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國學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寶藏。也有人說,國學是糟粕,是封建迷信。那麼到底該怎麼正確認識國學呢?它對當今的我們究竟有何影響?


國學是個空瓶,什麼酒都能往裡裝。

儒家來了,國學成了君君臣臣的倫理道德;

法家來了,國學成了亂世重典、嚴刑酷法;

西門慶來了,國學成了壓在婦女頭上的貞潔牌坊,「三精成一毒,專治不潔女」;

科舉來了,國學就成了寒門士子出人頭地的稻草,成了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八股文;

洋人來了,國學就是我大清之本,豈能以夷變夏?

五四來了,國學就是封建枷鎖,唯有打倒孔家店,才能迎來德先生賽先生;

汶鞈來了,國學就是封建四舊,就是壓在無產階級頭上的大山;

消費時代來了,國學就暴發戶門裝點門面的佛珠手串、玖球天後,和散裝仁波切;

百家講壇來了,國學就是XX論語心得、弟子規,以及5塊錢一本的地攤雞湯;

問題兒童來了,國家就是豫章書院,專治各種不服,打到你生活不能自理。

江湖術士們來了,國學就是瞎子算命、麻衣面相。

孔子學院來了,國學就是剪窗花、包餃子、中國結、唱京戲。。。。

國學的價值就在於以「國學」之名,兜售自家的麻花。王麻子家有國學,李跛子家也有國學,可王家和李家的國學還真不是一個味道。然而但它們都叫國學。


有這麼一句話,做事先做人,做人先立德。

國學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說是德學。

而今社會的有些人,是真的缺德!

別的不說,就最近的新聞

《金牌女王》經典臺詞:

很多被害者的遺屬帶著幾近絕望的憤怒抗訴,要求給犯罪者更重的刑罰,要求處以極刑。要說為什麼他們的憤怒會如此強烈,那是因為這些犯人中很多人都不為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悔恨,唯一悔恨的只是自己被逮住,為了讓審判對自己有利,他們會演一些令人作嘔的小把戲,這樣的小把戲被害人家屬一眼就能看穿。他們說自己的成長經歷,說自己不被父母愛護,說社會對自己不理不睬,盡說這些讓人膩煩的狡辯和自欺的廢話。我告訴你們即使被塞進同樣的環境,不,即使遭遇更殘酷的命運,很多人也絕不會犯罪。會那麼輕易地剝奪他人尊嚴的人,他心琴的弦早就一根不剩了!一根不剩!


我2009年開始穿漢服,2010年進了騰訊。有一次上廁所,我聽到隔壁廁間有人聊天,說我整天穿漢服好裝怪。當時我在騰訊新聞組(2012年左右),於是選用當時的幾篇新聞寫了個打油詩,全文如下:

【致對同袍穿漢服初衷不解的人】

——錦官城詩易 (如需轉載、註明出處)憶往昔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看今朝為蘋果機賣腎賣處。 (賣腎買iPhone)憶往昔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看今朝戀愛不成硫酸火油。 (陶汝申)憶往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看今朝行人匆匆不敢扶老。 (彭宇案之後引發一系列不敢扶老新聞)憶往昔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看今朝悅悅竟遇見死不救。 (小悅悅事件)

憶往昔貧不移子不嫌母醜,

看今朝貴出國恨爹不是剛。 (拼爹)憶往昔講誠信可畫地為牢,看今朝逃責任葯家鑫八刀。 (葯家鑫事件)憶往昔文君當壚鳳求其凰,看今朝結婚拜金要車要房。 (高額彩禮、一動不動、萬紫千紅)憶往昔人之初百善孝為先,看今朝未入土撕臉爭遺產。憶往昔指南造紙火藥世界震撼,看今朝毒大米地溝油三聚氰胺。 (食用品不安全)

憶往昔高麗扶桑均對華夏嚮往,

看今朝漢文化不傳承媚外崇洋。憶往昔華夏衣袂飄飄萬國來朝,看今朝著漢服罵作秀諷刺譏笑。嘲也好笑也罷甚至說我無下限,惜文化無傳承秀的是淚流滿面。你可知華夏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失傳非日韓搶奪只因國人忽視。也許你會認為社會風氣就這樣,實際在於你是否重視傳承發揚。

做到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

細微處點滴間柔溫暖綻放光芒。守原則有底限勿以惡小而為之,樂助人施援手勿以善小而不為。生下來活下去生活的確不簡單,修身心增內涵傳承文化亦不難。一萬人眼中有一萬個哈姆雷特,你喜歡或你討厭彼此互不干涉。非復古非封建擇其善者而從之,愛漢服或黑絲如飲水冷暖自知!

錦官城詩易:為什麼我國有很多人對漢服圈的人很反感??

www.zhihu.com圖標

漢服對我來說,往小了說只是一件衣服,往大了說這一個理念

一個非常天真卻異常美好的理念

為什麼要說漢服是一種理念呢?

如果大家都從小學習《論語》《增廣賢文》《千字文》

每個人都懂是非曲直,知禮義廉恥,老師循循善誘,學生尊師重道,商人貨真價實,路人友善互助,就像前面那個打油詩憶往昔那些美好而溫暖的傳統,如果現在還很普遍的話,

如果現實中大家提起做好人好事的人,是發自內心的讚賞,而不是在內心裡認為那個人是個傻子的話,華夏、中國又會是怎樣的呢?


國學魚龍混雜,但有必要進行統一,併入正式語文教育。

語文教育,不能僅僅是要求識文斷字,根本是要灌輸一套文化信仰的。文以載道。

有前途的國學,就應當是改造過的「禮教」體系,現代禮教,或者人民禮教。

這國學教育的根本就是塑造中國人的信仰,產生真正的文化認同。

現代教育,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是什麼?核心必須是屬於中國人的信仰體系 不然各種狂熱狹隘的民族主義,都是沒有根基的。

中國人的相互認同,不能只是語言文字,文以載道。國學應當成為那個道。

很多人標榜自己是民族主義者,很狂熱,也很膚淺。因為他們若到了國外,就無法保證他們的子女在異族的「薰陶」中,繼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說到底,就是缺乏信仰。其民族主義,只是因為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情懷」,是「鄉願」,沒有更高的精神。那麼他們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無法獨善其身。不能始終堅守自己的華夏兒女應有的信念信仰——他們本來就沒有過,或者很雜亂。

但穆斯林的子女還是穆斯林,猶太人的子女還是猶太人,異族之中千餘年,是他們同化別人,而其他文明沒法同化他們。這就是靠伊斯蘭或猶太教的信念的力量。

國學的改良與使命,就應當是,叫華夏兒女無論在何方,都能堅持自己的華夏的文明信仰。而不是隨波逐流,到處都是被同化的對象。國學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信仰的砥柱中流,猶如穆斯林之伊斯蘭,猶太人之猶太教。這就是華夏文明的精神堡壘。

國學,或者說禮教,要大力改造,發展成為新時代的普世價值。大力頌揚,而且絕不能停留在教育辦學層面上,要深入生活中,乃至建立與政府的密切關係,意識形態上化解矛盾,黨和政府積極推進,這纔是中國人信仰的根本整合。


目錄

1、想要學國學,當今時代只能成為一個研究者?

2、古人是怎麼學國學的?

3、近三百年來,「國學」是怎麼變成研究體系的?

4、「中國文化的義勇兵」

不邀自答。

要想學國學,就得皓首窮經,成為一個研究者,這似乎我們這個時代給那些對傳統文化感興趣的孩子們的唯一答案。

「我要找的是中國文化的義勇兵,不是研究生」。——錢穆

聽錢穆先生談國學出路 | 全文共6000字

錢穆先生在素書樓

錢穆先生(1895—1990)去世迄今已經29年了。

29年來,世事多變。中國大陸上對錢穆先生的主流看法,已經從1949年時《人民日報》中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極少數人」,變成了受人尊敬的一代國學大師,差可慰藉青史。錢氏的著作得以大量刊行,其學說得以被廣泛接受,其「溫情與敬意」一語更是風靡海內。

然而,錢穆先生著述等身,教書育人近八十年,他念茲在茲、終身不遷的心志,究竟在哪裡?恐怕能言者寡矣。

圖:錢穆先生著《國史大綱》選段 | 網路

1、想要學國學,當今時代只能成為一個研究者?

今日談到「大師」、「學者」之類,海峽兩岸絕大多數中國人首先想到的,必是大學、研究院所中那些出入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若干篇、獲得各類基金資助的教授、研究員、院士云云。

如果想要在中國傳統文化(或者直接說,就是國學)方面有所成就,恐怕就一定要走上那條「學術研究」的路子。下圖所示的日前某官方機構的文章,即可窺見一斑:

筆者不幸,從小就對傳統文化還算感興趣,也認真守法地接受了九年義務教育,上了個還算湊合的高中,然後是還算湊合的大學本科和碩士,現在唸著還算湊合的博士。十年來往還海峽兩岸、中美兩國,對這類問題還算略能說上一二。

「僅靠誦讀來學國學」是不是「再用功也只能學到『偽國學』」是另一個值得探討話題,在此姑且不論。單就圖中第一段所稱的那個「最好也是唯一的方式」而言,在絕大多數人看來,簡直就是奉為圭臬、萬世不遷的真理。是啊,假如一個人要成為鐵路工程方面的專家,他自然得按部就班地念一個好大學的相關專業,最好再讀到碩士、博士,纔算是具有了成為專家的可能性。鐵路工程是,國學為什麼就不是呢?

要想學國學,就得皓首窮經,成為一個研究者,這似乎我們這個時代給那些對傳統文化感興趣的孩子們的唯一答案。

一個孩子要想研究(在我們學術界,「研究」會被雅稱為「治」)《詩經》,會去報考中文系,要想治《春秋》,會去歷史系,要想治《中庸》,會去哲學系,這是一百年來我們習以為常的答案。但是,如果有一個孩子,「略帶天真地」說,他不想做研究,也不想去學術界,只是想自己也成為孔子、孟子那樣的人物,有哪家學校、哪所院系可以成為他的容身之地呢?

2、古人是怎麼學國學的?

孔子、孟子自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孔子、孟子所教的,是人在精神層面的覺醒和提升,是一以貫之、超越生死的「道」,是無論生活環境好壞都能「不改其樂」的那種永恆的快樂,是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般巋然不動的狀態。至於知識和邏輯,那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事情。

宋朝人也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去儒者主持的書院。朱子說「讀書是學者第二等事」,他教的是「自盡其道,所值之命皆正命也」,教的是一個人如何能因為問心無愧而做任何事情都會一往無前,這當然不是音韻學,也不是訓詁學,也不需要人背下多少萬字的經典。同時代的心學大師陸象山更說「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這兩位世界級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學術上的觀點爭鳴了千年,卻竟然集體跟人說「讀書不重要,識字也不重要」,足令我們今天許多大談特談教育理念的人士赧顏。

明朝人更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書院不再只是那一組組建築,有人的地方就有道場,儒者也不再只是公卿大夫,人人皆可以做工夫、皆可為聖人。「當時講學之鉅子,所至集會開講,樵夫、陶匠、農工、商賈,無人不可聽講,無人不可講學。」王陽明十幾歲的時候,讀到聖賢書,便立志要「做聖賢」,最後也終於成了一位聖賢。他的後學弟子,到天下各地去講人怎麼能做到「自尊無畏」,一次講會,常常能集中上萬人,「知與不知,皆能有所得而去」。

當代的宗教徒們也能回答這個問題。如果孩子問「我怎麼能修成羅漢果位」,我們可以說,到某某寺廟去,跟著某位高僧大德學習。在西方,如果孩子問「我怎麼可以得到救贖」,父母會帶著他到教堂,剩下的事情,有神父一步步的指點。

然而,當今天的孩子們向我們問到孔子、孟子,問起「我怎麼才能擁有顏回『三月不違仁』的那種快樂」、問起「我怎麼能達到『四十不惑』的境界」時,我們該怎麼回答?支支吾吾地說「好好學習,將來報考清華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可是,這樣的答案,我們自己信麼?

環顧四海,我們恐怕只能拿出最大的善意,跟孩子說一句,「對不起,沒有」。

這不是我們自己的錯,因為在我們小時候,乃至在我們的父輩、祖輩、祖祖輩的小時候,都沒有人能告訴他們,應該去哪裡。錯的是這個天下,錯的是這幾十年上百年的一代又一代人。

素書樓現況。自攝

3、近三百年來,「國學」是怎麼變成研究體系的?

抗戰前,錢穆先生還在北大教書的時候,就說「持論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其不詆訶而揶揄之,為賢矣」。

那是新文化運動之後打倒孔家店、強調「科學地整理國故」的時代,大學裡還能容得下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教授已經算是莫大的恩惠了。至於還想像宋明的儒者那樣躬行實踐儒家的義理,就差被同事和學生指著鼻子罵了。

再往前幾百年,清代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清代人修《明史》,在《儒林傳》的最後諷刺明代儒者「經學非漢唐之專精,性理襲宋元之糟粕」。在清代高壓的政治氛圍之中,始則不敢言春秋大義、華夷之辨,繼則不能學性理精微、修身工夫,終則只能相率逃於故紙堆中。因為學了真的儒學,人就會挺起脊樑,就會不服那個講假儒學的朝廷。於是,他們只能也學起假的儒學,在安全而空洞的文字、音韻、訓詁、版本、校勘、目錄之學上費勁畢生精力,研究「三省吾身」的「省」字漢代怎麼念、唐代怎麼念,考證「膾不厭細」的「膾」到底是什麼好喫的,美其名曰「漢學」、曰「考據」、曰「樸學」。

這三四百年來,「儒學」的異化如此層層展開。人們在不知不覺之間,就淪入了一套規模宏大、炫目多彩、空洞不實的體系之中,此體系便曰「學術」、曰「研究」。幾百年來,有多少人,在兒時讀書時尚懷有那些無比天真卻又無比真實的興趣,一旦步入這一體系,就被不斷吞噬、不斷扭曲。

以我在學術界混跡交遊的經歷而言,許多「學者」,都曾經無比珍視自己對文化的摯愛,後來卻不得不接受將摯愛變為自己的謀生工具,「著書都為稻粱謀」。他們在學術界立足,假裝自己確實在做著自己最喜歡的事情,卻覺得越來越痛苦,覺得自己的「研究」越來越不能真正讓自己感到意義。可是,他們根本不知道出路在哪裡,因為這三四百年來,就不曾有人講到過出路。

他們曾經讀過的書告訴他們「欲賓士天下,捨我其誰」,他們曾經膜拜的人物留下的名言是「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但是,他們所做的事情,竟然與自己的生活絲毫不發生關係,與大街上的老百姓不發生關係,更聯繫不到國家民族與天下的興亡。

在許多時候,他們會沉浸在一種悲觀的情緒當中,漸漸地麻醉自己,讓自己相信:自己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為自己所熱愛的文化終究只是屬於那個一去不返的古代;緩解痛苦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現實。儘管自己很喜歡那個東西,儘管自己也是在研究那個東西,但是,無可奈何花落去,這幾十年上百年的歷史告訴他們,他們能做的,無非就是隔著玻璃,看著那個花落去,至多是發出二三聲嗟嘆而已,根本插不上手,可能也從來沒想要插上手。

至於更多的人,則是毫無察覺。

中央研究院是民國法定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亦代表了民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水平」。不過,錢穆先生於196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嗣後直至去世,除當選酒會之外,未曾一步踏入中央研究院。圖為在臺北市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自維基百科

4、「中國文化的義勇兵」

回到錢穆先生。

錢穆先生早年確實是因考據學而聲名鵲起,憑著《劉向歆父子年譜》等皇皇鉅著,居然能以一鄉間寂寂無名的中學老師而躋身於國立北京大學的講席.

不過隨著時間推移,越到後來,錢先生越發地不再那麼看重考據,也和大學研究院體制漸行漸遠。

1949年,錢穆先生避走香港,赤手創辦新亞書院,後來在新亞書院被併入港英殖民地政府創辦的香港中文大學後憤然辭職,不久後即赴臺灣。據我所熟識的錢門弟子介紹,錢先生旅臺二十餘年,幾乎從未前往當時的「學術中心」中央研究院和國立臺灣大學,儘管受聘於私立中國文化學院(今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也只是於自己在素書樓的家中開設講席,讓學院的學生及各界人士到自己家中「來學」。

錢穆先生後半生逐漸不事傳統考據學的「學術研究」,轉而從宏觀上關注如何為中國文化興滅繼絕、如何「為故國招魂」,這在許多「學界中人」看來是不可理喻的。有人覺得,錢穆前半生的幾部大部頭的經學著作纔是其最高水平的表現,後半生轉而直接面向全社會而非僅僅是學術界來談宏觀、談文化、談天下、談青年人的擔當、無所不談,不是學者應該做的事情,飄飄然了,自以為是國師了。甚至我曾聽故老轉述,其嘗親眼目睹錢門某主要弟子當面對錢先生說「如果您能重操舊業,在考據方面再下一番工夫,您的名氣一定會越拉越大」。實不知錢先生聽聞此語,當時做何感想。

對於自己畢生的心志,錢穆先生晚年在一次講學時曾一語道破,「我要找的是中國文化的義勇兵,不是研究生」。換句話說,錢先生所自我認同的、所期待培養的,不是對中國文化的客觀的研究者,而是真誠的信仰者與傳播者。

儘管這不是錢先生病逝前留下的最後遺言,但我相信,這是他晚年始終最牽掛的事情。他所希望找到的,是能和他一起在文化的戰場上衝鋒陷陣、解救同胞、收復河山的戰士,而不是躲在學院裏流連於所謂的「學術」、陶醉在世人欽羨的目光中的學者.

孟子強調儒者所追求的是「天爵」而非「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義勇兵所冀望與推廣的是對天爵的擇善固執;若只有學者、研究者的身份,即便是到了所謂的最高學府(如哈佛大學),至多不過是人爵的提升,「膺時」而已,即便把儒家當成研究的對象、即便對儒者發自肺腑地尊重,到頭來也與孔孟朱王所傳的真儒家洵屬兩端。

在這個意義上,能有人與錢穆先生「談知識」、「論學問」,錢先生固然會感到欣喜。但無可否認的是,錢先生個人安身立命之所與對學生的期許,必有超越於「知識」與「學問」之上者。

1986年06月09日,九十二歲的錢穆先生在素書樓家中講完最後一課,結束七十餘年的執教生涯。圖自新亞師友

在《宋明理學概述》一書的序言中,錢穆先生說到:

顧餘自念,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雖經亂離困阨,未嘗敢一日頹其志。雖或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雖或毀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榘矱,時切其嚮慕。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不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雖數十年光陰浪擲,已如白駒之過隙,而幼年童真,猶往來於我心,知天良之未泯。

這是錢先生將近百年人生的信仰自白,也是一位中國文化義勇兵給20世紀這個時代留下的見證,我每一次讀到,都感到暢快淋漓。

文中說,「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不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先儒顧炎武主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錢穆先生立身行道,所據的身份的根本,並不是因為他是某某大學的教授、某某研究院的院士,而做一種「職業上的」行為,而是與千千萬萬普通的如「匹夫」一般的中國人一樣,以一個中國人對本民族文化發於至誠的感情所驅使。只不過,他自認為是稍稍向前多走了一步的「義勇兵」而已。

匹夫不一定能做研究生,但是匹夫卻一定能成為義勇兵。

研究生要學《史學方法論》、要懂校讎(chóu)學、要讀遍八百年來論朱陸異同的所有文獻,但是義勇兵不一定非要有大學的畢業文憑,只需要明白人不應當是工具、只需要知道「人能弘道」、只需要懂得「匹夫不可奪志」。

研究生要會熟練使用多種研究語言、要發表多篇SSCI級的期刊,義勇兵只需要「己欲立而立人」和「斯友一鄉之善士」、讓自己的溫暖能帶動身邊的人。

研究生自詡冷靜、謹慎與客觀,卻常常因在唸書時擔心能不能找到工作、找到工作後擔心能不能評上終身教職而整日惴惴,義勇兵只需要有一腔的真誠來直道而行,便可昂然自立在天地宇宙之間。

素書樓現況。自攝

錢穆先生還曾經說:

人總有一死,在此短短數十年間,總盼有能感到痛快舒服的一段。這絕不是知識,也不是權力,又不是經濟,又不是環境,而是將我內心中所蘊蓄的最高要求,能發揮出來,而成為道德精神的,這決然是人生中最舒服最痛快的一段。

對這種「痛快」和「舒服」的追求,是錢穆先生本人畢生的精力所在,是孔孟以降歷代儒門教人的宏旨,更是世間所有人想要滿足的形而上的本能。

人生短短几十年,我們今天再講儒家,講天下國家,已經根本不需要再用學院或者其它什麼地方作為聊以安身的幌子,也早該衝破清代及以降施加的重重枷鎖與相應而來的「學術研究」的藩籬,盡可以直接以匹夫之身,奮義勇兵之志,直道而行,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在社會的各個職業,把人之為人的高度坦坦蕩蕩、舒服痛快地做出來、傳出去。

我曾與中研院一位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前輩學者談起我正在做的事業。大家都治明清歷史,並不需要解釋太多,我只是說,我和我的老師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四百年前王陽明的弟子和他們的老師做的事情。語畢,我能夠明顯地察覺到那位前輩學者的情緒波動。

幾百年來的中國人,對於沒有真儒家的世道已經感到習以為常。對於中國的歷史與儒家仍抱有興趣的人們,主動地或者被動地,或者黯然把那一團火悄悄地埋在連自己也看不見的心底,或者躲在「學術研究」的場域,或者,其中的豪傑之士,乾脆遁入禪林。不過,假若他們看到儒家的義勇兵們真正能夠闖出一番天地來的時候,他們會感到驚訝。在驚訝之餘,他們會感到欣喜。在欣喜之餘,我相信,他們也會振衣相從。這並不是因為任何「學術研究」上的快感,而是因為他們看到了自己所研究的、被幾代人認為只是屬於古代那個特定時代的、那些彷彿博物館櫥窗裏靜態展品般的「對象們」,又重新活了過來——那些流離了幾百年的中國人,終於有家可回了。

錢穆先生在臺北所居住的素書樓,除為紀念其無錫七房橋祖居「素書堂」外,亦取《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意,意為無論外在的環境如何,儒者的狀態始終巋然不動。自攝

「古來大偉人,其身雖死,其骨雖朽,其魂氣當已散失於天壤之間,不再能摶聚凝結。然其生前之志氣德行、事業文章,依然在此世間發生莫大之作用,則其人雖死如未死,其魂雖散如未散,故亦謂之神。」這是錢穆先生在《靈魂與心》中所著的一段話,正可以用為本文的尾聲。

隨著時間的推移,竊謂錢穆先生的意義還將越來越彰顯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並為所有對儒家與中國歷史尚存關懷的人們所愈加重視。而我也相信,那些屬於知識的、邏輯的、研究生職業的「學術研究」或有升降,但錢穆先生在20世紀的滾滾濁流中獨樹一幟,其所大聲疾呼併力行終身的「義勇兵」精神,終將成為時代的旗幟,指引著新的義勇兵們再造乾坤。

(全文完)

謹以此文紀念

錢穆先生逝世(1990年08月30日)29週年

本文首發於「儒見」微信公眾號

(作者朱頤釗,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生也可以做義勇兵!

延伸閱讀

  • 〈專訪錢穆弟子辛意雲:先生沒有一天忘記中國的未來〉
  • 〈避地難求三戶楚:記錢穆先生在臺北的最後歲月〉
  • 〈忘不了的人和事〉

參考文獻

  • 《明史》卷282
  •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
  •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
  • 錢穆,《國史大綱》卷首語
  •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
  •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自序
  • 錢穆,《靈魂與心》
  • 錢胡美琦,《賓四先生與素書樓》
  • 餘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
  • 餘英時,《餘英時回憶錄》
  • 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載北平:《人民日報》,1949年08月15日,版1
  • 共青團中央,〈教育部:嚴禁以「國學」「私塾」等形式替代義務教育辦學,網友:大讚!〉

(本文之撰寫,蒙孔陽先生審閱及三不能齋、生無所息等君提出修改意見,謹此申謝)

編輯:朱頤釗、Vi、蒜

為儒門做見證
發佈於 2020-12-14繼續瀏覽內容知乎發現更大的世界打開Chrome繼續唐珣唐珣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謝邀@曾國藩小姐姐

我想套用近代國粹學派的一個觀點:國學不是孔學,國學不是君學,弘揚國學是為了激發種性與愛國熱情。

誠然,國學的復興有利於民族自信心重振與愛國熱情的高漲。但是,目前的「國學復興」卻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齊,各種糟粕借著「國學復興」的名義沉渣泛起,荼毒青少年。

那些辦培訓班,教《三字經》、《弟子規》的也就罷了;就連那些陰陽八卦、命理風水等鬼神迷信也借屍還魂,到處招搖撞騙。這些糟粕的存在,使得現在的「國學復興」被逐漸污名化。


我想套用近代國粹學派的一個觀點:國學不是孔學,國學不是君學,弘揚國學是為了激發種性與愛國熱情。

誠然,國學的復興有利於民族自信心重振與愛國熱情的高漲。但是,目前的「國學復興」卻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齊,各種糟粕借著「國學復興」的名義沉渣泛起,荼毒青少年。

那些辦培訓班,教《三字經》、《弟子規》的也就罷了;就連那些陰陽八卦、命理風水等鬼神迷信也借屍還魂,到處招搖撞騙。這些糟粕的存在,使得現在的「國學復興」被逐漸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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