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死後留下點什麼的心理廣泛存在於人類群體之中。為了不讓自己被後人遺忘，就必須做出對集體有利的事情，如果想要被更廣的人記住，就得為更大的集體做貢獻。

在中國，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士人將其作為衡量人生價值的一把尺子。中國還注重寫史，為國家、為集體做貢獻的人和事迹會被記錄下來，供後人品評，位置越高就越看重自己的歷史地位。於是，從家庭推而廣之，以國家、天下為單位的集體主義逐漸形成。

而有意思的是，在中國個人主義者的最終選擇往往是「出家」（和尚、道士），同樣與宗教相關。

其實，宗教信徒天然有「個人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能否形成了廣泛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取決於宗教的組織程度。

宗教將人的價值從現世中剝離，人生的意義取決於「神」而不是某個集體。如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注重死後上天堂；佛教、印度教倡導輪迴，寄希望於死後的來世；道教研究如何不死，修道成仙。

宗教的組織程度越高，這種「個人主義」被宗教組織的「集體主義」壓制，如伊斯蘭教、天主教、佛教。舉個例子，伊斯蘭教的集體主義便與東亞不同，是神本位的集體主義，東亞國家講究家國情懷，穆斯林的目標是上天堂，導致了雙方在國家發展上的差距。

宗教的組織程度越低，「個人主義」便放飛自我，如新教、道教。新教國家往往發展較好，一方面存在先發優勢，另一方面「個人主義」價值觀鼓勵創新，先富帶動了後富，與東亞集體主義的發展模式也不相同。

綜上，東亞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是人類社會自然發展的產物，西方的個人主義價值觀是宗教組織衰落後的一個副產品。

所以什麼集體主義，個人主義呀，兩邊都一樣的，大家日子都不好過，談政治時大談特談，涉及到自身上誰還顧的上主義，單純是想利用社會的規則活得輕鬆點罷了。

表面上是集體主義、個人主義，本質上是社會形態塑造了價值觀。

我強烈推薦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此書很薄，一百頁，1930s成書，到今天，我覺得仍然適用，其分析之深刻可見一斑。對於你的問題，尤其應該讀下「差序格局」、「家族」這兩章，對於中國社會形態、群已界限、自私等問題做了很好的描述（集體主義價值觀人卻很自私，諷刺嗎？），將中國的差序格局與西方社會的團體格局做了很好的對比。

有人認為人地關係緊張會形成集體主義，我認為不是。此觀點可能從原始社會的集體主義、公有制印象而來，也可能是從當今（漫長歷史中的一瞬間）中、美、歐的富裕程度印象而來。但東亞（中華文化圈）的集體主義與此（即原始的集體主義）有別。確切地說，這種集體主義，並不是大公無私的，而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向外輻射的家族主義，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你的老卻永遠不如我的老重要。這種家族主義推而廣之，即成了君臣父子，成了「孝而好犯上者鮮矣」的論斷，是對族長、首領的服從，但卻夾雜著自私、公私不明。

這種差序格局怎麼來的，《鄉土中國》沒有論述，但他對這種格局與西方團體格局的分析實在精彩，看我這說的，遠不如拿起這本書讀一讀。

至於怎麼來的，我覺得這要扯到地理環境了。中國所在位置，相對世界上其它地區更為封閉，東南西北都有屏障，所以穩定，少外族入侵。另一方面，這塊封閉的大面積土地卻農業發達，富饒，能養活非常多的人口，自古中國這塊地區人口都是世界前列，營養水平也在前列。關於這些論述，可以讀一讀《全球通史》。所以，中國自古並不是人地關係緊張的地方，恰恰相反，歐洲——個人主義發源地——才是人地關係緊張的地方，它的農牧業並不發達，中世紀時，歐洲人均熱量攝入還比不上狩獵和採集為生的祖先（同見《全球通史》）。

中國自古相對更安寧、農業發達，自然會是個農業社會，這種社會非常穩定（或者說無活力），家族式的管理非常合適，與歐洲必須與外部頻繁通商、征戰導而致的社會結構當然會不同，這就導致了需要的價值觀不同。從這裡，可以與《鄉土中國》的論述接上了。

當個體主動選擇集體是最高價值，這才是集體主義。

當個人內心為自己，嘴上不敢說，只能說集體利益至高無上，這不是集體主義，這就是集體口號對個體的綁架，壓抑個人主義的成長而已。

一個的祖先在遼闊草原放牧，一整天見不到一個人，一個的祖先在擁擠稻田插秧，一整天見到的全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