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政权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发动过的战争难以计数，于是产生了大量的论战文章。从文章写作目的来分，论战文可分为“劝战文”和“止战文”。其中的止战，一种是以罢战为目的的止战；另一种则是根据战略需要而采取的暂时缓战和战略撤退。士人止战虽多就战争形势而论，但仍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史鉴意识和地域观念，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深刻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先贤治政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深刻地影响士人的战争观念。

建安四年（199），官渡之战前夕，沮授《谏南师》曰：“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未可动也。宜务农息民，先遣使献捷天子。”（《资治通鉴》卷六三） 是时

，袁绍依仗袁氏四世三公的地位，又消灭了公孙瓒这一强敌，更加傲视一切。而此时曹操已先后平定了北方的其他割据势力，袁、曹已成水火不容之势。于是袁绍决心攻打曹操。因为连年征战，民生凋敝，粮食短缺，沮授认为，应该先与民生息，取得民众支持；“遣使献捷天子”，占据舆论优势，不得已再采取战争的手段。可见，民本思想是沮授考虑战争能否取胜的出发点。结果，袁绍一意孤行，发动了官渡之战，兵败身亡。

魏黄初五年（224），曹丕准备伐吴，

辛毗谏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今日之计，莫若修范蠡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之中，强壮未老，童龀胜战，兆民知义，将士思奋，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认为，国家新定，国力不足，不宜举兵伐吴。应该屯田养民，修德怀远，使百姓知礼义，将士思报国，然后图之，则一举而定，其中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本思想。

不惟中原士人止战以民本为先，蜀、吴亦复如此。如吴主孙皓用诸将之谋，屡次派兵侵扰晋国边境，陆抗上《戒动师旅疏》曰：“诚宜暂息进取小规，以畜士民之力，观衅伺隙，庶无悔吝。”（《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针对吴国频动师旅的状况，指出当务之急应致力于富国强兵，发展农业，蓄养民力，仁德施于百姓，一旦时机允许，则可制胜。如果“穷兵黩武”，耗费数以万计，士卒伤亡，而敌寇并无衰损，必然造成国家凋敝，其论述着眼点亦在民本。

可见，部分止战文并非要从根本上消灭战争，而是从更为长远的战略眼光，强调休养生息、德泽百姓对于牢固国家根本的重要性——唯有国力强盛，根基稳固，才是制敌取胜的法宝。

自觉的史鉴意识

“以史为鉴”，对于中国文人而言，既是一种认知方式，也是一种话语方式。其前提是对历史规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理性认同，本质是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具体分析其间的原因与逻辑关系，形式则是对事实进行比附归类，并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办法。

曹丕禅汉自立以后，孙权曾言遣子孙登入侍魏主，以示臣服，然而其子并未入魏。魏主责其不臣于魏，于黄初五年欲举兵伐吴。王朗作《谏东征疏》曰：“昔南越守善，婴齐入侍，遂为冢嗣，还君其国。康居骄黠，情不副辞，都护奏议，以为宜遣侍子，以黜无礼。且吴濞之祸，萌于子入；隗嚣之叛，亦不顾子。往者闻权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军戒严，臣恐舆人未畅圣旨，当谓国家愠于登之逋留，是以为之兴师。”（《三国志》卷十三）

历史上，南越王胡臣服于汉，遣其子婴齐，入侍宿卫，胡卒而子嗣位。康居王遣子侍汉，然自以绝远，骄慢不与诸国相通，都护郭舜上言：归其侍子。吴濞也曾遣子入朝，侍奉太子，为太子所杀而心生怨望，终至叛乱。隗嚣遣长子恂，入侍汉室，终举兵反叛，不顾其子。

王朗以历史事实说明，遣子入侍皇室，或出于忠心，或出于无奈；或因子入侍而产生祸乱，或背叛朝廷而不顾其子。其子之入侍与否，实际上与是否臣服并无直接关系。若因孙登未入侍魏主而举兵，举兵之际，孙登至魏则不足庆，不至魏则舆论不利。所以王朗认为，应该外扬国威，内盛国力，襟怀淡定深广，则其气势不可动摇，其计谋难以度量。援史以论今，使其说理充满不可辩驳的说服力。

融通的地域观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少劝降的人物，如曹操入荆州前蒯越劝迎、赤壁之战前吴张昭劝迎曹操、曹魏平蜀战争时蜀谯周劝降后主刘禅等。这些劝降的依据固然是当时战争形势发展使然，同时也蕴含着更为融通的地域观念。

蜀后主景耀六年（263），魏大将军司马昭派钟会、邓艾统领大军十八万人分道伐蜀。钟会由斜谷入汉中，

姜维退守剑阁。邓艾以奇军袭杀诸葛瞻于绵竹，直逼成都。刘禅急召群臣会商。当时强兵压城，在胜利无望、逃无归所的情况下，谯周提出降魏的主张。其《谏后主南行疏》曰：“愿陛下早为之图，可获爵土；若遂适南，势穷乃服，其祸必深。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三国志·卷四十二》）

谯周劝后主刘禅降魏一事，成了后代史论家评价其人品的重要依据。如王夫之就对谯周劝降行为进行了强烈抨击，其《读通鉴论》曰：“国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为异说以解散人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之不灭，憯矣哉！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而就当时的战争形势来看，投降曹魏，对蜀汉统治阶级是时势使然的不得已的痛苦抉择；而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益州人民来说，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结束。正如陈寿评价的那样：“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劝降，反映了汉魏之际人们地域观念的转变，原本有着不同学术传统和政治取向的各州郡名士，开始超越州郡地域集团利益的局限，在地域观念上走向了更大范围的融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宋雪玲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