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同政權之間爲了各自的利益，發動過的戰爭難以計數，於是產生了大量的論戰文章。從文章寫作目的來分，論戰文可分爲“勸戰文”和“止戰文”。其中的止戰，一種是以罷戰爲目的的止戰；另一種則是根據戰略需要而採取的暫時緩戰和戰略撤退。士人止戰雖多就戰爭形勢而論，但仍蘊含着豐富的民本思想、史鑑意識和地域觀念，具有深刻的文化意義。

深刻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我國古代先賢治政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深刻地影響士人的戰爭觀念。

建安四年（199），官渡之戰前夕，沮授《諫南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資治通鑑》卷六三） 是時

，袁紹依仗袁氏四世三公的地位，又消滅了公孫瓚這一強敵，更加傲視一切。而此時曹操已先後平定了北方的其他割據勢力，袁、曹已成水火不容之勢。於是袁紹決心攻打曹操。因爲連年徵戰，民生凋敝，糧食短缺，沮授認爲，應該先與民生息，取得民衆支持；“遣使獻捷天子”，佔據輿論優勢，不得已再採取戰爭的手段。可見，民本思想是沮授考慮戰爭能否取勝的出發點。結果，袁紹一意孤行，發動了官渡之戰，兵敗身亡。

魏黃初五年（224），曹丕準備伐吳，

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強壯未老，童齔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三國志》卷二十五）辛毗認爲，國家新定，國力不足，不宜舉兵伐吳。應該屯田養民，修德懷遠，使百姓知禮義，將士思報國，然後圖之，則一舉而定，其中也滲透着濃厚的民本思想。

不惟中原士人止戰以民本爲先，蜀、吳亦復如此。如吳主孫皓用諸將之謀，屢次派兵侵擾晉國邊境，陸抗上《戒動師旅疏》曰：“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三國志》卷五十八）陸抗針對吳國頻動師旅的狀況，指出當務之急應致力於富國強兵，發展農業，蓄養民力，仁德施於百姓，一旦時機允許，則可制勝。如果“窮兵黷武”，耗費數以萬計，士卒傷亡，而敵寇並無衰損，必然造成國家凋敝，其論述着眼點亦在民本。

可見，部分止戰文並非要從根本上消滅戰爭，而是從更爲長遠的戰略眼光，強調休養生息、德澤百姓對於牢固國家根本的重要性——唯有國力強盛，根基穩固，纔是制敵取勝的法寶。

自覺的史鑑意識

“以史爲鑑”，對於中國文人而言，既是一種認知方式，也是一種話語方式。其前提是對歷史規律、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理性認同，本質是將歷史與現實聯繫起來，具體分析其間的原因與邏輯關係，形式則是對事實進行比附歸類，並從過去的經驗中找到解決當下問題的辦法。

曹丕禪漢自立以後，孫權曾言遣子孫登入侍魏主，以示臣服，然而其子並未入魏。魏主責其不臣於魏，於黃初五年欲舉兵伐吳。王朗作《諫東徵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慍於登之逋留，是以爲之興師。”（《三國志》卷十三）

歷史上，南越王胡臣服於漢，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胡卒而子嗣位。康居王遣子侍漢，然自以絕遠，驕慢不與諸國相通，都護郭舜上言：歸其侍子。吳濞也曾遣子入朝，侍奉太子，爲太子所殺而心生怨望，終至叛亂。隗囂遣長子恂，入侍漢室，終舉兵反叛，不顧其子。

王朗以歷史事實說明，遣子入侍皇室，或出於忠心，或出於無奈；或因子入侍而產生禍亂，或背叛朝廷而不顧其子。其子之入侍與否，實際上與是否臣服並無直接關係。若因孫登未入侍魏主而舉兵，舉兵之際，孫登至魏則不足慶，不至魏則輿論不利。所以王朗認爲，應該外揚國威，內盛國力，襟懷淡定深廣，則其氣勢不可動搖，其計謀難以度量。援史以論今，使其說理充滿不可辯駁的說服力。

融通的地域觀念

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不少勸降的人物，如曹操入荊州前蒯越勸迎、赤壁之戰前吳張昭勸迎曹操、曹魏平蜀戰爭時蜀譙周勸降後主劉禪等。這些勸降的依據固然是當時戰爭形勢發展使然，同時也蘊含着更爲融通的地域觀念。

蜀後主景耀六年（263），魏大將軍司馬昭派鍾會、鄧艾統領大軍十八萬人分道伐蜀。鍾會由斜谷入漢中，

姜維退守劍閣。鄧艾以奇軍襲殺諸葛瞻於綿竹，直逼成都。劉禪急召羣臣會商。當時強兵壓城，在勝利無望、逃無歸所的情況下，譙周提出降魏的主張。其《諫後主南行疏》曰：“願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三國志·卷四十二》）

譙周勸後主劉禪降魏一事，成了後代史論家評價其人品的重要依據。如王夫之就對譙周勸降行爲進行了強烈抨擊，其《讀通鑑論》曰：“國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爲異說以解散人心，而後終之以降，處心積慮，唯恐劉宗之不滅，憯矣哉！讀周《仇國論》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而就當時的戰爭形勢來看，投降曹魏，對蜀漢統治階級是時勢使然的不得已的痛苦抉擇；而對於飽受戰亂之苦的益州人民來說，也未必不是一個好的結束。正如陳壽評價的那樣：“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三國志》卷四十二）譙周勸降，反映了漢魏之際人們地域觀唸的轉變，原本有着不同學術傳統和政治取向的各州郡名士，開始超越州郡地域集團利益的侷限，在地域觀念上走向了更大範圍的融合。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宋雪玲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