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黨團召開「反滲透法草案」公聽會，由前總統馬英九帶動質疑「反滲透法」將使得台灣陷入新一波的「麥卡錫主義」。（圖／記者李英婷攝）

作者／張陌

在關注2020選舉以及此後台灣禍福的同時，大多數人忘卻了一個更切身的事件，「反滲透法」的立法就是比選舉更令人憂懼的行動。

如果有人莫名地擔憂著選擇韓國瑜可能引致中共的統治，卻不憂慮「反滲透法」對於自由的恐怖滲透，那這個人或這個群體，等於全心全意地向新的獨裁施行禮讚，或是頂禮膜拜。

反滲透法不是什麼別的，它就是一部為一個獨裁者或獨裁政府所量身打造的，對付政敵、甚而是對付任何反抗者的法律。亦即，它是一個「專擅權力」的法律措施，是替「專擅權力」進行偽裝、裝飾、欺騙的外衣，讓人誤以為這是合法的法律舉措，但實則卻是藉法律去執行搜捕、迫害人民的獨裁統治手段。

表面上，這部法案指涉的是「滲透」這個行為，但實底裡，它就是對付自己的人民。它並不是針對外部敵人，而是針對被擁有「專擅權力」的政府所懷疑的一切內部人民、或團體。

不妨看看它的內容，過幾天就會變成真正法律的這部草案明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滲透來源」的指示、委託或資助，進行捐贈政治獻金及影響選舉罷免、公民投票，違反者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

其次，任何人亦不得受滲透來源的指示、委託或資助，進行遊說行為，違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如果是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擾亂社會秩序，或妨害合法舉行之集會、遊行，甚至可處1年到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

但何謂「滲透來源」卻語焉不詳，主要是三類，一是境外敵對勢力的政府及所屬組織、機構或其派遣之人；二是境外敵對勢力的政黨或其他訴求政治目的的組織、團體或其派遣之人；三是由前二款各組織、機構、團體所設立、監督管理或實質控制之各類組織、機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

而所謂「境外敵對勢力」，草案則明定為，「與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或團體。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國主權之國家或團體，亦同。」

依據如此廣泛的定義，「滲透來源」可能是對岸的任何人，甚至是台灣內部的人。首先，「境外敵對勢力」指涉的應即是對岸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但這個政治集團底下所治理的所有團體、組織、機關或人，都可以被認定為「滲透來源」，譬如大名鼎鼎的「阿里巴巴」、「騰訊」或「百度」，雖都是民間私營企業，卻也都是這個境外敵對勢力所「監督管理」的組織、機構、或團體。那麼它們都可能成為「滲透來源」，這些公司所派遣出來的任何人，比方說一個業務、一個秘書、一個工程師，也都可以被認定為「滲透來源」。

與這些公司、單位有所往來、接觸的任何台灣民眾，就都可能因為莫名其妙地被扣上進行「滲透」的帽子，而被處以三、五年甚至是長達七年的有期徒刑。

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曾經經歷法國大革命的法國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邦雅曼．貢斯當曾經如此論述所謂的「專橫權力」，他說：「如果放縱專橫權力，它就會不斷擴張，以致最微不足道的公民都會突然發現，它已經全副武裝地針對自己而來。」

貢斯當警告：「專橫權力最初只表現為在極罕見的條件下使用的最後手段，最終卻會變成解決一切問題的日常手段。」

這部「反滲透法」顯然不是用來對付中共的，而是用來在台灣內部對付人民與政敵的，它以懲處「行為」為名，遮蔽了它的懲治對象：也就是二千三百多萬的「人民」。究其實，它就是一部將「專擅權力」合法化的法案，亦即，它是就是讓一個合法的政府走向「非法化」的開端。

現在看來，這部法律似乎只會在很罕見的情境底下被拿來運用，將極少數的、的確有著被滲透嫌疑的人繩之以「法」，但就如貢斯當說的，它將從一個不得不爾的「最後手段」，變成習以為常的「日常手段」。不妨想想，當到處都是看起來「罪證確鑿」的「滲透」案件，經常有一些人被依此一法律而被囚禁、拘役、罰錢，這個島嶼上的人們還有任何的自由？

當所有的住在島上的居民，與任何對岸的公司行號、機關團體來往、或交流時，隨時可能被舉發，或被安全部門的人逮捕，兩岸互動交流將開始萎縮，以至於走向最後的凍結、分隔，台灣人民將會發現，對岸竟然重新回到了1987年以前的「鐵幕」的年頭，然而，究竟是誰被關進了「鐵幕」？中國大陸，還是台灣島？

質言之，「反滲透法」是一部時空錯置的荒謬法案，它以「冷戰」思維指導網路與數位時代，將早已千絲萬縷交纏一起的兩岸，試圖以一部法令禁絕相互的互動，而真正能達到的，卻只是禁錮人民、打擊異己的效果，為開闢一個新穎的獨裁政體而披荊斬棘。

更荒謬的是，制定這部法律的正是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政府。但送中的「逃犯條例」只是一部正常的「引渡」法律，只是因為可能被送到中國受審而令人心生恐懼；「反滲透法」卻是如假包換的政治「整肅」法案。如果我們讓這部比「送中」條例更恐怖的法案通過，無異於將雙手拷上手銬，將自己送上了被奴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