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鰲梗潯舉|就是「閹黨救國論」，其基本思路是，東林黨（就是全體文官）已經成為了無可救藥的大明蠹蟲，只有閹黨因為與皇帝朝夕相處，權力也是皇帝給的，自然也就更忠心，才會為大明盡心儘力。該「學說」似乎是從灰熊貓開始，跟毛文龍擎天一柱、袁崇煥賣國漢奸一起火起來的。

我閑來無事倒是發現了一些有趣的數據，連起來看很有意思。

一、太監真的都很忠心嗎？

答案是否定的，就像文官裏有迎降的也有殉國的，太監也是如此。太監杜勛從天啟七年五月就開始分守中軍協贊軍務，結果在崇禎十七年的時候，闖王攻陷宣府，「監視太監杜勛郊迎三十里」，完事到北京城勸降崇禎的也是他。闖王進來北京，「禮監太監王德化及各監局掌印太監皆出迎，自成即命照舊掌印」。這是降順的，投降清朝那邊的也不少，比如崇禎朝著名太監高起潛，「王師南下……起潛……投降」「攝政和碩睿親王賞……內監曹化淳、車應奎、王德化、王之俊等貂褂各一襲」，這是降清的。所以，那些覺得太監更忠誠更愛國的，你們是哪兒來的自信？

二、天啟朝的時候明朝很有錢嗎？

答案是否定的，不僅否定，而且否的很厲害。常見不少吹捧天啟和魏逆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在天啟時期九邊軍士並不缺錢。事實呢？那就有趣了：

閹黨完全掌權的天啟六年、七年，欠餉比例60%+，「天啟七年七月壬午,鎮守宣大太監葛九思題：宣鎮缺糧數月，……今京、民二運積欠二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所以，何來「九邊軍士並不缺錢」一說呢？

三、崇禎只會向農民要錢嗎？

答案是否定的。

「崇禎二年五月十六日，戶部尚書畢自嚴《會議邊餉事峻通行匯冊頒布疏》：一、加增榷額，議之者科臣解學龍也……奉聖旨：關課按考成欽此欽遵相應備札南北榷關，除每兩加羨五分外，仍量增五分為一錢，照正額通算，合計八關共增銀五萬餘，而務要按期完解到部充餉，不許藉口增稅致剝商膏，以叢物議，差滿之日應同正額一體考覆。」這是給商稅要錢。

「崇禎十一年春正月戊寅，工科給事中傅元初請開福建海禁，通市佐餉，命部議，行之。」這是給關稅要錢。

「崇禎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通查海內生員，大州縣五六百名，即小縣亦二三百名，計一年所入可得三十萬兩，足當一省賦役，今自崇禎三年為始，盡扣充餉，亦不後其君者之當然耳。」這是給士紳要錢。

「崇禎三年二月十六日……一、議鹽課之應存也，……在兩淮……兩浙……長蘆……山東……福建……廣東……河東……陝西……，以上各運司、提舉司共增銀一十四萬餘兩，……合自崇禎三年起，照舊加徵，以濟軍餉，候事平停止。」這是給鹽商要錢。

四、天啟從不向農民要錢嗎？

答案是否定的。

「天啟七年七月二十二廵按廣東晏春鳴按粵事竣，題述地方利病……得旨：據奏，粵中搜括抵餉其實攤派雜稅、抽扣兵餉、那移賦額，種種累害，及太平廠稅額外加派商人，困苦情獘，昭然甚悉，著即與改歸田畝，照地徵輸，以抵遼餉，俟遼事平日另議。」

五、崇禎朝胡亂加派，天啟朝不會嗎？

答案是否定的。

天啟五年六月二十八御史吳□中疏言：……一、稅餉之擾民滋甚，粵自正餉外，有鴨餉、牛餉、禾蟲等餉，及各墟場大小貿易經紀等稅，皆豪門積棍鑽納些須於官府以為名，而橫行搏噬於細民以賈利，舊督臣何士晉慨然為抵免遼之計而奉行，有司輒忘遠慮，議複議創，無處不稅，無物不徵，遂使地方囂然，則一切應革雜項亟宜查追帖照，永杜其根。

六、崇禎加徵遼餉引發陝北大起義？

答案是否定的。

遼餉問題，萬曆四十六年九月第一次加派，每畝加徵三釐五毫；萬曆四十七年十二月第二次加徵，每畝已加外，再加三釐五毫；萬曆四十八年三月，以軍興諸費不足，命各省直田地每畝再加派二釐。崇禎三年正月，戶部尚書畢自嚴以遼餉九釐入不敷出為由，議在此之外再增派三釐，北直六府則每畝加派九釐，崇禎讓從長計議，「畿南六府既已苦累，加派不必行」。八月，兵部尚書梁廷棟再一次提出加派田畝，崇禎表示「其加派等事，即同戶部從詳確議以聞」，再議，於是戶部給出第三版方案，提議加徵三釐，北直加徵六釐，崇禎「朕實軫念民艱，未忍催徵太甚」，再次否決。十一月，畢自嚴再次申報第四版方案，崇禎「著遵照諭旨飭行」，同意。

起義問題，幾個重要義軍頭目的起義時間是這樣的：天啟七年三月，白水王二。崇禎元年，宜川王左掛、延川王自用、漢南王大梁。正月，府谷王嘉胤。六月，洛川不沾泥。七月，安塞高迎祥。崇禎二年，李自成、羅汝才。崇禎三年，張獻忠。

崇禎加徵遼餉之前陝北就是全境烽煙，崇禎三年加徵的時候老一輩革命家王嘉胤高迎祥已經打出陝西、縱橫山西了，這鍋還輪不著崇禎來背。

七、天啟朝最後兩年欠餉為何如此嚴重？錢去哪兒了？

天啟七年七月工部奏：三殿大工，開工自天啟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七年八月初二日報竣……所費銀計五百九十五萬七千五百一十九兩七錢六分八釐四毫一絲六忽一微。

595萬兩。有人說萬曆時期覈算的價格是三千多萬兩，天啟省錢了。同學，泰昌元年工部說川湖貴三省自開採以來「耽延至一十五年」，這木料從萬曆三十三年就開始籌備了，595萬兩是殿工的施工費。再者而言，天啟七年七月戶部尚書郭允厚說「蓋太倉之歲入僅三百三十萬」，太倉一年攏共收入330萬兩，結果殿工用去了595萬兩，即使太倉不喫不喝不花一分錢，也得一年零九個半月才能補上這筆錢。

天啟五年、六年、七年，這是該大興土木的時候嗎？

PS：天啟六、七兩年，九邊欠餉430萬5775.4兩。

八、天啟朝真的就能收上來稅，而不會有逋欠嗎？

答案是否定的。不僅收不上來，而且比崇禎初年還嚴重。

戶部太倉庫舊餉拖欠：天啟六年欠四十五萬一千六百一十四兩，天啟七年欠一百七十二萬四千三百九十八兩

戶部新餉田畝拖欠：天啟六年欠一十九萬八千七百五十一兩，天啟七年欠五十一萬四千八百二兩

天啟七年三月南京戶部左侍郎倪思蕙疏言：……各省直拖欠本色雜糧至八十五萬五千三百石有奇，折色銀至九十三萬四千八百兩有奇

天啟七年七月太僕寺卿洪瞻祖題：……其南直隸九府四州欠五十萬六千有奇。

天啟七年二月工科給事中陳維新奏：每年工部四司額派料銀……至天啟六年止，拖欠共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七百餘兩。

天啟六年七月承運庫掌庫事太監齊昇言：……計直隸、江西、湖廣、浙江等府共欠絹六十七萬三千六百一十七疋二丈四尺

天啟六年十一月壬申上覽內監奏，以各省直拖欠金花銀兩至二百餘萬。

你就說，哪一塊他天啟朝收全過？

如果天啟命長些，明朝會那麼快覆滅嗎？當然不會了，哪還用等到1644年啊，按這幫人的操性，1634年就沒了。

不過對於升斗小民來說，剿餉練餉大概率就免了，好事，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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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裡正好有個劇本，如有雷同，是我抄阿爾揚的。

話說天啟突然垂死病中驚坐起，感覺自己身體雖然差了點，但再活個二三十年不成問題，於是沒多久又投入到了對工程技術的研究中。

此前天啟病危，張皇后已召信王入宮準備繼承大統，此時局面十分尷尬。魏忠賢趁機進言欲置後、王與死地。但信王入繼本已得天啟同意，況且天啟無子，伉儷情深，手足誼厚，對此並不在意，被說的不耐煩了，反手一個超級加倍，以信王為大將軍統領朝政，以絕魏之念。

張後、信王遂謀誅閹黨，恨天啟不思進取，不肯稍動；臣皆亡國之臣，不堪驅使。乃矯詔徵邊軍進京以壯聲勢。毛文龍、袁崇煥應召而來，東林亦百出活動，毛、袁互生猜忌，崇煥終矯詔誅文龍，並其部眾。

閹黨懼怖，流言四起，鋌而走險，挾持帝、後，召信王入宮。臨行，袁崇煥力勸不可。信王怒以文龍事責之，竟至凌遲。信王入宮即為閹黨所害。

諸軍聞信王薨，急攻宮門，破，盡誅宦官、閹黨。有無須者雖非宦豎亦為所害。更有人指仇家為閹黨以滅其門，東林樹敵頗廣，亦多死者。京華慘狀，大明二百年未之有也。

閹黨既滅，諸將慮幹係過重，不敢歸政天子，乃推孫承宗為首輔，滿桂為大將軍、祖大壽司空、吳襄執金吾分掌各軍、宿衛，改元健康，挾天子以保性命。

健康二年，後金以明亂可趁，大掠京畿。十二月，孫、滿力戰而亡，後金亦受創而返。以周延儒為首輔。帝、後嘉祖氏四氏鎮遼，位列三公，高位厚賞以安其心。以信王遺腹子慈烺為太子。

三年，溫體仁入閣。周、溫各結軍頭，明爭暗鬥。各省亦漸生自保之心。

四年，後金破大淩河，祖大壽錦州拒之。

五年，毛文龍舊部孔有德兵變，祖大弼攜襄子三桂討之，孔北遁。

六年，西北流民成軍，聲勢愈大，過黃河，號為黃金軍。入河南，七年，以陳奇瑜都督五省拒之。

九年，張獻忠入四川，建號。因以黃金軍入蜀，故稱黃蜀。

十一年，各軍剿黃金軍頗得成效。

十二年，孫傳庭總督西北。

十四年，李自成整合黃金軍餘部，進逼洛陽，孫傳庭以秦軍力拒之。

健康十五年，後金犯錦州，以洪承疇督薊遼拒之。洪持重緩進，兵部有主張速戰者，為吳襄呵斥。後金師久無功，終於退卻。洪部亦歸。

十七年，李自成、秦軍對峙潼關。吳襄及家眷歸遼，為人襲殺。襄子三桂接掌禁軍，徹查此案，誅故首輔周延儒、兵部尚書陳新甲等數百人。太子奔南京，號召南京討明賊吳三桂。史可法出師北伐，不利。洪、孫諸將勸和。太子自號監國，以史可法為兵部尚書，東南自保。中原、黃蜀、江東三足之勢初成。

健康十八年，我編不下去了，反正續過十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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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還是會的。就當時的情況來看，統治者能力低下是明朝覆滅的推力，而非主因。不少人認為如果天啟活得久點，或者崇禎性格正常點、政治智商高一點，明朝就不會散架。

但對於那個時候的明帝國來說，日暮西山就是日暮西山，如果沒有絕頂的才華，執政者的智慧頂多決定這個衰老的帝國能多活三年還是五年，從本質上來說區別並不大。

黨爭纔是摧毀帝國根基的罪魁禍首，縱使當時明軍戰鬥力依舊堪稱兇悍，也無法挽回體制上的敗局。如果用清末做一個參照物，讓明和它稍微比較一下，我們或許能看出更多不同的東西來。

可能也會有人提出疑慮：同樣是內憂外患，同樣是二百多年的王朝，大明面對的是李自成、張獻忠＋皇太極、多爾袞，大清面對的則是太平天國＋英法聯軍＋捻軍＋陝甘回亂，看起來好像是大清更慘一點哦？

這裡有許許多多的原因，有客觀條件的不同，有主觀政策的不同，還有那麼一絲絲的運氣。

一句話——既是個人的努力，也是歷史的進程。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具體看看。

先來看第一點：軍事形勢

我們提起一個王朝的末年總說「內憂外患」，可是內憂外患也分什麼情況下的內憂外患。

我們先來看大明，大明的「內憂」是什麼呢？

明末農民起義的波及範圍非常之廣，當時，除了江南地區以外，幾乎所有適宜人居的地方全部被戰火波及。

之所以波及範圍這麼廣，是因為明末農民起義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流寇。

談到明末農民起義，我們首先想到的會是李自成、張獻忠，瞭解的人可能知道還有高迎祥。實際上，明末農民軍遠不止這幾家，從天啟末年陝北開始造反以來，前後大大小小的起義軍有幾百支。各種勢力非常多，以至於在滎陽開大會的時候，號稱「十三家七十二營」。粗粗一算，有上百支隊伍。

可偏偏明末的軍隊還不比清末的軍隊。明朝的軍隊是少有的在王朝末期還能保持戰鬥力的軍隊，加上崇禎還總是調關外的軍隊入關剿匪，導致明末官軍相當能打（前提是有糧餉）。崇禎朝的大部分時候，官軍打農民軍基本都是追著跑。

洪承疇主政陝西，起義軍被趕到了山西；曹文詔主管山西，起義軍又跑到了河南；在河南又被包圍，好不容易突圍，在四川、湖廣、中原江南到處走，偏偏每個地方的地方官都守土有責，不求消滅你，但求把你趕出去。於是農民軍就到處「流」，滿世界混飯喫，戰火很快擴散到大半個中國。

農民軍本身可能實力有限，但加上趁機加入隊伍的流民，就不好說了。

這個情況，還帶來了兩個後果：

1. 導致明末的農業生產處於一個總崩潰的境地。崇禎後期，曾有一個江淮巡撫入京述職，到了北京跟皇上說，我從揚州出來，一路到北京，沿途沒看見一個種地的農民。實際上當時的中原地區已經連人都沒剩下幾個了，管中窺豹，中原都如此，可見明末偏遠農村凋敝成了什麼樣子。

2. 導致明末的財政收入受到了毀滅性打擊。這個我們也留在後面講，本來明朝的財政政策就有很大的問題，結果農業生產又崩潰，軍費激增，朝廷不得不加稅，然後逼得更多百姓拋荒，形成惡性循環。

這是明朝的內憂，一句話，農民起義把明朝的家底掏空了。

外患呢？

明朝面臨的是蒸蒸日上的滿清。偏偏明朝的國策就是絕不講和，更不投降，稱臣納貢那是想都別想。所以即使家裡打成一鍋粥，也要在遼東和滿清保持大規模對峙，修築了山海關——寧遠——錦州的「關錦防線」，養著十幾萬人的遼東邊防軍，待遇極高。遼東邊防軍的財政支出是明末財政支出裏的最大宗，是帝國財政不堪重負的最主要原因。

崇禎十三年，明朝國內局勢一塌糊塗，錦州祖大壽被圍，崇禎帝命令洪承疇率領十三萬軍隊出關援助，所謂「九邊精銳，盡赴此役」，松錦大戰一打就是好幾年，最後以明軍全軍覆沒告終，徹底打沒了明朝的最後家底。

但即使這樣，也抵擋不住滿清的攻勢。遼東固然可以守住，但後金征服蒙古以後，可以從整個長城防線各處突破入關。崇禎朝清軍五次入關，最遠的一次甚至從長城打到了山東濟南。一路自然也是燒殺擄掠，明朝政府調集重兵也無濟於事。

更重要的是，清軍和農民軍好像說好了一樣，每次國內農民軍剛剛被鎮壓下去，清軍就入關，接著官軍趕快去打清軍，再接著農民軍死灰復燃。等到清軍剛走，農民軍就又鬧起來，使得明軍長期出於兩線作戰狀態。

比如崇禎九年，那是崇禎歷史上最好的一年，高迎祥被凌遲，張獻忠投降，李自成被擊敗追殺，各路起義軍死的死，散的散，國內形勢一片大好，然後清軍入關，一切被推倒重來。

相比於明末的形勢，清朝就幸福多了。

清朝的最主要對手就是太平天國。

其他勢力對王朝的威脅性是無法與太平天國和明末農民起義相比的。捻軍鼎盛時期也不過二十幾萬人，而明末高迎祥、李自成都是數十萬人的規模，李自成在崇禎後期是可以穩佔一個省逐步發展的，相比之下捻軍的規模太小。

而太平天國……實在是太奇葩了。

由於晚清的軍隊實在是太廢，所以太平天國前期打得順風順水，沒怎麼廢力氣就打下了南京城，相比明末的起義軍連個縣城都不能穩穩佔住，實在是舒服得很。

可是偏偏洪秀全、楊秀清倆人不作為，一頭扎進南京「小天堂」後就不挪窩了。僅僅派出一支偏師北伐，倆人蹲在南京跟清朝打起了陣地戰，什麼江南大營、江北大營，一個個打，坐在地上等著清朝來包圍。而且中間居然還內訌，戰鬥力頓減，折騰了十幾年後最終被滅掉了。

所謂豬一樣的對手就是這個意思，清朝皇帝撿著了。

而清朝面臨的外患，也和明朝不一樣。

清朝面臨的不是關外的少數民族威脅，而是英法聯軍。可是英法聯軍不是敵國，僅僅是一支遠徵軍，一鎚子買賣，並不需要常年組織一個精銳方面軍來對付（何況組織了也沒用，反正打不過）。關鍵是大清還有一個大明不具備的絕技——求和！條約一簽，洋大人還能幫著一起剿洪秀全。

所以清朝的局勢，總體講要比明朝好很多。

再來看第二點：內政局勢

先說說明朝。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明末的內政情況，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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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問一句，如果崇禎死早點，明朝還會那麼快覆滅嗎？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基於什麼角度來說的？如果僅僅是為了褒一貶一，那我姑且簡單說一下。從他繼位後，把泰昌答應的那百萬遼東軍費用來修築宮殿時，就註定了他不是什麼好鳥。天啟在位七年，七年的時間，足以讓一個皇帝制訂並開始實施一些政策，甚至可以看到結果，比如遼事、地方治理、宗藩治理、商業稅收以及邊務，但是朱由校幹了什麼？摸魚、划水？縱容魏忠賢及其黨羽把持朝政，可能有些槓精認為這個閹黨和東林黨，它是非黑即白的，出於一種勇敢但無知的心理吹捧魏黨（所謂的閹黨的組織嚴密性還不如東林，他們是以魏忠賢為核心帶有輻射性的團體），但是魏黨何以遮天？皇權所賦，你有氣麼？雖然明朝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日暮西山，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經過這兩百多年來的發展和逐漸的完善，中央集權制度得到了鞏固和增強，二元制的運行朝政使得皇帝對朝局的掌握十分穩定，而遇到了天啟這樣的皇帝，將政務處理交給了魏忠賢，這是可行的，因為他能夠處理內部事務，可以處理奏報、可以以個人喜好任用幹部、可以整人、可以殺人，但唯獨造不了反，翻不了天，他就是一個有權力的工具人罷了，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天啟的怠政和昏庸才體現的淋漓盡致，面對當時最實際的問題，對外，魏忠賢手裡的人，沒有一個能夠鎮戍一方的，驅逐建虜，你行麼？對內，平定流賊造反，你行麼？既然都不行，那為何不去幫皇帝找三條腿的蛤蟆，皇帝快不行了，需要這個藥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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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問一句，如果崇禎死早點，明朝還會那麼快覆滅嗎？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基於什麼角度來說的？如果僅僅是為了褒一貶一，那我姑且簡單說一下。從他繼位後，把泰昌答應的那百萬遼東軍費用來修築宮殿時，就註定了他不是什麼好鳥。天啟在位七年，七年的時間，足以讓一個皇帝制訂並開始實施一些政策，甚至可以看到結果，比如遼事、地方治理、宗藩治理、商業稅收以及邊務，但是朱由校幹了什麼？摸魚、划水？縱容魏忠賢及其黨羽把持朝政，可能有些槓精認為這個閹黨和東林黨，它是非黑即白的，出於一種勇敢但無知的心理吹捧魏黨（所謂的閹黨的組織嚴密性還不如東林，他們是以魏忠賢為核心帶有輻射性的團體），但是魏黨何以遮天？皇權所賦，你有氣麼？雖然明朝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日暮西山，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經過這兩百多年來的發展和逐漸的完善，中央集權制度得到了鞏固和增強，二元制的運行朝政使得皇帝對朝局的掌握十分穩定，而遇到了天啟這樣的皇帝，將政務處理交給了魏忠賢，這是可行的，因為他能夠處理內部事務，可以處理奏報、可以以個人喜好任用幹部、可以整人、可以殺人，但唯獨造不了反，翻不了天，他就是一個有權力的工具人罷了，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天啟的怠政和昏庸才體現的淋漓盡致，面對當時最實際的問題，對外，魏忠賢手裡的人，沒有一個能夠鎮戍一方的，驅逐建虜，你行麼？對內，平定流賊造反，你行麼？既然都不行，那為何不去幫皇帝找三條腿的蛤蟆，皇帝快不行了，需要這個藥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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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因為我寫的為天啟辯護的一文，誤以為我認為天啟比崇禎英明許多，這其實不符合我的本意，其實我寫的給崇禎辯護的文章更早，內容也更多。

要說我真實的看法，天啟和崇禎都有傑出才智，品德也絕非歷來陳腔濫調抹黑的那般。

他們的能力才智是超出大部分平庸者之上，但要說能徹底洞察明末亂局的關鍵，乃至完全擺脫時勢輿論裹挾，力挽狂瀾，那還達不到這個地步，其實明末就幾乎沒有人能做到。別說明末，就是過了幾百年，評論明朝歷史的人，在掌握各種歷史資料的情況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評論者仍舊糊塗昏庸到不堪。（想想有多少人還在痛心疾首的聲討明朝如何亡於橫徵暴斂，吳思什麼歷史隱規則，U形彎之類還被人追捧。）

即便範圍侷限在軍事見解上，天啟實際上也並沒有理解熊廷弼三方佈置的用意，在對毛文龍作用並沒有認識清楚的前提下，還是支持孫承宗，袁崇煥等人到關外去搞堡壘戰術。他實際上採取的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態度。殺熊廷弼，除了各方勢力（孫承宗、閹黨）的影響，天啟自己還是對熊廷弼痛恨的，最後也是他本人拍板的。

但他比崇禎幸運點在於，那時還有個毛文龍。

天啟和崇禎執政過程，有類似之處，一開始都是被東林忽悠，跌了大跟頭，短時間內局勢大惡。然後不再那麼天真，開始任用更務實的官員。

但區別是天啟跌了跟頭之後，手裡還有更多的牌可打，選擇空間的餘地比較大。雖然沒理解熊廷弼的三方戰略，還是選擇守關外孤城，好在毛文龍對後金影響太大，也算形成相持局面。

而他之所以能用魏忠賢以及閹黨，也是因為他之前並沒有親手打倒過一個閹黨，

崇禎己巳之變後，選擇空間變小很多了。

如果把天啟和崇禎互換，會是一個什麼結果？也就是天啟上任時就有一個臭名昭著，被認為架空了皇帝的魏忠賢和閹黨，

天啟會不受輿論影響，不對付魏忠賢？不可能的，無論怎麼樣，照樣會在一批文官有意無意的裹挾之下把魏忠賢弄倒。

弄倒之後，過幾年，覺得被東林忽悠了，去給魏忠賢平反，重新任用閹黨？

那也不可能，有些事情只要做了，那是不能反悔的。再給閹黨平反，在東林復社勢力如此偏激狂熱和有輿論影響力的情況下，那要打擊多少人，再造多少倍的血案？才能擺得平抗議？這麼搞，勢必又是一片狼藉，造成更巨大的內耗。

明亡的原因在我書裏寫得很清楚，是政治超前，是過度民主，這種局勢不是一個兩個人能扭轉的，任何一個要徹底改變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變動，都不是一兩人想推行就推行得下去的。

用我《大明王朝是被誰幹掉的》增補版導言裏的話說

在明代，科舉和民主的關係，不僅僅是不同階層的成員可以通過科舉進入政府直接影響控制政府決策，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通過處於科舉不同階段的知識分子，形成了一條從基層延伸到中央政府的輿論傳輸渠道。

地方上的生員起到彙集傳遞基層輿論的作用，讀書人以科舉為旗號進行的結社活動，和官員鄉紳的往來，自身的入仕，又源源不斷把基層的輿論向中央傳遞。而輿論又等於一種變相的投票制度，最後對明中央政府的決策或遲或早起到幹預影響作用。這種影響包括軍事、經濟決策和重要人事任免。到了清朝，整個國家建立在部族壓迫、軍事專制的大背景下，科舉制也就喪失了其在明代具有的意義。

許多人接受了我說的東林復社集團就是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言人的觀點。但問題是他們把這個論斷同我說的科舉製造成的超前民主論斷給割裂開來看待。拋開了超前民主這點，完全從資產階級利益代言人這個角度去分析，那就有許多解釋不通的地方。萬曆時期反對加商業稅，還可以理解。那到了崇禎時期，國家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還在拚命反對加稅（包括反對加農業稅），那從捍衛資產階級利益的角度來說，也不合理啊。再說下去，就只能說成明代的中國的資產階級特別地腐化自私短視了。

這裡關鍵的問題就在於拋開了我說的「超前民主」。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是一小部分資產階級利益代言人建立起專制統治（比如克倫威爾獨裁統治、雅各賓專政、拿破崙軍事專制），或者披著君主立憲外衣的大資產階級大貴族的寡頭專制。

而明朝中晚期，文官大部分成為資產階級利益代言人是什麼意思？資產階級本身還分成各個階層，大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各個行業各個領域資產階級都有。並不能形成某個少數階層，或者某個階層中少數人組成的精英團體就能一手遮天操控政府的局面。

這時候政府的政治經濟軍事決策，是各方利益和觀唸的合力前後來回拉扯下才能決定的。表面上看是政府官員之間的博弈，實際上明代的政府官員的立場受民間輿論的影響，而輿論控制權又分散在民間和眾多知識分子手中。而這在重大軍事危機、社會危機的關頭，就會造成災難性的結局。明末出現的弊端其實和盧梭、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等人論述的民主弊端非常吻合。

假如刨除利益相關因素，單純就事論事，在面臨某一政治經濟軍事局勢的時候，讓不同人拿出不同的辦法來，不同的策略來應對，你覺得能想出正確策略的人有多少，在人羣中會佔據多大的比例？

類比一下，出一道數學難題，讓一個班級上的人來解答，那會有多少人解得出來呢？應該是隻有少數人能解得出來，大部分人解不出來或者解錯了，否則也不成其為難題。這和是什麼利益代言人，或者自私不自私，腐化不腐化沒關係吧。

數學難題是如此，那遇到社會難題、經濟軍事難題呢？有時候這些題目本身並不難，只不過是大部分人容易陷入盲點，而這些盲點的形成，又確實和利益格局有關。總之，大部分人是容易解答錯誤，難以形成一致意見。

如果是軍事行動，一場戰役的軍事策略，如果是讓所有的士兵來投票決定，那會是什麼結果？再如果，即便投票決定了，不同的人仍舊有自由來發表言論或採取行動反對，破壞這個策略的實施，又怎麼樣？

如果是和平時期，遇到的問題也不緊迫，可以有大把的時間，很從容的商量討論，那即便大部分解答錯，也有時間慢慢糾正。

但在外敵入侵，災害爆發的社會危機時期，就不同了。這個時候專制不一定成功，不專制必定失敗。類似英美政府在戰爭時期，一戰二戰，也都是實行控制輿論，加強政府權力，擁有直接徵調乃至沒收民間物資的權力。

為什麼說重大災難或戰爭的危機時期不專制就必定失敗呢？

第一， 哪怕是正確的策略也無法堅持到足夠的時間，只要不是短時間內見效，那麼很快輿論就會被煽動起來，結果撐不到能解決問題的時候就終止了。

第二，任何決策被實施，無論其本身是正確的還是錯誤，都會有人起來搗亂反對。結果是任何決策都難以不折不扣的推行下去，哪怕它本來確實是正確的舉措，也無法收到應有的效果，這個不理想的效果反饋回來又被說成是決策本身的錯誤，於是要修改。結果越修改越糟糕，一直到完全廢止，完全轉換到錯誤的決策上去，然後大家一起完蛋。

第三、涉及到暫時損害大部分人眼前利益的舉措（比如加稅），總會激起劇烈反對，而且這些反對完全可以在維護國家整體利益的形式下出現。也就是說即便脫離利害關係，面對危機，應該如何應對，不同人的都會有不同的觀點意見。而一旦和利益相關，那麼那些損害大眾暫時利益的意見，會受到更猛烈抨擊。

舉個例子，如果支持觀點A的無私者和支持觀點B的無私者的數量是一樣，這兩撥支持者的分歧純粹是學理上，認識水平上的分歧，不涉及任何個人私利的考慮。但如果觀點A有利於暫時保護大部分人眼前的利益，觀點B則暫時損害大部分人眼前的利益。那支持觀點A的人除了無私者之外，還要額外加上一大批自私者，這樣支持觀點A的對支持觀點B的就人數就形成了壓倒性優勢。而這時候站在前臺大聲疾呼支持觀點A,抨擊觀點B的人完全可以是純粹出於公利的無私者，他就是真誠的認為，從國家整體利益應該支持觀點A。而自私者只要默默在背後支持，煽風點火，賣力傳播放大無私者的發言就可以了。

上述這三種情形一定程度正是明末出現的情況，明末出現的軍事危機，財政危機，需要有真正具備這方面的才能和知識的人才能解決，但這樣的人註定在政府中是少數派。

有些人看見崇禎時期換了很多內閣成員，換了很多兵部尚書，然後說崇禎明明很專制麼，否則怎麼會換這麼多人？這些人完全搞反了，崇禎恰恰是無法專制，纔不停的換人。

要是真正的專制，只要找到了迎合自己心意的人，那就一直用下去就是了。崇禎時期的情況，內閣也好，兵部尚書也好，只要一上任就不斷被彈劾攻擊。崇禎滿意的人如溫體仁、楊嗣昌，被攻擊彈劾的尤其厲害。某些清流推舉上去的，偏偏又說空話，無能居多。無能的人想不換也不行啊。你要找到了清流輿論滿意的，而本身又確實有能力的，太難了。就是崇禎末期提拔重用名譽非常好，也有實際能力的方岳貢，一有加稅的提議，馬上仍舊會被人非議。

另外，一些人對專制與否的評判，兩隻眼睛完全盯著上層。他們看見西方近代的君主立憲，議會選舉制，忙不迭的拜服，感嘆：這纔是民主啊。完全沒看到所謂君主立憲，所謂議會選舉其實本質都不過是寡頭專制的前提下，在大資產階級，大貴族集團內部的權力分配，政府對輿論的控制，對中小資產階級的壓制都是遠遠超過明代的。

明代的皇帝，在權力上確實比西方立憲制下純粹當擺設的君主大一點，但也大得有限，而整個政府對於民間經濟的控制力度，對輿論的控制力度都遠遠小於西方的寡頭專制。明代數量眾多的中小資產階級對政府決策的影響能力也遠遠大於西方近代的寡頭專制。

即便是明代中後期，看似權力最大的嘉靖皇帝，他的權力也只能浮在上層表面，對輿論沒有辦法控制，導致海瑞罵他說天下不直陛下久矣，對民間的經濟也無法控制。比如我書中也提到的嘉靖時期想禁止私錢，結果商人罷市抗議，不了了之。唐朝皇帝和宰相可以直接對商人市民進行搶劫的，但在明代卻不行的。

有人會說，不管怎麼樣天啟時期不就是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專制嗎？為什麼崇禎就做不到？其實天啟實現的也不過是最淺層，最表面化的專制，這種淺層專制在明代的政治架構，制度慣性下註定是無法持久的。

首先魏忠賢顯然完全沒有辦法控制基層輿論，所以底層市民的同情完全在他的對立面東林黨身上，這纔有張溥記載的五人墓碑記中的情形發生，這麼大規模的市民暴動，毆打官員，最後只象徵性的處決五個人，「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

其次魏忠賢也完全沒有辦法直接控制軍隊。所以表面上看天啟時期的魏忠賢真是權勢熏天，朝中遍佈黨羽，可是天啟一死，他手中掌握的那些權力似乎完全化為烏有。

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恰恰在於我在書中說的，明代的政治架構下，其實皇帝本身的權力都不大，而且這些權力還必須要和皇帝的名分結合在一起才能發揮作用。你就算掌握了皇帝的權力，沒有文官的認可，也沒什麼用。

這和漢唐時期不一樣，漢唐晚期的權臣或宦官可以廢立皇帝、甚至殺皇帝，恰恰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架構下，還是允許有獨裁者專制者出現，或者說你竊取了皇帝的權力，不需要皇帝的名分也可以凌駕在皇帝的頭上。明代皇權萎縮，類似漢唐這樣的權臣和宦官自然就沒有出現的空間了。

專制就是少數人甚至極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而要實現這點軍隊的支持是必須的，要有軍隊的支持，那當然要充當軍隊的利益代言人。

軍閥知道第一位是要能養活軍隊，這不需要什麼遠見，沒有軍隊的支持馬上完蛋，包括後金，包括李自成也都是這樣。清的統治者不是什麼更有遠見才採取了正確策略，而僅僅是因為其本身建立在部族軍事統治上的專制政權，最現實的選擇當然就是不顧一切的窮搜極刮來供應軍隊。滿清充當了軍隊利益代言人，結果大量的前明軍就望風而降，投靠了滿清，到處攻城略地。

而明代正因為不是這種專制，官員的前途聲望不是來自於軍隊的支持，甚至也不是來自於上級或者皇帝的賞識，而是來自民間的各種利益羣體的支持，民間輿論的支持。他們最切身感受到的是輿論的力量，而不是軍隊的力量。總覺得怎麼得到輿論的好評纔是最重要的。

所以即便他們本身沒有任何私心，也確實希望國家能更好，但面對危局，仍舊會陷入盲點誤區。這是明代的權力結構、利益觀念，是非觀念互動作用下的結果，很難有哪個人能擺脫。

而且即便是脫離了當時利害關係的現代人，包括現代的許多歷史學家，評價明末歷史，也會陷入誤區，認為明朝是因為加稅太多，橫徵暴斂才滅亡。連事後幾百年的大部分現代人都得不出正確結論，你還能責怪身在局中的明代東林復社這些人沒有遠見麼？

所以這和有沒有遠見沒有多少關係，某種程度上不是東林復社這些人沒有遠見，而是他們總想著要有遠見了，想得太多了，結果反而把最簡單最切實的選擇屏蔽了。

應該說和平時期，明朝這種科舉製造成的超前民主的情況，危害顯得並不劇烈，而且社會也很有活力。到了外敵入侵加連年天災，這種制度就造成了滅頂之災。那明代為什麼沒有形成一種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切換的制度模式呢？和平時期，更民主寬鬆一些，戰爭時期，災害時期就進入緊急狀態，政府轉入更為專制的狀態中。西方近現代就形成了這樣的制度。

這還是我書裏說進步發展的阻力太小了，發展太順利了。這導致無法衝破阻力過程中產生相對更完備周密的制度設計。

最後若直接針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

那我認為天啟命長一些，明朝確實可以撐得更久一些。

之所以如此，並不是天啟的能力就一定比崇禎更強，或者見識就比崇禎更高明，或者說天啟有能力改變明朝的財政稅收格局云云。

而是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天啟七年，袁崇煥被撤下去了，毛文龍受到的支持是增加了。天啟活得長一點，短時間至少不太可能把袁崇煥弄上去製造禍害，後金本身當時也窮困，不能入關搶劫，支撐不了太久。甚至是有可能兩三年內看見後金崩潰的局面

這類似於歷史畢竟不能完全排除偶然因素的影響，認為什麼都是必然的，那就成宿命論了。

不過我認為即便後金被消滅了，如果不對明末的財政做大手術，明朝仍舊維持這種入不敷出的局面，很快就會有新的敵對部族勢力崛起填補後金空白，那時候虎墩兔汗都沒死，更何況還有別的可能。努爾哈赤給明朝當乖孫子的時候，誰能想到會成為明朝的致命禍患呢？

但倘若撐到給新生勢力更多的成熟壯大的時間，明亡之後不被落後部族政權拖入文明倒退深淵，這還是有一定可能。別的不說，就是類似鄭芝龍集團這樣海上軍事貿易集團建立軍事專制，都是可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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