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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是短时期内产生的一种现象，但是不会持续很久。

因为全球化是有经济理论作为支撑的，民族主义可能在某一个时期有影响，但是不会扭转大格局，全球化的理论其实并不复杂，只是很多东西被甩锅到全球化了。

举个例子， 以美国为例，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导致的美国制造业外迁，是导致美国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去看一下实际情况就知道了：威斯康辛州的富士康为什么迟迟招不到人？

因为美国人不愿意去。

为什么美国人不愿意去？

因为美国人全是嘴炮党，你让他们说「买美国货」他们都是踊跃的，但是你让他们进工厂，他们都不愿意，所以你不进工厂，我不进工厂，哪来的美国制造？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国内分配的问题是「分配的问题」，而不是制造业外迁的问题，你不能用迁回制造业来掩盖美国分配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奇怪的想法，谁告诉你美国制造业回迁，美国人收入就一定起来？哪个经济理论支持这种说法？美国的贫富差距就能抚平？谁告诉美国人的？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中国就没出现啊。

实际上是美国制造业回迁就是一个幻想嘛，简单的说他们不肯正视问题，而且企图拖延问题，拖延问题的结果是把这个问题搞得更加严重，美国是世界上发达国家里面罕见的没有全民福利的，这是美国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是被美国的共和党，保守派归咎于这是美国制造业外迁的问题，就算解决了美国制造业外迁，他们也会找其他借口，比如说你不信耶稣，你信耶稣不就没事了嘛。

全球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要么美国人自己闭关锁国，什么东西都自己生产，美国幅员辽阔，也可能做得到，那我也不讲了，只要存在资本的流动，无非是从这个国家流动到那个国家，本身也符合资本流动的特征，而且中国不是第一个接受制造业的国家，美国第一波产业转移是对日本，后来韩国，东南亚，然后才是中国，未来也可能从中国流转出去，所以我说基建是有窗口期的，今天在中国的富士康，在中国庞大的钢铁产业都可能消失，未来中国也可能和发达国家一样，但是这是好事对吗？我们奋斗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追求这个吗？

我不觉得全球化会停止，而且关于治理方面，则是更加需要全球化，以疫情为例，美国是最早断航的国家，断航了，你美国就不爆发了？不可能啊，除非你美国彻底闭关锁国，不然的话迟早还是要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坚决支持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做一些事情，把整个全球化的继续下去，美国退了不少群了，退群不代表世界就停止运转了，美国退了那么多群，那些群就完全停摆了吗？没有啊。

至于个案问题，谈判问题，可以继续谈，可以讨价还价，这个没问题，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在reddit上我就告诉过美国人：你如何真的希望美国制造，自己去进工厂-------然而几乎没有美国人来回应我，他们每一个人都指望别人进工厂，制造出比中国更价廉物美的商品，然后躺著享受「美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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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全球化的问题，首先要说明白到底什么是全球化。

所谓的全球化，一言以蔽之，是指采集全球最好的原料、雇佣全球最好的人力、应用全球最好的技术、生产全球最多人需要的产品、卖到全球一切可以卖到的地方。

本质上，所谓的全球化就是「商品经济最大化」。如果我们有一天殖民太阳系，那么这概念就会变成「太阳系化」。

先把这定义立在这里，再看这问题的结论。

最根本的问题是，有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全球化？

这实际上是在问有没有什么力量能让商人放弃上面这一系列的诉求，让他们基于某种原因不要追求最极限的利润和最大的经济规模。

如果这个力量是来自于某种人类的集体主动干预，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干预必须保证均匀而统一的施加到所有的市场玩家身上。否则你把我限制了、却没限制他，他将举全球之力以压一隅。我原料不如他好、工人不如他便宜、市场不如他广阔、量不如它大，你这等于直接逼我死。你要限制我，以最起码的伦理，你也必须补贴我的损失。

如果你不打算补贴我的损失，只是打算单纯的破坏我的竞争优势，剥夺我的市场空间，那么我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战，或者逃。

所谓战，就是动员我所有的资源让你下台，甚至干脆把你肉体消灭。

所谓逃，就是我换一个不像你这样做的国家去呆著。

这个规律在商业界如同万有引力定律在物理界一样不可抗拒，不受任何人的意志影响。除非消灭商品经济这种现象，否则它就必须按照这个规则行事，哪怕CEO们个人很有家国情怀、献身精神也没有用——市场和消费者是无情的，你质次价高，不管你出于什么高尚的值得同情的理由（甚至包括「保护地球」这种），长期都不可接受。

既然如此，那么全球化的基本规律就确定了——全球化就像空气，一定会进展到它自己能扩展到的极限才会止步。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全球化已经到达它可以到达的极限了吗」？——只有全球化达到并超越了它应有的极限，才有可能向下回归到它的极限所在。

这极限有两条，一条是物理极限——譬如全球化不可能扩展到无人居住的星球。物理极限是全球化的铜墙铁壁，是不可能超过的。

第二条线则是多种因素围成的「软极限」，超过软极限，就会有力量把你往回拉，直到把你弹回去，到显著低于软极限，然后又回弹，弹到再次超过软极限，又被回拉……如此反复。

并且这条软极限本身也是动态的。全球化指数在围著软极限上下波动的同时，也会不断的将软极限构成的篱笆今天触动一个桩子，明天触动一个桩子，不断的导致这条篱笆的变形。

这样，就构成了全球化走向的复杂性。——它不是一个全球均一的趋势，而是一个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行业、朝著不同方向、不同的维度不均匀的波动著的过程。

它不像是一条波动的一维曲线，也不能用一个波动的二维平面来概括，也不能用浓淡不均匀的三维几率云来表示，甚至引入RGBA四元色来表达不均匀、不同色的三维著色空间也不足以形象的表达它的波动复杂性。

因为它不均匀到了这样一种「一锅五颜六色疙瘩汤」的复杂状态，以至于按照不同的口径来统计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所以，说它是会「全面推进」还是「全面逆转」，在它触碰到一个软极限的时候是很无意义的说法。

比较有意义的，是要去理解影响各地区、各行业的局部全球化策略倾向的几大主要议题，去考虑这些主要议题的交叉反应，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也就是你应该基于什么样的规则，去判断你所处的地域、你所处的行业，接下来会是什么走向，而不是去讨论「全球的全球化总趋势」。

因为「全球的全球化总趋势」首先是一个复杂到不可能有效讨论的话题，其次也是一个其实与你自己的切身处境几乎无关的问题——除非存在一种「全球发展指数基金」给你买卖，否则这对你是没有意义的话题。全世界上涨，你这里跌，你也是跌。

那么，问题就转化成了全球化的软极限到底几个关键议题。每个地区，每个行业都要受到这几个关键议题的影响，视其情势的态势来判断具体的涨落。

第一个主要议题，就是全球化收益区域内再分配的挑战。

通俗的讲，全球化高度有利于进出口部门，但对该部门之外的人利益较小。

注意，不见得是「没有利益」，而是利益较小，就已经制造了问题。在全球化之前形成的政治平衡，在全球化之后平衡点就会迁移。平衡点迁移，一定会导致走向新平衡的波动变化。这个说起来轻描淡写，但这背后是大量没有预见性的企业的倒闭、不合时宜的政党的垮台、多少世家大族的轰然倒地、各种暴发户幸运儿的崛起、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夜变色。这是一种痛苦的、消耗大量社会资本的过程。

但是社会资本是无主的、是没有人能有效捍卫的，而商业资本是有主的，其主人会不惜一切代价为之斗争的。

所以，客观上，全球化有一种「将全民享有的社会资本没收，将其倾斜到部分密切参与全球化的阶层，并且还在物质上给予其丰厚奖励」的客观效应。

形象的说，原来村里十一个人，有10人每月盈余50，一人盈余500，两边恰好平衡。全球化来了，村子整体增加了1000，却是这个人一人独得800，剩下每人各得20。虽然剩下的人从50到了70，但是那位富翁却从500到了1300。

理论上，只需要等待这份超额利润刺激更多的村民勇于冒险，大胆走出国门去积极争夺本地区参与全球化的平等机会，从而把那位富翁所独占的水源摊平。但是现实是这份魄力背后需要的风险承担能力和信息准备，远非月余70的村民们所能普遍承担——更不用说这些富翁已经抢先一步占住了战略优势位置。

市场竞争在此失灵，于是村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著能纵横四海的富翁们一天比一天占据全村财富的更大份额，以至于所有人都只能靠向他提供服务来保住饭碗。

政治版图和经济地位都在向富翁倾斜，已经不能靠市场竞争扭转回来。这个问题到了一定的限度，就会触发非经济手段的抑制全球化的能量。

本质上，所谓「中美贸易战」，并不是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而是发生在美国的全球化掉队者和弄潮儿之间。是美国的村民们在骚扰和打击美国的富翁们的商业关键环节，尝试强迫他们将吃到嘴的利益吐出来让大家分享。

看似在攻击中国，实际上中国所在环节的成本是刚性的、需求也是刚性的，由这种骚扰和打击所造成的成本，几乎完全是在由美国的富翁们承受。

他们将工厂「迁出中国」，迁到越南，则越南也会受到这种攻击，就是这种斗争的明证。

不能解决全球化利润的区域内广泛分配问题，全球化就不会获得进一步扩大的许可。

这才是全球化受阻的根本原因。

富翁们不可能轻易就范。即使他们愿意妥协也做好了妥协的准备，也必须使这个过程变得足够痛苦不堪才能将这个妥协付诸实施。否则如此轻松就获得了利益，则这种「闹事有钱拿」的的事伊于胡底？尤其是，这毕竟是一种典型的反资本主义的行为，如果让这种行为获得奖赏，那么资本家们将会面对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这个国家是否还可以继续视为资本家的祖国？

可以妥协、也不妨妥协，但却没有无制度和伦理后患的妥协的逻辑。这就像其实土匪绑票要的不多——也就一两千块，远比请保镖便宜——你可以给、也愿意给，但是却苦于没有给钱而无后患的方法一样。

给了，无论以什么形式让对方得到净盈利，就不是一两千块的问题了，而是为对方开辟了一条新谋生之道。

这个问题，从全球化一开始就在恶化，到现在才摊牌，已经是无法再拖延了。这才是全球化在全球都卡住的根源。

而真正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摆在人们面前，但对资本主义国家太过于可怕，以至于必须另外找到别的出路——那就是全民所有制以及国有经济主体化。

也就是在实质上由全民持有最有利润的优势产业，对外贸易所得利润用于全民普惠的基础建设，形成一种正循环。

美国只是在尝试通过征收必然由富翁们来承担的超额贸易税的形式在本质上实现这个设计。

这就是一种隐性的国有化。

但美国人民最好不要对问题会这么简单的解决抱有过大的乐观。

因为这个措施，会授予政府决定谁被国有化谁不会被国有化的巨大权力。这是一种政治对经济的霸权。而众所周知，就美国而言，富翁们才是最大的政治霸权势力。

不考虑人的感情好恶，川普实际上的确可以算是美国村民的宋江。

可惜宋江的下场并不美好。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是在全球化中最成功的玩家之一。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全民所有制和国有经济主体的架构，相当微妙的缓和了全球化对中国的极化效应。并且中国也实现了政治权利与经济实力的脱钩化——毕竟无论多么庞大的私营企业，与央企集团相比也只是九牛一毛，更不用说它们也有不少国有股份——于是也在程度上对全球化会导致的权利失衡问题免疫。

而面对这份「利润公平再分配」的难题，中国战略性的选择了将它转化为高铁、全面城市化、军事现代化、公立教育现代化、全民医疗和一带一路的战略性、全局性投资这些自然而然会惠及全民的投资，并通过这种宏大的「以工代赈」，实现了内部的按劳分配和底线保障领域的均沾。

这意味著中国对于全球化必然的副作用有更强的免疫力，自然也意味著中国在全球化上几乎没有任何顾虑，可以大胆的展开一切进攻性的策略。

实际上不只是中国如此，那些资源国有（或变相国有）的资源型国家，如果较好的控制住贪污问题，也会对全球化有更大的承受力。譬如卡达、沙特、阿联酋、汶莱（由皇室拥有国家关键资产并负责照顾国民）、新加坡（由精英集团管理国家资产并负责照顾国民）、日本、韩国（由财团拥有整个国家关键资产并负责照顾全体国民）这类国家，也反映了这个规律。

全球化的第二个议题，就是地缘政治格局承受重压。

全球化在改变国家的态势。每个国家的禀赋不同，在全球化中获得收益的能力也就不一样。这其实是在地球村里将美国村的问题重演了一遍。逻辑几乎完全相同，问题的平台上升了一个档次。

在美国村，富翁们实在受不了还可以换一个村。但是在地球村这个层面，并无第二个地球村可以容纳这样的「各得其所」。

你不能搬离地球，也不能脱离人类文明，这时候如果是地球村的村民对力量的失衡感到忧虑，富翁们要怎么选择呢？

上面说过了——富翁们是愿意妥协也可以妥协的，真正的问题是妥协是以什么名义、通过什么路径去妥协。

以我所见，这事只有一种处理手段——一面拥有足够的武力震慑，保证没有人敢于继续考虑靠「施压」、靠威胁获得让步的可行性；另一面主动的释放物质利益，换取社会资本，将全球化自带的消耗社会资本增加物质资产的效应对冲掉。

这两条策略，是对在全球化中受益的全体国家整体有效。这些国家将团结起来，总体的实行这两个策略。

非如此不可。

「你与我产生了这种程度的争议，以至于你动了要对我动手来榨取利益以求取得再平衡的念头，而我也看到了的确应该要在一定程度上至少缓解这种对抗性张力的必要」——这种情势，在人类历史上在所有大大小小的舞台上反复上演过。对此历史已经反复的、称得上不厌其烦的说明了故事的结局——只能有一种最终的剧情，就是最后新的「生产力之王」首先将一切软硬武力威胁震慑住，使得对方的暴力尝试彻底失败，以至于无法在任何意义上将后续的利益分配理解为自己暴力的成果；然后在这种妄念消灭之后，胜利者主动的将部分利益重新分配。而这种再分配，必须是物质上的倾斜换取国际关系、国际秩序上的调整，而不是无条件的施舍。

只有这种结果，是拥有最大稳定性的结果。它既没有奖励贪婪、懒惰与凶恶，也良性的遏制了两极分化的进一步恶化，从而熄灭了这两个推动局势继续改变的动力源。

直到实现这个结果之前，其他暂时的稳态都会因为这两个动力源仍然没有关机而进入新一轮内在张力积累，直到再次积累起来的张力把这暂时的稳态再次打破，将其推入指向这最终稳态的下一个中转站。反复循环，直到稳定到这个结局为止。

很显然，中国已经看到了这个总的趋势，已经行动起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中国一方面在飞速的军事现代化和先进化，另一方面在突飞猛进的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利益分配框架。

这就是在为所有全球化受惠国、所有国家的全球化受惠阶层打前锋，铺平尽快进入适应全球化的国际秩序最终稳态的最短通路。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论语·季氏》第十六

在另一方面，全球化受惠国还可以进一步的扩大门户开放和市场准入，允许世界各地对全球化不满的人们经由一定的努力有机会以个人身份来参与全球化的利益分享，也是对反全球化的集团性势力釜底抽薪的一种策略。

这策略的原理有一个经典的实践，就是隋唐科举制——通过某种筛选机制将精英筛选出来变成利益阶层的一员，则足以令动乱的力量失去智力和组织资源，而削弱其实力。

全球化是生产力的发展，反全球化是生产关系的诉求。

生产关系可以在一时间延缓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但最终总是生产关系会自我调整到适应新的生产力。

除非人类放弃对物质生活的无限追求，否则这是无可逆转的宏观规律。

一直盯住这两个主要议题在各地区的进程，你就能看到全球化低潮和高潮交替的节奏，也能知道哪些信号预示著低潮的开始和结束，高潮的开始和结束。

至于根据你自己看到的迹象作出什么样的判断，那就是各人要努力自己去做的功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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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要求要谈一谈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

很多人都在喊疫情会导致各国回迁各种产业，努力提高自给自足的水平，以防再次出现这种突发窘境。

问题是，「回迁产业链可以预防突发窘境」的逻辑是什么？它在经济上的逻辑成立吗？

这些产业既然自由流动到这些地方，当然是因为这样效率是最好的、成本是最低的。只要改变它的这个状态，它就将处在效率不够好、成本不够低的状态。

它生产出的产品，一定会有更高的价格。

这只有在中国自己因为某种原因肯定不会卖给你更便宜的产品的前提下，这种更高的成本才会变成实际上最低的成本。

就算这些国家确信中国肯定会在疫情期间卡住某些国家的脖子来要挟，那么非疫情期间呢？中国也会故意在平时就不卖口罩给其他国家吗？

如果仅仅只是担心非常时期会被卡脖子，那么回迁生产线显然是一个愚蠢的行为，远远不如在和平的非禁运时期建立战略储备。

平时日积月累的储备个十亿二十亿的口罩，不费吹灰之力，便宜量又足。别看数字看起来这么大，其实还装不满一个体育场。这才多大成本？

真正解决问题的是建立这种战略储备，区别只是这个战略储备是自己建一条生产线来生产，还是平时从国外采购。这纯粹是一个如何做更便宜的问题。——而你怎么可能比中国便宜？

于是选择回迁生产线来自行生产出这个储备所花费的额外金钱，算是什么呢？

这是纯粹的浪费。

第二种可能的好处，就是再次遇到疫情时万一储备耗尽则可以自己生产。

但是这意味著这产能要有足够的规模来应付突发的巨量需求。这个巨大的产能规模，在没有疫情的漫长时期内怎么养活？

一天不发生疫情，就要净亏一天——不靠大量补贴，这些产能生产出的产品是不能和中国的产品竞争的，毕竟成本更高。

下次什么时候发生同样的疫情？又一个十七年后？大家赌气养著这支「以防万一」——其实其产品完全可以在平时廉价买到——的大军又一个十七年？

头几年也许大家积极性很高，一致认为「非如此不可」。疫情过去还没满两年，就会有各种呼声表示「这很愚蠢」，「国民不应该继续养活著这群『无能的蛀虫』 」。

这时候算算账，回迁生产线的成本完全沉没，只剩下一堆过时的设备可以廉价拍卖；花费了两年的补贴购买自己生产的高价口罩，成本超过向中国直接购买数倍。

这是拿口罩举例，实际上什么抗生素、原料药、呼吸机、消毒液………几乎一切与抗疫有关的行业都一样。

强行回迁，就只能靠财政收入养起来——一直养一直养，强迫本国居民以更高价格购买更差产品，帮著一起养，而且还要额外再交税补足仍然不足的部分。

而且是在疫情过后经济萧条、国债负担沉重到利息都快扛不起、货币信用都快崩溃的前提下。

而这必将挤占本来可以用来复苏和发展本国优势行业的资源，影响到本国区位优势的充分发挥。

这种主张想要长期获得足够支持——就像中国当年下定决心要自力更生实现全面的国产替代一样——有一种绝对必要的前提，就是来自中国的坚决的、无情的、绝不妥协的、显然恶意的、无休无止的禁运。

只要事实证明根本不存在这种恶意禁运，这种回撤的逻辑就整个失去了基本合理性。

而且到最后多半亏得一沓糊涂而被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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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内部成员行为震动超过临界阈值，全球网路就会急剧向不稳定过渡。（Bardoscia et al, 2017a），而这类不稳定的冲击会刺激本土主义者（nationalists）的逆全球化号召。

逆全球化也许是一种在乱世中「避险」的方式，但这并不是最优解，因为在逆全球化的表象深处，是资本主义式快消费模式的濒临崩溃（无论是实体上的与心理上的）。

在社会结构中，当节点之间互连过度，或者这些节点中的「中央节点」（central nodes）数量大大减少，都会加大风险的产生。

由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虽然建立连接可能会增加全球交流的丰富性，但也会相应提高由於潜在的互连过多而导致级联故障的风险，整个体系就更容易崩坏。

而对于体系下的个体来说，一旦大盘超过某些阈值，不仅会破坏相互依赖关系，往往也会将故障分散到整个系统中，影响个体发展。

图 2 的实验显示出了， 10,000 次实验后，对比在不同的网路密度（图 2a）与连接集中化水平（图 2b）下系统崩溃的可能性。而从图中的 S 型曲线可见上述结论。

相比于工业化早期，如今全球产品供应链日趋复杂化、网路化，似乎反而导致对风险的抵抗能力降低。

由此，「逆全球化」不失为一种在乱世中「避险」的方式。

疫情之下，美国、日本等国家出台政策，补贴本国企业「回迁」引起市场高度关注。而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更是在采访中点明：「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我们一定要警惕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

无论曹德旺的「预言」有几分能够成真，在这次疫情中，确实真真切切暴露出了不少全球产业链的弱点。

以全球汽车产业为例，武汉「封城」两周后，现代汽车在韩国的工厂停工。原因主要因为青岛一家零部件供应商由于春节后复工人数不到 15% ，由此，隔海相望的韩国车厂只能无奈停产。

再者，当疫情「震中」从中国转向欧美后，「口罩大劫案」屡次重演，在这背后，是一些国家陷入的「口罩焦虑」、「呼吸机焦虑」或「药品焦虑」。

这种焦虑与不安全感使得民众对全球化下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的弊端产生了更切身的痛楚。

然而，全球产业链的脆弱与复杂性作为代价，换来的却是可观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以 iPhone 为例，屏幕、摄像头的供应商在韩国、日本，组装在中国，股票上市在美国，在全球各地销售，产业链上各个国家以及背后的资本都因此获益。

由此，逆全球化后的成本提升，是否会反而成为压垮自身的再一根稻草？

不容忽视的是，逆全球化的表象深处，资本主义式快消费模式正濒临崩溃。

快消费模式意为尽可能将消费周转时间减少到零。正是因为「最短周转时间」，对这种消费主义形式的大量投资，目的都是最大程度上吸收以指数增长的消费主义资本量。端上刊登的文章表明，国际旅游业能够说明这类问题。「2010 年至 2018 年间，国际旅行从 8 亿人次增加到 14 亿人次。这种即时体验式消费要求在机场和航空公司、旅馆和餐馆、主题公园和文化活动等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而现在，这个资本积累的场所已陷入绝望，航空公司也一个个濒临破产，旅馆空无一人，接待业的大规模失业迫在眉睫。外出吃饭显然不明智，因此许多地方的餐馆和酒吧只好关门，甚至外卖也有风险。从事零工经济或其他不稳定工作的人被大量解雇，并且没有任何可见的支援手段。各种活动，如文化节、足球和篮球锦标赛、音乐会、商业和专业会议、甚至围绕选举的政治集会等，都被取消。这些体验性消费场所已被关闭。地方政府收入锐减。大学和中小学也纷纷关闭。」

由此，在当前情况下，当代资本主义式消费框架下的许多前沿模式已无法运作，甚至连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所描述的「补偿性消费主义」（即被异化的工人还可以通过去一个热带海滩的套餐式度假来恢复精神）的动力也被钝化了。

在这种状态下，当地社会是否还会鼓起精神推进「逆全球化」，似乎不再是一个谜题。

逆全球化也许是拯救本土产业链、提升民众自信与安全感的「乌托邦」之策。但至少从现在来看，逆全球化不是最优解，也并非需要考虑的最紧急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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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有个谁主导的额问题，谁主导，谁就是金字塔的顶峰，有著最大的利益！

美国逆全球化不是为了反全球化，而是为了在下一轮经济周期中继续保持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避免中国在本轮经济周期中积蓄力量，成功引领下一轮经济周期，避免下一轮全球化进程由中国主导。

现在由美国引领的逆全球化进程，可能导致未来的世界裂化为板块运行的模式，但板块运行模式的目的不是回到全球化以前的世界，而是两大龙头相互避免被对方整合。两个龙头最终会倒掉一个，这个过程的结果，就决定了中华民族是否能实现伟大复兴。

一、本轮经济周期中，资本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时至今日，我们融入的这个世界还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美国资本不同程度的控制了这世界最核心的产业链、价值链、需求链。换句话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美国之外的国家，只是各种各样的零件。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心与外围的关系，也是发动机与零件的关系。

这世上，从来都是零件要配合发动机，没听说过发动机要配合零件的道理。而发动机就是主导全球化进程的核心。

作为后发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必须学习先进国家技术，吸取先进国家经验，美国是高科技的大本营，科技人才不去美国能培养的了吗？华尔街是世界资本的大本营，不和美国打交道能引进外资吗？因此，后发国家如果想要发展，只有融入全球化。

资本主义运行的一个基础逻辑就是分工，正是因为人与人的分工，才有了社会化的生产，资本全球化也意味著社会化生产会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内展开，发展到今天，就是国家分工。由于后发国家一穷二白，只能干低端产业。也就是说在分工中做最脏最苦的活。

谁安心永远干苦力呢？这时候经济学又出场了，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

这个比较优势理论，说的是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情，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外包出去，这样总的经济效率会提升，每个国家都能得到好处。但这个理论的另一面，是让欠发达国家主动戴上脚镣，主动做一个听话的奴隶。

就好像一个工厂主对另一个肌肉发达的工人说，你看，你的肌肉比我发达，力气大，因此你适合干体力活，我适合干脑力活，以后我只干脑力活，你只干体力活，这样我们都能发挥比较优势，我们创造的财富就会增加。好不好？

如果这个肌肉发达的工人真被忽悠了，他就是个大傻子。

谁不知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道理呢？

产业链也是食物链，这个道理一点也不复杂。

当我们说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也就意味著美国占据产业链的制高点，同时也是食物链的制高点。

主导全球化占据食物链制高点的好处不言而喻。美国人拿自动化生产线上的一台波音飞机换中国人几万工人干半年生产出来的一亿条牛仔裤，人家波音工程师一个月两万美元，从公司下班去西餐厅吃鱼子酱，吃完饭还能给服务生十几美元小费。我们的女工一个月两千，从不舍得下馆子，去街边买大白菜，两块五一斤都要砍价抹去个零头。

为啥人们都想去美国呢？当服务员还能赚小费呢，这生活水平是后发国家能比的吗？

谁信了教科书里的比较优势理论，安心干低端产业，谁就是大傻蛋！

二、通过参与全球化进程实现产业升级，是中国从边缘进入核心的必然路径，也是中国这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的应有担当

产业升级，所有国家都想干！只不过有的干的成，有的只能想想。

而我们，真能干的成。因为我们恰恰有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所有条件。

这些条件有哪些呢？1、大国（代表规模优势成本优势回旋余地）。2、集权（代表经济发展障碍的扫除能力和战略投入能力）。3、历史文化（代表对外部渗透的拒斥和独特模式的构建）。4、二元结构。（危机下的调控空间）

于是，我们逐渐从低端，升级到中低端，再升级到中高端。只要这个游戏继续，我们一定能升级到最高端。而最高端，就意味著可以成为下一轮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是的，是下一轮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你没有看错。中国的经济体量就好像是一个还没有充分运转起来的发动机，暂时居于边缘位置，但由于他的体量太大，只要这个资本全球化的游戏继续，出于经济规律，早晚会居于核心。

你看最早世界经济发动机是英国，英国人口只有几千万，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美国人口是接近三亿，为什么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人口越来越多呢？

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全球化，而资本全球化需要一个核，在这个核的影响下，全世界的国家都进入产业链的各个组成部分，核小，其影响力就小，核大，其影响力就大，在美国为发动机的本轮经济周期里，非洲还有很多地方是部落时代，在未来以中国为发动机的世界周期里，非洲也要被拉进全球产业链。你看今天中国基建输出，修桥修路，基建狂魔的背后，是改天换地的整合力量，中国这台超大功率发动机一旦充分运转起来，资本全球化的浪潮必然席卷全球。

要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里，社会主义是资本全球化之后的一个事件。社会主义必然实现，因此社会主义之前发生的资本全球化也必然实现，也就是说，一个比美国更大功率的核引领全球进入资本全球化是必然的。

因此，中国引领全球化进程，是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天命所归。但这一点，不是不争取就能实现的，因为，美国仍然有继续引领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可能性。

三、美国的反制——通过反全球化中断中国产业升级进程

中国一旦成为下一轮经济周期发动机，这会威胁美国的核心地位。再这么继续下去，一旦核心地位不保，美利坚的灯塔就再也亮不起来了。

于是，我们看到，美国，这个本轮全球化的引领者，充当起了反全球化的先锋。目的是为了阻止中国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继续壮大。如果能将中国经济肢解，最好不过，如果无法肢解，那就重组全球产业链。

只有这样，美国的核心地位，才能保得住。

有人说，即便美国重组了产业链，可他的体量不够大啊，还是不能充当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发动机啊？

体量不够大，但可以整合啊！

欧盟就是一个典型，凭借德国或者法国几千万人口的体量，根本无法在当今世界竞争中形成足够的规模优势。于是组建欧盟就成了一个非常有远见的选择，应当看到，正是因为欧盟的组建，欧元的诞生，让德法联盟成了经济版图中的重要一极。这说明小体量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整合，实现大体量国家一样的效果。

这太可怕了，这说明，美国仍然有可能通过经济整合构建一个十亿级别的经济体，从而继续稳坐下一轮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位置。

曾经奥巴马想组建TPP，也是想实现经济整合，但特朗普上台后，立刻退出了TPP。这是有道理的，原因就是美国经济目前已经运转了一个九十年的周期，本身问题很大，你无法让一台严重老化的发动机承担整合的任务。只要世界经济还是保持向上的态势，老化的发动机就会被新的发动机所取代。当务之急是用这一轮经济调整给新发动机以尽可能多的损害，并且尽可能的利用这次经济调整，拆解全球产业链条，中断资本全球化进程。确保美国经济修整的同时中国产业升级停滞，以维持美国对中国的优势。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现在所发生的各种反常现象。美国四处出击，各种退群，美股一见顶，马上疫情爆发，中国疫情刚得到压制，世界疫情立刻多点爆发，美国总统忽悠老百姓病毒是流感，等等。这背后，都有符合美国长线利益的考量。当然，死掉的那些美国老百姓做了炮灰，只能感叹资本主义真狠！

因此，未来我们面临的，很可能是要强行拆解产业链的美国，要强行中断经济联系的美国，要强行暂停全球化的美国。而我们要做的，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扑灭疫情。在一段时间内，这两种力量相互碰撞，看谁能战胜谁。但在长期来看，未来不论中国能否实现产业突围，世界经济都有可能出现两个发动机同时运转的形态。

因为就是这两台发动机谁都要做核心，都不愿意被对方整合，都要整合对方。在一段时间后，最后会倒下一个。但在这个对峙的期间，世界经济会裂成板块。以往的相互交融，很可能成为板块内部交融。

这个过程最终也会结束，两个核心会有一个瓦解，全世界重新进入一个核心时代。如果我们没有倒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实现了。

那，是不是，未来的某一天，中国人就不用这么努力的学英语了呢？是不是我们最不成器的人，只要会说中文，就可在全世界靠教中文活的很好呢？

别笑，别忘了，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一个祖上被美国佬奴役的黑人，就因为会说英语，就可以在广州找十多个女朋友。就可以靠当外教月薪过万。回到非洲，他们只能扫大街。

所以，我是很严肃的再说这件事情，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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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赞李建秋知友的答文意见有所不同，逆全球化并不是一种短期现象。而是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它是客观而必然发生的。

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表现的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周期。我们可以简单的把经济周期分成两个阶段：供小于需的增长周期、供大于需的衰退周期。全球化发生于前者，而逆全球化发生于后者。

这种经济理论非常的浅显，就不做赘述了。全球化意味著发挥产地和分工的优势，提升生产效率。当然，更重要的是，共享的新市场。只要开拓新的市场，就可以不断的扩大生产，结合全球化对效率的提升，带来更高的利润。因此，在经济扩张或者平稳的时期，资本主义会积极寻求全球化。

而逆全球化，其实并不是说大家都主动闭关锁国关闭往来了。逆全球化并非是经济上的「孤立」主义，而是一种经济上的「单边」主义。何谓单边？就是，我的市场不对你开放，但是你的市场要对我开放。

眼熟吗？作为逆全球化浪潮里最跳的那个仔，特朗普他就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句话，全球所有的存量市场生产过剩。

这一集，在原油市场已经播放过预告片了：当原油因为疫情产能过剩时，没有人愿意减产，甚至（加上政治因素的推动）还希望增产以维持短期现金流。OPEC+会议一再推迟，每个产油国都希望别国多减产，自己少减产。在这种情绪下，甚至墨西哥这样一个国家的反对意见，都可以导致美国俄罗斯在内的OPEC+无法达成协议。最终，虽然减产协议还是来了，但是因为拖延日久，原油存量过多、需求不振，原油价格依旧走低。反过来，成本更高的美国的页岩油企业亏本、破产、失业三连肯定是没跑了。而沙特和俄罗斯也不好过。

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个粗浅的表达，就是在经济的上行周期里，社会产能、社会剩余产品会双双过剩。最终进入经济衰退周期，引发利润下跌、企业倒闭、工人失业。

而逆全球化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经济体做出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周期，最基本的趋利避害的反映。当某个国家国内已经生产过剩了，就不希望其他国家向自己输入商品（生产和产能），但是又迫切希望向其他国家增加出口，以输出自身的产能和商品。这就是经济上的单边主义。

全球化时代，局部性的产能过剩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来解决，将某地过剩的生产输出到另一地，是互惠互利的。所以随著科技支持的深入全球化引领了世界性的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全球化也几乎成为一种共识、甚至政治正确。

然而，当所有主要经济体都生产过剩了呢？你去找谁去背你的锅，接受你的产能输出？谁都不愿意。两个产能过剩的国家，一方向另一方输出产能，实际上就是在输出经济危机。无非是说，我们中国的大量产品目前有竞争优势，自然状态下能够对外输出，所以中国总是在呼吁全球化。

所以，当全世界都产能过剩的时候，所有人都希望减少进口，增加出口。而这些一个群体博弈的结果，就是所有国家至少都减少了进口，也就是逆全球化的发生。

历史上有两个全球化时代，第一个，是基于航海技术而带来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和大殖民时代。这个时代的全球化，主要就是发现新的市场，抢占为殖民地。第二个，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全球化，则更多的表现为产业链分工和新兴市场的开发。

而逆全球化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之间。经历了一战、欧美大萧条、二战、冷战等

每个经济体都在全球化的时代里自救，特朗普主义是这样，一带一路也是这样，世界大战也是这样。

特朗普主义代表的是传统短视、但是结合美国的地位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包括利用经历政治上的优势，打贸易战，不但跟中国打，也跟欧洲打。一切的核心，就是减少进口，增加出口，避免已经生产过剩的美国接收更多的生产输入、同时尽量向外输出。还有一种可以称为里根主义的做法，就是刺激信贷，将未来的消费潜力兑现为现在的消费能力。这是一种在非全球化时代挖掘内需、延缓危机的做法。但是对于目前的美国来讲，不太顶用了。

一带一路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解决办法。或者说，更经典的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建设，这被西方称作新殖民主义。而对内，则是新农村、大基建。一句话就是继续开发存量市场的消费潜力、通过基建、生产提升存量市场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力，以政治经济的方式保证新存量为自己占有。从而使得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够有处可去。这对落后地区，如非洲、如国内农村是行之有效的。也不失为一种长远的解决办法，但是见效并不快。一带一路则更多的是作为临时性一个补充，同时让参与进来的发达国家也一起合作开发存量市场，以图迅速见效以缓解近在眼前的经济危机。

战争，则代表著一种最终的解决办法。军工产业能大量的消化产能。而被战争摧毁的地区，其产能也会消失掉。打赢了，就得到一个新的、几乎没有产能、需求可以很快恢复的市场。打输了…打输了拉倒，「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大萧条也仅仅比战败好的有限。甚至如果是有限的战争，并不一定会比大萧条惨烈。只不过，战争很多时候并不会如所有人预想的那样有限发展。战争是墨菲定律最好的证明，它可以有多坏，就一定会有多坏。

综上所述。

逆全球化和全球化同样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在经济周期内是必然发生的。无非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受信息科技的推动，经历的上升周期足够长，长到我们这一代人以为这就是世界应有的样子罢了。

然而，经济和社会总是呈螺旋上升发展态势。经济衰退的周期已经到来，逆全球化也正在发生。我们只能希望，能够在经济危机甚至战争彻底爆发之前，找到新的增长动力，重新进入增长周期——实在不行的话，至少死道友不死贫道——还不行的话，屯粮过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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