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與周邊

第三，「征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曲雍來謝罪」。

第四，「頡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不但不遣返流亡的中國人，還將其罰作苦役，「途經彼境，皆被囚系，加之重役，忍苦遐外，控告無所」（《全唐文》卷6，太宗討高昌詔）。

第五，對唐朝使者無禮，高昌王曲文泰曾對唐朝使者說，「鷹飛於天，雉伏於蒿，貓游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所謂「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意即高昌不必依仗唐朝，自己完全可以存在，不臣之意已非常清楚。

第六，挑撥薛延陀與唐朝的關係，高昌王曲文泰對薛延陀可汗說，「既為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為拜其使（即拜唐朝的使者）」。另據太宗「討高昌詔」（《全唐文》卷6）記載，曲文泰還挑撥西突厥各部之間的關係，「又西蕃突厥，戰爭已久，……文泰反道敗德，幸災好禍，間諜酋豪，交亂種落」。

以上幾條匯總起來看，反映出一個突出的問題，那就是高昌國主麹文泰搞不清楚自己在天可汗體系裡面的位置，不服從唐朝的管理，這使太宗頗為不悅。

面對焉耆的申訴，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太宗派出大臣前去問罪，「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同時警告高昌使者，再不悔改，就要出兵進攻高昌了。此時，首鼠兩端的薛延陀也見風使舵，主動要求擔任唐軍嚮導。

但是，太宗這時仍舊給了高昌一個機會，征高昌王曲文泰入朝，以期避免軍事衝突，但是曲文泰沒有抓住這個機會。「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征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資治通鑒》）。

在這種情況下，太宗下定最後決心，出兵討伐高昌，據《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壬申（初四），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唐朝討伐高昌之戰，正式拉開帷幕。

三、唐軍討伐高昌之戰

1、作戰時間

下面把唐軍討伐高昌之戰的幾個關鍵時間點整理一下。

(1)選將出征時間：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壬申（初四）

據上文所引《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

《新唐書》本紀2太宗本紀的記載與《資治通鑒》一致。

但是，據《舊唐書》本紀3太宗本紀記載，「（貞觀十三年）十二月丁丑（初九），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帥師伐高昌」，緊接著記載，「乙亥（初七），封皇子福為趙王」。本紀按時間順序記載，丁丑（初九）不能在乙亥（初七）之前，因此，《舊唐書》的記載恐有誤。

(2)抵達伊州時間：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五月十日左右

據原位於新疆巴里坤縣松樹塘附近的《姜行本紀功碑》記載，「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帥次伊吾時羅漫山」。「伊吾」，即為唐朝的伊州。

(3)從伊州出發進攻高昌時間：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以後

《姜行本紀功碑》立碑的時間為貞觀十四年閏六月二十五日。據《舊唐書》列傳9姜行本傳記載，「其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而去。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據此看，是先有姜行本紀功碑立碑，後有唐軍平定高昌。因此，唐軍從伊州出發進攻高昌的時間，大約在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以後。

(4)平定高昌時間：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癸酉（初八）或者七月上中旬

據《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癸酉，（高昌曲智盛）開門出降」，另據《新唐書》本紀2記載，八月「癸酉，侯君集克高昌」。據此看，高昌投降，是在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癸酉（初八），但是，這個日期，是唐軍實際攻滅高昌的日期，還是侯君集的奏報送抵朝廷的日期，筆者尚不確定。

查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唐軍征討焉耆之戰，八月下旬唐軍就已擊敗焉耆，但是奏報是在九月辛卯（二十一日）才抵達長安的。從唐軍攻滅高昌的具體過程看，唐軍的這次進攻速度是很快的（下文詳述），若從閏六月下旬就開始進攻，直到八月初八日才攻滅高昌，前後達到40多天，時間有些長，因此，筆者更傾向於八月初八日是奏報送抵朝廷的日子，如果此次奏報與唐軍討伐焉耆時的奏報送抵所需時間大致相當，則唐軍實際攻滅高昌大約應在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七月上中旬。

這裡說明一點，據《舊唐書》本紀3太宗本紀記載，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癸巳（二十八日），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此處的「癸巳」恐為「癸酉」之誤。

2、行軍路線

高昌

本文論述的唐軍的行軍路線，從進入伊州開始。唐軍的行軍路線大致如下：

莫賀延磧——磧口——伊吾時羅漫山——柳谷——田地城——高昌都城

唐軍行軍路線

下面分別加以說明。

(1)莫賀延磧——磧口

據《舊唐書》列傳19侯君集傳記載，高昌王曲文泰對其國人說，「唐國去此七千里，涉磧闊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當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此處的「涉磧闊二千里」，很可能是指莫賀延磧。

據嚴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圖考》第2卷記載，「由瓜州西北取第五道經莫賀延磧，九百里亦至伊州。……然取莫賀延道為多」。可見，在唐代，由瓜州經過莫賀延磧進入伊州是一條重要通道。

另據崔融《拔四鎮議》（《全唐文》卷219）記載，「但莫賀延大磧者，伊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延袤向二千里，中閑水草不生焉」，此處的「延袤向二千里，中閑水草不生焉」，與高昌王曲文泰所說的「涉磧闊二千里，地無水草」極為類似，據此也可以判斷，唐軍當時需要通過莫賀延磧。

通過莫賀延磧之後，唐軍到達磧口，據《舊唐書》列傳19侯君集傳記載，「君集次磧口」。

(2) 磧口——伊吾時羅漫山

唐軍通過莫賀延磧磧口之後，進入伊州，並在此駐紮，修造攻城器械，據《姜行本紀功碑》記載，「以通川公（即姜行本）深謀簡出，妙思縱橫，命前軍營造攻具，……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帥次伊吾時羅漫山」。時羅漫山，亦作折羅漫山，查《舊唐書》志20伊州記載，「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呼折羅漫山」，其具體位置可查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唐朝隴右道西部地圖。

(3) 伊吾時羅漫山——柳谷

唐軍在伊州修造攻城器械後，進入柳谷。據《舊唐書》列傳9姜行本傳記載，「及高昌之役，以行本為行軍副總管，率眾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中，「未至柳谷百餘里」，說明唐軍當時的下一個行軍目標就是柳谷。另據《舊唐書》列傳148高昌傳記載，「既而君集兵奄至柳谷」，也說明唐軍從伊州出發後，向柳谷行進。

關於柳谷的地理位置，據嚴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圖考》卷2考證，「唐史所記高昌東境之柳谷隘道，又稱長谷者，蓋即自今西鹽池以西之山峽迤東至東鹽池山峽百餘裡間仄隘難行之穀道也」，「道經谷地，似當行天山南麓，即前述南北兩道之北道」。

(4) 柳谷——田地城——高昌都城

唐軍通過柳谷後，進入高昌境內，先進攻田地城，進而進攻高昌都城，據《舊唐書》列傳148記載，「進趨田地城……進逼其都」。

據嚴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圖考》卷2考證，「赤亭西行約九十里至白力城，又約四十里至柳中縣，即古田地城，……又西約四十里至西州治所高昌縣，即古高昌城也」。

3、參戰將領

唐朝方面參戰將領主要有以下幾位：

(1) 侯君集，時任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舊唐書》列傳19）。

侯君集

(2) 薛萬均，時任交河道行軍副大總管（《全唐文》卷6討高昌詔）。

(3) 薛孤吳仁，時任交河道行軍副大總管（《全唐文》卷6討高昌詔），同時兼任行軍總管（《姜行本紀功碑》有「交河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將軍上柱國□□□□□薩孤吳仁」字樣）。

(4) 姜行本，時任交河道行軍副大總管（《姜行本紀功碑》，碑文有「副總管左屯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姜行本」字樣，雖稱之為 副總管，但是與「副總管左屯衛大將軍、上柱國永安郡開國公薛萬鈞」並列，說明姜行本應為副大總管。

(5) 牛進達，時任交河道行軍總管（《全唐文》卷6討高昌詔）。

(6) 契苾何力，時任蔥山道行軍副大總管（《舊唐書》列傳59），同時可能兼任行軍總管（《舊唐書》列傳148記載，出征唐軍中有「突厥、契苾之眾」）。在此說明一點，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唐軍發起的是交河道行軍，但是，這裡出現了蔥山道，查《資治通鑒》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記載，五月，「癸未，以右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西突厥沙缽羅可汗」。據此看，蔥山道的作戰區域，應該在天山以北的西突厥地區，則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時，契苾何力可能也是負責對西突厥的作戰。

契苾何力

(7) 阿史那社爾，時任交河道行軍總管（《新唐書》列傳35）。

(8) 曹欽，時任交河道行軍總管（《全唐文補遺》大唐故左驍衛大將軍上柱國雲中縣開國公曹府君墓志銘並序）。

(9) 趙元楷，時任行軍總管（《資治通鑒》貞觀十四年）。

(10) 劉德敏，時任高昌道行營總管（《全唐文》卷185，常州刺史平原郡開國公行狀）。筆者認為，這裡的行營總管，應當就是行軍總管，查《舊唐書》列傳146吐蕃傳記載，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遣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彌道行營大總管」，這裡的「行營大總管」，就是行軍大總管。

(11) 丘行恭，具體職務不詳，據《舊唐書》列傳9丘行恭傳記載，「因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

(12) 曹通，具體職務不詳，據《全唐文》卷194，唐昭武校尉曹君神道碑記載，「（貞觀）十四年，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為行軍大總管。……君緬懷高義，思報國恩……飲至策勛，抑惟恆授，詔除上柱國。」

(13) 辛獠兒，中郎將，唐軍進攻高昌都城的先鋒（《新唐書》列傳146）。

(14) 姜行本麾下唐軍前軍諸將。

據《姜行本紀功碑》記載，姜行本麾下的唐軍前軍諸將，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劉德敏之外，還有以下幾位：

右監門中郎將、上柱國淮安縣開國公衡智錫，左屯衛中郎將、上柱國富陽縣開國伯屈日方，左武候中郎將李海岸，前開州刺史時德衡，左監門府長史王進威。

唐軍此次的出陣將領，是相當有分量的。討伐一個小小的高昌，何以讓太宗派出了這麼多將領，其中還有多位名將？筆者認為，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征討高昌，是太宗經營西域的開局之戰，其成敗對唐朝此後在西域的發展至關重要。

第二，當時唐軍面對的不僅僅是高昌，據《資治通鑒》貞觀十四年記載，「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助」，則唐軍很可能要與西突厥發生戰爭，需要配備較強的將領。

第三，唐朝此次有在西域宣揚國威和軍威的意思，因此陣容相對強大。

4、雙方兵力

先看高昌，據《舊唐書》列傳148記載，「勝兵且萬人」，《新唐書》列傳146記載一致，「勝兵萬人」。

再看唐朝。記載唐軍兵力的史料如下：

《舊唐書》列傳148高昌傳：「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眾，步騎數萬眾以擊之」。

《新唐書》列傳146高昌傳：「率突厥、契苾騎數萬討之」。

《姜行本紀功碑》：「交河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將軍上柱國□□□□□薩孤吳仁領右軍十五萬；交河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上柱國□□縣開國公牛進達領兵十五萬」。

綜合上面幾種史書記載，我認為，《新唐書》的記載，可能是對《舊唐書》記載的簡化，結果簡化錯了意思。《舊唐書》之意，是指唐軍一共是「步騎數萬眾」，而《新唐書》則改成了僅唐軍中的突厥、契苾的軍隊就有「騎數萬」，至於唐軍總數不得而知。至於《姜行本紀功碑》的記載，則過於誇張，不可能是實指。

姜行本紀功碑

筆者在此對唐軍兵力做一個簡單測算。

筆者在上文列出了唐軍主要將領，其中擔任或兼任行軍總管的將領有：薛孤吳仁、牛進達、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曹欽、趙元楷、劉德敏，共7人。

唐軍每位行軍總管所領兵數，不同時期不同戰役不盡一致。

據《唐六典》卷5記載，「凡諸軍、鎮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一千人置子總管一人，五千人置總管一人」。據此看，每位總管領兵5,000人。

但是，在顯慶五年（公元660年）蘇定方討伐百濟時，唐軍共有13位總管，總兵力十萬人（《三國遺事》援引鄉記的記載是十二萬二千七百十一人），則每位總管領兵約10,000人。

按照上述2種情況，7位總管領兵合計當在3.5萬人至7萬人。

以此來看，《舊唐書》列傳148記載的「步騎數萬眾」相對合理。

高昌文書

5、交戰過程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壬申（初四），唐朝正式命將出兵，「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資治通鑒》）。

當時，朝中不少大臣都勸阻太宗出兵，據《舊唐書》列傳148高昌傳記載，「時公卿近臣，皆以行經沙磧，萬里用兵，恐難得志；又界居絕域，縱得之，不可以守，競以為諫。太宗皆不聽」。這表明了太宗經營西域的決心。

高昌王曲文泰在得知唐軍出兵之後，不以為意，對其國人說，「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三萬己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資治通鑒》）

但是，大約在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五月，唐軍穿過二千里的莫賀延磧，到達磧口。當然，曲文泰的分析其實是有道理的，唐軍雖然成功通過莫賀延磧，進入伊州，但是其成本是很高昂的，據褚遂良「諫戍高昌疏」（《全唐文》卷149）記載，「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

高昌王曲文泰得知消息後，在惶恐中去世，其子曲智盛繼為高昌王，「及聞唐兵臨磧口，（文泰）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子智盛立」（《資治通鑒》）。

唐軍到達磧口，進入伊州後，並未立即向高昌進攻，而是在伊州修造攻城器械。

據《姜行本紀功碑》記載，「以通川公（即姜行本）深謀簡出，妙思縱橫，命前軍營造攻具，乃統沙洲刺史、上柱國望都縣開國侯劉德敏，右監門中郎將、上柱國淮安縣開國公衡智錫，左屯衛中郎將、上柱國富陽縣開國伯屈日方，左武候中郎將李海岸，前開州刺史時德衡，左監門府長史王進威等，並率驍雄，鼓而行進。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帥次伊吾時羅漫山，北登黑紺嶺」。

《新唐書》列傳16姜行本傳也有相應記載，「高昌之役，為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增損舊法，械益精。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

姜行本督率前軍，很快造成了攻城器械，「未盈旬月，克成奇功。伐木則山林殫盡，叱吒則山谷盪薄。沖樣踅整，百櫓冰碎，機槽一發，千石雲飛」（《姜行本紀功碑》），從「機槽一發，千石雲飛」來看，唐軍成功修造了拋石車。後來，這些攻城器械在進攻高昌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太宗對姜行本賜璽書褒獎：「攻戰之重，器械為先，將士屬心，待以制敵。卿星言就路，躬事修營，干戈才動，梯衝暫臨。三軍勇士，因斯樹績；萬里逋寇，用是克平。方之前古，豈足相況」（《全唐文》卷10）。

攻城器械修好後，大約在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閏六月下旬，侯君集率領唐軍主力向高昌進發，「大總管運籌帷幄，繼以中軍鐵騎亘原野，金鼓動天地，高旌蔽日月，長戟撥風雲。自秦漢出師未有如斯之盛也」（《姜行本紀功碑》）。

唐軍出征後，侯君集還約焉耆與唐軍協同作戰，焉耆王欣然從命，「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焉耆喜，聽命」（《資治通鑒》）。

唐軍從伊州西進，到達柳谷，當時，高昌國人正在安葬曲文泰，諸將建議趁機襲擊葬禮現場，被侯君集拒絕，「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克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舊唐書》列傳19侯君集傳）

侯君集命令大軍擊鼓前進，進攻高昌的田地城，「於是鼓行而前，攻其田地」（《舊唐書》列傳19侯君集傳）。

面對唐軍的進攻，高昌軍隊先是出城迎戰，並與契苾何力發生交戰，「將軍契苾何力為前軍，與之接戰而退」（《舊唐書》列傳148高昌傳），《新唐書》列傳146高昌傳記載，「契苾何力以前軍鏖戰」，說明戰況還是比較激烈的。

此後，唐軍主力趕到，高昌軍隊退守田地城，侯君集命其投降，遭到拒絕，「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行」（《舊唐書》列傳19）。

這時，唐軍的那些攻城器械派上了用場，據《舊唐書》列傳19記載，「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為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數丈頹穴，拋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氈被，用障拋石，城上守陴者不復得立」。

此戰中，唐軍用攻城器械作了以下幾件事：

首先，「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數丈頹穴」。刊，砍伐；隍，沒有水的城壕；睥睨，城牆上鋸齒形的短牆。則唐軍伐木把田地城的城壕填了，推撞車把城牆的短牆撞壞了。

撞車

第二，「拋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氈被，用障拋石，城上守陴者不復得立」。則唐軍使用拋石車向城內拋擲石塊，城內阻擋石塊者均被砸碎，高昌守軍有人張開氈被，用來阻擋石塊，結果很多石塊被攔在城牆上，城牆上守衛的人都無法站立了。

拋石車

當天夜裡，天象也發生異動，「是夜星墜城中」（《新唐書》列傳146高昌傳）。

第二天，唐軍毫無懸念的結束了戰鬥，攻克田地城，「明日拔其城，虜七千餘人」 （《新唐書》列傳146高昌傳）。

這裡需要說明一點，《資治通鑒》記載進攻田地城所用的時間更短，只有不到一天，「詰朝攻之，及午而克」。

攻克田地城後，唐軍馬不停蹄，連夜向高昌都城進攻，「中郎將辛獠兒以勁騎夜逼其都」 （《新唐書》列傳146高昌傳）。

據《資治通鑒》記載，唐軍抵達高昌都城後，高昌軍隊再次出城迎戰，被擊敗，「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

在此情況下，曲智盛致書於侯君集，向其求饒，據《舊唐書》列傳19記載，「智盛窮蹙，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愆闕，冀尚書哀憐。」君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

面對侯君集的勸降，曲智盛猶豫不決，侯君集因此下令攻城，「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塹，發拋車以攻之。又為十丈高樓，俯視城內，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舊唐書》列傳19）。

面對來勢洶洶的唐軍，曲智盛的高昌軍隊顯然不是對手，曲智盛所以還在抵抗，可能主要寄希望於西突厥的增援。據《資治通鑒》貞觀十四年記載，「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為文 泰聲援。」

但是，西突厥的表現實在令高昌失望，「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資治通鑒》）。

西突厥可汗跑了，手下的葉護投降了，在此情況下，曲智盛已毫無希望，只得投降。

但是，開始時曲智盛還心存僥倖，希望以一種較為體面的方式屈服，據《新唐書》列傳146高昌傳記載，「智盛令大將曲士義居守，身與綰曹曲德俊謁軍門，請改事天子」。據此看，曲智盛本人雖然束手軍門，但是高昌軍隊並未放下武器。

這時，副大總管薛萬均率軍繼續進攻，曲智盛無奈，只得全軍投降，「君集諭使降，辭示屈，薛萬均勃然起曰：「當先取城，小兒何與語！」麾而進，智盛流汗伏地曰：「唯公命！」乃降」。據《資治通鑒》記載，高昌守軍開門投降的時間為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癸酉（初八）。至於該時間是否為高昌軍隊實際投降的時間，筆者在上文已有分析。

攻克高昌都城後，侯君集分兵攻略高昌其他各城，高昌全境平定。據《唐會要》卷95記載，「（貞觀）十四年八月十日，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副總管牛進達，平高昌國」，這裡的八月十日，筆者不確定是《唐會要》誤將八月初八記為八月十日，還是侯君集最終平定高昌全境，確實在八月十日。

關於唐軍的戰果，史書記載不盡一致：

《資治通鑒》貞觀十四年：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考異曰：舊傳，「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今從實錄。）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通典》卷191：下其郡三、縣五、城三十二，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七百三十，馬四千三百匹。

《唐會要》卷95：下其郡三、縣五、城二十二，戶八千四十六，口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八，馬四千三百匹。

《舊唐書》列傳148高昌傳：下其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馬四千三百匹。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新唐書》列傳146高昌傳：凡三州、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口三萬，馬四千。

《唐會要》和新舊唐書的記載基本一致，只是新舊唐書去掉了部分尾數。《資治通鑒》採用實錄的記載，與《通典》記載一致，人口數只有一萬七千七百，如果人口這麼少，則高昌勝兵萬人恐怕就比較困難了，因此，筆者認為，人口數三萬七千七百較為合理。綜合來看，唐軍戰果為：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八，馬四千三百匹。

高昌全境平定後，侯君集「勒石紀功而旋。其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國」，至此，高昌滅亡，「麹氏有國，至智盛凡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滅」（《舊唐書》列傳148高昌傳）。

唐軍此役，威震西域，據《唐會要》卷95記載，「國威既震，西域大懼，焉耆王詣軍門請謁」。對此，侯君集也對焉耆進行了安撫，「及高昌破，焉耆王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新唐書》列傳146作「五城」）先為高昌所奪，君集奏並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資治通鑒》）。

此後，侯君集率軍返回。據《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十二月，丁酉（初五），侯君集獻俘於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智盛為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

至此，唐軍討伐高昌之戰勝利結束。恰如《舊唐書》列傳148高昌傳記載的高昌童謠所言：

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滅。

6、唐軍將領的眾生相

高昌錢幣

平定高昌後，大總管侯君集親身違反軍紀，導致唐軍將士出現集體混亂，「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請，輒配沒無罪人，又私取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

回到京師後，東窗事發，「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後岑文本以「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的理由上疏求情，侯君集才被釋放，此事埋下了侯君集此後參與謀反的種子（《舊唐書》列傳19侯君集傳）。

副大總管薛萬均也被人告發私通高昌婦女，要在大理寺與高昌婦女對辯。魏徵對此進諫，「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庄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資治通鑒》貞觀十四年），太宗接納了魏徵的諫言，釋放了薛萬均。

行軍總管趙元楷也有比較下作的表現，「侯君集馬病蚛顙，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沾其膿而嗅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栝州刺史」（《資治通鑒》貞觀十四年）。

在這種混亂局面中，也有獨善其身的，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是突出代表，據《舊唐書》列傳59記載，「十四年，授行軍總管，以平高昌。諸人咸即受賞，社爾以未奉詔旨，秋毫無所取。及降別敕，然後受之。及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軍還，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並雜彩千段賜之，仍令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

四、西州和安西都護府的設置與鞏固

1、西州和安西都護府的設置

唐軍滅亡高昌後，太宗在高昌故地設置西州和安西都護府。

據《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九月，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各置屬縣。乙卯（二十一日），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

安西都護府

這裡說明一點，唐朝最初在高昌設置的州名為西昌州，後改為西州（《新唐書》列傳146）。西州下設五縣，「太宗以其地為西州，以交河城為交河縣，始昌城為天山縣，田地城為柳中縣，東鎮城為蒲昌縣，高昌城為高昌縣」（《通典》卷191）。

西州五縣

面對太宗此舉，魏徵表示反對，「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 上不從」（《資治通鑒》貞觀十四年）。

魏徵

應該說，魏徵並沒有理解太宗出兵滅高昌，進而設置西州的意圖。太宗並非如魏徵所說，貪圖高昌的土地財富，而是想建立唐朝經營西域的前沿基地，因此，魏徵「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的建議未能說服太宗。

2、唐朝加強西州防務的措施

設置西州後，唐朝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加強西州防務。

第一，安撫高昌國人。

據《新唐書》本紀2太宗本紀記載，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九月癸卯，赦高昌部及士卒父子犯死、期犯流、大功犯徒、小功緦麻犯杖，皆原之」。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乙丑，遣使安撫西州」。

第二，發兵鎮守西州。

據《全唐文》卷149褚遂良「諫戍高昌疏」記載，「陛下每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

第三，募兵戍守西州。

據《新唐書》本紀2太宗本紀記載，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聽自首以應募」。

第四，徙犯罪之人充實西州。

據《舊唐書》本紀3太宗本紀記載，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春正月辛未，詔在京及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為戶；流人未達前所者，徙防西州」。

第五，任命良將管理西州。

據《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九月）「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高昌舊民與鎮兵及謫徙者雜居西州，孝恪推誠撫御，鹹得其歡心」。

第六，反擊西突厥的入寇。

據《舊唐書》列傳144記載，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郭恪又擊走之。恪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眾而歸」。《資治通鑒》將此事歸入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郭孝恪擊退西突厥，鞏固了西州的安全。

採取了以上措施後，西州的兵力明顯加強，據王永興《唐代前期軍事史略論稿》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考證，已查明的西州境內的折衝府有：岸頭府、前庭府、交河府、蒲昌府、天山府，共5府。據《新唐書》志40記載，「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假設西州境內的5府全部是中府，則西州境內的府兵兵力達到五千人。此外，在良將郭孝恪的治理下，西州兵民也逐漸安定下來，整個西州的防務日趨穩固。

但是，太宗加強西州防務的做法，遭到了褚遂良的上疏反對，其奏疏詳見《全唐文》卷149，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幾個：

褚遂良

首先，「陛下每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意即將士人心思歸，物資裝備自己採辦，將士難以承受，而且途中時有將士死亡。

第二，「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意即遷徙至西州的犯人只會擾亂西州，而無益於作戰，而且犯人還經常逃跑。

第三，「高昌塗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起，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終鬚髮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意即西州與河西諸州之間路途險遠，一旦甘州和肅州等河西諸州出現戰事，西州無法增援，只能調派隴右諸州兵力增援。而河西諸州相對於西州而言更為重要，因此不能耗費中華去加強西州。

據此，褚遂良建議不要繼續戍守西州，而是「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微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其實這是此前魏徵的老建議。褚遂良與魏徵一樣，沒有體會到太宗設置西州的意圖，僅僅從成本高昂的角度去勸說太宗，自然起不到作用。褚遂良上疏的結果是「書聞不省」（《新唐書》列傳146高昌傳），被太宗默然拒絕了。

實際上，褚遂良雖然提出的建議毫無新意，但是他指出的問題確實存在，正因為如此，太宗在戍守西州的問題上，也曾出現反覆，據《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西突厥入寇伊州和西州後，太宗曾表示後悔：「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但是，由於太宗經營西域的決心是既定的，因此，太宗在西州問題上，雖於言語中有反覆，但是實際行動一直沒有變，此後，唐軍於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討焉耆，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伐龜茲，一路向西進攻，基本完成了太宗經營西域的宏圖，而西州，作為唐軍向西進攻的前沿基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唐太宗

綜上所述，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至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發兵攻滅高昌，並在此設置西州和安西都護府，為唐朝此後經營西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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