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很多人把音譯專有名詞詞尾的「克」讀成兒化音，但是較少把「刻、客」結尾的專有名詞讀成兒化音；同理還有把「樂」兒化，而不把「勒」兒化。這是否和「音變無例外」的原則衝突？是否可以用優選理論來解釋，即「克」和「刻、客」的底層形式是不同的？

這種差異是否是漢字造成的？在使用表音文字的語言社會中是否有類似現象？

難道是「撲克?」的類推？

應該和把漢語人名兒化是一樣的機理，理由是「樂」結尾的人名幾乎是必兒化的。但人名兒化的條件和機理本身就沒人弄清楚過，所以這個問題就無解了

「刻」沒見著兒化的是因為這個字本來就很少見於音譯，我只知道希臘語會用，想不出詞來。「客」也沒見過用於音譯人名的，但「黑客」、「博客」、「極客」是兒化的。「勒」也並非不兒化：「馬勒」、「泰勒」是兒化的，但「希特勒」、「凱庫勒」、「列寧格勒」、「富特文格勒」就不兒化了

這說明，兒不兒化可能也和字數有關

以上描述的是題主說的「一些人」的語感和情況，不對號者請勿 KY 地入座

西哈努克兒親王，醬？

媽惹法克兒？

咱努克兒到底選上沒有？

說話是需要送氣的，一口氣沒用完，拖個長音唄。

紐約客兒(The New Yorker)。

嚴重懷疑這個問題來自

賽博朋克er 2077

張克怎麼樣，在天津照樣有兒化音。

更遑論中美史克……

沒聽過誰把音譯的克兒化吧。你說的是不是默克爾這種情況？人家後面本來就有一個er字

翻譯後面帶的er和兒化音是兩碼事哦，默克爾讀的不是兒化音

想起來我去年提的一個問題。

其他語言進入英語的詞該如何讀音？按照英語的發音習慣，還是模仿源語？

音譯可以「儘可能更多地模仿源語」，也可以「更遵從本土習慣」。假設來自英語，「克」讀成兒化音，可能是考慮到-ker在美式英語中的發音。

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北方話為基礎方言，典範的現代白話文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

不僅是克，特也存在這樣的現象：

模特，北方方言區（尤其包括川渝地區）日常使用中一般都是加兒的。

兒化韻本質上是北方方言獨特的設計，具有濃烈的游牧民族風情，體現了五代十國乃至元、清朝的民族大「團結」。兒化在北方民間稱之為小音，（哦對，北京話叫小音兒）。小音並非嚴謹的學術概念，也尤指輕聲兒化同時使用：胡器兒（同時使用輕聲與兒化時讀起來與胡琴兒沒區別，因此經常有寫成胡琴兒的）、鞋巴兒（鞋ber，不出意外這種語言審美應當是滿語演化）、零碎兒等。

如果追根溯源的話，「小音」往往與迷你、可愛、家常、親切與蔑視相關聯，比如，老炮，可讀作老炮兒，而炮局衚衕（看守所所在地）的炮往往不是。今天的北京人容易把這種存在灰度的「播音」規範打破，兒化的使用愈加放肆和具有傳播性。

簡單描述完兒化的機制，我們說回「克兒」。

我猜想，這是由於我國早期的譯製作品大量「不規範」使用了兒化導致，從而創立了新的語言範式。

在嚴謹的譯制工作中（比如國家地理的譯制），音譯名次以[k]結尾並不能在播音中讀為克兒，但在小數點上可以將32.1讀作三十二點兒一，看片（四聲）可以讀成看片兒（一聲）。

《復活》60版塔斯馬尼亞雨林的視頻 · 40 播放

而在早期的譯製作品中，由於缺乏播出規範的指引，大量使用了民間的方言土話（如上面60版長影譯制的《復活》中，很多的「的地得」都讀成地：四聲或輕聲或句中弱讀），以及為表現社會階層而處理為「帶有民間用語的普通話」。

這場合謀不僅來自北方的北影和長影，更與南方譯制工作者對兒化的「錯誤想像」有關。

正所謂：老兒百兒京兒人兒了兒嘛兒。

因出色的譯製片的大量傳播，在現代漢語成型初期形成了大量共同體/共同語的想像，遺產是獨特的譯制腔、翻譯味的語法，以及重音、間隔、氣口、輕聲的習慣、兒化音的習慣、什麼地方應該字正腔圓什麼地方可以鬆懈犯懶，這些都和今天的播音形態不同。

總之，既然語言是「家族相似」，官文、媒體和視聽作品也是家族中的一員。

以上

我還聽過科+兒化。學科兒 理科兒 文科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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