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

蔣琬是荊州零陵郡湘鄉（今湖南省湘鄉縣）人，少時聰慧好學，氣度不凡,與他的表弟劉敏都以才學知名。表兄弟兩個後來跟隨劉備來到蜀地。蔣琬被任命為廣都縣縣令。有一次劉備出巡廣都，發現蔣琬政務不理，且沉醉不醒，於是勃然大怒，險些要將蔣琬加罪嚴處。這一情節在《三國演義》里被作者挪用到了「鳳雛」龐統身上。龐統倒也有過擔任縣令的經歷，在任期間因不理政務而被免職。東吳方面的魯肅聞訊後便給劉備寫信說：「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也為龐統解釋開脫。劉備見大家都對龐統盛讚有加，於是召見了他，經過交談後大為器重，便任命他為治中從事，親密程度僅次於諸葛亮，後來龐統和諸葛亮同為軍師中郎將。

諸葛亮這一次同樣為蔣琬作了一番開脫：「蔣琬是社稷之器，而非百里之才，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望主公明察。」劉備素來敬重諸葛亮，因此予以免罪，但還是將他罷免。蔣琬不久後再次受到推舉擔任什邡縣令。到公元219年劉備自稱漢中王后，徵召蔣琬進入中樞擔任尚書郎。

蔣琬後來又多次得到諸葛亮栽培和提攜。他於公元230年出任留府長史之後，更是以穩健務實的工作作風回報諸葛亮的知遇之情。諸葛亮帶兵在前線打仗，蔣琬以留府長史的身份在後方精心籌謀兵員和後勤保障物資的徵調運輸，確保軍事前線兵精糧足，也解除了北伐統帥的後顧之憂，因此進一步得到諸葛亮好評：「公琰（即蔣琬）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作為諸葛亮事業的繼承者，蔣琬不是那種偏安守成的政治家。他全面主持工作後，先是派遣馬岱發動了一場規模有限的北伐，後來又多次派姜維率領偏師出征。進駐漢中前線後，蔣琬結合蜀、魏對陣形勢提出了東征戰略並為此進行了大量的前期準備。

只是馬岱於公元２３４年的偏師出征顯得有些蹊蹺。此事僅見於《晉書》記載：「蜀將馬岱入寇，帝遣將軍牛金擊走之，斬千餘級。」時為曹魏政權青龍三年，即公元235年，諸葛亮去世的第二年。蔣琬於當年升任大將軍錄尚書事，全面接管蜀漢軍政事務。這場仗得很不好，蜀方被斬殺士兵千餘。當時，蜀漢方面「新喪元帥，遠近危悚」，本來不該是用兵的時候。而且這種小規模的偏師征伐明顯不會有什麼大的軍事斬獲。

那麼，大將軍蔣琬緣何在施政之初發動了這場沒有任何勝算的北伐？這應該與蔣琬施政時所面臨的政治環境有關。在先主劉備的人格魅力感召和諸葛亮精心謀劃之下，蜀漢政權薈萃了一大批心憂天下、志在匡扶的理想主義者戰士。尤其是經過諸葛亮北伐期間的宣揚教化，「嗣武二祖，龔行天罰」的旗幟飄揚全境，「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進取旋律響徹巴蜀大地。無數巴蜀志士為了實現漢室復興的光榮和夢想而在戰場上拋頭顱、灑熱血，篳路藍褸、出生入死、前赴後繼。

蜀漢方面的史料信息相對有限，卻有大量關於政權內部理想主義情懷的記載。

《三國志》裴注引述《雲別傳》記載，劉備攻佔益州後，準備拿出房產、田地獎勵功臣。大將趙雲卻說：「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令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

《三國志》裴注里的「郭沖五事」，其中有一件事說，在公元231年的北伐征戰中，魏明帝親臨長安並派司馬懿、張郃率領大軍趕赴前線，蜀軍面臨空前壓力。當時正好趕上蜀軍將士換防輪休，十萬大軍中有兩萬人即將啟程返鄉，後方補充兵員尚未到達。諸葛亮在這種情況下堅持讓輪休將士馬上啟程，避免讓家人翹首期盼。輪休將士聞訊後紛紛表示願意放棄輪休，留在前線，奮勇殺敵。其他將士聽後也倍感振奮。於是「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郭沖講述這件事旨在頌揚、神化諸葛亮。但這件事也從一個側面展現了蜀軍前線將士群情激昂、同仇敵愾的精神士氣。

諸葛亮去世後，《三國志魏延傳》確切記載了魏延獲知丞相去世後的第一反應：「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客觀地說，魏延當時講這番話，重點是在後半句，因為他和楊儀不和，他是在抗議由楊儀負責統籌蜀軍撤離的臨時安排。但是這番激憤表白卻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一位高級將領對於北伐戰事的理解，蜀軍北伐，意在「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是踐行「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基本綱領的正義之舉、「天下之事」。

蔣琬在施政之初便派遣馬岱偏師出征、北伐曹魏，其意圖已經非常明確。在那種理想與信念激情燃燒的社會氛圍之中，將琬正是通過此舉向蜀漢朝野發出明確信號，他蔣琬作為諸葛亮遺志的忠實繼承者將始終牢記前丞相遺訓，始終堅持「漢、賊不兩立」、「王事不偏安」的政治信條，堅定不移地繼續奉行「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政治和軍事路線。唯其如此，蔣琬才能儘快樹立他個人的政治權威而切實凝聚蜀中各方力量，實現政治和軍事上的平穩銜接和過度。

７

蔣琬於公元235年接任大將軍，到公元238年奉旨進駐漢中、伺機北伐，期間在成都駐紮了三年，這與先主劉備當年的攻守節奏基本一致，但是比諸葛亮的北伐則有所放緩。

整體上看，先主劉備在世期間，囿於益州地區幅員有限，基本上是每隔兩、三年發動一次戰爭。公元２１４年佔領益州，第二年由於孫權出兵強佔荊南諸郡，劉備不得已率軍東下與孫權對峙。雙方弓拔弩張時，恰逢曹操出兵攻打漢中的張魯。劉備擔心腹背受敵，與孫權達成妥協，雙方以湘江為界分割荊南。此後又隔了兩年，劉備才於公元217年的年底發動漢中之戰。到公元219年5月，劉備、諸葛亮動員巴蜀上下齊上陣，並在東部戰線關羽北伐襄樊牽制曹軍的情況下艱難擊敗曹操，佔領漢中，卻無力支援東方戰線，導致關羽於年底戰敗陣亡，荊州地盤全部丟掉。

關羽在襄樊戰敗後，天下接連發生變故。蜀漢方面痛失其東部領地荊州三郡，曹操則於第二年年初去世，他的繼任者曹丕不久便廢掉東漢末代皇帝劉協而成立魏政權，正式開啟三國鼎立時代。但是在這期間，蜀漢方面在軍事上一度長期保持沉寂。劉備於公元221年5月稱帝建國，第二年（公元222年）才決定出兵攻打東吳。

諸葛亮施政後也始終盤算著實際擁有的戰爭資源，審慎地把握著征戰與休整的節奏，張馳有度、伺機而動。公元223年劉備去世前後，蜀漢境內叛亂四起，但他仍然沉下心來閉境勸農、修治內政，一直休整了兩年，才於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起兵平定南中叛亂。從南中凱旋後，諸葛亮又休整了兩年，養精蓄銳後才於公元227年進駐漢中，第二年正式出兵北伐。

諸葛亮是位高度負責認真的政治家，他始終擔心先主劉備囑託的事業別人做不好，也擔心自己在有生之年無法完成「嗣武二帝、龔地天罰」的重大歷史使命，因此總有一種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緊迫之感。這集中表現在北伐戰爭期間，他始終堅持駐紮在漢中前線，與東吳方面保持密切溝通，七年間先後發動了五次北伐戰爭、另有一場抵禦曹真司馬懿的攻蜀之戰，攻伐節奏與劉備時代相比明顯加快。

與諸葛亮的攻守節奏相比，蔣琬明顯舒緩了北伐曹魏的節奏和進度。他在取得最高輔政大權之後先是派馬岱發動了一次小規模的北伐，到公元238年進駐漢中前線後提出實施東征戰略並進行了一系列軍事部署，但是東征戰略事實上並沒有付諸實施，期間只是「以（姜）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

現在看來，蔣琬的東征計劃沒有付諸實施，乃至他施政十年沒有發動過大舉北伐，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因為蔣琬去世於公元246年，在他去世三年之後，北方的曹魏政權才發生高平陵事變。而在高平陵事變之前，北方的局勢基本穩定，蔣琬如果在此期間大舉出兵，基本上沒有任何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機會，除了空耗國力之外別無意義。

事實上，諸葛亮時代也同樣面臨著同樣的局面，所以後世在評價諸葛北伐時，總是感到蜀軍北伐氣壯山河、局面轟轟烈烈而實際成果則乏善可陳。這當然是只有後人才能看清楚的情況，當時的實際情況則無法埋怨諸葛亮本人，他畢竟不像演義小說里刻化的那樣先知先覺、預察未來。回正題。

８

蜀相蔣琬施政十年而沒有發動過一次大規模北伐，一個直接的原因是政權內部對於伐魏戰略的分歧，蔣琬所提出的東征計劃遭到朝廷方面的否決而沒有付諸實施。但是如果蔣琬在北伐復漢方面具有強烈的進取意志和決心，緣何期間面對東吳方面的多次軍事行動而始終沉寂不應？

蔣琬後來在上表後主的奏摺里說：「吳期二三，連不克果，」這種說法其實不夠準確。按照史書記載，蔣琬進駐漢中之後，東吳方面先後兩次發起對曹魏方面的大規模進攻，規模最大的一次發生在公元241年，吳方當時派出全琮、諸葛瑾、諸葛恪、朱然等四路軍隊攻打曹魏。但東吳這兩次軍事行動都不見有蜀漢方面呼應配合的記載。

作為當世一流的政治人物，蔣琬心裡非常清楚如果一味地堅持「閉境勤農,育養民物」，則蜀漢政權事實上就淪為偏居一隅、保守自安而自絕於中華主流文明之外的偏安勢力，這不僅完全背離了「武嗣二帝、龔行天罰」的政權基本綱領，也勢必將形成「漢、賊」同存、「王業偏安」的政治混亂，這樣的局面不僅違背法理，也是明顯的不義。

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面在於，他蔣琬遠遠無法和前丞相諸葛亮相比。諸葛亮治蜀，以其超凡脫俗的人格魅力、高度赤誠的殷殷之心和高超公允的施政平衡能力在蜀漢全境具有至高無上的威德聲望，這使他即便出現重大軍情失利和超負荷的戰爭損耗也不會遇到來自政權內部的指責與詰難。而蔣琬只是一位資歷尚淺、破格提拔的大將軍，他還沒有足夠的聲望和威勢足以承擔重大戰略失敗的政治責任。更重要的是，以巴蜀之地的幅員物產，蜀漢方面有機會在蓄積實力之後看準時機重拳突破，完成攻取涼州或者東三郡的階段性軍事拓展，卻實在無力擔負沒有任何勝算的連年征戰和無為的國力空耗。在經歷了諸葛亮時代的連年征戰之後，蔣琬想必對此非常清楚。

蜀漢大將軍蔣琬既受制於益州地區幅員狹小、國力相對有限和民眾不堪承受連年大規模戰爭負擔的客觀社會現實，又必須要面對「嗣武二帝、龔行天罰」的政權基本綱領和「漢、賊不兩立」、「王事不偏安」的基本意識形態和「獎率三軍、北定中原」的壓倒性輿論壓力。處於當時的局面，作為蜀漢政權的當家人確有進退失據的兩難之處。他比先主劉備和前丞相諸葛亮所面臨的局面客觀上都要更複雜得多。

《三國演義》對於古代戰爭的描寫高度寫意，顯得壯懷激烈、唯美動人。只有了解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之殘酷、血腥，以及戰爭機器對於國力、財力、物力和運力的龐大消耗，才能更進一步理解蜀漢大將軍蔣琬所當時面臨的兩難選擇。如果不講時機、不計代價地連年征戰，那種近乎無底洞般的龐大戰爭消耗甚至可能使政權陷入被拖垮的境地。

在冷兵器時代，數以萬計的軍兵在戰場上對陣，手持利刃，相互砍殺、射擊，其血腥和殘酷程度是後人所無法想像的，現代技術條件下的影視、動漫手段最多只能模擬冷兵器時代的戰爭陣勢，卻無法再現當時實際的戰場環境。按照史書及相關出土文物之記載，從中原到巴蜀森林遍布，並不象現在這般地勢開闊，農田一望無際。甚至到了北宋，還有史書記載：「有象自至京師。」當時的京師在今天的河南省開封市。也就是說到了北宋時期，中原地區還有大象出沒。這在當時雖屬特異現象，但也足以表明其時的自然生態與現在完全不同，中原地區如果不是森林交織，大象決無法流浪到此。由此可以想像當時兩軍交戰，並不像現在這樣具有四向開闊的區域可供雙方排兵布陣，數以萬計的軍士往往是在相對狹小的區域里砍殺、射擊，傷亡狀況比在開闊地帶要慘烈得多。戰端一開，人的生命如同草芥。尤其是進入酣戰階段，所有的隊形、陣形可能全部沖亂，騎兵在戰場上衝撞疾馳，萬千將士交錯廝殺，在這種混亂而血腥的殺戮環境里，即使置身於後方相對安全區域的統帥級人物也沒有辦法確保絕對安全。

三國時期的霸主級人物袁紹、曹操、劉備等都有過在戰場上死裡逃生的記載。在袁紹與公孫瓚的界橋之戰中，公孫瓚的一支殘餘騎兵曾經攻至對方統帥袁紹的軍營，袁紹身邊只有少數親兵護衛，一行人被團團圍困，亂箭齊射，如同下雨，情勢極為危急。好在公孫瓚騎兵不知道被圍困的正是敵方核心人物袁紹，沒敢持久攻戰便四散而去。

在劉備發動的漢中之戰中，劉備本人也有在亂箭之中撞死衝殺的記錄。由於劉備不肯離開戰場，法正只好擋在他前面作為掩護。史書記載劉備當時大聲疾呼：「孝直避箭。」法正答道：「明公您也要冒著箭雨、飛石，何況我呢？」劉備只好率軍撤退。

其實在冷兵器戰爭中，交戰傷亡的人員比率並不是很高。根據有關史料推測，一般情形下在對攻中的傷亡比例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兵士廝殺達到一定程度，總會有一方主將為了保存實力而鳴金收兵。高級將領一般情況下都不會聽任自己的隊伍出現過於慘重的兵員傷亡。《三國志》記載東吳諸葛恪重兵圍攻曹魏方面的合肥新城（公元２６３年），魏將張特在詐降時說：「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就是說當時的魏國也有規定，城池被圍攻超過百日而救兵仍然未到，守城將士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投降，其家屬將被免於誅連。從這個記載看，曹魏軍規也有其人性化的一面，並不是要求所有將士在戰場上必須拼殺到最後一刻。

在實際交戰中，如果衝突過於慘烈，也總會出現一方兵士由於畏懼或者其他原因而四散而潰逃的情形。因此三國戰爭中最血腥慘烈的場面並不在交戰現場，而往往出現在大兵團作戰之後的殺俘和屠城。時有發生的情形，戰勝方有時候是因為殺紅了眼，或者是看到己方將士陣亡而萌生的報復心理，更多情況下則是為了貪圖軍功而對投降或者潰散的敵方軍士大肆濫殺——在人荒馬亂的戰場上，誰也分不清楚那些懸掛在士兵腰間的敵軍首級，究竟是在交戰中斬獲，還是在交鋒過後砍掉的俘虜腦袋。

古代戰爭中的軍功制度也是一件細思極恐的事情。站在現代績效管理的角度看，商鞅在秦國創製的軍功爵制是古代軍事史上偉大而有創意的制度，但是從人本理念上說則是一種滅絕人性的做法。按照當時的規定，士兵在戰場上每斬殺一個敵軍，即可晉爵一級（如果斬殺了敵軍軍官，另外可獲得田宅、奴僕等獎勵），一首一級，因而把頭顱稱為「首級」。據說在此之前，士兵無論作戰多麼勇猛、斬殺多少敵人都是他們應有責任，殺敵多少並不改變軍士的身份地位。因此這種軍功爵制極大的激發了秦軍將士的斗勇，士兵每逢戰事都會顯得異常興奮，一旦取得勝利，就會將對方有生力量全部殺掉，不留任何活口。

按照當時的技術備件，軍隊實行軍功爵制又無法對交佔過程進行適時全程監控，只能在戰後逐一統計每個將士實際砍掉多少敵軍首級——這是相對籠統的說法，當時仍然定有很多具體的實施細則，但是仍然難免產生很多實際問題。

古代既無法全面監控戰場上的交戰細節和作戰過程，軍方對於將士的軍功核計便只能依據每個人的殺敵數量。無論其細則如何制定，作戰將士都必須要把斬殺敵軍的首級砍下、帶在身上，這就在客觀上帶來了很大的作戰隱患。即使在交戰時能夠做到手起刀落、敵軍人頭落地，還需要有俯身撿拾首級的動作，在這個過程中有可能反而受到敵軍的擊殺，更不用說敵人同樣也在奮力衝殺，決不存在伸出脖子任人砍殺的情況。因此就是那些身強力壯的兵士要在交戰中完成擊殺敵人並獲取首級的一連串動作，也是一個高難度的危險過程，更何況還有很多士兵手持長矛、棍棒，他們未必都能一擊致命。以現在的想像，如果一擊未能致命，同時又有身邊的戰友予以補刀，那麼這一個首級應該歸屬何人？也是一個很難客觀界定的事情。《史記》記載項羽自刎後，大將王翳取其首級而搶得首功。其餘士兵為了獲得他的軀體而相蹂踐爭，「相殺者數十人」，最終有五人各搶得一塊軀體,這五人因此都被封侯。

類似的問題直到近代仍然時有發生。按照明將戚繼光在《練兵實紀》里記載，明朝士兵內部還時常出現爭搶首級引發的內訌。只要殺倒一個敵軍，便會有數十人前來爭搶首級，往往致使軍隊陣腳大亂，反而給敵軍帶來可乘之機。到後來敵軍有了經驗，每次作戰時便故意犧牲幾個士兵作為誘餌，等到明軍爭搶之時再大舉出擊，反而被殺掉一大片。

士兵在戰時獲取首級不易，再把敵軍首級懸掛在身上，一兩個可以，再多就會變成負擔，直接影響到作戰效能。那些騎兵、弓箭兵、投石兵等特殊兵種獲取首級更是困難重重，尤其是遠程射擊的弓箭兵、強弩手，他們如果在射殺敵人之後再追過去收割首級，更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但是按照《三國志》里的記載，當時騎兵也採用這種論功行賞方式。《關羽傳》再現了關羽在千軍萬馬中斬殺河北名將顏良的整個過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剌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從這段記載看，關羽在戰場上應該是手持長柄武器（青龍偃月刀是《三國演義》里的虛構道具，實際上出現於宋代），他先是「策馬剌良於萬眾之中」，然後「斬其首還」。後人實在無法想像那些身騎戰馬、縱橫馳騁的騎兵戰士在殺掉敵人之後還要從馬上跳下來，砍了敵軍的首級然後再起身上馬，繼續作戰，期間需要花費多大的工夫。騎兵一旦離開戰馬，他們的自身安全也無法保證。戰場上的生留死去都是瞬間的事情。

如果是軍隊在打敗敵人之後再回來收取首級，便會省去很多麻煩，也不會影響戰鬥力。問題是兩軍交戰，誰都無法確保自己的一方一定能夠最終打贏——戰敗的一方根本沒有返回收取首級的機會，因此不如在交戰中保存首級那樣保險，一旦僥倖逃回，仍然會有請功領賞資本。其實打贏了再回來收取首級也不可行，因為這樣就分不清楚敵軍屍體究竟是誰殺的，更無法排除會有些投機者在交戰時一味退縮，而在交戰過後收取首級時沖在前面搶奪軍功。

正常成人的首級既大又沉，獲取不易，攜帶更不方便。於是後來出現了一種新的統計方法，就是割下敵軍的耳朵充作首級。武俠小說《神鵰俠侶》里便有楊過割下敵軍幾麻袋耳朵作為禮物送給郭襄做生日禮物的情節。因為人有兩個耳朵，史書記載古代軍隊為了避免重複申領軍功，一般只審計左耳（或者右耳）。也有的以割掉鼻子作為核計軍功的依據，同樣是為了避免軍功被申領。

無論古代的軍規如何完善，總是難以避免各種冒領軍功的情況發生。在軍紀敗壞的隊伍，更有慘無人道的做法，就是士兵無法獲得敵人首級，便大舉屠殺平民百姓，以無辜百姓的耳朵或者首級謊報戰功。《三國志董卓傳》記載了董卓軍隊在陽城濫殺姦淫的殘暴行徑：「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軫而還洛，雲攻賊大獲，稱萬歲……」

這種首級軍功制度由於存在太多無法克服的弊端，自唐朝以後，歷代都有人主張予以廢除。宋代的狄青，明代的戚繼光、袁崇煥等都堅持認為割首級是一種軍隊陋習，必須予以廢止。問題是在當時的條件下，軍方實在沒有更好、更加確切的替代機制。首級軍功制因此始終廢而不止。一直到清朝，軍隊作戰依然採取類似的做法。公元1885年清軍鎮南關大捷之後，史料記載見證者的回憶：「每天都見很多人擔鬼頭（即洋鬼子的首級）來領獎。」 當時的軍方奏報也是「斃匪千餘, 斬首數百。」聯想到戰場上那一具具無頭的屍體，血淋淋的場面令人不寒而粟。如果就殘忍血腥程度而言，明智的決策者決不輕易言戰，至少不應該動輒即戰。

９

諸葛亮在《後出師表》里列舉了蜀軍精銳力量在北伐前期的損失情況：「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其實，蜀漢方面自劉備攻佔漢中之後，一直實行錯守諸圍的防禦戰略，嚴防死守各處險要關口，禦敵於國門之外，戰場上的兵員損失相對有限。諸葛亮策動北伐戰爭，也一直是在佔據優勢的情況下突然出兵，遇到重大失利便撤軍休戰，期間沒有出現類似夷陵之戰那樣近乎滅頂般的戰略潰敗，將士的傷亡情況並不龐大。對於蜀漢政權而言，最致命的是超級龐大的後勤物資消耗。作為諸葛亮北伐期間的後勤保障工作統籌者，蔣琬對此無疑有著最深切的感知和體驗。

《三國志》裴注引述《蜀記》記載蜀漢亡國時：「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其中的九十四萬人口應該是官方在冊數字，如果算上流落蜀地的「游戶」和私人部曲、奴僕等隱匿人口，益州總人口應該在一百五十萬人以上；「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則應該是一線作戰部隊，如果加上後勤供應、運輸等輔助兵種，直接從軍人數可能在二十萬人左右。

單就這十萬一線作戰部隊而言，其在戰時的物資消耗便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天文數字，所有將士不僅要有盔甲、武器，無一例外地還都要吃飯、穿衣、住宿。衣食住行、柴米油鹽，一樣都不會少。

兩軍對陣，數以萬計的軍隊將士在戰場上過夜休息，就不光是分發鋪蓋被褥、打個地鋪就行。所謂的「好皇帝不養餓兵」，因為軍隊直接關係到江山社稷，官方對於軍需物資的消耗總是毫不吝惜的。軍人外出打仗，宿營地總是需要搭建營房以遮蔽風雨。為了防止敵方偷襲，營房外圍還要搭建寨牆，必要的情況下寨牆之外要挖築壕溝、布設攔阻工事。後勤部門也不只是要保障供應糧食草料、行軍帳蓬、被褥鋪蓋、灶具炊具，他們更需要提前尋找水源、開闢運輸線路，水源還要防止敵方投毒，食品安全也是個天大的問題。

軍方還要派出重兵守護糧草。按說糧草物資存放在主力駐紮的大軍營里最為安全，但是一線作戰部隊最注重的是速度和效率，不可能在行軍打仗的同時再攜帶更多軍需輜重，這就需要後勤部門在適當的距離之內修築一定數量的糧寨，由專門的運糧官後定時去取。這也為敵軍截取糧道、偷襲糧寨提供了條件，也給後勤保障部門提出了更大的難題。

遇到重大戰事，軍需物資後勤保障這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決不是三五天或者三兩個月的短期行為。三國時期很多戰爭一打就是成年累月。諸葛亮平定南中用了將近一年。此後發動北伐戰爭，數萬大軍在漢中前線一駐就是7年。期間龐大的物資供應，更需要有大規模的民夫、牲畜、車馬等非作戰力量予以維持，並需要常年保持運轉。諸葛亮有一條教令說：「計一歲遠，用蓬、旅、簟千萬具。」就是要用一年時間，才能把所需要的帳蓬、船槳和草席運到前線。

曹魏方面也有記載：「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見《三國志鄧艾傳》）。從許昌運輸軍糧輜重到淮南前線，沿途水系發達、一馬平川，負責運送軍糧物資的「運兵」數量尚且佔到了總兵力的一半，更不用說蜀地山川阻隔、道路險峻，運輸部隊更要翻山越嶺、長途跋涉，軍需物資的徵調運輸更是一個極其沉重的包袱。

魏延在北伐前期提出子午偷襲計，基本上也是「運兵過半」：「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如果按照宋代大科學家沈括的計算，一個士兵配備一個運夫只能維持十八天的行軍供給，這是在一般條件下行軍作戰。從漢中到長安，沿途需要翻山越嶺，所謂「精兵五千，負糧五千」，這五千運糧兵所運送的軍糧只能維持軍隊「不過十日可到長安」的軍需保障。軍隊到達長安時，所有後勤物資便已消耗殆盡，只能依靠襲取敵軍和當地人的糧食物資。

沈括在《夢溪筆談》里對戰爭中的錢糧消耗作了準確計算：「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為急務。運糧不但多費，而勢難行遠。予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盡；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則一夫所負已盡，給六日糧遣回，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或並糧）。叵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後五日並回程，日食四升並糧）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減一夫，給四日糧；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減一夫，給九日糧；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並糧。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後十一日並回程日食四升並糧）。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放回運夫須有援卒，緣運行死亡疾病，人數稍減，且以所減之食，備援卒所費）。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翻譯成現在的話說，大意是：軍隊出征，每個士兵所攜帶的糧食只能滿意他本人維持五天，五天之後便要食用運夫所背負的糧食。如果一個士兵配備一名運夫，運夫可以背負六斗米，一兵一夫可以維持十八天，考慮到返程也要吃飯，只能行進九天；如果兩個運夫供應一個士兵，則可以維持二十六天（行軍八天之後，其中一個運夫所帶糧食已經吃光，就得給他六天口糧讓他先返回。以後的十八天，二人每天吃四升米），考慮到返程的話只能先進十三天；如果三個運夫供應一個士兵，則可以維持三十一天，考慮返程的話只能朝廷十六天。而三個民夫供應一個士兵已經到了人員配給的極限，因為出動十萬軍隊，輜重佔去三分之一，能夠上陣打仗的士兵只有七萬人，就需要動用三十萬運夫從事後勤保障，再進一步擴大規模就已經非常困難。而在遣送運糧民夫返回的途中，要派士兵護送；在行軍途中還需要有人去打水、砍柴，更何況期間隨時都可能出現人員傷亡或者生病的情況，他們應該背負的糧食物資都需要有其他人來分擔。如果用牲畜運送軍需物資，比人力運送效率要高，但是牲畜運送的代價也要更大，因為牲畜要及時放牧，並需要有大量的水和草料。一旦出現牲畜死亡，它們所馱運的糧食都得一同被拋棄。

《孫子兵法》里有一句話說：「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食敵一石，當吾二十石。」乍看起來大惑不解：敵軍的一鍾也是一鍾，敵軍的一石也是一石。為什麼奪取敵人的一鍾，就當於自己獲得了二十鍾？

只有了解古代軍隊後勤物資供應的實際狀況，才能準確理解其中的含義。據記載，秦軍當年征伐匈奴，由於後勤補給線過於漫長，運輸兵員在途中的自身消耗太大，再加之很多運輸部隊在進入漠北後陷入迷失，根本找不到己方軍隊，還有一些運兵在途中被劫，結果後方征糧三十石，其中只有一石能運達前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截取敵軍的一石糧食，就相當於省掉了後方籌集的三十石）。到隋煬帝運征高麗時，儘管當時的運輸系統相對便捷，仍然是後方籌集十五石，運到前線的只剩一石。截取敵軍一石就相當於省掉了後方的十五石。　

運輸只是一個後勤供應系統中一個相對單純的環節。在鋪排這些後勤運輸事務背後，後方還有大量的軍糧籌措、兵員徵調、軍械物資的原料供應、生產製作，等等，人力物力消耗更為龐大。可謂前線一日戰，後方百日功。

從這個角度看，古代戰爭中屢屢發生大規模的屠殺戰俘事件，也是獲勝方迫不得已的事情，因為保留數以萬計的敵軍俘虜，同時也意味著更為巨大的物資消耗，即使給予眾多俘虜以最低水平的基本保障，也會對已方軍隊的後勤供應造成空前壓力，由此導致的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尤其是在三國時代，各地人口銳減，大量土地荒蕪，每支軍隊自身擁有的保障物資都不寬裕，供養己方將士已是困難重重，如果平添數以萬計的士兵口糧，軍需供應將愈發難以為繼。

三國時期，只有劉備集團沒有過屠城或者屠殺戰俘的記錄。這應該與劉備所確立的「武嗣二帝、龔行天罰」基本綱領有關，他們既高調宣揚匡扶漢室、天命正統而站據道義至高點，則對於戰時俘獲只能通過道義感化而決沒有統統殺掉的道理。再加之劉備集團起點太低，始終面臨著兵員匱乏的矛盾，客觀上也需要有更多的兵力補充。史書記載關羽當年通過水淹七軍一戰，俘獲了數萬曹魏士兵。關羽將這些俘虜全部押解到後方江陵，卻也給荊州方面帶來空前沉重的後勤壓力。關羽在無奈之下只好偷襲盟軍糧寨以緩解燃眉之急，這給吳主孫權的背盟反戈留下了口實。《資治通鑒》記載：「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

１０

蔣琬在青年時代曾以州書佐的身份跟隨先主劉備入川。劉備在益州是經過三年苦戰最終迫使劉璋開城投降。蔣琬本人對於戰場上的殘酷與血腥是不陌生的。他後來出留府長史長期駐守後方，全面負責徵兵和軍需物資的徵調運輸、供應，全面做到「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以他的練達睿智，對於諸葛亮「無歲不征」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應該具有特別深刻的洞悉。

陳壽在《三國志》裡間頌揚諸葛亮「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刑政雖峻而無怨者」，所有這些正面評價，同時也都折射出蜀漢政權在諸葛亮北伐期間所出現的沉重而複雜的社會問題：民眾在戰爭中承擔著大量而繁重的各項任務，籌糧納貢、後勤補給，已經到了極端艱難困苦的境地。

蜀相諸葛亮忠公體國、勤勉王事，為了不負君王重託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受到後世無限崇敬頌揚。尤其是諸葛亮治蜀期間呈現出的獨特人格魅力和超凡脫俗的精神境界，誠動天地、義感千秋。諸葛亮精神因此早在三國當世便已跨越敵我和成敗之間的界限，其生前身後的推崇者遍及蜀、吳、魏三大政治集團，其政治對手也無不對他崇敬有加。晉朝統治者不計前怨地詔令陳壽把諸葛亮文集遺著悉數錄存，奉為圭臬，陳壽評價此舉：「自古以來，未有之倫也。」作為一個偉大民族極其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和民族精神的鮮明旗幟，諸葛亮的事迹和精神將永遠激勵、感召後世。但是在現實層面，不得不承認諸葛亮確實給他的繼任者留下一個進退兩難的尷尬面。在他身體力行地倡導、教化之下，「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成為巴蜀志士堅守不渝的政治信條，益州全境熱切沉浸於「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遠大理想，矢志不移地踐行著「嗣武二帝、龔行天罰」的立國基本綱領，這種激情澎湃的政治氣氛驅使著蜀漢執政者只有義無反顧地沿著政治正確的偉大路線砥礪奮進、勇往直前，容不得有任何徘徊、猶豫，更不可能再有另外的選擇。但是在現實層面，諸葛亮的繼任者又無法迴避蜀漢政權地處偏僻、幅員狹小的客觀現實，縱然巴蜀地區物產豐饒，加上南中地區的資源支持，但是面對北方「跨帶九州」、實力強大的曹魏政權，實在經不起那種無歲不征在人力、物力、財力和國力的巨大消耗。

其實，即使在諸葛亮時代，長年累月的征戰給蜀漢後方帶來的沉重負擔，到後期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對於中央下達各郡的徵兵任務、軍需物資，很多郡國已經無法完成，所謂「「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很多人為了逃避兵役，就聲稱男丁死亡。作為諸葛亮的親信、愛將和接班人,大將軍蔣琬毫無疑問對此有著更加深切的體味和感觸。

因此，在主戰與不戰的兩難選擇之間，蔣琬最終選擇了一條相對摺衷的軍事路線，他一方面多次派遣姜維率領偏師北伐，戰而不大戰，只是接連不斷地對曹魏邊境地區形成襲擾，以最小的軍事代價形成「武嗣二帝、龔行天罰」的討伐聲勢，以此應對朝廷和軍方主戰派的質疑和詰難，竭力避免沒有任何勝算的大舉出兵，避免無為透支人力、物力和財力，同時致力於「閉境勤農、育養民物」，靜侯時機，蓄勢待發。

蔣琬於243年奏經後主同意，把蜀軍主力從漢中退遷涪縣，正是為了奉行這種現實主義中間路線，實現適度軍事收縮。客觀地說，蔣琬在奏摺里認為「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這一判斷不夠準確。暴發於蔣琬遷涪第二年的興勢之戰表明，涪縣這個地方決並不像蔣琬說的那樣「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恰恰相反，涪縣在區位上的最大劣勢是距離前線過於遙遠，一旦遇到前線軍情危急，蜀軍主力很難做到及時增援。

涪縣是蔣琬曾經多次到過的地方：公元211年劉備應邀入川抗擊張魯，正是在涪縣與劉璋相會。蔣琬作為隨軍書佐這一次來過這個地方。第二年，劉備與劉璋反目，率軍南下成都，途中再次經過涪縣並在此發生激戰。後來蔣琬進駐漢中應該不止一次到過這裡，因此對其交通區位不能說不熟。

涪縣即如今的四川省綿陽市，按如今的公路里程距離成都百餘公里，而距離漢中治所南鄭則有300多公里，距離南鄭再往北邊的邊境軍事一線則更加遙遠。按照史書關於興勢之戰的記載，北方曹爽於公元244年三月份兵出長安，自駱谷入漢中，費禕閏三月督諸軍救漢中，四月才到達前線，歷時一個多月。如果不是漢中守將王平採取的戰術得當，援軍尚未趕到，前線就有可能失守。

由於三國時期的特殊社會局面，執政者把政治、軍事中心放在哪裡，往往要取決於高層人物的政治需要和軍事戰略布局。蔣琬選定的蜀軍主力所在地涪縣在交通區位上既無任何軍事優勢可言，則蔣琬退遷涪縣與其說是出於蜀漢方面軍事上的調整需要，倒不如說是蔣琬奉行現實主義中間路線的政治選擇。涪縣相對於都城成都而言是蜀軍的前沿，相對於漢中前線而言則是十足的蜀漢腹地、戰略大後方。蔣琬把蜀軍大本營遷退至此，既延續了蜀漢軍力重心前置、時刻保持出兵討伐的政治姿態，又體現了蔣琬在軍事上實行適度回縮的戰略布局。

漢中作為蜀漢政權的國之咽喉、戰爭一線，又是前丞相諸葛亮長期駐紮、北伐出兵的地方，具有過於濃重的軍事進取氣息。軍人天職就是打仗，軍方將士不像執政者那樣還要綜合考慮經濟民生等複雜而具體的國政事務。數萬蜀軍置身於前線，與敵軍相隔咫尺而終不能戰，難免會觸情生情，遙想起諸葛亮當年萬千雄師出祁山的情景，無端生出一些關於時事的妄論與非議。

蔣琬奉行現實主義中間路線，乃至為了抑制軍方將士的主戰情緒而把蜀軍主力由漢中退遷至涪縣,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這種戰而並不大舉、和而不苟安的模糊戰略是適宜的，本身沒有任何問題。因為期間北方局勢平穩，蜀軍大舉征戰，基本沒有勝算。問題的關鍵在於，到蔣琬施政後期，各種史料已經難以見到執政者關於蜀漢天命眾望和法理正義的政治宣示與詔告，更沒有對於北方叛逆者的口誅筆伐——這曾經是諸葛亮生前凡事丁寧周至、念茲在茲的重大政治議題。

諸葛亮在意識形態領域如此殷切繁複地陳述宣示，正是為了搶佔輿論導向的至高點，爭得蜀地官民對於政權的政治認同。有史料表明這種輿論上的政治攻勢一直持續到蔣琬施政中期。公元238年，在蔣琬取得最高輔政地位的第五個年頭，後主詔令蔣琬進駐漢中，其詔書依然是口誅筆伐，飽含正氣激昂之氣：「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勞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睿大興眾役，還相攻伐。囊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任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畔。」

這份言辭激切的詔文如果不是出自蔣琬之手筆，也勢必要經過他的審閱、批改。因為蔣琬身為有錄尚書事權力的大將軍，為重大國是決策行文或者作出指示是他的基本責任。詔文中激憤昂揚之意，體現著決策者當時的立場和態度。然而僅僅六年過後，在蔣琬呈遞給後主的奏摺里，已經完全略去了與正逆、是非相關的意識形態措詞，更沒有類似「嗣武二帝，龔行天罰」、「漢、賊不兩立」、「王事不偏安」的政治表述。關於蜀漢政權受命於天、承載眾望的意識形態陳述，則被濃縮為極其簡約的一句話而輕輕帶過：「芟穢弭難，臣職是掌。」

與諸葛亮生前據道義而蔑視非義強權的態度截然不同的是，蔣琬在這份奏摺里一反常態地渲染了北方政權在地域、幅員和影響力等諸多方面之強勢：「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進而對蜀漢方面履行「嗣武二帝、龔行天罰」政治綱領和「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軍事使命的方法、步驟和基本態勢作出令人沮喪的分析、評估：「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

蔣琬在奏摺里流露出的無奈和悲觀失望的情緒，早已沒有諸葛亮在《正議》、《出師表》里所表達出的凜然和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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