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革，鮮卑魏國的疆土上天天漢人和各種雜胡暴動起義，南下繼續打漢族南朝又沒進展，大魏中央動不動權臣攬權太后弒君執政，官員貪污成性，軍隊劫掠地方來獲得補給，這大魏遲早完蛋，還得是死的很難看的那種。改革的目的就是讓原來混亂不堪的疆土得到有效有序的治理，讓軍隊獲得可持續的補給，組建合格的官僚系統，重建地方基層組織，面對漢族南朝構建起心理優勢並讓漢族人不要那麼反對我大魏，通過漢化把組建一個鮮卑和漢人混合的貴族羣體來鞏固皇權以防中央動不動被權臣把持。從這些目的來講，拓跋宏和他奶奶的改革基本達到了目的，但誰叫他把平城的老兄弟給忘了呢。任何蠻族的改革必然後導致內部族羣分裂，哪怕滿人不也有滿洲國派和大清國派兩組人，更不要說鮮卑人了。只是最後洛陽的鮮卑人真的漢族行為化上頭了徹底無視平城老兄弟讓老兄弟們完全寒了心，否則還是能把事情擺平的。只能說胡太后、鮮卑孝明帝和一干中央鮮卑人能力不行，心態太差，把事情徹底辦砸了而已。

寫在前面:在中國，歷次被公認為成功的改革，

在取得改革成果，穩定社會，帶動經濟和國力的同時，

幾乎都伴生著或大或小，或長或短的副作用。

如果不改革，北魏會怎麼樣？

在民族征服的過程中，北魏統治者對各族人民實行了民族歧視和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在征服戰爭中也常常出現瘋狂的民族殺戮，民族矛盾不斷激化（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雖已日趨緩和，但由於統治階級過度的剝削和壓迫，階級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農民起義年年爆發。

特別是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在陝西杏城的盧水胡人蓋吳領導的起義（起義規模很大），發動了十餘萬羣眾參加起義，北魏政府派出6萬騎兵前來鎮壓，統治者拓跋燾親臨指揮，最終蓋吳被叛徒殺害，蓋吳起義失敗了，卻使北魏統治者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公元471年（皇興五年），拓跋宏即位，是為孝文帝。

此後，農民起義依舊有增無減，自471年到481年僅十年間,爆發18次人民反抗鬥爭。而朝廷殘酷的鎮壓非但沒有平息人民的起義，反而激發了更多矛盾和鬥爭。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的各級官員在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之前是沒有俸祿的。北魏自拓跋珪於公元386年立國直至公元534年分裂，在長達一百四十九年的時間裡，竟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官員沒有俸祿，這在歷史上十分少見。北魏的官員不僅沒有俸祿，而且在管理上異常嚴格，這種嚴格甚至可以說到了苛刻的程度。據清人趙翼《二十二史札記》，

「明元帝詔，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貲財，非自家所齎（ji），悉簿為贓。」

就是說，這些監察者可以破門而入，直接查對官員們家裡的財產，凡不該有的，都作為贓物予以登記沒收。根據北魏法令規定官員凡是貪污十匹帛，接受饋贈二十匹帛的人，一律處以死刑。在北魏凡有貪污受賄行為的，一經發現或舉報，多被處死，就是顯赫的皇親國戚也不例外。

沒有俸祿，這些官員怎麼生活呢？清人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記有兩個典型的例子：

「後魏未有官祿之制，其廉者貧苦異常。如高允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府中惟鹽（yan）菜，常令諸子採樵自給是也。如崔寬鎮陝與豪宗盜魁相交結，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惟取於人，寬以善於結納，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

高允雖然位列三公，家中卻只有鹹菜，平日要靠幾個兒子打柴補貼家用。一家人布袍草屋，十分清貧；崔寬為弘農太守，地方大員，竟然靠豪宗盜魁接濟度日。有些官員家裡搞一些營販借貸活動，據清人趙翼《二十二史札記》，

「文成帝詔，諸刺史每因調發，逼人假貸，大商富賈，要時射利，上下通同，分以潤屋，自今一切禁絕，犯者十匹以上皆死。」

朝廷發現後明令禁止。這種情況下，那些清廉的官員往往貧苦異常，而不甘清苦生活的官員則把把手伸向了百姓。

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馮太后孝文帝先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統稱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改革對北魏有好處嗎？

1、北方社會經濟有了明顯發展：

農業生產工具得到改進，興修水利、開墾荒地，糧食產量增多，畜牧業得到發展。手工業生產日益活躍，商業活動也日趨活躍。

2、政權封建化加速：

遷都洛陽以後，鮮卑統治者接受了漢族先進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權的封建化進程，對北魏社會政治生活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促進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北魏孝文帝改革不僅緩和了民族矛盾，促進了民族大融合。

鮮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但卻不得不被漢族較高的文化所征服，並從中吸收了漢族文化精華，更加促進了自身的發展，鞏固了封建統治。同時，漢民族也從中吸收了鮮卑族文化中優秀的部分，使自己的發展更為完善。

孝文帝改革對北魏有負面的影響嗎？

當時胡人大都已能講漢語，且穿漢服，只是還能說胡語、還穿胡服，孝文帝語言服飾上的改革只是加速了習俗改易的過程。孝文帝的改革也遇到了鮮卑舊貴族的強烈反對，在孝文帝的堅決鎮壓下，才保證了漢化政策的推行，鞏固了改革的成果。

孝文帝的改革，不能徹底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而且事出空前，也難免有一定的盲目性。所以帶來了很多的弊病。這些弊病因改革的成功和北魏社會矛盾的暫時緩和所掩蓋。改革後幾十年便爆發了六鎮起義。

一度因改革而強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後僅30餘年便迅速地分崩離析，走向滅亡了，這事實本身就很自然會引起歷史學者對孝文帝改革（尤其是他的漢化措施）的作用與意義進行深層次的思考，並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對孝文帝改革持否定態度者也不乏其人。

早在古代，批評孝文帝漢化政策的言論就多見於有關典籍，馬端臨、葉適、王夫之、趙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斥責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是「好名慕古而不實見國家大計」 ，強調「國勢之衰，實始於此。一傳而宣武，再傳而孝明，而鼎祚移矣」 。指出孝文帝是典型的虛偽之徒，「拓跋宏之偽也，儒者之恥也。夫宏之偽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 。

當代，對孝文帝漢化改革持否定意見的論著明顯增多。陳漢玉《也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4期）、郝松枝《全盤漢化與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經驗與教訓》（《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趙向羣等《孝文帝的漢化政策與拓跋民族精神的喪失》（《許昌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等論著，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其主要觀點是：

一是：

孝文帝改革的思想和內容是恢復禮樂，是「迂腐的儒化」、「消極的漢化」，學來的主要是漢文化的糟粕、漢人的繁縟腐朽。

二是：

孝文帝的改革不但沒有振興北魏，反而加速了北魏國家和拓跋民族的衰亡。認為孝文帝漢化改革，丟掉的是拓跋的長處──勇武質樸，削弱了北魏的軍事力量，這是孝文帝終不能強大魏國的重要原因。

三是：

孝文帝推行的不加揚棄的全盤漢化，尤其是大定族姓，移植門閥士族制度，這使得尚無文化積澱的鮮卑拓跋貴族迅速腐化，這嚴重消蝕了北魏統治者的銳氣與活力，激化了社會矛盾與衝突，致使北魏統治迅速由盛轉衰，歸於滅亡。

總之，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不適合北魏國家的國情和族情，是北魏政治危機的開端，北方的革命性完全被南方的虛腐性所取代，其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孝文帝怎麼改革的？

  1. 政治

整頓吏治

公元472年（延興二年），政以久任，滿一年升遷一級；治績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處罰，甚至降級。

變革稅制

公元475年（延興五年），為改變過去州、郡、縣爭收租調的混亂局面，政府確定只能由縣一級徵收，徵收時禁止使用大斗、長尺、重秤。

頒俸祿制

公元484年（太和八年），頒布俸祿制，申明俸祿以外貪贓滿一匹絹布的處死。

次年頒行的均田令中，又規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職高低給一定數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準買，離職時移交下任。

改革官制

太和年間，議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從。從品為北魏之首創。

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標準，將代北以來的鮮卑貴族定為姓、族，姓為高，族次之，其中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勛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謂四姓，一說為中原漢族高門崔、盧、李、鄭，一說為漢族甲、乙、丙、丁四種郡姓，後者似為確。班定姓族，使鮮卑貴族與漢士族得以進一步結合。

遷都洛陽

為了便於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文化，進一步加強對黃河流域的統治，拓跋宏把國都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遷到洛陽。

2.經濟

行均田制

公元485年（太和九年），頒布了均田令，對不同性別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詳盡的受田規定。

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別。露田種植穀物，不得買賣，七十歲時交還國家。桑田種植桑、榆、棗樹，不須交還國家，可以出賣多餘的部分，買進不足的部分。

還授土地時，對老少殘疾鰥寡都給予適當的照顧。

創三長制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以三長製取代宗主督護制，採用鄰、裏、黨的鄉官組織，抑制地方豪強蔭庇大量戶口。

改革租制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孝文帝對租調製度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

新租調規定：

以一夫一婦為徵收單位，每年交納帛一匹，粟二石。十五歲以上的未婚男女，從事耕織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頭的租調，分別相當於一夫一婦的數量。

3.文化

禁胡語

孝文帝實施漢化中最重要的政策，即將語言改變，規定不再說鮮卑複合語。而須改說單音節的漢語，《魏書?鹹陽王禧傳》記載孝文帝言：

「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

改漢姓

孝文帝下令把鮮卑族人的姓氏（通常是複姓），改為單姓。以下是一些例子：

拓拔（皇族）→元姓

獨孤→劉姓

丘穆棱→穆姓

步六孤→陸姓

賀賴→賀姓

賀樓→樓姓

尊孔子

孝文帝遷都洛邑後，立即下令加緊修建孔廟祭孔。又給予孔子後裔土地與銀錢，讓他們可以繼續祭祀這位祖先。

凡歷史上有一番改進，往往有一度反動，不能因反動而歸咎改進之本身；然亦須在改進中能善處反動方妙。魏孝文卒後，鮮卑並不能繼續改進，並急速腐化，豈得以將來之反動，追難孝文！

——《國史大綱》

不說那麼多就說一條：北魏孝文帝改革中的遷都就算是埋下了六鎮起義的伏筆。

通俗點講就是——原本你是戍衛天津海防的，家在北京，每年放假還能回去看看。現在給你調配的西藏戍邊了，你願意麼？北魏孝文帝改革僅僅是遷都一項就已經是做大死的不符合王國貴族的利益，這在任何一個王朝都是做大死的表現。同等的還有隋（為啥楊玄感反叛是第一個，為啥最後新王朝還是落在關隴貴族後裔的身上？）。

封建王朝兩條線：上線貴族，下線平民。

你是皇帝，什麼是皇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君權天授萬壽無疆？扯淡，你只是封建貴族的代表人而已。你不能維護他們的利益，你憑什麼做他們的代表人？

平民是人，什麼是人？曾經在生物演化進程上大殺四方，把無數動物包括其他人種幹滅絕的恐怖直立猿。這麼一羣人，你讓他老老實實的餓死？當你問出「何不食肉糜」的時候，你猜猜這些恐怖直立猿的內心想喫的是啥？

謝邀，不好意思，孝文帝是否改革北魏都將滅亡，而且都不會拖很長時間。至於哪個更快是無法推算的，歷史如果能重來的話，來多少遍，就有多少個數值，不帶重樣的。但改革後滅亡的體面一些，至少讓北魏以一種更加高大的形象保留在歷史中。

北魏看似強大，其實外強中乾。北魏本是漠南小部，趁著中原和漠北胡漢勢力戰亂不休慢慢得以壯大，北方動亂200多年了，身處中原又強力堅持部族本位的政權都是驟興驟亡，這些歷史教訓拓跋不會不懂，五胡十六國都很短命，長則4.50年,短則1.20年，滿滿的水滸氣質，但拓跋不同，它本身興起於漠南，早期有強烈的草原帝國氣質，它通過兼併攻略大漠南北的草原部落獲得兵力的補充，參與爭霸中原，依靠中原財貨支撐它對草原的軍事行動，北魏本來想憑藉身處漠南這個農牧交錯地帶的地理位置，南控中原北據漠北，建立複合帝國，但這只是一廂情願，漠北和中原是兩種不同文化-經濟形態，且體量都遠大於漠南，所以漠南一隅無法成為帝國之中心，更無法兼顧南北，這種走鋼絲的做法很快證明行不通，直接的結果就是柔然崛起，北魏的草原半壁丟了（如果它曾經佔有過的話），來自草原的遊牧戰士補充的路線基本斷了，危險大大加強了，同時中原人心不服，各路胡漢豪強心懷叵測，南朝有正統身份加持，軍力雖不行但潛在威脅不小，如果不改革，堅持漠南本位制，那是不可想像，北魏凌駕中原的唯一力量就是軍力，軍力補充主要來自漠北，沒有漠北大兵的弓馬，怎麼威服中原，中原的財物和勞力北魏就別想了，沒有中原經濟支持，別說與柔然戰爭，漠南他都養不起，被柔然消滅指日可待，所以你要麼當一個純粹的遊牧人，要麼當一個「漢人」沒有中間項，但北魏其實連二選一的資格都沒有了，他已經無法回歸草原了，放棄宮殿、袍服、美食，重新逐水草而居，不可能了，即便強烈反漢化的六鎮，也都是入塞，也沒見誰亡命漠北，所以將政治中心遷入中原腹地，並實現所謂「漢化」是沒辦法的辦法。孝文帝的漢化措施是為了消除胡漢差異，構建文化共同體，同時因為自身實力弱小和漢文化的強勢，自然以大喫小採取漢化措施，但要保證拓跋一族的統治階層地位，本質上與滿清的剃髮令沒有區別，只是滿清時期，滿人看出了漢人的衰弱，纔敢以小喫大，強逼漢人改換衣冠髮型，沒走眼，還真成了。

北魏的滅亡是民族融合的必然，民族融合越快政權的不穩定性越強。

民族融合在短期內（只限於短期內）其實是一個負面buff，前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北魏之後的北齊和北周也都是喫了這個虧，尤其是北齊，北齊作為一個戰敗國能在封建時代的後世取得半個正統地位，以至於《隋書》也寫了隋文帝是齊文宣帝口中的聖人，就在於北齊制度的先進性，與北魏的連續性更強。

在陳齊週三國鼎立的情況下，北齊的綜合實力是最強的，北齊也繼承了北魏的主要政治遺產，所以北齊也繼承了北魏的主要社會矛盾，以至於在三國中第一個滅亡，就在於民族融合所帶來的不穩定性；相較之下北周的民族矛盾相對次要（指相對於北齊而言。民族融合也是北周的基本矛盾），所以西魏-北周勢力延續了更長的時間，以至於隋唐也是「關隴貴族集團」，就在於區域集團化可以遏制民族融合所帶來的不穩定性。

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加速了民族融合，必然會加劇北魏政權的不穩定性，在孝文帝之前，北魏的民族融合也很激烈，但六鎮集團在一定程度遏制了民族融合所帶來的不穩定性；孝文帝的遷都使得六鎮集團被迫解體，使得民族融合在短期內帶來的不穩定性加劇，加速了北魏的滅亡，這一觀點在這一方面是可取的。

然而有人藉此抹黑北魏孝文帝改革，這是絕不可取的，北魏改革的最大的積極性就在於促進了民族融合（並非單純的「漢化」，也包括所謂的「胡化」），雖然導致了齊周隋三個政權的迅速滅亡，但是卻促成了唐政權的建立與鞏固。

總之，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確加速了北魏的滅亡，但並不意味著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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