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我爱故我（不）在】
之前藉「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的时点，写了《「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留心当代的被消失人口》这篇文章，略提了自己一直不愿也不敢多碰的李明哲事件。
当时，他「被消失」将届160天，今天他「认罪」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当时，我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敢在边边探讨非自愿失踪的人权问题，设想：如果是国家主导的「被消失」，又如何可能有公正的审判──根本缘木求鱼。
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Thoughtcrime does not entail death:
thoughtcrime IS death.
然后，他出庭了，他念著稿…他活著，但可能（当然还是无法得知真相，或许根本永远无从得知），某个部分的他，死了。
用最符合现代价值的方式，实践最古老的政治手段──面对帝国，你能怎样？尤其，当你的人也不挺你，甚至讪笑你，即使你曾是人群中最不疯癫的那个，你也再不能宣称清醒了。
众人皆醉，就没有人该醒著；昏迷著，世界都美好了。然后，出于「爱」的名义，李明哲、李净瑜、中国、台湾，都在上演一出大戏：具有宰制力量、能对人构成部署的「爱」，类似一种能量流，与各种欲望相互交换。
爱使人有战斗的动机与能力，爱也是唯一可能（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se）生命与身体限制的武器，这是Sal Restivo的推论：爱具有成为「进化机制」（evolutionary mechanism）的潜力——但进化，源于破坏、摧毁，及各种残酷，没有任何事物能祥和安宁地革命。
从爱／性／欲／力量（force）四位一体且具有变动性的观点出发，Michael Hardt与Antonio Negri认为，我们在爱里失去自我（或，在爱中，变得不同），是因为爱能突破原「我「的彊域以开创新「我」——爱具有破坏性与创造力。
从李明哲事件，到因不禁剥削而逃跑，却被警察连开9枪而死的越南移工；从川普政府终止「DACA计划」（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到缅甸／孟加拉的罗兴亚人道灾难，各种历史因素、地缘政治、国族认同、利益纠葛、诠释权力——展现了「爱」与「恨」的相生与共通性。
近日，一名叫Bruce Gilley的教授，在欧美学术圈引发轩然大波的《殖民主义案例》（The Case for Colonialism, TWQ, 2017）更是基于对「思想自由」与「政治多元」的挑战——尽管有利（beneficial），从不等于正确（right）及正义（just），而这点被作者所漠视。
抗议者出于作者的位置及其因殖民历史所享有的白人优势（colonial/white privilege）而忿忿不平，但作者的怀旧情怀（nostalgia）并不陌生，对照前阵子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特镇发生的「团结右翼集会」（Unite the Right rally），以保护建国将军的雕像及其「建国精神」。
殖民者也可以是拓荒者，就如恐怖份子也是自由斗士，精神寄托即为偶像迷信，对这个世界的爱与欲被切割成「他／我无法共存」的现象。
这是为「保全己身而不得不为之」的，一种佛洛依德式的、从家庭延伸的、个体化的、著重正常／病态类型化的伊底帕斯之爱（oedipal love），也是Gilles Deleuze及Félix Guattari讨厌的。
对他们来说，爱原本「既非保守亦非具革命性的，但它是社会保守或革命的指标」。换句话说，我们如何言说、理解、诠释爱，体现了所处社会对他者、情感、生活的态度，并影响其发展。
在他们奇怪的哲学领域中——他们自称是一种「超验经验主义」（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爱有两种模型，而除了上述那种外，另一种是他们所推崇的分裂之爱（schizo love）。
后者是没有特定对象的，它是实验性的，既动态亦广泛，是渴望翻转家庭、伴侣、单偶句式的。而他们所构想的分裂之爱是复数但无量词的，「不由它的客体所定义，而是由欲望与驱力的来源和目标所决定」。
然而，这里所谓具有解放及颠覆力量之爱，却不免陷入另一个困境——也就是好爱（good love）与坏爱（bad love）的区别。
无我（或，无他者）的爱，似乎能为爱提供全新的政治意义，却也将抽象的、难以描摹，且原本可能允许若干消极、不快乐、封闭性的「爱」具体化了，反倒成为一种理想主义式的范式。
这里并非要反对政治的、公共的爱的话语及其力量，但要厘清一点：好的政治不必然需要「以爱之名」证成其正当性；而成就（to actualise）多元的爱，亦毋须倚赖乌托邦政治。又，不否定「有条件的爱」之存在及其价值，不等于受其引诱或限制。
Deleuze和Guattari在形而上哲学上，强调性与欲的原始驱力及生产动能，提炼出一种「无主体的爱」（subject-less love），到了Hardt和Negri，却衍伸出另一种「无客体的爱」（object-less love）。
差异哲学（philosophy of difference）对爱的理解，似乎能为我们解码所谓「以爱之名」的政治行动与意识型态。不过，哲学家们还是很大程度浪漫化了「爱」这件事。
有没有可能，爱其实是所有感受与体验的总和，所以就像Carl Jung说过的，抽丝剥茧那些关于爱的无数悖论（incalculable paradoxes）只是徒劳？若此为真，则爱的相反可能不是恨，而是「无（感）」（feeling-nothing）——包括无知（ignorance）等。
若「我知，我思，我感觉，我爱，故我在」为真，那么「无爱」（non-love）即系形而上「存有之缺席」，自我与他者的断裂与区分，于是产生对真相的平行时空式的理解，而共在之事实并无法必然生成共存之连结。
Kai Erikson在《任性的清教徒》（Wayward Puritans）中写到，「害怕女巫之人，很快会发现自己被女巫包围；嫉妒私有财产之人，很快便会遇到饥渴的窃贼。」而这仿佛验证了后真相、后现代、政治不正确的反扑浪潮，在这个凡事谈爱与和平、自由正义的年代。
当时，他「被消失」将届160天，今天他「认罪」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当时，我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敢在边边探讨非自愿失踪的人权问题，设想：如果是国家主导的「被消失」，又如何可能有公正的审判──根本缘木求鱼。
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Thoughtcrime does not entail death:
thoughtcrime IS death.
然后，他出庭了，他念著稿…他活著，但可能（当然还是无法得知真相，或许根本永远无从得知），某个部分的他，死了。
用最符合现代价值的方式，实践最古老的政治手段──面对帝国，你能怎样？尤其，当你的人也不挺你，甚至讪笑你，即使你曾是人群中最不疯癫的那个，你也再不能宣称清醒了。
众人皆醉，就没有人该醒著；昏迷著，世界都美好了。然后，出于「爱」的名义，李明哲、李净瑜、中国、台湾，都在上演一出大戏：具有宰制力量、能对人构成部署的「爱」，类似一种能量流，与各种欲望相互交换。
爱使人有战斗的动机与能力，爱也是唯一可能（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se）生命与身体限制的武器，这是Sal Restivo的推论：爱具有成为「进化机制」（evolutionary mechanism）的潜力——但进化，源于破坏、摧毁，及各种残酷，没有任何事物能祥和安宁地革命。
从爱／性／欲／力量（force）四位一体且具有变动性的观点出发，Michael Hardt与Antonio Negri认为，我们在爱里失去自我（或，在爱中，变得不同），是因为爱能突破原「我「的彊域以开创新「我」——爱具有破坏性与创造力。
从李明哲事件，到因不禁剥削而逃跑，却被警察连开9枪而死的越南移工；从川普政府终止「DACA计划」（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到缅甸／孟加拉的罗兴亚人道灾难，各种历史因素、地缘政治、国族认同、利益纠葛、诠释权力——展现了「爱」与「恨」的相生与共通性。
近日，一名叫Bruce Gilley的教授，在欧美学术圈引发轩然大波的《殖民主义案例》（The Case for Colonialism, TWQ, 2017）更是基于对「思想自由」与「政治多元」的挑战——尽管有利（beneficial），从不等于正确（right）及正义（just），而这点被作者所漠视。
抗议者出于作者的位置及其因殖民历史所享有的白人优势（colonial/white privilege）而忿忿不平，但作者的怀旧情怀（nostalgia）并不陌生，对照前阵子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特镇发生的「团结右翼集会」（Unite the Right rally），以保护建国将军的雕像及其「建国精神」。
殖民者也可以是拓荒者，就如恐怖份子也是自由斗士，精神寄托即为偶像迷信，对这个世界的爱与欲被切割成「他／我无法共存」的现象。
这是为「保全己身而不得不为之」的，一种佛洛依德式的、从家庭延伸的、个体化的、著重正常／病态类型化的伊底帕斯之爱（oedipal love），也是Gilles Deleuze及Félix Guattari讨厌的。
对他们来说，爱原本「既非保守亦非具革命性的，但它是社会保守或革命的指标」。换句话说，我们如何言说、理解、诠释爱，体现了所处社会对他者、情感、生活的态度，并影响其发展。
在他们奇怪的哲学领域中——他们自称是一种「超验经验主义」（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爱有两种模型，而除了上述那种外，另一种是他们所推崇的分裂之爱（schizo love）。
后者是没有特定对象的，它是实验性的，既动态亦广泛，是渴望翻转家庭、伴侣、单偶句式的。而他们所构想的分裂之爱是复数但无量词的，「不由它的客体所定义，而是由欲望与驱力的来源和目标所决定」。
然而，这里所谓具有解放及颠覆力量之爱，却不免陷入另一个困境——也就是好爱（good love）与坏爱（bad love）的区别。
无我（或，无他者）的爱，似乎能为爱提供全新的政治意义，却也将抽象的、难以描摹，且原本可能允许若干消极、不快乐、封闭性的「爱」具体化了，反倒成为一种理想主义式的范式。
这里并非要反对政治的、公共的爱的话语及其力量，但要厘清一点：好的政治不必然需要「以爱之名」证成其正当性；而成就（to actualise）多元的爱，亦毋须倚赖乌托邦政治。又，不否定「有条件的爱」之存在及其价值，不等于受其引诱或限制。
Deleuze和Guattari在形而上哲学上，强调性与欲的原始驱力及生产动能，提炼出一种「无主体的爱」（subject-less love），到了Hardt和Negri，却衍伸出另一种「无客体的爱」（object-less love）。
差异哲学（philosophy of difference）对爱的理解，似乎能为我们解码所谓「以爱之名」的政治行动与意识型态。不过，哲学家们还是很大程度浪漫化了「爱」这件事。
有没有可能，爱其实是所有感受与体验的总和，所以就像Carl Jung说过的，抽丝剥茧那些关于爱的无数悖论（incalculable paradoxes）只是徒劳？若此为真，则爱的相反可能不是恨，而是「无（感）」（feeling-nothing）——包括无知（ignorance）等。
若「我知，我思，我感觉，我爱，故我在」为真，那么「无爱」（non-love）即系形而上「存有之缺席」，自我与他者的断裂与区分，于是产生对真相的平行时空式的理解，而共在之事实并无法必然生成共存之连结。
Kai Erikson在《任性的清教徒》（Wayward Puritans）中写到，「害怕女巫之人，很快会发现自己被女巫包围；嫉妒私有财产之人，很快便会遇到饥渴的窃贼。」而这仿佛验证了后真相、后现代、政治不正确的反扑浪潮，在这个凡事谈爱与和平、自由正义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