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們競相以自嘲的口吻，埋怨或調侃着文學的“邊緣化”時，文學也正在接受着來自外界的質疑甚至詬病。早些時候，著名導演張藝謀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評論當下文學：在這個最需要呼喚人文理想的商業時代，文學卻放棄了應有的理想（大意）。他的話也許偏激，卻說出了許多人想說的大實話。

　　而前幾天，在國際漢學界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德國漢學家顧彬更是毫不客氣地說“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這樣的炮轟讓人瞠目結舌。

　　今天的文學怎麼了？放棄了理想的文學在做什麼？

　　自從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關於媚俗的名言被引進中國後，“媚俗”和“拒絕媚俗”成了文學圈的流行話語，並且迅速流傳到其他領域。在文壇，一邊是爲數不少的作家在“勇敢”地媚俗；一邊是更多的純文學作家對媚俗懷着矯枉過正的警惕，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媚俗的另一個極端——媚雅。

　　我注意到一個現象，自從先鋒文學的概念在中國誕生以後，作家們越來越強調文學內部的“探索”和“實驗”，並且沉迷其中，渾然不在意讀者的感覺，似乎注重讀者就是媚俗。年輕作家們寫創作談，十有八九要談博爾赫斯、卡爾維諾、米蘭·昆德拉、卡夫卡，大家在共同的文學父親的撫養下長大成人。一段時間，不先鋒不實驗不後現代的文學都成了落後的沒有藝術價值的文學。作家們越來越看重同行的認同，越來越期待評論家的命名，他們都以成爲博爾赫斯那樣的“作家中的作家”爲榮，而矯情地把走進讀者、成爲讀者歡迎的作家視作恥辱。

　　當然，先鋒文學的旗號並沒有打太久。因爲大家很快發現，中國先鋒小說家們的那些外國教父，從世界文學的範疇來考量，大多隻是一些有一定獨特風格的作家，並不是像托爾斯泰、魯迅那樣能影響整個社會的大作家。

　　先鋒文學退潮之後，“新寫實”、“新歷史”、“下半身”等等各種寫作思潮迭出，並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要麼媚俗，要麼媚雅。媚俗的文學獻給那些庸俗的消費需求，媚雅的文學，則越來越遠離普通讀者，獻給同行和評論家、以及少數所謂文學素養很高的高端讀者，作家們把他們“服務”的這個羣體自豪地命名爲“無限的少數人”。

　　這就是張藝謀所說的“文學放棄理想”後的局面。那麼，文學的理想應該是什麼？

　　現在的作家似乎更願意承認寫作的自我表達功能，而這種表達究竟要到達哪裏，卻少有人追問。因爲社會轉型後，作家們對文學影響大衆、干預社會的功能產生了懷疑，由懷疑而退縮，由退縮而放棄，由放棄而讓文學變成純粹的個人書寫，似乎越沒有社會理想的文學就越高雅。

　　在不久前閉幕的中國作協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許多文壇精英都表達了相似的觀點：文學要更多地關注時代，關注大多數人的現實和心靈境遇，文學應當擔負引導大衆精神走向真善美、走向和諧的責任……

　　文學應當在作家精神自娛的同時，爲更多人的精神需求服務。我想，這或許就是文學應當在媚俗和媚雅之間尋求的那個健康的中間值。

　　於是，我想起了許多年前的一種觀點：文藝要爲人民服務。拒絕媚俗的作家們可能會對這樣的建議產生本能的懷疑，似乎能爲人民服務的東西就是媚俗的沒有藝術操守的東西。其實，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能做到爲人民服務是一種很高的境界。你只有寫出反映人民羣衆的精神需求的好作品，被他們關注、渴求，才談得上爲他們服務。而一個作家被人民大衆關注後，就會擁有衆多的讀者，他們就會通過買你的書，給你的勞動以豐厚的版稅回報。從這個意義上說，能爲人民服務的作家，人民也會歡迎他，服務他，回報他。

我想，如果能夠形成這樣的良性循環，作家就不會在媚俗和媚雅的兩極之間痛苦地徘徊，文學就能昂首挺胸地走出“邊緣”，來到社會生活的中心地帶。

(2006.12.22)

李滇敏，江西日報副刊部副主任，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