曆史、文學、政治的論文和文章。

覺醒之後

錢滿素

此文選自該套叢書之《自由的階梯》

英國女作家多蘿西·L·塞耶斯（1893—1957）說過一句話，令人深思。她說：“時間和磨難會馴服一個自在的青年女子，但一個自在的老年婦女是任何人間力量都無法控制的。”許多女人只是在扮演完社會要求於她的性別角色後，年過半百，才獲得獨立的意識，才發現被淹沒的自我，纔開始真正屬於自己的生活。她卸下女人的包袱，又不必受制於男性所感到的壓力，如此，確實還有什麼人間力量能去控制她呢？

回顧人類社會歷來對女人的控制，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近至本世紀初，纏足之風仍在中國盛行，它象徵着中國婦女從生理到心理的被迫就範和畸形扭曲。私塾的門、科舉的門、仕途的門，門門對婦女緊閉，留給女人去建功立業的只有一塊陰慘慘的貞節牌坊，這可是天底下沒一個男人會去爭的。秋瑾女士這樣描述當時的女子：“身兒是柔柔順順的媚着，氣虐兒是悶悶的受着，淚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結結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敬告姐妹們》）這位中國女權的先驅別號“競雄”，以明自己“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之志。作爲女性，她不得不在兩條戰線同時抗爭，一面“痛同胞之醉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誰挽”，一面痛心疾首奉勸女界，務必長點志氣，自立自主，切莫一生只曉得依傍男子。可是在她兩萬萬女同胞中，呼百是否能有一應呢？取媚依附於男人是社會派給女人的“天經地義”的謀生方式，先知先覺的秋瑾免不了做一個身首分離的孤膽英雄。

其實，就是在“女士優先”的西方，婦女的解放也不過是近兩個世紀纔開始的事情。18世紀的啓蒙思想家如盧梭，儘管對人類的不平等著書立說，義憤填膺，但仍然認爲女性的受教育與男性不同，目的在於使她們更加討人喜歡。英國的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此觀點發表了《爲女權一辯》（1792），堅決主張兩性的完全平等，特別是婦女在受教育和人生追求方面的同等權利。不過到了19世紀，英國的單身婦女大都還只能像簡愛一樣，滿足於當個家教。19世紀英國最著名的女權著作出自一位男士之手，那就是穆勒的《論婦女的從屬地位》（1869），該書的問世對內戰後處於低谷的美國女權主義者猶如雪中送炭。這位自由派思想家憑着訓練有素的邏輯和理性——當然還得益於寬容而公允的心態，指出現存秩序中的一大謬誤：一個性別居然合法地從屬於另一性別，這情形嚴重地阻礙了全人類的發展。他認爲，婦女解放的主要障礙在於大多數男人不能容忍和一個平等的女人共處。他呼籲建立兩性完全平等的新原則，取消一方所擁有的特權及另一方所受到的限制。

穆勒動手寫這本書是在妻子哈麗雅特·泰勒死後兩年，他一再聲明書中的思想爲他們兩人所共有。穆勒在和泰勒夫人維持了二十一年不尋常的關係後終於結婚，婚前兩個月他發表了一個聲明，抗議當時的婚姻制度，宣佈決不使用這種制度所賦予丈夫的任何特權，保證泰勒“將在一切方面保留行動的絕對自由，保留處置她自己以及目前或今後任何時候將屬於她的任何東西的自由，就像婚姻從未發生過一樣”。這種態度大概至今還難以爲世人所接受。但是對穆勒來說，超越性別偏見，放棄性別特權都不困難，因爲他已經把這種合法而不合理的特權看作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

美國婦女雖然身居新大陸，但也難以避免婦女的從屬地位和一般命運。在西部移民中就流行這麼一句話：“這國家對男人和狗來說萬事如意，對女人和馬像個地獄。”不過，從17世紀移民伊始，美國婦女就表現出某種獨立不羈的個性。當時踏上從歐洲開往北美蠻荒的木船，就意味着甘冒風險，不惜犧牲。早期清教婦女沉着堅毅，絕少脂粉氣。她們不是花瓶點綴，而是上帝的馴服工具和紮紮實實的生產力。再加上清教崇尚靈魂，強調每個人通過閱讀《聖經》和上帝直接交流，兩性在精神上的平等便有了一定的依據，婦女於是在思想上、表達上都享有相當的獨立和自由。在清教的第一代移民中便出現了像安·哈欽森這樣的傑出女性，霍桑的小說《紅字》中的海絲特就有她的影子。哈欽森的獨立思想和雄辯口才吸引了不少信徒，對當時政教合一的清教統治構成了挑戰，令當局費了不少周折纔將她逐出殖民地。在那些爲了宗教自由以身試法的貴格派教友中，也不乏視死如歸的女性。很明顯，當時的女子貴在精神力量，她們只爲上帝而活，並不爲男人而活，即便在婚姻中，聯繫雙方的紐帶也是對上帝共同的愛。

安·哈欽森

宗教淡化後，在美國取而代之的是天賦人權的啓蒙思想。它和清教的靈魂說一樣，也有利於促成兩性平等。立國之初，亞當斯夫人便提醒革命領袖在制定法規時“記住女士們”，請他們“切切不可把無限的權力置於丈夫的手中”，因爲“倘若可能的話，所有的男人都會成爲暴君”。她警告說，“如果不給女士們專門的關懷和關注，我們就決心煽動一場反叛，並且決不會受到任何沒有我們的聲音、沒有我們的代表的法律的約束”。將《獨立宣言》中的革命原則運用到婦女解放事業，亞當斯夫人是第一位。

從那以後，美國女界精英從來沒有停止過爭取兩性平等的鬥爭。她們中有寫《論兩性平等》（1790）的默裏，有寫《論兩性平等之信札》（1837）的格里姆凱，有寫《19世紀婦女》（1845）的富勒，更有爲女權奔走吶喊的社會活動家安東尼、莫特和斯坦頓等人。這些女權先驅人物均爲出類拔萃之輩，畫像中一個個目光炯炯，英氣逼人。她們受過良好教育，性格剛毅，人格高尚，富於理性和正義感。作爲第一批進入社會的婦女，她們對兩性不平等現象必然觀察體會得最爲清楚，但她們既不自卑，又不情緒化，可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她們反覆強調的是男女人格和智力的平等，苦苦追求的是女性受教育和就業的權利，奮力拼搏的是女性的經濟獨立和人格尊嚴。她們的努力終於導致美國第一次女權大會的召開（1848年於塞尼卡福爾斯），會上發表了由斯坦頓起草的《女權宣言》。它以《獨立宣言》爲藍本，宣佈男女生而平等，並聲稱“人類的歷史是男子爲了對婦女實行專制的暴政統治而對她一再侵犯和傷害的歷史”。宣言認爲，“造物主賦予婦女同等的能力，她同樣意識到發揮這些能力的責任。顯然，她和男子一樣有權利和義務以一切正當的途徑宏揚一切正當的事業。”宣言要求讓婦女立即獲得她們作爲美國公民應有的一切權利。在美國民主政治的大氛圍中，一個半世紀前的美國婦女便懂得如何聯合起來，用宣言的形式將自己的觀點和要求公佈於世，併力爭法律的認可，這充分顯示出她們世界領先的政治覺悟。

在文學上，美國從19世紀末開始出現致力於表現女性意識的女作家，如肖班、吉爾曼、華頓等人。其中肖班的長篇小說《覺醒》（1899）尤爲引人注目，它除了肯定女性的人格覺醒和獨立的人生價值外，還非常超前地表現了女性性意識的覺醒。進入20世紀後，美國涌現出成批的職業女作家，她們的作品涉及到婦女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描寫了生爲女人的苦惱，又突出了女性追求平等的意識和頑強不懈的奮鬥。到了20年代，獨立自主的女性不僅能爲社會所接受，而且受到推崇。斯泰因便成了這樣一位傳奇式女性，這倒反令她抱怨美國公衆對她本人的興趣超過了對她作品的興趣。對她這樣的女性來說，男女平等的字眼由於已經成爲事實而不再那麼重要了。

重提過去，倒不僅僅是爲了回顧歷史，更重要的是想提出一個與現實有關的問題：既然當代女權運動的許多觀點在一個多世紀前便已提出，那麼爲什麼到了20世紀下半葉還要再來一次覺醒和解放運動呢？

1963年，弗裏丹發表了影響深遠的《女性奧祕》一書，被認爲是引發了這場婦女運動。從1957年開始，弗裏丹對從母校史密斯女子學院畢業滿十五年的校友進行調查，瞭解她們的實際生活與所受教育的關係。調查結果表明，婦女中潛伏着一種巨大的不滿，社會對女性的一般觀念並不符合她們的人生經驗。弗裏丹發現，大約在二次大戰後的十五年間，美國社會重新塑造了理想的女性形象，她不再是具有獨立精神的新女性，而是依附於丈夫、慣於自我犧牲的郊區家庭婦女。她甘願放棄學業，放棄事業，只爲找個好丈夫，建立家庭，當好賢妻良母。輿論一再鼓吹，“真正具有女性本色的女人並不想要事業、高等教育、政治權利——並不想要過時的女權主義者們爲之鬥爭的獨立和機會”。這一關於女性的流行觀念被弗裏丹稱爲“女性奧祕”，它在戰後迅速形成聲勢，成爲支配美國婦女心理和行爲的重要準則。它的成功除了傳統的原因外，戰後的經濟、社會、心理狀況，弗洛伊德性理論，心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所肯定的兩性互補的功能說，教育界的性偏見，商界龐大的銷售攻勢等等，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如何把婦女打發回家又使她保持心理平衡呢？答案是通過名目繁多的家用設備把家務勞動複雜化，使之成爲一種富於創造性的專門職業，使每個從事它的婦女都能驕傲地在職業欄中填上“家庭婦女”這個詞。

在“女性奧祕”的壓力下，許多婦女從社會重新回到家庭，滿足於當妻子做母親。萬一她感到不滿足，那也只能怪自己不正常，難以向人啓齒，瘋人院裏有的是被丈夫遺棄的“不正常”的女人呢。弗裏丹沉痛地指出，“女性奧祕”剝奪了婦女獨立的人生價值，中止了婦女的心智發展，“成功地活埋了幾百萬美國婦女”，讓她們在“舒適的集中營”中逐漸非人化。“活埋”兩字聽來言重，但用來比喻人性的萎縮與死亡，倒也未必不形象。人有生物性和人性兩部分，在某些原始部落裏，女人會生孩子就是最高成就，令男子不勝羨妒。可是在文明社會中，人的智能的發揮比生物屬性更受崇敬，而女性卻被侷限於發揮她女性的那部分，沒有餘地發展她與男性完全平等的作爲人的潛能。50年代走紅美國的電視連續劇《我愛露西》便塑造了這樣一個典型。露西單純可愛，一心撲在家庭上，但時不時要犯點傻，不過總能得到丈夫的諒解和疼愛。女人就應該是這樣：一個快快活活的親愛的小傻瓜，心裏只有丈夫和孩子。

傅立葉的名言是“婦女權利的擴大是一切社會進步的基本原則”。婦女的解放既是文明的標誌，又受制於文明的發展。在許多貧困國家的婦女看來，美國郊區家庭婦女的生活也許十分令人嚮往，求之而不得。但美國的女權運動偏偏正是從這批受過高等教育、吃穿不愁的中產階級中發起。看來禁果還是不吃爲妙，開發智力和保持奴性之間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這一點，我們的老祖宗早看到了，並且用“女子無才便是德”一句話，便把無才美化成德，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個矛盾。美國人又要婦女受教育，又要她滿足於瑣碎的家務，於是不能不生出許多的不滿來。這種不滿並非由於物質的匱乏，甚至沒有什麼具體的原因，而是由於人性的提高。從根本上說，這是一種自我本質的危機，是物質和精神達到一定水準後纔會出現的文明病。美國婦女被這個“無以名之的問題”困惑騷擾多年後，終於石破天驚，發現身陷“女性奧祕”之囹圄，急需突圍而出。她們找到了共鳴，變他信爲自信，變懷疑自己爲懷疑社會，聯合起來向社會發難。六七十年代美國女權運動迸發出的是長期壓抑後積聚起來的巨大能量，覺醒喚起的力量洶涌澎湃，衝擊了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

當代女權運動的興起說明婦女的覺醒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覺醒後還會有反覆，甚至有隔一兩代來一次的趨向。一代婦女所珍視和爭得的權利，到了她們的女兒一代便可能被隨手放棄了。弗裏丹說過：“對1920年以後出生的婦女，女權主義已經死去。” 當然，社會總還是在進步的，迴歸還不至於迴歸到最初的起點。美國19世紀上半葉的女權運動基本上是精英革命，社會基礎尚未形成，當代女權運動則蔓延爲燎原之火，深入地影響到社會的各階層，觸及到婦女問題的各方面。從理論上說，女權主義也已經越過平權的要求而進入更精細的性別研究。然而，婦女作爲一個羣體，其覺醒和解放並不取決於個別在高等學府站住腳的女權理論家的研究，而是取決於婦女覺醒後面對的實際境況，這纔是決定婦女是否迴歸的因素。

覺醒是痛快的，而且極富正義感，使人體會到道德昇華所帶來的崇高，但覺醒並不給人任何關於未來的承諾。覺醒後無路可走，可能比不覺醒還要痛苦。魯迅曾經說過：“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當然也還有別的路，比如死，比如淒涼度日。《覺醒》的女主人公愛德娜敢想敢做，準備去自食其力，置輿論於不顧，但遺憾的是，她的解放仍然需要一個男人的理解和配合，當她愛的男人不能承受這一重負時，解脫的方法就是消滅自己，投身大海便成了她覺醒的下場。格雷斯·佩莉在70年代初發表了《長跑者》，寫一位中年婦女在自我意識覺醒後，“看到了未來世界的憧憬！”但未來到底如何呢？我們再來看看她在80年代末寫的《朋友》，幾個當年志同道合的女友至今仍在相互安慰支持，但已經是在臨終的病榻前。她們回首往事，顯然哀傷多於欣慰。覺醒後的問題不解決，婦女難免要一次次地反覆覺醒，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不止一次了。19世紀上半葉的女權運動似乎在發表女權宣言後便畫上句號。南北戰爭推動了美國的工業化進程，家庭在農業社會中作爲自給自足生產單位的功能逐漸消失，婦女作爲生產力的地位也隨之失落。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日益明確後，女子越來越成爲處於從屬地位的消費者。在中產階級標榜的“可愛的家”中，要求婦女更多的是賢妻良母型的女性美德，諸如虔敬、純潔、忠貞和順從。一次大戰後，美國婦女齊心協力爭得了選舉權，但目的達到後便偃旗息鼓，花了半個多世紀爭取來的選舉權卻不知如何使用。二次大戰後，“女性奧祕”居然又能盛極一時，征服了絕大多數女性，這些都是足以令人思考的史實。甚至在六七十年代激進的女權運動過後，“歡迎回家”的浪潮又伴着“維護家庭”的呼聲在90年代向美國婦女悄悄襲來。行在前途崎嶇的路上，往回走一條容易的路，大概也是人的本性。說到底，娜拉出走後怎麼辦纔是婦女解放最關鍵的問題。

弗裏丹在《女性奧祕》中建議：爲了實現自身價值，婦女應該投身適合於自己並富於創造性的工作或社會活動。這自然是極爲理想的根本解決辦法，但這樣的好事對大多數男人也從沒發生過，怎麼就能適合於大多數婦女呢？何況對女性是否需要投身於家庭以外的事業，始終是衆說紛紜，各行其是，不像男子那樣目標統一。一般說來，婦女的解放面對內外兩種阻力：外在的阻力主要來自一個男性中心社會對婦女的性別壓迫和歧視，克服這種阻力，當然首先必須爭取法律上的男女平等。但是法律亦非萬能，法律所無法改變的那些隱蔽的習慣性的歧視，仍需每個婦女通過堅韌不拔的努力自己去克服。

內在的阻力又有兩層：一是思想上的障礙，千百年的從屬地位一直在摧殘着女性的獨立和自信，使她們難以自拔，覺醒就是衝破這層阻力。但內在的阻力除了“破”，還必須“立”，必須明確女性的人生價值所在，女人一生的中心所在。覺醒是破舊，立新纔是目的，不知道該立什麼，又如何去立？自我本質危機不解決，女性便將永遠地徘徊彷徨。弗洛伊德用了半個多世紀在分析女人，到了77歲卻還在問：“女人需要什麼？天哪，她們需要什麼？”弗洛伊德是他自己文化的囚徒，相信女人天然不如男人，他當然不能解開這個謎。不過，誰又能否認，這個謎至今尚未解開。男人必須在社會上奮鬥，這是一致公認的，從未有過異議。而女人是否需要進入社會，則不僅在男人中頗有反對者，女人對此也持不同看法。認爲婦女應該在家庭中完成自己的觀點一向很有市場，如果說男人是爲了維護夫權而支持它，那麼女人爲什麼也贊成呢？難道她們不希望獨立自主，取得平等的地位嗎？80年代初，弗裏丹就說過：“60和70年代的許多成果有得而復失的危險，而使婦女運動要功虧一簣的正是婦女自己。”（《第二階段》）

又是一個爲什麼。我想，困難大概在於女人進入社會後並不能停止做女人。當然，男人也不停止做男人，但對男人來說，社會和家庭不僅不矛盾，而且往往相輔相成。可是對女人來說，這兩者卻常常不可兼得。當社會嚴格地以性別分工時，男人承擔全部社會工作，女人則養育子女，承擔全部家務。當婦女外出就業，社會上的那份工作並不因爲她是女性而減輕分量，而如果她還要家庭的話，又免不了生兒育女，家務纏身，勢必承擔着原先兩個人的工作。換句話說，這時的她既非以前的男人，又非以前的女人，而是男女合一的女超人。世上畢竟凡人多哪，大部分女人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擇。在哈佛出版的《美國現代著名女性》一書中，共收入從1857年到1943年出生的四百四十二位婦女人物，其中終身未婚的幾乎佔百分之四十，結了婚又離異的佔百分之四十以上，她們的單身比例遠遠高於婦女總人口中的比例。如果這是一本著名男性人物辭典，其單身比例決不會如此之高。美國曆來女性就業的主要是兩類人：一類是獻身事業的知識婦女，她們往往單身；一類是成了家的勞動婦女，大都迫於經濟需要而工作。大部分婦女只要有條件，就不外出工作。只有事業沒有家庭的女人顯然缺少了做女人的那部分，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成了第三性，這種前景自然令其他婦女望而卻步。在事業和家庭之間必須作出選擇時，絕大部分婦女會選擇家庭。如果婦女願意待在家裏，那麼別人又怎麼去“解放”她呢？

男人自艾自怨時，常說悔不該做人，卻不說悔不該做了男人。而女人不幸時卻大都自問爲何偏偏做了女人。婦女的解放遲遲疑疑，反反覆覆，其中確實悖論不少，略舉幾個爲例：

悖論一：婦女進入社會是解放／婦女進入社會不是解放。

什麼是婦女的解放？是從兩性不平等中解放呢，還是從雙重負擔下解放？換言之，由從屬地位轉爲雙重負擔或“第三性”算不算婦女的解放？

悖論二：同工同酬是平等／同工同酬不是平等。

什麼是男女平等？兩性是否應有分工？對生理狀況不同的兩性，同工同酬是否公平？

悖論三：女人是天生的／女人不是天生的。

什麼叫女性？所謂的女性特徵和女性角色是社會——尤其是一個男性中心社會——強加於她的呢，還是由她的生理決定的？如果女人不是天生的，那麼兩性角色爲何不是相反呢？

悖論四：物質文明的發展有利於婦女解放／物質文明的發展不利於婦女解放。

經濟發展似乎爲婦女的受教育和解放創造了條件，但每當經濟有所發展，必然促使一部分婦女回到家中，更不必說婦女經常首當其衝在商業化大潮中淪爲商品。

誰都知道，動物界中兩性的分工是極其分明的，無論合理與否，遵循它乃是基因所迫，不存在道德上的困境。進化爲人後，一切便複雜了，有了生存繁衍以外的目的，有了關於平等的意識，更有了實現自我的願望。男耕女織本來可以是合理而公平的，但分工的結果卻釀成了兩性的不平等，男性逐漸樹立和強化了父權夫權，千百年來將女性置於絕對的控制之下。女性爲了平等，不得不走出家庭，和男子分享社會的工作和權利，但她又不能停止做女人，故而在平等的表象下承受着不平等的負擔。美國女權運動後，隨着婦女就業率的上升，婦女的實際生活水平反倒下降了，婦女運動似乎最終解放了男人。如此，婦女到底爭到了什麼？社會參與帶給她們的是躊躇滿志呢，還是疲憊不堪？她們是如願以償呢，還是不過以一種新的不滿取代了舊的不滿？憤懣宣泄後，等待她們的是否又是無奈？

傳統的性別角色已經被打亂，這一點毫無疑問。原先的行爲準則也已失效，婦女在覺醒後必須成爲新的女性才能生存。這新女性既非原先的女人，也非原先的男人，也不是兩者之和，而是一種完全新型的人。女子在重新塑造的過程中，男人也必然而且必須隨之改變。事實表明，大凡在兩性較爲平等和諧的地方，大則社會，小則家庭，改變的絕不能只是婦女。只有當男人也不再是原先的男人，婦女的解放才能最終實現。否則的話，不是出現所謂的“陰盛陽衰”，便是女人醒了以後再回去做夢。人類的兩部分是不能不同步的，在經歷了母系和父系社會後，難道不該迎來兩性真正平等互補的時代嗎？迪第恩在《婦女運動》一文中引了富勒的一句話“我接受宇宙”，以區別她與當代某些偏激的女權主義者。正是這位富勒，在一個半世紀以前便在召喚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那時將“允許兩性相互影響，並以一種更有尊嚴的關係互相促進”，男女雙方都能發展完美和諧，相得益彰。到時，人們再也不必帶着“任何熱情或痛苦”來談論他（她）們的性別了。人類終於走到這一步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