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猫狗在台湾常被视为拥有特殊待遇的一群，不只现行的法律常被质疑是否独厚猫狗，甚至到了要立法限制吃食的程度；许多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亦仿佛映证了所谓「爱动物」多半仅局限于自家宠物，部分饲主任由宠物在野外活动的行为，更让关怀野生动物处境者忧心犬猫造成生态环境失衡。但对于关心流浪动物议题的人来说，台湾流浪动物的处境，或许会让他们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若综观近二十年来台湾动物保护运动的脉络，就可发现犬猫或许真的得到了最多的注意与重视，但牠们的处境以及社会意识的改变，其实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多。尤其若饲主的观念并未随著宠物的普及而相对提升，不当饲养与弃养的状况，将使得许多「宠物」沦落为「流浪动物」，当漫步的狗身后少了那条人类控制的牵绳，牠们仿佛也就从城市风景的一部分，变成具威胁性的城市毒瘤。该如何看待与处理城市中的流浪动物，遂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为什么独独是猫狗受到这么多爱护动物人士的注意？说来讽刺，台湾真正开始有更多关心生命的人投入动保运动，是因为过去一度曾传出台湾「有可能」成为狂犬病疫区的消息后，所卷起的效应──立刻出现了许多泼硫酸与泼汽油的可怕案例；另一方面，在那个没有动保法的年代1，当时收容所的狗是如何被处决的呢？1997年由关怀生命协会出版《犬殇》，针对当时六十五个公立收容所进行了调查记录，一笼一笼浸到水里淹死的、活活电死或饿死的、或因过度拥挤被其他狗咬死甚至吃食的各种残酷的事件，在当年的收容所都不算是什么新闻。这些狗一旦被捕捉，多半不会得到食物，有的狗从进了收容所之后，就因过度拥挤而一只脚挂在同伴身上始终放不下来；幼犬则是因为笼子间隙太大而活活卡在栏杆中……那是「爱心妈妈」诞生的年代2，也是「为何关心猫狗」的源头。

 

 

 

但是，狂犬病的恐慌于2013年再起，在三只鼬獾被确诊之后，全台随即陷入巨大的疫病恐慌，野生动物被乱棒打死，无数的狗被随意弃养或毒死，甚至有县市发起了「抓狗换白米」的活动。人们的反应似乎显示了十几年来，社会大众对于动物的知识仍然严重不足，生命教育的概念更是相对缺乏。3同年十一月，由九把刀监制、Raye导演，在员林收容所实地拍摄的纪录片《十二夜》上映之后，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大众惊觉原来过去所想像的「收容所」并非动物的安身之处，而是停留十二夜就要面临处决命运的「屠宰场」，「零安乐」的呼声随之而起，成为流浪动物政策的理想愿景，立法院迅速三读通过动保法部分条文修正案，自2017年2月起，全面实施收容所「零扑杀」。4

 

尽管台湾已进入零扑杀的年代，但流浪狗的问题与争议并未随之结束，零安乐观念在民间的发酵，反而揭露出若整体配套措施并未完善的情况下就执行政策，可能造成的副作用。认定收容所不会执行安乐死之后，通报收容的数字反而更为上升（部分民众误以为通报等于救援，讨厌动物的人则认为既然已经零安乐，动物更不应该出现在街道上干扰人），但在整体收容环境、宠物繁殖业的规范与犬籍管理、民众饲养动物的观念皆未同步改善的情况下，追求理想中量化数字的结果，往往造成更多伤亡。

 

2016年四月间嘉义收容所发生将大量狗只送往私人狗场，结果热死三十多只狗的案例，就是此种恶性循环下的结果；同年五月，新屋收容所园长简医生，服用狗只安乐死的药物自杀悲剧，更暴露出台湾在流浪动物议题上的失衡和结构的崩坏，对第一线人员造成的沉重压力，以及误以为零安乐之后流浪动物问题就不存在的迷思。

 

 

 

 

城市动物生殇相

 

在过去，流浪动物一直是以城市的废弃物这样的形象存在，对于这样的状况，有些人毫不在意，有些人关心却深感无能为力，生命便在社会集体的遗忘中快速地消逝。但长期以来，也不乏关心此议题的艺术家和文学家，试图以影像和文字为生命留下纪录、召唤记忆，以对抗集体的遗忘和失忆。旅美艺术家张力山就曾以「形骸孤岛」为题，将流浪动物的骨灰置于艺术馆内，请观众捡拾骨灰置入信封，待展览结束后一并寄至相关政府单位，将观展转化成社会行动。更重要的是，这「拾骨」的举动，象征性地翻转了人与动物的关系，让这些生前被当成「垃圾」处理的流浪动物，拥有最后，或许也是唯一的温柔对待。

 

摄影师杜韵飞以台湾各公立收容所「安乐死」前的狗儿为素材的作品《生殇相》（Memento Mori），对于台湾流浪动物处境亦带来了不同的观看角度。这些作品中的主角，全都是被城市所弃绝的生命：牠们没有名字，只有在收容所中的笼位编号，但杜韵飞却透过他的镜头，让生前不容于这个城市的牠们，透过死亡开出了一个让人类反思自身行径的空间。5

 

《生殇相》特别之处，不只在于杜韵飞让这些临死前的狗儿以纯粹的「真实面目」出现、没有加上任何修饰──部分照片中，甚至连牠们因严重皮肤病而脱屑、泛红的皮肤都照得一清二楚──也在于他采取的摄影手法，非常吊诡地让这些「狗」拥有了「人」的面貌。因为杜韵飞运用了十九世纪以来古典人物肖像摄影的技术：

 

 

运用摄影棚的灯光与环境凸显每个生命的独特性。用意是希望流浪动物不再只是空洞的议题，不再只是冰冷的统计数字。抽离所有相关的场景，舍弃牢笼与收容所空间和物件，去除任何可能对于流浪动物安乐死的负面观感以及收容所的成见，让影像中的流浪动物有一张可被辨识的面容、可被侦测的情感个体，人们得以不受干扰地凝视著流浪动物的肉体与精神状态，进行一场对等的生命对话。6

 

 

 

 

 

另一方面，为了影像作品能够拥有更大的诠释空间，杜韵飞却又不断将镜头拉远，从过去想要在流浪狗的脸上捕捉人的神情来触发同理心，转为后来「稍微拉远取景的距离，在动物的姿态与神情上选出更为委婉，更带距离感的影像，使观者在情感上也带些距离」。7

 

而当这些狗儿在杜韵飞的影像中做为被放大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来看待时，牠们看似空茫的眼神与面容，或许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当这些狗被摄影师以「肖像画」的规格对待时，牠们的脸容对于观者来说亦将截然不同于静物画中的花瓶或水果，而会拥有某种类似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讨论人像摄影时所描述的「气质」。8

 

当杜韵飞把狗儿的面容放大、拉远、抽离所有背景、做为独一无二的肖像，观者亦将无从回避这些过去被视为「物」的生命，牠们不同的姿态与神情，遂脱离了客观「真实」，而拥有各自不同的「气质」。于是，牠们那空洞、「无所思」的目光，也就可能如人物肖像一般，「让观看相片的人彷若处在相中人视而不见的未来时间点上。观看者对这虚幻的、时间错隔的相互主体性，会感受到极度不安的反身意识，因这种相互主体性是纯想像的，似存而错失的」──观者意识到自己并不存在于对方的注视中，因此自己非但不是被看的客体，甚至可能在相中人的目光中化为乌有。9而当这些流浪狗临终的肖像让观者产生不安的反身意识时，人与动物之间过去那种绝对的位阶关系，也就隐然产生了松动的可能。

 

当然，我们亦不能忘记桑塔格的提醒：「照片的伦理内容是脆弱的。可能除了已获得伦理参照点之地位的恐怖现象例如纳粹集中营的照片外，大多数照片不能维持情感强度」。10即使摄影者赋予影像道德的要求，它仍然有可能使人麻木，因此，即使我们期待「摄影与影像的『凝视』有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11，影像都应该做为触发关怀的起点而非终点。只有当更多人愿意去凝视那个影像所凝视的真实世界，众多无声消逝的生命，才有可能真正被看见。而骆以军的作品〈路的尽头〉，所诉说的正是一个以影像为关怀起点的故事。

 

 

 

 

从「十二夜」到「零安乐」之路

 

骆以军的散文〈路的尽头〉及短篇小说〈宙斯〉12，以自己领养和送养流浪狗的经验为素材，可说是当前台湾文学中，少数深刻触及台湾社会流浪动物「生之艰难」处境的作品。〈路的尽头〉写的是他如何偶然在圣诞节的夜晚，在「脸书」（facebook）的平台上，闯入一个名叫「丸子」的女孩的网页，上面贴著一张张有著澄彻双眼的小狗照片，其中下面写著：「生命终止最后日期：12月26日。过了美好的圣诞节，牠们还能不能活下去」。13按下脸书的分享键，他焦躁不安的心情却无法平静，于是，他拨打了志工「丸子」的电话，「在夜的醚晃和忘记自己已是一中年人的状态」下，决定认养照片中的小黑犬和小黑嘴黄。

 

故事本来应该到此结束，但当他亲临那个宛如集中营般，由人类打造出来，专门遗弃及处决流浪猫狗的现场，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处境：在同胎的兄弟姐妹中，你选择了两只，让另外两只同样无辜纯洁的小黄狗的眼神映在自己眼眸中，然后转身离去。那会不会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遗弃？于是，他终究带出了那同胞兄妹一共四只，仅管他也深刻明白，「一整间狗舍的各铁栅笼里，我不敢看但还是瞥过的狗们，除了极幸运的极少数，全都会被屠杀。……我只是想伸手拦阻其中一只或一窝小狗的处死（而不敢看其它笼），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收养』和『遗弃』、『修复』和『伤害』这之间完全不成比例的资源成本」。14

 

对骆以军来说，在路的尽头带回四只幸免于难的小狗，让他很快亲身体会到「伸手拦阻」这个动作，其后所要面临的困境与代价，那竟成为另一段（弃的）旅程的开始。狭小的都市公寓房子容纳不下四只狗，故事遂有了后续。〈宙斯〉一文从小说主角「他」带著黑狗「宙斯」搭乘高铁到台湾南部的一栋透天厝──宙斯未来的新家──展开，但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整篇小说要诉说的，并非宙斯的新生活，而是「遗弃」的各种旋律，这或许是〈宙斯〉一文最奇特也最值得注意之处。

 

换言之，偶然介入了四只小狗的生命，并因此改变牠们一生的这个救援行动，对骆以军来说，非但没有因此抚平看到狗儿照片时的焦躁情绪，恰好相反的是，此次救援反倒像是开启了潘朵拉的盒子，把过去生命中那些不堪回首的，压抑在底层的，怀抱著某些罪恶感的记忆，疮疤般揭了开来：那一只又一只，过往曾被他命名、喂养的，例如老家的「小玉」、山上租屋处的「小花」，当他结婚生子或是搬离居屋处之后，某种相互信任与守候之盟约也随之被打破。对牠们而言，那不正意味著遗弃？收养和遗弃、修复和伤害，在这城市日复一日地，以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差异，无止尽地循环。但是，我们是否都曾直接间接地，共同参与了这样的机制？骆以军回首来时路，以某种可佩的诚实面对了自己过去生命中亲手制造的遗弃。

 

 

 

 

除此之外，骆以军更由此开展出有关「遗弃」的各类变形叙事。比如他的朋友F，在爬雪霸山时遇见一只拥有莫名过人的意志、沿途跟著他们爬上陡壁、又不可思议地再攀下山崖的小黄狗，在说完那沿途的寒冷与艰难之后，故事仍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画下句点：「当然是搭车回城市啦，他们离开了山，当然把那小黄狗留在原初遇到牠的地方。牠是山里的狗，妳难道认为他们其中一个会把那小黄狗抱上车，带回城市住在那狭小的高楼公寓里？」。又或者是，一只理论上并不会出现在寻常城市街边的巨大白鹦鹉，在这并不属于牠的故乡中飞翔，脏污的羽毛与海螺般的悲鸣，对骆以军来说，那完全不是所谓的「自由」，而是关于遗弃的印记。

 

这一则则由四只小狗所开启的遗弃叙事，揭露了城市如何借由将不受欢迎的边缘他者加以切割、企图营造出「纯洁合宜」的生活居所背后，所掩藏的恶梦般真实场景。骆以军在路的尽头，碰触了城市不愿面对的「污秽」暗处，也引发他对于此一议题的深入思考：

 

 

其实，某些被遮蔽的记忆暗影，我们或其实亦扮演过不同切面的遗弃者。但当整个如峡谷的城市繁华错织的层层累聚的人类各种行为，其中某一种行为被单一从那杂驳中抽离出来（譬如公娼，譬如发臭睡在捷运路口旁纸箱的流浪汉，譬如吸烟者、穷人、麻疯病患，譬如和人类想像的街道巷弄不同动线的流浪猫狗），我们把他们像用立可白从那现代性玻璃镜城的图画上抹掉。……这一套专业流程、配管、集中后形成的「纯洁场景」……巨大、超现实到你完全无法理解这是人类理性逻辑形成的科幻地狱。

 

 

或许有人会认为，公娼、游民、吸烟者、穷人、麻疯病患、流浪猫狗等议题乃分属不同层次，不应混为一谈，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被城市归为「污染」的来源，是疾病、穷困、肮脏、污秽的带原者，是在城市所建构的权力关系中，弱势的那一群；是城市想要打造干净明亮的空间形象时，背后幽微阴暗的存在。15

但是，为何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么多的遗弃视而不见？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感情，早被什么强大如你抬头，城市上方所有电线杆上，铅灰漆色的大型变电箱，或是挂著电线的监视摄影机，你从来没意识到那么多的丑东西架设在我们头顶上，被更多这样的东西，在更早之前就被阻隔了」？在此，骆以军以「情感的阻隔」来理解城市中的遗弃及其背后的冷漠、无感，或那些因不想碰触那宛如「月球永远背后黑暗的那一面」，难以承受「死刑每天都正在发生」之真实，而选择转身回避、甚至否认这些黑暗确实存在的城市居民，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骆以军所关怀的「情感的阻隔」，与上述种种「空间的阻隔」不无关系。更具体地说，「情感的阻隔」与「空间的阻隔」在城市中一直以互为因果的方式交互作用著：情感的阻隔制造出空间的阻隔（把不想看到的东西弃斥在路的尽头）；空间的阻隔则进一步强化情感的阻隔（视而不见之后，人们可以更容易地参与城市集体的无情）。这使得每个试图以一己之力，「挑战」这种阻隔的人，注定会遭遇到巨大的无力与挫折。但无可否认的是，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样的阻隔，并尝试以不同的思维及行动模式去面对它，每一次的以卵击石，也仍然可能造成一些真实的改变。

 

 

以骆以军为例，路的尽头带来的冲击，让他重新反省过往曾经的遗弃，「现在他知道被遗弃的狗们，会被捕捉集中在那像冒著煤灰的火车月台，那长廊走进去两列高低整排整排的不锈钢栅笼」，在牠们注射毒针死去之后，则被送进焚化炉烧成灰，那就是牠们的去处，是城市集体遗忘但仍然存在的真实去处。于是，他也开始默默地加入了「像传递往一个黑暗深井的微弱回音」的「脸书」分享行列，偶尔写一些文情并茂的分享文字，试图用情感的力量打动一些读者。

 

而骆以军由「脸书」平台开启了他对流浪动物议题的思考，最终又回到透过脸书的「分享」做为一种实践关怀的方式，其实亦反映了城市和动物之间互动关系的某种微妙变化。脸书快速而大量的转贴分享那些「倒数计时」中、时日无多的待援猫狗，是过去即使透过油印刊物、BBS公布讯息、建构网站等方式，都无法如此快速与便利地「推销」出去的。但是源源不绝的待认养动物，最终会不会在无止尽的转贴中模糊了牠们原本的差异，只成为一张又一张新的转贴照片？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过多的讯息反倒稀释了事件本身的力量，时间久了，我们自然学会视而不见。

 

脸书上这些待救援、限期安乐死的流浪动物处境，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当照片多到让人觉得无论如何都救不完时，会不会有更多人干脆决定选择性忽略就好？毕竟每一次的转贴之后，又会有新一批即将安乐死的名单出现，现况好像永远不会改变？传播学者詹戈帝塔仍指出了一种例外的可能、一种不会过目即忘的可能，那就是「除非那正好是『你的问题』，是个被你『认同』、蒙你圈选的一种社会责任选项」。16「路的尽头」对骆以军所带来的冲击和意义，正在于它将转贴的照片，还原为一个个独一无二的生命，当你看见，就有能力从麻木中走出来，成为你的选项，那么，牠们的存在，就不会只是一张照片而已。它从此成为骆以军「社会责任的选项」之一，于是他开始加入那个往那黑暗深井投递希望的行列，并且期待某人如他，总会在某一天从深井中传来微弱的回音。

 

 

 

 

以此观之，前述的影片《十二夜》，确实像是深井中的回音般，凝聚了更多民众的呼声，期待透过TNVR与零安乐并进的方式，「让痛苦到牠为止」。问题是，从十二夜到零安乐，流浪动物的状况并未从此以线性的方式渐入佳境，仍有无数流浪动物在不会主动扑杀，但拥挤而环境不佳的收容所中被人们所遗忘。牠们继续被任意繁殖、购买、而后抛弃。收容压力造成公立收容所更积极追求送养的「阶段性成就」，前述嘉义收容所的事件只是此种结构失衡下的冰山一角，当收容所的目标锁定在尽可能地将狗送养出去，许多不当饲养的案例亦可能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默默发生。

 

举例而言，当收容所为鼓励民众领养，推出各种工作犬领养方案，这类「领养送嫁妆」的活动固然可以增加领养诱因，但如果饲主只是把狗当成工具式的存在，就可能发生长时间将狗炼在门上或树上，却未考虑恶劣天气或是狗的活动空间等需求的状况。「领养工作犬送白铁链」的组合当然绝不等于虐待，就提高送养率而言亦可看出具体成效，但毕竟还是复制了传统豢养与利用动物的模式，较难开展出不同的思维与教育方向。

至于「狗送出去之后呢？」这个问题，以目前状况来说，就成为收容所很难有余力可以兼顾的失落环节。但这失落的一环，却可能是流浪狗问题总是在重复回圈的重要关键。动物社会研究会理事长朱增宏曾在访谈中指出：「其他议题至少还能看见进展，但流浪狗就是走一步又退一步，走一步又退两步」，确实指出了台湾这二十年来在流浪动物议题上的困境。

 

 

 

 

有趣的是（或许很多人也不见得会同意），朱增宏认为流浪动物议题的缺乏进展，恰恰是因为「大家太爱狗了」。虽然朱增宏此言的重点，主要是强调TNR不该被视为流浪动物问题的唯一解方来推动，但社会上看待流浪动物问题的种种矛盾与紧张关系，似乎总围绕著「爱」这个关键字一触即发。从校园犬到街头犬，许多冲突和争论的力气都花在「爱狗」人士罔顾不爱狗或爱猫、爱野生动物等其他人的权利，任由狗造成其他动物的威胁或环境的脏乱……当争执的眼光始终放在爱或不爱这件事情上，就永远会是进一步退两步的状态。

 

其实，狗和人的关系与其他动物的确有著距离上的不同已如前述，牠们或许最能召唤人的情感也是事实，虐狗事件常引发社会强烈抨击并不令人意外，抨击这些人的情感为何只有被狗召唤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真正的重点在于，我们理论上根本不需要强调自己爱或不爱狗，同样地，也不需要强调自己爱或不爱其他动物，而是我们如何去思考狗在社会环境中的必然事实，找出不同区域、不同情况的狗所适用的处理方式。

 

例如在开放式的校园环境中，一直反复把狗抓走未必能解决问题；但开放式的浅山环境，优先送养显然仍比结扎后放回原地，可以减少流浪狗对野生动物生存造成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对待都有底线，饲养后的照顾、收容所内的环境、甚至就算是想要通报捕捉，都不意味我们可以对自己所厌弃、恐惧或不在意的生命为所欲为。这是在所有动物身上都适用的基本原则。捍卫这样的底线，或许比讨论爱与不爱，要实际得多。或许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永无止尽的「为何只关心oo不关心xx」，「这是道德不一致」的争执回圈中抽身，体会到无论我们自己关不关心，任何生命都不该被用某些方式对待。

 

 

 

 

　

 

 

 

 

 

• 文：黄宗洁。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系学士、国文学系硕、博士。长期关心动物议题，喜欢读字甚过写字的杂食性阅读动物。著有《生命伦理的建构》、《当代台湾文学的家族书写——以认同为中心的探讨》。现任国立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副教授。
• 本文预定收录于九月出版的《城市．动物与文学》一书（新学林出版社）。

 

　

 

 

• 台湾的动物保护法于1998年正式公告施行。
• 由于喂养流浪动物者以女性较多，一般民众往往以爱心妈妈或「爱妈」一词，指称这些在街头喂养流浪猫狗，或是在私人土地上大量收容流浪动物的女性。爱妈一词其实隐含贬抑，甚至曾有人刻意以谐音「碍妈」称之。但所谓爱心妈妈其实形形色色，可参阅林忆珊：《狗妈妈深夜习题：10个她们与牠们的故事》（台北：无限出版，2014）一书。另外，导演朱贤哲于1996年拍摄的纪录片《养生主》，纪录了板桥浮洲桥流浪狗收容所狗吃狗事件后，杨秋华与汤妈妈这两位「爱心妈妈」，到这个名为收容所实为垃圾场之处，照顾两三百只流浪狗的故事，可说是相当深刻的爱心妈妈与流浪狗关系之素描。见公共电视纪录片平台。
• 有感于这波狂犬病恐慌所引发的各种动物伤害，若干志工在网路上号召了艺文界人士共同发起「放牠的手在你心上」网路串写活动，并规划一连串全台巡讲。可参阅「放牠的手在你心上」志工小组编：《放牠的手在你心上》（台北：本事文化，2013）。
• 事实上，目前收容所的政策并非「零安乐死」，而是取消原本公告十二日之后予以扑杀的政策，重病的犬只仍可施行安乐死。因此称之为「零扑杀」较为精确，但因坊间仍通称为零安乐，故本文中并未刻意区隔此两种概念。
• 以下关于杜韵飞与骆以军的讨论，系整理自笔者〈城市流浪动物的「生殇相」——以骆以军、杜韵飞作品为例〉，《中外文学》第42卷第1期（2013.3），页107-128。
• 杜韵飞〈生殇相：流浪犬安乐死日最终肖像〉，《诚品站》，2010年12月10日。引文之粗黑体为笔者强调。
• 杜韵飞〈五年创作，只为那唯一的经典照片〉，《诚品站》，2011年9月13日。
•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著，赵克非译：《明室：摄影纵横谈》（北京：文化艺术，2003），页125。
• 许绮玲：〈寻找《明室》中的〈未来的文盲〉〉，收于刘瑞琪编：《近代肖像意义的论辩》（台北：远流出版，2012），页337。
•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陈耀成译：《旁观他人之痛苦》（台北：麦田出版，2010），页51。
• 杜韵飞〈不让空山松子落〉，《诚品站》，2011年1月4日。
• 〈宙斯〉原刊登于《印刻文学生活志》第107期 （2012.7），页44-66，后收录于长篇小说《女儿》（台北：印刻出版社，2014）中。
• 骆以军：〈路的尽头（之一）〉，《壹周刊》第557期（2012.1），页138。
• 骆以军：〈路的尽头（之二）〉，《壹周刊》第558期（2012.2），页123。
• 事实上，许多边缘族群与动物之间反而建立起更动人的依附关系。《无家者：从未想过我有这么一天》（台北：游击文化，2016）一书中，就记述了一则街友伯伯与猫的故事，可参阅该书。
• 詹戈帝塔（Thomas de Zengotita）著，席玉苹译：《媒体上身：媒体如何改变你的世界与生活方式》（台北：猫头鹰出版，2012），页34。

 

(个人感想)

想到以前家里捡回来养的流浪猫狗, 还刚好都是名种像是博美狗跟喜马拉雅猫, 带回来养牠们个性都非常亲人跟胆小.
 

猫是非常不喜欢跟害怕出门, 狗狗是带出门逛街非常开心, 但是几乎都不敢离开主人太远, 牠们大概就很怕再被抛弃吧!
 

以前我们家里养都是直到牠们生命最后一刻 ,根本已经是当成家里的一分子 , 至今想起都还是十分不舍!
 

爱护动物是一定会得到满满牠们爱的忠诚回报跟撒娇, 对人性有时会感到失望, 但是宠物永远不会令人失望, 但是主人也不要让生活中只有你的小动物失望.
 

希望所有人养宠物, 就是要负责宠物的一生, 而不是随便抛弃让牠们变成流浪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