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可能的局勢。

一

挽救穆兄會支持的利比亞團結政府。

二

輸出「土耳其模式」

@山高縣回答沒有切中要害，純屬D機靈。

在中東變局中, 埃及穆兄會領導的自由與正義黨 (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突尼西亞的復興運動黨 (Ennahda Movement) 、摩洛哥的公正與發展黨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 以及約旦、敘利亞等國的穆兄會力量在中東形成了一個潛在的伊斯蘭主義政黨力量集團。但是, 伊斯蘭主義政黨在初露鋒芒後便嚴重受挫。以埃及穆兄會下屬的自由與正義黨為例, 其在執政一年後便遭到軍方廢黜, 並被埃及政府宣佈為恐怖主義組織, 成為伊斯蘭主義力量遭遇的最嚴重挫折。穆兄會在埃及政壇的沉浮不僅改變了埃及國內的政治生態, 中東地區力量圍繞支持和反對穆兄會的政治博弈, 也使中東國際關係波詭雲譎、漣漪不斷, 尤其是對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區大國間的關係, 以及2017年6月以來的沙特與卡達斷交危機產生了直接影響, 而其背後則是地區力量圍繞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的複雜博弈。

　　埃及是當代伊斯蘭主義的發祥地, 在阿拉伯世界具有重要的風向標意義。自穆巴拉克政權倒臺後, 穆兄會在埃及的發展經歷了從大起到大落的過程。大體而言, 從2011年2月到2012年6月, 穆兄會在選舉政治中迅速崛起並掌握權力。從2012年6月到2013年8月, 世俗派與伊斯蘭主義政治力量對立加劇, 最終導致軍方廢黜穆爾西政權, 並將穆兄會定性為恐怖主義組織進行打壓。在穆兄會沉浮的過程中, 不僅埃及國內的宗教和世俗兩大力量對其態度呈現兩極分化, 中東地區力量出於各自的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考慮同樣對其持有不同的立場和政策, 凸顯了中東地區力量圍繞穆兄會展開的複雜博弈及其對中東國際關係的深刻影響。因此, 本文就沙特、土耳其、卡達等地區力量圍繞穆兄會沉浮展開的複雜博弈及其影響進行分析, 力圖從一個側面探析中東變局後地區國際關係分化、重組的深層動因, 並以穆兄會為視角揭示中東地區國際關係的複雜性和中東地區體系的特質。

　　一、伊斯蘭主義組織的國際化:穆兄會影響國際關係的根基

　　伊斯蘭主義 (學界也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 是指主張按照伊斯蘭原初教旨變革現實社會的一種宗教政治思潮及隨之而來的反對世俗化和西方化、全面推行伊斯蘭化的運動。其基本宗旨是反對西方化和世俗化, 主張返回伊斯蘭教的原初教旨、變革現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現存的世俗政權, 建立由宗教領袖或教法學者統治的、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伊斯蘭國家和秩序。在政治上主張建立體現「真主意志」的伊斯蘭國家。在經濟上主張實行社會公正、平等和正義, 反對西方的經濟制度。在法律上主張以伊斯蘭教法替代受西方影響而制定的世俗法律體系。在文化上反對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倫理規範和價值觀念。 (1) 1928年成立於埃及的穆兄會被視為當代伊斯蘭主義組織的典型代表。

　　20世紀初, 面對埃及的內憂外患, 為實現伊斯蘭復興, 哈桑·班納在埃及伊斯梅利亞市創建了穆兄會。穆兄會在90年的發展歷程中幾經沉浮, 成為當代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遜尼派伊斯蘭組織。從其歷史縱向演變來看, 穆兄會經歷了從羣眾性宗教組織向具有完整意識形態和組織機構的宗教政治組織的演變歷程。

　　(1) 宣教組織階段 (1928—1939) 。穆兄會主要以扞衛伊斯蘭教的純潔為旗幟, 通過尋求埃及王室的庇護, 以教育和宣教的溫和方式來擴大羣眾基礎, 並拒絕捲入任何政治鬥爭, 試圖通過凈化信仰實現建立以《古蘭經》和聖訓 (穆罕默德言行的記錄) 為基礎的伊斯蘭國家的目標。 (1)

　　(2) 政治化階段 (1939—1954) 。穆兄會以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為旗幟參與埃及的民族獨立鬥爭, 並在實現民族獨立方面與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擁有共同的目標。但1945年議會選舉失敗和1948年、1954年遭遇兩次鎮壓, 使得該組織通過議會選舉道路和平奪權的希望破滅, 伊斯蘭主義與世俗民族主義的矛盾最終使穆兄會與納賽爾主義分道揚鑣, 並促使穆兄會開始與埃及政權進行政治抗爭, 其政治組織的架構日趨成熟

(3) 衰退與分化階段 (1954—1981) 。面對強大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 穆兄會陷入衰退與分裂, 其中以哈桑·胡代比為代表的一方主張摒棄暴力, 以宣教為重, 而以賽義德·庫特布為代表的另一方則傾向於用武力手段推翻世俗政權。 (2) 以此為標誌, 穆兄會開始出現溫和化與極端化的兩極分化。穆兄會第二代思想家庫特布在繼承班納伊斯蘭復興思想的基礎上, 對傳統「聖戰」觀念進行了泛化, 號召所有穆斯林參加推翻「不義政權」的聖戰。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 從穆兄會分化產生的「贖罪與遷徙組織」、「伊斯蘭聖戰組織」、「穆罕默德青年」等極端組織紛紛走上暴力恐怖道路, 並製造了暗殺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等一系列恐怖暴力事件。 (3) 此後, 在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嚴厲打擊下, 穆兄會的極端派別多遠逃國外, 其領導則成為「基地」組織等極端恐怖組織的核心成員。同一時期, 以胡代比為代表的思想家則吸取了與世俗政權為敵的教訓, 主張通過和平宣教的方式來促使埃及社會重返正統伊斯蘭, 竭力避免捲入暴力活動。

　　(4) 合法參政階段 (1981—2013) 。在穆巴拉克時期, 穆兄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穆兄會打著「伊斯蘭是解決方案」的旗號, 採取靈活、務實的鬥爭策略, 將其戰略重心調整為參與議會政治、發展伊斯蘭經濟和向公民社會組織滲透等方面。 (1) 穆兄會於1984年5月開始參與議會選舉, 並於1994年正式確立組建政黨和參與議會政治的戰略。 (2) 在經歷嚴重挫折和內部分化後, 穆兄會的思想和鬥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改革與調整的發展趨勢。在政治目標上, 它已逐漸淡化重建「烏瑪」 (穆斯林共同體) 的長遠目標和否認民族國家合法性的立場, 主要關注點轉向民主、民生等問題。在政治參與方式上, 它更注重民主選舉的和平漸進道路, 並逐步放棄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的激進道路。 (3) 在穆巴拉克政權倒臺後, 埃及於2011年3月28日出臺新選舉法, 穆兄會組建了自由與正義黨, 並在隨後的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中取得了勝利, 自由與正義黨主席穆爾西於2012年6月成功當選總統。 (4) 然而好景不長, 穆爾西的總統職位於2013年8月被埃及軍方廢黜, 穆兄會再次遭遇滅頂之災。

　　從橫向發展來看, 穆兄會經歷了從埃及向中東地區和伊斯蘭世界乃至全球進行組織拓展的歷程。穆兄會作為一個國際性組織, 既源於其重建超種族、超地域、超國家共同體———「烏瑪」的普世主義目標, 同時也與其在埃及遭受鎮壓後尋求新的生存空間的策略有關。

　　穆兄會成立伊始, 哈桑·班納就把發展目標定位於整個伊斯蘭世界, 強調對外輸出穆兄會的理論, 謀求組織形式的國際化。 (5) 在理論上, 班納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 主張實現超越民族和國家界限的伊斯蘭統一。他曾經指出, 「伊斯蘭是信仰和崇拜, 是祖國和民族。所有的穆斯林是一個民族, 伊斯蘭祖國是一個國家。」 (1) 他還聲稱, 「穆斯林兄弟會不侷限於在一個伊斯蘭國家宣傳號召」, 「任何一寸土地上只要有一位兄弟信仰《古蘭經》, 這塊土地就是伊斯蘭的公共土地, 那麼伊斯蘭教就要要求所有穆斯林去保護它並使它充滿幸福。」 (2) 在組織建設方面, 哈桑·班納十分重視在阿拉伯世界建立分支機構, 尤其是在1936—1939年巴勒斯坦大起義時期, 穆兄會首先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分支機構, 進而滲透到約旦、敘利亞等其他阿拉伯國家。 (3) 此外, 哈桑·班納還將伊斯蘭教最權威的學術機構艾資哈爾大學作為聯絡伊斯蘭世界的主要陣地, 伊斯蘭國家在埃及留學的不少青年歸國後便成為各國穆兄會分支機構的領導和骨幹。例如, 來自敘利亞的穆斯塔法·西巴儀和穆罕默德·哈米德從埃及學習歸國後, 於1945年建立了敘利亞穆兄會。 (4)

此外, 納賽爾政權對穆兄會的嚴厲鎮壓, 迫使穆兄會成員流亡他國避難, 在客觀上促進了穆兄會的國際化。面對納賽爾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挑戰, 大量埃及穆兄會活動家流亡黎巴嫩、科威特、沙特以及其他阿拉伯國家。以沙特為代表的海灣君主制國家為了抵禦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衝擊, 長期為穆兄會成員提供支持和庇護。 (5) 後來隨著穆兄會地區影響的不斷增強和形勢變化, 沙特轉向限制穆兄會, 見後文詳述。除此以外, 來自埃及、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和敘利亞等國的穆兄會領導人也在歐洲尋求庇護, 並將穆兄會的思想傳播至歐洲、北美等地。 (6)

　　通過以上途徑, 穆兄會在中東乃至全球獲得了新的生存空間, 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地區性和全球性的遜尼派伊斯蘭主義組織, 在70多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或附屬團體。 (1) 總之, 穆兄會致力於重建穆斯林共同體的普世主義是其吸引伊斯蘭國家穆斯林, 進而實現國際化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 而遍佈全球尤其是中東國家的分支機構構成了其國際化的組織網路, 這也是它擁有地區和國際影響, 並在「阿拉伯之春」浪潮中影響中東地區國際關係重組的根源所在。

二、伊斯蘭發展模式之爭:沙特對穆兄會的打擊及影響

　　埃及和沙特一直存在爭奪阿拉伯世界主導權的矛盾, 但在穆巴拉克政權倒臺之前, 埃及與沙特在意識形態上的矛盾主要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矛盾。埃及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中心, 而沙特是泛伊斯蘭主義的中心。在20世紀50—60年代, 埃及通過推行泛阿拉伯民族主義, 對外輸出納賽爾式的阿拉伯革命, 推進阿拉伯統一事業, 對沙特領導的海灣君主制政教合一國家產生了強烈衝擊。而沙特則通過推行泛伊斯蘭主義, 成立伊斯蘭會議組織 (2011年更名為伊斯蘭合作組織) 與埃及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抗衡。 (2)

　　在穆巴拉克政權倒臺後, 穆兄會領導的自由與正義黨很快通過選舉在埃及掌權。從理論上講, 相對過去掌握埃及政治主導權的世俗民族主義力量, 穆兄會代表的溫和伊斯蘭力量本應與沙特代表的保守伊斯蘭力量找到更多的利益契合點。但事實恰恰相反, 穆兄會所代表的溫和伊斯蘭力量與沙特所代表的瓦哈比派保守伊斯蘭力量卻存在嚴重分歧。在沙特看來, 埃及穆兄會的崛起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地緣政治上均對沙特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從意識形態和國家發展模式的角度看, 避免現代伊斯蘭主義力量成為中東地區的主導力量並危及沙特的君主制政權, 是沙特支持埃及軍方廢黜穆爾西政權並打壓穆兄會的重要考慮。

　　基於對抗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考慮, 自20世紀下半葉起, 沙特曾長期為在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遭受鎮壓的穆兄會成員提供庇護, 並僱傭他們到本國的教育系統和宗教機構中工作。 (1) 但隨著20世紀90年代穆兄會力量在中東地區不斷擴大, 並試圖通過自身的溫和化與和平參政議政染指國家政權, 沙特開始對境內的穆兄會活動進行限制。

　　隨著中東變局發生後穆兄會力量在埃及政壇的不斷壯大, 沙特意識到穆兄會的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對海灣君主制國家構成了嚴峻挑戰。 (2) 在沙特看來, 一旦埃及穆兄會下屬的自由與正義黨獲得成功, 就會對其他阿拉伯國家的穆兄會等現代伊斯蘭主義力量產生示範效應。在中東變局中出現政權更迭的阿拉伯共和制國家, 都在探索如何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推動伊斯蘭民主的建設。相對於其他國家, 埃及的規模、地位和傳統, 決定了其伊斯蘭民主嘗試具有更為重大的意義和更為重要的影響, 而沙特則是維持現狀的阿拉伯君主制國家力量集團的核心, 也是瓦哈比派力量集團的核心。 (3) 從長遠來看, 如果穆兄會力量探索的伊斯蘭民主獲得成功並在轉型阿拉伯國家推廣, 無疑會對以世襲制、家族制、政教合一為特徵的海灣君主制國家構成挑戰。2012年7月11日, 穆爾西訪問沙特, 其目的就是要打消海灣國家的疑慮, 通過建立信任爭取政治與經濟支持。據沙特《利雅得報》報道, 在啟程訪問沙特前夕, 穆爾西曾公開表示不會輸出革命, 這也從側面驗證了穆兄會與沙特的潛在緊張關係。 (1)

　　從現實的角度看, 避免穆兄會主導下的埃及與伊朗走近並對沙特形成戰略鉗制, 也是沙特反對穆兄會掌權的重要考慮。

穆巴拉克主政時期的埃及儘管與沙特存在意識形態和爭奪地區主導權的矛盾, 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地位相對納賽爾時期已經嚴重衰落, 放棄輸出革命和阿拉伯統一的埃及對沙特的挑戰大打折扣, 沙特與埃及的矛盾大為緩和。但是, 穆爾西執掌埃及政權後, 其在地區外交中表現出的不確定性, 致使兩國關係再度緊張。穆爾西首次出訪便選擇沙特, 足見以穆兄會為代表的溫和伊斯蘭力量試圖安撫沙特。但就沙特而言, 穆爾西的首訪並不足以消除其對穆兄會的不信任感。因為在訪問沙特一個月之後, 穆爾西便出訪沙特的宿敵伊朗, 並出席伊朗主辦的不結盟運動峯會, 他也成為自安瓦爾·薩達特以來首位訪問伊朗的埃及領導人。2013年2月, 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訪問埃及並出席伊斯蘭合作組織峯會, 雙方在斷交30年後實現互訪, 標誌著埃及與伊朗關係的解凍與改善。 (2) 在沙特看來, 在沙特和伊朗之間, 穆爾西政府更傾向於與伊朗建立「建設性關係」。 (3)

　　穆兄會主導下的埃及對伊朗的曖昧態度, 對沙特可謂極具挑戰性。如果在世俗的軍政權和穆兄會之間做出選擇的話, 沙特顯然傾向於地區影響較小的軍方力量, 而不是擁有巨大地區影響但外交取向不明確的穆兄會。對此, 有學者分析指出, 「穆爾西對利雅得溫和而又謹慎的態度表明, 穆兄會拒絕 (沙烏地阿拉伯) 瓦哈比派, 並且致力於推進以其他伊斯蘭思想學派為基礎的更溫和的伊斯蘭教。其結果是, 在軍方通過政變顛覆穆爾西政權的過程中, 沙特在反對穆爾西政權方面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因為穆爾西對沙特採取獨立的政策, 而對伊朗和土耳其採取實用主義政策, 這都使沙特感到緊張。」 (1) 由此可見, 埃及與伊朗結束長期對抗並尋求增進雙方關係的做法, 是促使沙特選擇支持埃及軍方廢黜穆爾西政權的原因之一。在埃及軍方廢黜穆爾西政權後, 沙特採取了支持埃及軍方打擊穆兄會的政策, 其具體手段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 通過為埃及軍政府提供巨額資金支持, 穩固埃及塞西政權, 壓縮穆兄會在埃及的生存空間。

　　根據國際發展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enter) 的數據, 2012年埃及共爆發了2532起勞工抗議事件, 而穆爾西執政後的2013年前三個月就爆發了2782起。 (2) 因此, 埃及軍方在推翻穆爾西政權並組建臨時政府後, 面臨的首要挑戰是如何有效應對國內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如果軍政府不能出臺重振國內經濟的有效舉措, 將會為穆兄會及其支持者的持續抗議提供社會條件。 (3) 為了防止穆兄會在埃及再次反彈, 沙特和阿聯酋分別向埃及提供了50億美元和3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以協助軍政府鞏固政權並持續向穆兄會施壓。2015年3月, 在沙姆沙伊赫舉行的埃及經濟發展會議上, 沙特等四個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承諾向埃及提供總額為125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沙特、阿聯酋和科威特分別承擔40億美元, 剩餘5億美元由阿曼提供。 (4)

　　其次, 配合埃及軍方, 在沙特國內和地區範圍內為埃及鎮壓穆兄會提供支持。

2013年7月, 在埃及軍隊推翻穆爾西政權後, 時任沙特國王阿卜杜拉致信埃及軍方, 稱讚埃及軍方在關鍵時刻拯救了國家。在沙特的帶動下, 阿聯酋、科威特、巴林、阿曼都表示支持埃及臨時政府。 (5) 埃及軍方廢黜穆爾西政權後, 沙特國內的一些宗教人士公開譴責此次事件為「政變」, 並且暗指沙特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他們甚至提出要對穆爾西的支持者提供外部援助。 (1) 為了壓制國內的異議, 沙特政府於2014年2月4日頒布了最為嚴厲的皇家法令, 目標直指沙特國內的穆兄會支持者與同情者。該法令指出:「以任何方式對境內、域內或國際層面的極端主義或恐怖主義表示道義上同情, 或提供經濟支持, 或宣傳、煽動暴力活動的知識分子或宗教羣體, 將受到三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監禁懲罰。」 (2) 其中的「極端主義或恐怖主義」顯然主要是指被埃及定性為恐怖主義組織的穆兄會。同年3月7日, 沙特把穆兄會列入恐怖組織名單, 禁止該組織在沙特境內活動。 (3)

　　沙特通過金元外交支持埃及軍政府, 並在沙特國內和地區範圍內配合埃及打擊穆兄會及其支持者的做法, 儘管有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考慮, 但還是不可避免地對沙特的外交環境和埃及政局造成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在沙特支持埃及軍方推翻穆爾西政權的過程中, 不僅埃及民眾對沙特幹預埃及內政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而且也為伊斯蘭極端主義在埃及的反彈創造了條件。 (4) 據統計, 隨著穆爾西被罷黜, 埃及國內的恐怖襲擊事件達到了頂峯, 並且主要集中於與沙特接壤的西奈半島, 這些武裝分子將襲擊的對象直指軍方領導的臨時政府及其支持者。 (5) 與此同時, 沙特與卡達在穆兄會問題上的分歧也為2017年爆發的斷交危機埋下了伏筆。

引領轉型阿拉伯國家的發展方向:土耳其對穆兄會的支持及影響

　　沙特對埃及軍方廢黜穆爾西政權和清洗穆兄會予以積極支持, 而土耳其則積極支持穆兄會, 並對埃及軍方的行為表示強烈反對。土耳其選擇支持穆兄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與穆兄會建立的自由與正義黨同屬溫和的伊斯蘭政黨, 二者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土耳其力圖通過支持轉型阿拉伯國家的伊斯蘭政黨, 擴大正義與發展黨新版「土耳其模式」的地區影響, 增強土耳其的國際地位。

　　自1946年土耳其啟動多黨制進程以來, 各政黨便紛紛利用伊斯蘭教進行政治動員, 先後出現了正義黨、民族行動黨、民族秩序黨、繁榮黨、正義與發展黨等具有傳承關係的伊斯蘭色彩濃厚的政黨, 其中繁榮黨曾在1996—1997年與其他政黨短暫聯合執政, 而正義與發展黨自2002年以來一直是土耳其的執政黨。但是, 土耳其伊斯蘭政黨的崛起經歷了漫長曲折的過程, 正義與發展黨之前的伊斯蘭政黨曾先後在1960年、1971年、1980年的三次軍事政變和1998年的「軟政變」中被取締。 (1) 1998年土耳其憲法法院宣佈取締繁榮黨, 繁榮黨隨後改稱美德黨。2001年6月, 美德黨再次被取締, 該黨中的傳統派組成幸福黨, 而改革派則成立了正義與發展黨。 (2)

　　在成立不到一年後, 正義與發展黨便取得了2002年土耳其議會選舉的勝利並單獨組閣執政, 此後又先後取得2007年、2011年、2015年土耳其議會選舉的勝利, 創造了當代土耳其歷史上的政治神話。有評論指出, 正義與發展黨連續執政及其執政期間土耳其經濟的迅速發展, 創造了新版的「土耳其模式」, (1) 其內容包括:在維持國家政權世俗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強調傳統伊斯蘭價值觀, 注重以道德理念、準則作為社會的規範, 提倡在尊重自由的前提下推進世俗主義和民主化, 把宗教自由作為民主化的重要內容。主張通過改革擴大公民權利, 改善人權, 發展公民社會。這種新變化具體表現在:第一, 從激進世俗主義走向消極世俗主義, 即在堅持國家世俗性質的同時充分保證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第二, 發展民主政治, 限制軍人的權力, 逐步改變「軍人監國、文官執政」的治理格局;第三, 奉行自由主義的政策, 擴大社會基礎;第四, 在東西方關係上, 實現從追隨西方到「向東看」的平衡外交, 突出自主性。 (2) 由此可見, 土耳其的民主轉型經歷了從威權體制到多黨民主與軍人干政相互交替, 再到正義與發展黨實行溫和伊斯蘭民主的曲折過程。在正義與發展黨執政期間, 土耳其經濟取得飛速發展, 被外界稱為新版的「土耳其模式」。 (3)

　　中東變局爆發以來, 在阿拉伯國家轉型過程中, 伊斯蘭政黨通過議會選舉, 紛紛成為轉型阿拉伯國家的執政黨。在此背景下, 正義與發展黨創造的新版「土耳其模式」對於阿拉伯國家的伊斯蘭政黨產生了較大的吸引力, 如突尼西亞伊斯蘭復興運動黨領袖拉希德·加努希強調, 土耳其的民主實踐是突尼西亞的榜樣, 「土耳其模式」是展現伊斯蘭教與民主相容的典範。摩洛哥正義與發展黨主席阿卜杜拉·本·基蘭也表示, 希望「世俗伊斯蘭」的土耳其模式能在摩洛哥取得成功。 (4) 在2011年的阿拉伯民意調查報告中, 44%的埃及人認為其政治制度應效法土耳其。 (5) 因此, 穆兄會下屬的伊斯蘭政黨———自由與正義黨在埃及的崛起, 無疑被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視為推廣新版「土耳其模式」的重要歷史機遇。

　　總之, 土耳其政府之所以支持穆兄會、反對埃及軍方, 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於正義與發展黨與穆兄會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上具有相似性, 土耳其試圖通過穆兄會把埃及打造成推廣新版「土耳其模式」的樣板。此外, 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本身也是在與土耳其軍方的多次博弈中艱難生存和發展起來的, 其前身也曾多次被軍方取締, 經歷過與穆兄會相似的歷史境遇, 這也是它反對埃及軍人干政的深刻動因。

聯繫到沙特對穆兄會的反對和打壓, 土耳其對穆兄會的支持也暗含了與沙特爭奪在伊斯蘭世界影響力的考慮, 甚至還關係雙方對遜尼派內部領導權的爭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 同為遜尼派國家的土耳其和沙特在抵製作為什葉派力量中心的伊朗方面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因為土耳其和沙特都把什葉派伊斯蘭教視為異端邪說, 都傾向於把代表什葉派伊斯蘭主義的伊朗視為地緣政治威脅。儘管雙方都對伊朗輸出伊斯蘭革命進行抵制和防範, 但沙特和土耳其之間也存在尖銳矛盾, 雙方都試圖在遜尼派伊斯蘭世界推廣自己的發展模式。 (1)

　　事實上, 隨著土耳其外交向中東回歸, 土耳其高調介入巴勒斯坦問題, 尤其是土耳其對巴勒斯坦伊斯蘭主義組織哈馬斯 (「伊斯蘭抵抗運動」, 其前身就是穆兄會在巴勒斯坦的分支機構) 的支持已經令沙特深感不安。在敘利亞問題上, 儘管土耳其和沙特在支持反對派推翻巴沙爾政權方面目標一致, 但在反對派的選擇以及未來敘利亞發展走向問題上, 雙方又存在嚴重的分歧。而圍繞埃及穆兄會的截然對立, 則更為鮮明地體現了兩種不同的伊斯蘭發展模式的矛盾。有分析認為, 沙特之所以對穆爾西政權態度消極, 原因之一就在於穆爾西政權試圖接近土耳其, 「力圖建立土耳其和埃及穆兄會之間的聯盟」。 (2) 在埃及穆爾西政權被軍方廢黜後, 穆兄會積極向土耳其尋求意識形態和物質支持, 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也積極展開對穆兄會的聲援, 並對埃及軍方進行強烈譴責, 與沙特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由此可見, 「沙特領導的海灣君主制國家構成了中東地區內反對穆兄會主要的力量, 而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成為穆兄會最堅定的支持者, 而背後則是遜尼派內部傳統與溫和伊斯蘭力量圍繞意識形態、發展模式與地區主導權的爭奪。」 (1)

　　當然, 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政權對穆兄會及穆爾西政權的支持, 也有其現實利益的考慮。執政初期的正義與發展黨將加入歐盟視為外交戰略的核心, 並長期奉行「脫亞入歐」的外交戰略。但在2007年再獲選舉勝利並連續執政後, 正義與發展黨開始調整外交政策, 逐漸將外交重心轉向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其動因之一就在於拓展新的經濟聯繫。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席捲歐洲市場, 土耳其主要歐洲貿易夥伴的經濟發展均陷入停滯, 為此土耳其不得不尋找新的市場。 (2) 在此過程中, 中東地區成為土耳其拓展貿易市場的首選。據統計, 2007年至2010年間, 土耳其對歐盟27國的出口總額佔比從59%下降至48%, 而對西亞和北非地區的出口總額佔比從16.7%上升至25.1%。 (3)

　　土耳其加強開拓中東市場也有深層次的戰略考慮。有分析認為, 秉持宗教保守思想的正義與發展黨將外交重心轉向西亞北非地區, 其動機是試圖通過共同的穆斯林身份認同和經濟援助塑造地區合作夥伴。 (4) 據統計, 2007年土耳其向阿拉伯世界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總額僅為0.7億美元, 但至2012年已增長至16.6億美元。 (5) 因此, 隨著具有相似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的自由與正義黨於2012年在埃及掌權, 土耳其試圖將自由與正義黨的穆爾西政權塑造成為它在中東地區的「關鍵盟友」, 進而擴大自身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影響。

　　在埃及穆兄會沉浮的過程中, 土耳其通過政治聲援、經濟援助和外交手段等多種方式為其提供支持。在埃及陷入動蕩之初, 土耳其就通過政治聲援為穆兄會力量在埃及上臺執政創造有利環境。2011年初, 埃及爆發民眾抗議浪潮後, 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是第一個要求穆巴拉克下臺的外國領導人。在穆巴拉克政權倒臺後, 土耳其總統阿卜杜拉·居爾和總理埃爾多安先後訪問埃及, 支持埃及建立一個開放的政府, 積極為穆兄會下屬的自由與正義黨通過民選上臺執政製造聲勢。 (1) 隨著自由與正義黨在人民議會選舉和協商會議選舉中均獲得優勢地位, 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公開表示支持自由與正義黨參加總統選舉。在選舉期間, 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專門選派競選專家及選舉顧問前往埃及協助穆爾西競選, 助力穆爾西成功當選埃及總統。 (2) 2012年9月30日, 穆爾西應邀出席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的代表大會, 並對土耳其政府的支持表示感謝。

　　隨著穆爾西上臺執政, 土耳其將穆兄會治下的埃及視為其在中東地區的「關鍵盟友」, 並通過建立全方位的合作關係增強雙方的政治互信。在穆爾西當選總統後, 土耳其立即向埃及提供了約合20億美元的經濟貸款, 並簽署了28項合作協議, 其中包括為埃及警務人員和政黨人員提供專業培訓。 (3) 在貿易合作方面, 2012年土耳其與埃及之間的貿易總額相較2011年增長了3倍, 達到50億美元。 (4) 在發展援助方面, 2012年土耳其對埃及的發展援助超過5億美元, 而2011年僅為351萬美元。 (5) 此外, 土耳其與埃及還建立了高級別戰略合作委員會, 並在東地中海的土耳其領海進行軍事演習。這一系列合作反映了土耳其對穆兄會政權在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域的全方位支持, 足見土耳其向埃及推廣「土耳其模式」的抱負。

　　2013年7月, 穆爾西政權被埃及軍方廢黜, 無疑扼殺了土耳其致力於和埃及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一切努力, 也是土耳其地區外交實踐以及向轉型阿拉伯國家推廣「土耳其模式」遭遇的嚴重失敗。即使如此, 土耳其仍通過多種外交途徑向埃及軍政府施壓, 以此聲援穆兄會。土耳其政府直言不諱地批評埃及軍方推翻穆爾西政權是「不可被接受的政變」, 埃爾多安更是公開呼籲釋放穆爾西。他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埃及應該閱讀土耳其的近代歷史, 土耳其的每一次軍事政變都導致發展停滯」, 「毫無疑問, 軍事政變無益於國家發展和進步, 而只會使政變者自食惡果。」 (1) 同時, 埃爾多安還積極呼籲西方國家對埃及軍事政變以及軍政府鎮壓穆爾西支持者的暴力行為作出反應, 並強烈要求聯合國安理會立即就此事召開會議。 (2) 此外, 土耳其政府還強烈支持穆兄會成員進行靜坐抗議, 以此向軍政府施壓, 並要求埃及軍方還政民選總統穆爾西。 (3)

穆爾西政權的黯然倒臺標誌著土耳其在埃及推廣新版「土耳其模式」的失敗, 土耳其過於強調伊斯蘭主義政黨的身份認同, 忽視了埃及國情與土耳其本質的區別。 (4) 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成長於現代世俗國家, 得益於伊斯蘭傳統與民主制度相對成功的融合, 同時也有推動土耳其經濟發展的顯著政績以及由此獲得的民意基礎的支撐。埃及穆兄會是長期遭受打壓的伊斯蘭主義政治反對派組織, 缺乏治理國家的成熟理念和方案, 也未能妥善處理好與埃及世俗力量尤其是埃及軍方的關係。土耳其一意孤行地支持穆兄會不僅使得土耳其支援穆爾西政權的大量投資石沉大海, 其在埃及推廣新版「土耳其模式」的實踐也胎死腹中。此外, 土耳其與卡達都對穆兄會持支持立場, 這也是其在卡達斷交危機中支持卡達的原因之一, 並對土耳其與沙特對地區事務主導權的爭奪產生了直接影響。

　四、爭奪宗教話語權:卡達對穆兄會的支持及影響

　　中東變局爆發以來, 以穆兄會為代表的現代伊斯蘭主義力量的崛起對海灣君主制國家構成了嚴峻挑戰。沙特和阿聯酋等海灣君主制國家均支持埃及軍方打擊穆兄會, 但同為君主制國家的卡達並未選擇跟隨沙特鎮壓和打擊穆兄會, 相反卻大力支持穆兄會。這種複雜態勢既反映了海灣合作委員會內部圍繞阿拉伯國家轉型的深刻矛盾, 也揭示了沙特與卡達圍繞伊斯蘭發展模式的意識形態矛盾, 同時也構成了沙特與卡達斷交危機的原因之一。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 通過追求宗教話語權擺脫沙特的控制, 是促使卡達選擇支持穆兄會的重要動因, 卡達力圖通過支持代表現代伊斯蘭主義且具有巨大地區影響力的穆兄會獲取宗教話語權。但卡達的這種做法恰與沙特形成鮮明對照, 圍繞穆兄會的對立也直接構成了雙方矛盾不斷加劇並走向斷交的重要根源。

　　沙特和埃及作為遜尼派阿拉伯國家陣營的兩大力量, 長期主導遜尼派的宗教話語權。卡達作為沙特的追隨者, 獨立之後在阿拉伯世界長期缺乏宗教話語權和地區影響力。 (1) 20世紀90年代, 卡達政府為了鞏固政權合法性, 逐漸開始重視對宗教話語權的爭奪, 進而通過多種途徑影響地區範圍內的伊斯蘭主義力量。穆兄會作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遜尼派伊斯蘭主義組織, 自然成為卡達在阿拉伯世界塑造宗教影響力的倚重對象之一。卡達通過為穆兄會成員提供庇護和宣傳平臺, 逐漸成為穆兄會和其他伊斯蘭主義組織資金流動和物資中轉的樞紐。 (1) 在此過程中, 卡達與穆兄會之間形成了某種互利互惠關係, 二者相互借力提升地區影響力。但是, 考慮到自身的君主制體制和對沙特的忌憚, 卡達在內政外交中並未公開採納穆兄會的意識形態, (2) 而是通過向其提供謹慎的支持來擴大地區影響力。二者在長期互動過程中形成的這種互惠互利、但互不干涉的關係為卡達在中東變局中與穆兄會走近創造了條件。

　　中東變局為卡達爭奪遜尼派的地區主導權提供了歷史契機。一方面, 原先的兩大遜尼派強國埃及和沙特均顯露頹勢。埃及因內部社會經濟矛盾激化而自顧不暇, 沙特也因反政府勢力的崛起而如坐針氈。 (3) 另一方面, 中東遜尼派內部矛盾激化。隨著穆兄會執掌埃及政權, 以穆兄會為代表的現代伊斯蘭主義力量與以沙特為代表的傳統伊斯蘭力量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 (4) 因此, 中東變局導致的地區權力結構調整和遜尼派內部矛盾激化, 為卡達爭奪宗教話語權創造了有利條件。在卡達看來, 伊斯蘭主義力量在中東變局中的影響不斷上升, 溫和的伊斯蘭黨派必將成為中東地區的支配性力量, (5) 因此, 支持穆兄會這樣一個具有民眾基礎和區域網路的組織, 有助於卡達將自身塑造成為阿拉伯世界的代言人, 進而重塑宗派地緣政治秩序。 (6) 正如穆罕默德·努魯扎曼所言, 卡達的最終目標是促進遜尼派伊斯蘭勢力的發展壯大, 建立一個由卡達主導的遜尼派伊斯蘭集團。 (7)

從現實利益方面看, 通過支持穆兄會影響伊斯蘭主義的地區網路, 並且充當西方與伊斯蘭主義力量之間的中間人, 是卡達實施「小國大外交」的重要抓手。

　　自獨立以來, 國小力薄的卡達通過跟隨沙特在強鄰環伺的地緣環境中維護家族統治和確保國家生存。卡達埃米爾哈馬德於1995年通過宮廷政變執掌政權後, 把「自由、民主、發展、和平與穩定」確立為治國目標, 即通過塑造民主、自由的獨立形象與西方建立和發展緊密的外交關係, 以此擺脫沙特的影響和謀求地區主導權。 (1) 在中東變局發生之前, 除謹慎支持穆兄會等伊斯蘭主義力量外, 卡達通過介入巴以衝突、黎巴嫩問題、蘇丹達爾富爾問題、阿富汗問題等地區熱點問題, 在衝突各方之間扮演斡旋者和調停者的角色, 同時通過半島電視臺、體育外交、展會外交等方式, 實施「小國大外交」, 使其地區影響和國際地位迅速上升。 (2) 在此背景下, 中東變局的發生自然被卡達視為進一步擴大地區影響力的機遇。

　　中東變局初期, 卡達對阿拉伯國家的民眾抗議浪潮採取了雙重標準, 一方面, 作為美國的盟友, 卡達與西方一道支持西亞北非國家的「民主轉型」, 另一方面則支持海灣國家對巴林的什葉派抗議進行鎮壓。 (3) 但在支持以穆兄會為代表的伊斯蘭主義力量方面, 卡達有更深的戰略考慮。卡達力圖通過支持民主轉型鞏固與西方盟友的戰略關係以維護自身安全, (4) 同時把穆兄會視為擴大自身地區影響力的關鍵, 併力圖充當西方與伊斯蘭主義力量之間的中間人。因為當時美國奧巴馬政府正致力於改善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 與穆兄會等伊斯蘭主義力量進行「接觸」也是其重要考慮之一, 而卡達則可以扮演美國和伊斯蘭主義力量進行「接觸」的中間人角色。有分析指出, 美國的考慮是在不與中東溫和伊斯蘭主義力量直接接觸的情況下, 通過卡達構建的「代理人網路」實現與伊斯蘭主義力量的合作。 (5) 因此, 選擇與埃及穆兄會建立密切聯繫, 充當伊斯蘭主義力量與西方國家之間的「中間人」和「對話者」, 以此鞏固與西方盟友的關係, 是卡達的重要現實考慮。

　　基於上述原因, 在中東變局中, 卡達廣泛支持在阿拉伯國家日益崛起的伊斯蘭主義力量, 並為其提供資金、外交、輿論等各方面的支持。隨著穆爾西代表穆兄會在埃及上臺執政, 卡達不僅為其提供資金援助等物質支持, 而且為穆兄會的對外宣傳提供輿論陣地。

第一, 大力向穆爾西政權提供經濟支持。在穆爾西於2012年6月當選埃及總統後, 卡達便把穆爾西主政的埃及視為其在中東地區的重要合作夥伴, 並積極參與埃及的經濟改革。 (1) 卡達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幫助穆爾西政府改善國內經濟, 包括為埃及的金融機構進行融資、承諾向埃及提供80多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2) 與埃及簽署天然氣供應協議、緩解埃及電力短缺等。 (3) 2012年9月, 卡達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馬德·本·賈西姆訪問埃及時, 承諾未來五年向埃及投資180億美元, 其中80億美元投資塞得港 (Port Said) 的綜合發電站、天然氣和鋼鐵項目, 100億美元用於地中海沿岸綜合碼頭、房地產和旅遊項目的建設。 (4)

　　第二, 通過半島電視臺聲援穆兄會。半島電視臺自1996年成立後便成為卡達塑造國際形象、擴大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的重要手段。長期以來, 半島電視臺一直為穆兄會思想家謝赫·優素福·格爾達威提供思想傳播平臺。 (5) 穆爾西上臺後, 半島電視臺更是慷慨地為穆兄會搖旗吶喊, 並開設名為「直播埃及」 (「Al Jazeera Live:Egypt」) 的專欄節目, 對埃及進行全天候報道。 (6) 在穆爾西政權被埃及軍方推翻後, 半島電視臺仍然積極以輿論聲援穆爾西和穆兄會及其支持者。格爾達威通過半島電視臺發表聲明稱, 「軍事政變」不僅違反了埃及憲法, 而且違背了伊斯蘭教法, 此外, 他還發布「法特瓦」 (宗教法令) , 要求恢復穆爾西的總統職務。 (1) 在此背景下, 卡達與埃及塞西政府的關係陷入緊張狀態。

　　卡達與穆兄會持續走近引起了沙特等其他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的強烈不滿。2014年3月5日, 沙特、巴林和阿聯酋發表聯合聲明, 宣佈撤回三國駐卡達大使。經科威特與阿曼調解, 在獲得卡達中止支持穆兄會的承諾後, 沙特、阿聯酋和巴林於2014年11月恢復了與卡達的外交關係。 (2) 但是, 卡達仍然與中東域內外的數對保持對立關係的雙方 (美國與伊朗、以色列與哈馬斯、海灣君主國與穆兄會) 繼續保持緊密聯繫, 最終導致卡達與沙特的矛盾再度激化並釀成斷交危機。2017年6月5日, 沙特、巴林、阿聯酋和埃及宣佈與卡達斷交, 隨後葉門、利比亞、馬爾地夫、模里西斯也宣佈斷絕與卡達的外交關係。6月22日, 沙特等國提出與卡達恢復外交關係的13項條件, 其中停止資助穆兄會是復交的重要條件之一。 (3)

　　沙特與卡達圍繞穆兄會的矛盾構成了雙方斷交的重要原因, 同時也反映了中東地區格局的深層次矛盾, 並加劇了中東地區力量結構的變動和重組。

　　首先, 卡達與沙特矛盾的激化導致遜尼派內部尤其是海灣合作委員會發生裂變。由於對穆兄會代表的伊斯蘭主義力量存在認知錯位, 持續數十年的沙特—卡達聯盟關係陷入嚴重危機, 而沙特和阿聯酋則成為「反穆兄會軸心」的中堅力量。有分析指出, 「沙特—阿聯酋軸心」與卡達反目, 充分證明瞭遜尼派陣營內部的矛盾並不亞於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衝突。 (4) 卡達與沙特矛盾鬥爭的公開化, 不僅導致兩國關係岌岌可危, 而且使得海灣合作委員會內部發生嚴重分化, 即沙特、阿聯酋和巴林是堅決反對卡達的國家, 而科威特和阿曼態度曖昧, 進而使海灣合作委員會面臨「空心化」和分裂的嚴重危機, 也進一步加劇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分裂。

　　其次, 卡達與土耳其、伊朗走近為中東地區力量分化重組增添了諸多變數。面對沙特等國的封鎖, 土耳其和伊朗對卡達的支持是沙特等國難以使卡達臣服的重要後盾。土耳其多次公開表示不贊成對卡達實施制裁, 並為卡達提供重要的生活物資, 以緩解封鎖對卡達造成的衝擊。更重要的是, 在卡達遭到封鎖後, 土耳其國民大會立即批准了土耳其在卡達建設軍事基地的協議, 並在數周後向卡達派遣駐軍, 雙方還舉行了聯合軍事演習。 (1) 伊朗也宣佈允許卡達國家航空公司使用其領空, 以確保卡達生活必需品供應正常。2017年8月, 卡達正式恢復與伊朗的全面外交關係 (2016年1月, 受沙特與伊朗斷交的影響, 卡達也曾被迫斷絕與伊朗的外交關係) , 這表明沙特的壓力不僅未能使卡達屈服, 反而起到了促使卡達與伊朗進一步走近的相反效果。從某種意義上說, 土耳其與伊朗介入卡達危機將進一步破壞海灣國家間的互信, 尤其是土耳其對卡達的支持更為微妙, 其中既暗含了土耳其與沙特對遜尼派內部領導權和地區主導權的爭奪, 同時也與土耳其、卡達共同支持穆兄會等伊斯蘭主義力量的邏輯相契合。

　　五、餘論:穆兄會、伊斯蘭主義與中東國際關係

綜合前文所述, 沙特與土耳其、卡達圍繞埃及穆兄會存在尖銳的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的矛盾, 它們圍繞穆兄會的複雜博弈也聚焦了傳統伊斯蘭與現代伊斯蘭矛盾、海合會內部矛盾、地區大國矛盾, 並與遜尼派與什葉派矛盾、遜尼派內部矛盾相交織, 進而深刻影響了中東地區格局的調整重組, 進一步加劇了地區形勢的動蕩。

　　第一, 圍繞穆兄會的博弈是現代伊斯蘭主義力量與傳統保守伊斯蘭力量之間矛盾的集中體現。中東變局後, 作為遜尼派的兩大主要力量, 土耳其和沙特圍繞伊斯蘭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的分歧是雙方對穆兄會採取截然對立立場的根源所在。一方面, 面對伊斯蘭主義政黨崛起對海灣遜尼派阿拉伯國家君主政體安全和海合會集體安全造成的衝擊, 沙特與阿聯酋試圖與摩洛哥和約旦等阿拉伯君主國結成聯盟, 組成「反穆兄會軸心」, 以鞏固傳統伊斯蘭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 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則與穆兄會惺惺相惜, 試圖通過支持穆兄會來推廣「新土耳其模式」。而本屬海合會成員和沙特盟友的卡達, 也試圖通過支持穆兄會謀求宗教話語權和地區影響力, 並與土耳其成為支持穆兄會的合作夥伴, 形成約旦國王阿卜杜拉所謂的「穆兄會新月地帶」。 (1) 卡達對穆兄會的支持, 又構成了沙特與卡達斷交危機的直接原因之一。從長遠來看, 現代政治伊斯蘭與傳統保守伊斯蘭之間關於發展道路和地區主導權的爭奪, 仍將是影響中東國家內部發展和對外政策的主線, 其潛在的競爭者即沙特和土耳其兩大地區力量。

　　第二, 圍繞穆兄會的博弈是導致海合會內部矛盾和分裂加劇的根源之一。沙特和卡達同為海灣君主制國家和海合會成員, 但雙方在如何對待穆兄會的問題上存在尖銳矛盾。沙特、阿聯酋、巴林強烈反對穆兄會, 並積極致力於在阿拉伯半島內建立「無穆兄會的安全環境」, (2) 而卡達為了爭奪宗教話語權和擴張地區影響力, 長期支持穆兄會, 雙方圍繞穆兄會的矛盾構成了沙特與卡達斷交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海合會的另外兩個成員阿曼和科威特的態度相對超然, 但兩國政府也在採取措施控制其國內的穆兄會力量。在此過程中, 海灣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內部政治鬥爭公開化, 導致海合會的政治和安全聯盟逐漸褪色。伊斯蘭主義的崛起及其向海灣地區的蔓延, 動搖了海灣國家間合作的根基, 既反映了海合會一體化的脆弱性, 也彰顯了地區性的伊斯蘭主義力量所蘊含的巨大政治能量和微妙政治影響。

　　第三, 圍繞穆兄會的博弈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伊朗與沙特對抗格局的影響, 同時也加劇了以沙特和伊朗為核心的兩大陣營的對抗。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 沙特與伊朗基於民族矛盾、教派矛盾和爭奪地緣政治主導權的矛盾長期對峙。2011年中東變局發生以來, 沙特與伊朗圍繞巴林、敘利亞、葉門、伊拉克、卡達、黎巴嫩等國家展開持續不斷的代理人競爭, (1) 而穆兄會也成為影響雙方對抗的潛在因素。其基本邏輯是穆兄會在埃及掌權後出現與伊朗走近的跡象, 而卡達作為沙特的盟友卻支持穆兄會, 同時不斷與伊朗走近, 因此各方圍繞穆兄會的爭奪又與沙特和伊朗的結構性對抗複雜交織在一起, 尤其是卡達斷交危機加劇了沙特和伊朗的對抗, 深刻體現了中東地區格局的複雜性和熱點問題的聯動。

中東變局並非一場伊斯蘭革命, 但以穆兄會為代表的伊斯蘭主義的崛起卻給整個中東地區國際關係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其根源在於中東地區的國際政治行為體異常複雜, 民族國家僅僅是居於次國家 (如國內的族裔、教派、家族等宗派力量) 和超國家 (如泛阿拉伯主義、泛伊斯蘭主義組織) 行為體之間的政治組織。 (2) 以宗教認同為基礎的伊斯蘭主義在中東伊斯蘭國家普遍存在, 其意識形態和鬥爭方式具有突出的跨國性和外溢性特徵, 使伊斯蘭主義在中東國際關係中具有強大的擴張與滲透能力, 並時常撬動中東國際關係的重組, 使宗教變數在國際關係中的突出作用成為中東地區體系的典型特質, 並顯著有別於其他地區的國際關係。

　　在中東特殊的政治文化中, 伊斯蘭主義作為重要的政治思潮和社會運動之一, 具有恢復伊斯蘭秩序、消除西方影響、實現伊斯蘭復興的思想訴求, 而且主流的溫和派別採取了體制內的政治參與戰略, 嘗試實現伊斯蘭與民主的融合, 其典型標誌即是一度通過民主選舉執掌埃及政權的穆兄會。穆兄會作為一個幾乎在所有中東伊斯蘭國家設有分支機構的宗教政治組織, 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和組織機構的跨國性、地區性特質, 使得伊斯蘭主義勢力的崛起能夠在伊斯蘭國家引起廣泛的連鎖反應和溢出效應, 並引發不同國家基於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考量的不同反應, 沙特與土耳其、卡達對穆兄會不同立場的根源也在於此。

　　近年來, 以伊斯蘭主義為代表的次國家行為體異常活躍, 對中東地區國際關係形成了持續而強有力的挑戰, 深刻地影響著中東各國內外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但是民族國家體系仍然是中東地區國際關係的基本結構, 伊斯蘭主義並不具備取代和顛覆現有國家政權和中東地區民族國家體系的能力。第一, 伊斯蘭主義難以形成挑戰現有地區秩序的合力。伊斯蘭主義構成了許多伊斯蘭國家中的反對派, 但它們在意識形態、組織結構和鬥爭方式等方面並非整齊劃一, 從穆兄會衍生出的各類形形色色的伊斯蘭組織, 其中既有從事合法政治鬥爭的溫和伊斯蘭組織, 也不乏走上恐怖暴力活動道路的伊斯蘭極端組織, 它們難以建立強大的政治聯盟挑戰現有地區體系。第二, 伊斯蘭主義的國際化儘管有利於其跨國滲透, 但反過來也容易招致其他國家的干涉和打壓。中東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政權儘管存在諸多問題, 但它們不僅能夠控制國內的伊斯蘭主義反對派, 而且能夠聯手對其他國家的伊斯蘭主義組織進行干涉和打壓, 如沙特、阿聯酋等國家聯手支持埃及塞西政權扼殺穆兄會。因此, 伊斯蘭主義的發展與演變尚難以改變伊斯蘭世界業已形成的民族國家體系。但是, 正如前文所述, 伊斯蘭主義的跨國性和國際性存在的確構成了影響中東地區國際關係的重要變數, 並與民族矛盾、教派矛盾、發展模式之爭、現實利益爭端交織在一起, 使中東始終存在伊斯蘭主義與地區民族國家體系之間的巨大張力, 這既是中東地區體系的特質, 也是中東地區動蕩的根源之一。

引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