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明朝是一個非常蒙古化的朝代，思想文化制度大多照搬蒙古，而沒能繼承宋朝的制度文化，導致中國開始落後，封閉。而明末時期中國已經最大程度的向宋文明迴轉，但後來明室傾覆，再後來清朝入主導致中國繼續偏離宋文明，結果是讓中國更加專制更加封閉。請問應該如何評價這種說法呢？

不同王朝肯定有相似的慣例，而侵略者王朝由於自身落後，在管理漢人的方面必然會沿襲一些漢人王朝的習慣，但這只是表面上的。

好比近代滿族學者號稱的清隨明制，明和清表面政府結構相似，其實內在人員組成和運行邏輯完全不同，這種說法不過是掩蓋滿人的侵略者身份罷了。舉個例子，滿清的財政流向，大頭就是八旗的花銷，即滿清王朝的存在就是為了剝削漢人供養滿人。

所以題目的這個說法即不懂蒙元的運行邏輯，也不懂明朝的，看似學術，其實純粹欺負老百姓讀書少。

這個說法太簡單粗暴了。

明朝初年和中後期不一樣（哪個事物都是如此），怎麼能一概而論呢，這不是專業和智慧的研究問題方式

1，明朝制度有一部分是承襲元朝，這一點是事實。但絕不能說明朝是一個蒙古化的朝代。眾所周知，元朝將其臣民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前兩種是上等人，後兩種是下等人。第三等「漢人」，是指在蒙古征服以前，生活在中國北方的人，包括契丹人、高麗人、女真人，以及曾在金國統治下的漢人。第四等「南人」，就是南宋治下的漢人。也就是說，元朝制度的一個根本點，是對整個漢民族進行系統性的奴役與歧視。所以，無論如何，不能說明朝是一個蒙古化的朝代。

2，朝代更迭之際，會有劇烈的社會變革，但制度的演進，其實是緩慢的。由漢至唐，由唐至宋，由宋至明。假如只看各朝制度最獨特的部分，做時間跨度很大的比較，那麼每個朝代都迥然不同。假如時間跨度小一些，比如從漢末到魏晉，從南北朝到隋唐，從唐末到宋初，這樣比較就會發現，雖然王朝已經換了姓氏，制度變化其實不是很大。

3，當時蒙古人雖然已被逐出中原，但他們畢竟在這遼闊的疆域上，統治了百餘年（從忽必烈入主中原算起），百姓對元朝的制度，已經比較熟悉了。假如明朝剛一建立，就重新設計所有制度，百姓也會感到變化太大，難以適應。沿襲一部分前朝制度，既便於統治，對百姓也是很有利的。

4，明朝相距宋朝，已有百年，要求明朝去繼承宋朝制度，實在是過分。而且宋朝冗官冗費積貧積弱三百年，終於被異族消滅，其制度已被證實可以淘汰了。

5，明朝是否很落後，這一點還有待商榷。先假定確實很落後，那也不能推定，這居然是因為沒有繼承宋朝制度而導致的。假如實行宋朝制度，就必然先進強大，那麼宋朝為什麼亡了呢？

6，網上許多對宋朝文明的讚頌，可以說都是基於幻覺做出來的。我當然不是說宋朝一無是處，而是說遠沒有他們吹噓的那樣輝煌。

這裡引一篇我在別的問題下的舊回答：《宋朝知識分子的十種死法》。裡面談到了宋朝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可以讓一部分人清醒一下。

司馬少：如何評價袁騰飛「我可能生錯了地方，想穿越回宋朝，那裡對文人最友善」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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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鄰國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會決定一個王朝的思維模式。兩宋疆域狹小，與外族作戰，始終大喫其虧。這一不幸，反應到思想文化上，整體來說，宋朝是很小家子氣的。

8，相比之下，明朝的疆域、武功，直追漢唐。漢民族擺脫了異族的威逼、統治與歧視，漢文化得以復興。社會經濟也有很大發展。科舉制的興盛，使讀書人越來越多，書籍流傳越來越廣，學術討論不再是少數高門貴族的專利。這些難道不是值得稱讚的地方嗎？

我當然不是說明朝什麼都好，而是說評價一個王朝，要做到公允持平。宋朝有許多好的地方，也有不少壞的地方。明朝有許多壞的地方，也自然有不少好的地方。不能一說宋朝，就全是好處，一說明朝，就全是壞處。

9，明朝制度，有很多都是獨創的，既非繼承元朝，也非繼承宋朝。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並且要求子子孫孫都來遵守，絕對不可再立宰相。這一點對後來的政治走向，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自上古至元朝，每一個朝代都有其宰相制度。做宰相的人，其官名不一定是丞相、相國之類，但其職權很明確，那就是宰相作為政府首腦，天下大小事務，都由宰相來處理、負責。宰相做得不好，百姓可以罵他，皇帝可以罷免他。

到了明朝，沒有了宰相，那麼本來該由宰相來做的事，就變成得由皇帝親自來做。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二人，皆一代雄主，親自治國是勝任的，甚至遊刃有餘。可是後來的繼任之君，卻沒有這樣的天賦。

每天要看那麼多奏章，皇帝有那麼多時間嗎？看完了知道該怎麼批嗎？

治國需要政治才能，此前各朝，都是從大臣中挑選最優秀的人才來做宰相，皇帝只抓大事，不管小事。到了明朝，一切大事小事，都由皇帝親自做決定。皇帝不諳政事，也得硬著頭皮上，總不能自己罷免自己啊。於是任命了許多內閣大學士，來做自己的私人祕書。各種奏章，讓大學士先看，批好意見，寫在小紙條上，這叫做「票擬」，皇帝自己再照著小紙條描一遍，這叫做「批紅」。

這些大學士看起來像是宰相，其實與宰相迥然不同。最重要的一點，就在於他們沒有宰相的名分，天下大小事務，都不該他們來管，他們只是皇帝的顧問，可以出主意，不能直接管事。政策上的好壞得失，都該由皇帝自己負責。

明朝的皇帝，因為對政事不熟、不懂，也怕見大臣，爭論起來，也辯不過他們。而大臣不能直接擬定政策，他的一切想法，都需要先獲得皇帝的批准，才能作為政策去實施。

大臣要見皇帝，皇帝怕見大臣，二者要實現有效溝通，就不得不藉助太監。對大臣來說，太監是皇帝的代言人，儼然「真皇帝」。對皇帝來說，幾乎一切事都交給太監去辦了，太監成了「真宰相」。因此，明朝的太監專權，與歷朝歷代相比，就格外不同。

假如某個大臣，政治才能格外突出，甚至稱得上偉大，決定把朝廷大小事務都管起來，那麼他在當時也會遭到極大的非議，因為他事實上沒有許可權來管這些事。攻擊他的人，就會說他是個權臣。就像張居正那樣。

有些人將明朝後來的大臣執政，看作是宋文明的回歸，這基本可以說是胡扯。明朝後期這種狀況的出現，完全是時勢造成的，而不是對前前朝制度的拙劣效仿。

明朝廢除宰相制度，導致政治上出現了很大的弊病。但這些弊病，可以有別的方法來補救，並不是說一定得有宰相纔行。

每一個朝代，都會總結前朝失敗的經驗，修補制度漏洞，但新制度畢竟是第一回嘗試，又必然會出現相應的新漏洞。比如宋朝怕武將造反，制度上改成重文輕武、宦官統兵，其結果就是持續三百年捱揍嘛。

考慮到繼續說下去有跑題的風險，姑且就此打住。

10，明朝獨創的制度還有很多，有好有壞，這裡不多講了。總而言之，明朝維持了將近三百年的統一與太平，其制度不可能是完全照搬前朝。其文明程度，也不能簡簡單單一兩句話概括。像網上這樣一棒打死，將明朝說得這樣不堪，那是不負責任的。

你這個「傳統」是指什麼「傳統」？

這麼說恐怕不怎麼準確——從政治傳統和文化傳統來說，明朝更像是南宋。

明朝是中國古代中原王朝唯一的一個起於南方而得天下，並建都南方的政權。可以講，洪武政權在政治佈局方面，大體繼承了南宋的脈絡。這一政權發源特點對於明朝在北邊防禦體系的建設上，產生了一定影響。這便是在對外政策方面的內斂性。朱元璋在大體消滅北元主體力量後，便制定了「來則御之，去則勿追」的保守戰略。

按照黃仁宇的話來說就是

中國的「第二帝國」經過北魏北齊北周和隋的經始，有了唐朝的發揚光大，又經過五代十國的地方分權，和宋統之再統一。元朝的試驗，又沒有產生任何積極性的結果。等到朱元璋組織明朝時，他一方面好像行動自由，全帝國由他擺布；一方面他的視界也仍受近千年來歷史衍進的限制，因之他的作為，也仍無法超時代的發展了。

至於「宋明理學」、「宋明封建官僚制度」，核心內容大體上也是明承宋，和元朝相差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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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度來說明朝多承自金元，比如海禁。

【圖片】慶元路總管府銅權

慶元著名的玄妙觀也在這次倭寇侵掠活動中被燒毀。據虞集（1272–1348）《慶元路玄妙觀碑銘》載：

「島夷歲以土物互市，郡境吏卒侵漁之，不堪以忿，持所齎流黃等葯火城中。官府、故家、民居幾盡，觀亦與焉。蓋至大二年也。」《慶元路玄妙觀重修道藏記》也稱玄妙觀「入國朝，易今名。繼有倭夷之災，觀與藏俱毀。至大辛亥，呂真師既謀興復，首葺藏殿，置輪機，具像設。」據此可知，玄妙觀被倭寇燒毀，後又於至大四年重新修復。

為加強沿海戒備，至大二年，元朝江浙省從水路沿海萬戶府新附軍中調取三分之一，與陸路蘄縣萬戶府漢軍相參鎮守。至大四年十月，因「慶元與日本相接，且為倭商焚毀」，樞密院遂下令於「衝要去處，遷調鎮遏」，加強海防力量。延祐三年（1316），「大臣以浙東倭奴商舶貿易致亂」，遂奏請派遣漢卿宣慰閩、浙，撫戢兵民，海陸為之靜謐。延祐四年，王克敬被派往慶元「監倭人互市」。「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王克敬到任後，實行懷柔政策，將衛兵「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嘩」。

日本學者藤家禮之助認為至正年間日本商人焚掠慶元事件為「倭寇的前奏」，高榮盛進而認為該事件是一個明顯的信號或肇端，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之後的一系列倭寇事件，為元代倭患的一個「標誌性起點」。

至正慶元倭患平息不久，慶元又爆發了另外一次嚴重的倭患事件。據元朝學者程端禮1344–1345年的記載：

初，倭寇來鄞，防禦之官控御無度，且啟肆慝，焚屋廬，剽玉帛，民甚患之。公鎮遏，嚴師控制，貿易持平，表之以廉介，懷之以恩威，乃俛首讋服，恭效貢輸之禮。嘗中夜倭奴四十餘人擐甲操兵，乘汐入港。公亟訊之，得變狀，徵所賂上官金還之。倭旋及昌國北界，擄商貨十有四，掠民財百三十家，渡其子女，拘能舟者役之，餘氓奔竄。公亟駕巨艦追之。進其酋長，諭之曰：「曩不軌，在律無赦。聖上仁慈，不忍殄殲。汝敢怙終，復肆蠆毒！汝亟用吾命，幸寬貸之。稍予遲違，則汝無遺類矣。」皆股慄戰恐，願盡還所掠以贖罪。公從之，遂招徠其民，給衣食，使之保聚，皆兩舉手，環公拜且泣曰：「吾父母也。

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這是最早明確使用「倭寇」一詞的中國文獻。文中所記的諤勒哲圖（1299–1344），圖伯特氏，世居燕山，祖上戰功顯赫，延祐庚申（1320）欽受符命授懷遠大將軍蘄縣翼上萬戶府、達嚕噶齊，正三品，不久又奉檄鎮海口，因功受賞，加授定遠將軍，至正甲申（1344）拜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加中奉大夫兼前職。程端禮「知公顛末最詳」，故撰文記述其生平。

結合上下文背景可知，此次倭寇事件大約發生在1320年代。因當時慶元地方官吏貪污腐敗，苛待日商，故引起後者憤而報復。當時進犯鄞縣的倭寇人數也頗多，一次就多達40多人，且攜帶利器，組織有方。倭寇流竄到昌國北界（今浙江嵊泗縣境內）後，搶劫了14處商家和130家民宅。倭寇不但搶商貨、掠民財，而且還焚屋廬、擄民人，給沿海居民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泰定元年（1324）六月六日，倭寇進犯鶴沙（今屬上海浦東新區），殘殺居民達600人，瞿婦喬永貞氏拒辱反抗，後死於倭寇刀下。趙天放歌頌其氣節曰：「倭賊殺民凡六百，獨有婦喬死貞白。」泰定二年（1325）十月，日本商船又駛抵慶元海口，浙東宣慰司使馬鑄隨即向之宣告朝廷嚴格管理貿易的旨意。然而，日本商人初聞旨意之時，「疑駭不肯承命」。馬鑄見狀，一邊反覆申諭，一邊整頓軍隊，加強巡警，規範商貿。最終，慶元的中日貿易市場得以正常運轉。至順元年（1330），張震任慶元路同知，總管府事。張震上任後，繼續實行恩威並施的政策，「接之以誠而防之不測，交易而退，遂以無事」。

元人姚桐壽在至正癸卯（1363）所作的《樂郊私語》中記載了發生在浙江澉浦的倭寇事件：

近年長吏巡徼，上下求索，孔竇百出。每番舶一至，則眾皆歡呼曰：「亟治！廂廩家當來矣！」至什一取之，猶為未足。昨年番人憤憤，至露刃相殺，市舶勾當死者三人。主者隱匿，不敢以聞。射利無厭，開釁海外，此最為本州一大後患也。

宋初，澉浦置市舶場，元至元十四年（1277），設市舶司，大德二年（1298），澉浦、上海二處市舶司併入慶元市舶提舉司。姚桐壽文中所記的「番人」當指日本商人，因其不滿澉浦港官吏的勒索憤而反抗報復，三位市舶司官員在衝突中被殺。此次倭寇事件，當發生在至正二十年（1360）前後。

在這種情況下，元朝不得不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並把原來的7個提舉市舶司減至3個

自今諸處，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溫州市舶司併入慶元，杭州市舶司併入稅務。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蕃。……二年，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八兒、唄喃、梵答剌亦納三蕃國交易，別出鈔五萬錠，令沙不丁等議規運之法。大德元年，罷行泉府司。二年，並澉浦、上海入慶元市舶提舉司，直隸中書省。是年，又置制用院，七年，以禁商下海罷之。至大元年，復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二年，罷行泉府院，以市舶提舉司隸行省。四年，又罷之。延祐元年，復立市舶提舉司，仍禁人下蕃，官自發船貿易，回帆之日，細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蕃之人將絲銀細物易於外國，又並提舉司罷之。至治二年，復立泉州、慶元、廣東三處提舉司，申嚴市舶之禁。

謝邀。

明制主要承襲金元制度，而非宋制，這個是肯定的，儘管說朱太祖無論是真情實意還是虛情假意地，確實作過恢復唐制的努力，但金元制度仍是明制的主要繼承方向。儘管金元制度本身又是與唐代和宋代制度緊密聯繫的（遼宋承唐制，金制承遼宋制度，元制承金制），但金元二朝也有自己的制度創造，尤其元代（據杉山正明氏稱，元世祖定製甚至受到羅馬、波斯制度的較大影響），所以說，宋制對明制的影響總體是比較小的。也就是說從政治制度上來講，這個是大體成立的（如果排除後期官制中「使職」趨多的傾向）。

但是，就其他角度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

首先，雖然明代的政治風氣、君臣關係應當來講與金元征服王朝密切相關，但是永樂死後，皇帝和文臣政府、武將三者的關係越發接近宋朝，金元之風總體趨弱，越是到了後期這種傾向便越為明顯。類似的情況在思想學術、政治制度等領域也有體現。最典型的，明太祖、明成祖對待臣子，完全是奴隸主對奴隸的態度，殺起來猶如殺雞，全不手軟，這一臣事君猶奴侍主的風氣直接承襲金元但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等到嘉靖時，明世宗雖然玩弄臣下於手掌之中，但也不敢效法自己的祖先，大殺文臣以固君威了。等到萬曆時，皇帝已經很大程度上對文官們無可奈何了，連立儲這樣的家事都無法自決了，這就頗有些唐宋官僚對皇帝的制約的意味在了。但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否（完全）由於宋代傳統的回歸尚待考證。

其次，有些宋的傳統也為元代所繼承，如赫赫有名的程朱理學，便是顯例。這些東西自然也會被明所繼承，在這些方面，明自然也繼承了宋。

另外一方面，中國是個大河農業文明，本質上不會太開放、激進，太富有鬥爭意識，這個跟西方海洋文明和初期阿拉伯文明有很大區別。就文化而言，漢人主流文化由開放走向保守的節點是安史之亂而非蒙古入侵，這主要也不是因為安史之亂造成了什麼特別大的文化惡果，而是因為先前唐的開放本來就很不正常，而安史之亂使唐朝向正常的中原王朝轉變，而後來的漢族王朝都還比較「正常」，所以。。。。。。就對外貿易交往方面而言，明的封閉保守也怪不了蒙元，相反蒙元中前期在這方面極為開放，比唐宋都開放。中國徹底走向閉關政策，轉折點應為明太祖施行嚴格海禁，這個政策為後世所繼承，導致了所謂的「封閉保守」，怪不得別人。

歷史上確實如此，宋亡是全面淪陷，宋的所有官方社會成果都毀了，再加上元是大帝國，根本不屑宋的傳統，也沒有什麼保護。到明時只有元的成果最容易繼承，宋只存在於文獻之中，和唐一樣，只能靠想像。

這種說法很扯，首先如果宋朝那麼好，他就不用向金稱臣了。最後一句有些二元論，屬於宗教範疇，專制與民主自由相對立，封閉與開放相對立。如果看過聖經的人都瞭解這種二元法則，上帝與撒旦對立。這是一個西方哲學邏輯，所有的西方思想都多少帶有這種邏輯，也形成了現在西方人的價值觀永遠有對立。中國人講究中庸之道，恰恰認為不偏不倚，折中調和。

說起專制，趙構殺嶽飛，向金稱臣，在那個朝代能善終？再比如趙構都跑海里去了，大宋照樣運行。元順帝跑漠北沒幾年北元皇帝都殺沒了。南明的皇帝淪為地方軍閥的傀儡，老佛爺還沒死呢，大清就東南互保了。比起專制來宋朝纔是大哥。元朝蒙古人雖然打天下狠，執政很難說專制，能10年換5個皇帝堪比日本換首相也專制不起來。明清兩朝是加強皇權，主要是加強中央各部的權力，讓大臣更加沒地位，更加依附於皇帝，但對地方的控制反倒是削弱了。

說起封閉，近代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越開放的國家死的越快，越封閉的國家，往往傳統勢力強大，活的越久，但缺點是保守思想嚴重阻礙變革，這是一個悖論。現在西方面對的就是這個矛盾，看看他們怎麼處理吧。

鑒於現在美國已經開啟晚明模式，英國已經開啟晚清模式。專制封閉是導致國家衰落的主要原因的說法，有待研究。

前面似元，最典型的就是把蒙古主僕那一套學去。後期，文官日漸勢大，君權相對減弱以及對民間開放海貿的行為（雖然時開時關），漸漸有了氣象，但整體還是不如宋。主僕教育出來的都是一羣勢利無能小人（準確來說明後期君權不能算被架空，是皇帝被忽悠，而且沒太祖殺伐果斷），被忽悠拿手中的權力亂來，尤其是崇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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