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21-1：Mr. Charles Sidney Burwell

這段話看似玩笑，卻實實在在出自一位睿智負責而充滿科學精神的學者最最深刻的反思。近百年來，這句話幾乎成了哈佛醫學院的座右銘，銘刻於畢業生的心中，隨著他們傳遍了世界，也從醫學領域流傳入其他科學領域。

這句話不斷地深深打動同樣充滿科學精神探索前行的全世界各學科的學者，在他們面對科學的困境和局限而陷入痛苦思索時產生深深共鳴。他們不斷地提起這句話，多少年來不斷有來自各領域的西方頂尖科學家、學者以之為題發表感慨、撰寫論文和書籍。

如前所述，西方科學的先天風格便是割裂和簡單直接，這恰也與我們強者正義之重商文化下只顧眼前的短視風格高度一致。然而遺憾的是，科學越向前發展，我們越是發現我們的無知：因為我們積累的科學知識越多，我們可見的與未知相界的面積越大；另一方面，那錯誤的一半也在同樣迅速地成長，永遠不會因為科學的一日千里和不斷糾錯有絲毫改善。科學的征程彷彿是無盡的唐·吉訶德之旅，巨人和魔鬼不會越打越少。

而中國的文化和古代的智慧則不同，化成天下的格局早已織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恐怕不受半對半錯定律的約束，永遠也不會被推翻。後人一切的努力僅在於與時俱進地詮釋之。暢然家便是在做這樁事業。科學的未知世界真真難不住中國人。

中西醫之爭是詮釋這一問題的好例子。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醫方面一直被西醫方面指責「不科學」。其實這些不公平的指責，大多源於惡意潑髒水以及對中醫缺少正確認識。

要正確、充分認識中醫確實很難。中醫當中包含著超科學的中國傳統文化智慧、哲學智慧，科學解釋不了這些是因為科學的力量太過蒼白，是因為科學自己的局限。當中也有幼稚態因素。

當然，先要做幾項澄清。首先，並非中醫所有的知識和技術都是對的，當中有錯誤。如前已述，西醫也一樣，半斤八兩。所以不要陷入對個別錯誤或失敗的偏執性爭執。

其次，中醫是中醫，庸醫是庸醫，勿因庸醫而反中醫。西醫中也有庸醫。這方面也是半斤八兩。

另外，中醫是中醫，騙子是騙子，勿因騙子而反中醫。西醫中也有騙子。這方面還是半斤八兩。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中國出現了應當嚴厲打擊的大量醫鬧。醫患關係緊張，患者對醫生缺少基本信任是重要成因之一。主管機關和醫療隊伍也需對之做出積極思考和應對。客觀情況是，嚴重的商業化傾向也會使醫療隊伍中出現害群之馬。患者因為專業能力的缺失，難以對害群之馬做出有效識別。

中醫辨證論治，西醫走實證路線。西醫實證，取得的成效不容質疑，但其片面性也普遍客觀存在，否則哪會有那句哈佛醫學院的「座右銘」呢？

討論中醫辨證論治前，應指出中醫並不排斥實證。中醫也積極運用實證手法研究病症，對好的經驗和成果加以運用。中國文化的思想很開放，中醫當然一樣。

例如天花，這種可以形成瘟疫的死亡率很高的傳染病於漢代傳入了中國。依史料，中醫最晚在宋元時期已經經過探索實證掌握並逐步完善了人痘免疫接種法。

人痘免疫接種主要是以可控的方式利用天花病人的衣服、痘漿或痘痂將致病因傳給未發過病的人，使人輕微發病而產生抗體，從而對天花形成免疫。

這種收效非常好的方法在中國得到系統性運用，後來也傳到了西方。它使天花的發病率、死亡率得到了有效控制，挽救了全世界無數生命。

直到1796年英國人運用與中國人痘免疫相同的原理髮明然後推廣了效果更好的牛痘免疫法，人痘免疫才逐步淡出。

直到牛痘免疫發明之時，因人類科技水平的限制，包括天花病毒在內的任何生物病毒都還沒有被人類發現和認識。但是這並不妨礙中國人、英國人採用實證的方式對免疫接種這種科學的預防方式先後做出成功探索。

天花只是一例。人類歷史上的各種死亡率極高的瘟疫，包括造成西方人口十不能剩一之災難的瘟疫，造成一個文明滅亡的瘟疫，盡數傳播到了中國。這些瘟疫均沒有在中國失控泛濫。對它們，中醫都及時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辦法。這是中醫不容辯駁的歷史功績。這種情形之下，還說中醫不能得到科學驗證，只能證明科學的蒼白和局限。

中醫之超科學首先在於體現了中國文化、哲學中核心的陰陽五行思想。中醫認為，人體是一個在生存環境當中與這個環境有互動交流的開放系統。當人體這個系統運行失衡，便是病傷了。

中醫這種開放系統的觀念體現了中國文化開放、綜合、系統性思考的風格。而西醫多運用局部切分式的西方思維來針對具體狀況加以研究，所謂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僅以陰陽為例。陰陽調和的狀態是系統理想的狀態。病傷便是人體系統失衡、陰陽失調了。如果是陰太重，陽太少了，就需用手段補光、加熱，以抑陰壯陽。如果陽太重就反其道而行之。如果陰陽都有，由於淤滯不行而成病，就應當引發它們以適當的方式動起來。如果是動得太激烈，則相反。

五行也是類似的道理。陰陽是二元，五行則是五元，兩個不同的系統。

簡而言之，中醫研究陰陽五行中各元在人體系統中會有何種表徵，通過辨識這些表徵系統判斷陰陽五行運行的狀態。中醫研究各種葯或治療手段對陰陽五行中的各元會有何種影響。如此來辨症施治，為因傷病而失衡的陰陽五行系統找回平衡。當然，實際情形自然更為複雜。

事實證明，中醫手段，對因科學水平和能力所限尚不能實證的領域，依然能夠超前地取得較好收效。這是中醫最為積極、最有價值的方面。

對一些病症進行完善的科學實證要漫長的時間，有時候幾代人的努力都不夠。而病人等不得啊。

另外，抗生素與病菌之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式的循環鬥法，也是西醫科學理念之局限的很好例證。

1600年12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下達享受印度貿易特權的皇家許可狀，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後來，它成為了英國對中國殖民侵略之策劃、實施的主要支撐。

打擊中醫也在東印度公司的算內。打擊中醫既是文化侵權，也是經濟侵略。醫藥產業涉及的經濟利益極大。更重要的是，醫藥涉及民生，直接影響國力。東印度公司向中國各地大批輸送教士和西醫醫生。初期，西醫免費提供醫藥，打開局面後就開始高收費了。最主要的是，為實現殖民侵略，我們有系統地助力打擊中醫的活動。

中醫界在中國文化傳統之下，對西醫一直採取著開放包容的態度，關注著取長補短。而西醫作為強者正義下殖民入侵的重要手段，可不這麼想，大多採取你死我活式的態度，可以溯源至基督教式強者正義和二分式思維的狹隘偏執。

在列強培育、引導、支持下，在各種綜合因素作用下，崇洋媚外之風盛行，反中醫也成為了新派人物的時尚。形成的潮流是，不罵中醫簡直就是跟不上時代。而中醫，似乎成了造成中國落後的根源之一。

學習接受先進科學技術無疑是當時中國求生、求存、求發展所必須的。但是，崇洋媚外可不對。當然，崇洋媚外是我們樂於見到並刻意培養推動的，是征服中國的博弈策略中極重要的部分。

1920年，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反中醫的旗手胡適先生病了。住進協和醫院後，胡適先生經歷了七日嚴格飲食控制下的約三十回尿便化驗。經德國專家診斷，在各種清楚的化驗結果基礎之上給出了明確的診斷報告，糖尿病晚期，已經不治，活不過幾個月了。

儘管反中醫，胡適先生也只好抱著死馬當作活馬醫的態度，在朋友的勸導之下請中醫名醫陸仲安先生看病。陸先生也不需要化驗，切脈問病後，非常自信地告訴胡適這個病很簡單。後藥到病除。

胡適病癒後，又見過協和醫院的德國大夫。大夫非常驚訝。胡適只好苦笑著說：中醫不科學，糊塗，但能治病；西醫很科學，很清楚，但是治不好病。

胡適的這番話倒是很傳神地講出了中西文化風格之別。

在這種反中醫潮流下， 政府不時冒出限制甚至扼殺中醫的舉措。例如1929年2月，國民政府推出「廢止中醫案」，意圖通過醫生註冊的行政管制手段逐步終結中醫的存在。「廢止中醫案」的總後台是行政院時任院長汪精衛。

「廢止中醫案」引起了中醫界和民眾強烈反彈。當時西醫規模有限且價格極其昂貴，根本承擔不起維護國民健康的責任。

孔伯華先生作為「北京四大名醫」之一，被推為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主席，率領中醫請願團前往南京政府請願。

其間，孔伯華先生向汪精衛鄭重提出要和西醫打擂台：找出12個相近的病人，西醫先挑6個病人用西醫治療，剩下的6個病人他用中醫治療，讓治療效果說話。汪精衛也覺得比比很好。

12名哮喘發熱重症病人，西醫先挑走了6個，剩下的交給了孔伯華。結果是，孔伯華中醫療效非常好，他的6名病人全部治癒出院時，西醫治療的6名病人還躺在醫院病床上輸液。汪精衛只好將「廢止中醫案」暫時掛了起來。

此時，更有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汪精衛的岳母患嚴重痢疾，致腸粘膜脫落，非常痛苦。各大牌西醫跑步到汪府報到，但汪之岳母不見起色，反行將不起。汪夫人陳璧君是個利害角色，哪管汪的中西醫之爭，請來了「北京四大名醫」中的施今墨先生。

施先生僅憑脈象即每言必中。開了一個方子十副葯後轉身便走。家人趕緊將大夫攔下，因為病人危重至此，當有醫囑和複診安排。為人原本低調謙遜的施先生放言道：二副葯止泄，五副葯恢復正常飲食，十副葯痊癒，不用複診。

之後，施先生收到了汪題贈的「美意延年」匾額。汪再沒提過反對中醫。

如果中西醫今天再度比拼結果又會如何呢？我們有理由相信，受我們在中國成功培養的崇洋媚外、崇拜科學、反對中醫等思想之影響，中醫並沒能取得應有的進步。

中醫師的培養被納入了西式面向科學、注重規則和標準化的教育體系，這與中醫超科學、變化豐富的本性恐怕不能完全相容。

中藥搞起了西藥標準化式的規模工業生產，儘管有極大積極意義，但個體化治療的中醫思想精華被淡化了。中醫當中有一部分藥方確可以採用類似西藥的方式，標準化地普適於大部分人群的特定病症，按體重調用量，輔以注意事項之類。而真正體現中醫精髓和威力的，卻是因人施治。因人施治，是中醫診療中非常高明的傳統理念，真正針對個人的情況實現個體化治療，同一種病不同的人得了，很可能要開不同的方子；而同一個方子，可能可以用來治不同的人身上某些不同的病。這是西醫理念上的一大短板和缺憾。而中醫在因人施治方面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成功探索和經驗積累。

根本的危機在於，中醫尚未能出現足以承擔歷史使命的宗師級人物，即讓中醫站在當今科學積累之巨人肩頭，運用傳統中醫思想之核心，如以往中醫已經做到的那樣，在科學尚未能探知的領域真正發揮超科學的威力。如此，與西醫形成有機融合的強勢互補，方能最好地造福人類。

不過，如何讓中醫造福人類不是我們真正關心的。我們從中西文化博弈的角度，期望中國人延續崇洋媚外和科學崇拜。

如果可以類比一下的話，當今成為征服中國之博弈聖器之一的科學，可以與七百多年前的武力來類比。強大的武力好像並沒有什麼不好，如果沒有強大的武力倒是會挨打、受辱、亡國。科學不也是？科學落後，不就是受欺侮、挨打、亡國？

七百年前，蒙古鐵蹄征服中原，尚武之風盛行。作為馬背上征戰的民族，蒙古人愛好馬，好比俠士愛寶劍。所以按蒙古人的習俗，見面客套打招呼，免不了要誇誇對方的馬好。於是，在元大都的大街上，隨處可見一面拍著對方座馬的屁股，一面點頭哈腰滿口誇讚之辭的人。從此中國有了一個很生動的詞：拍馬屁。這是拍武力的馬屁。

然而，中國文化早已經認清：不掌握強大的武力不行，但如若窮兵黷武而不懂文化，你可能能夠橫行一時，弄好了，也只有這一時。今天，中國人是不是在拍科學的馬屁呢？不掌握先進的科學不行，但一味崇拜科學會如何呢？

歷史告訴我們，窮兵黷武者大概會命喪武力之手，那麼崇拜科學者呢？會命喪科學之手嗎？當然，拜金者亦命喪於金。

總之，無論科學還是馬刀或者財富，背後都需要文化的引領。科學局限於工具理性。

還記得幼稚態嗎？沒錯，我不會讓我年幼的孩子接觸電或者火。人類面對著知也無涯，不像一個稚童嗎？不應當對最新的威力最大的技術存有敬畏並且更謹慎地行事嗎？當我們對一項新技術的認識還很幼稚，而出於好奇和無知，再加上重商文化對財富的貪婪，我們盲目的運用這項技術……忘記歷歷在目的慘痛教訓和惡果了嗎？

當問題已經無法忽視，1949年美國環境學家萊奧波爾德發表了《原荒紀事》一書，逐步發展出了生態倫理學、環境倫理學，從而開創了科學學科來研究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並從道德角度研究這一問題，力圖為自由市場、商品經濟下對生態環境的災難性衝擊尋找出路。

強者正義信條下，商業化的貪婪手握科技利劍，造富威力無窮，而雙刃劍的另一面砍在了哪裡呢？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我們西方人開始正式以科學的方式來研究如何用道德倫理來協調與自然的關係，抑制貪婪對自然的破壞，而中國傳統文化幾千年前已經開好了方子：天人合一、節制。

不僅只是對待大自然的態度和方式，中國文化從根子上就比西方文化更符合科學精神：中國人尊奉聖人，而西方人尊奉神。中國人尊奉的是借聖人之口而傳的天道，講究天人合一，人要順應天道自然，也就是指人不能超越客觀規律，節制是道，是順應規律。西方人尊奉的是人神的契約：神不再降下大水，人享有、主宰萬物，是它們的主人，它們應任我支配取用。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里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

And God blessed Noah and his sons, and said unto them,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and replenish the earth. And the fear of you and the dread of you shall be upon every beast of the earth, and upon every fowl of the air, upon all that moveth upon the earth, and upon all the fishes of the sea; into your hand are they delivered. Every moving thing that liveth shall be meat for you; even as the green herb have I given you all things.

——《聖經·舊約》創世紀 第9章

中國文化追求跳出規則的同時，亦能趨向於傳統和保守，甚至歷史上會施行限制新技術發展的法令和制度。如果我說這也深刻地表現出了中國傳統智慧的深邃，你會如何以為呢？

讓我們再回憶一下阿狗的人工智慧局限，這也是科學的局限。當我們要解決人類社會上的很多問題時，科學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但越是根本性的問題，越是挑戰人類智慧和人性的問題，越是科學無能為力的。此即為形而下之工具理性的局限，其對形而上之價值理性的問題無能為力。

強大的科學之雙刃劍，必須掌握在正確的人的手中，否則會給人類帶來什麼？這個問題只能依靠文化來解決，這是文化的責任。科學只是一件工具，好比汽車，一把刀，一枚核彈，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與資本和武力相配合去打劫財富，也可以用來與重商文化的貪婪相配合去破壞人類的生存環境。

現今重新興起的人工智慧技術讓人眼亮的同時，也在人們心底喚起一絲不安，產生對人類前途的憂慮。而最大的威脅是我們還沒有意識到的威脅，在精彩的科學背後還隱藏著多少？

科學需要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的人來把握和運用。如果我們真的被人工智慧或其他什麼科學毀掉了，我們應當明白，真正毀掉我們的其實是我們自己的貪婪、自私、短視。

還因為科學，我們陷入了信仰危機。原本我們相信神的存在。中世紀不惜以大規模血腥酷刑所維護的信仰根基，隨著文藝復興帶來的思想解放和科學發展已經被動搖了。

但是，出於社會倫理的必須，我們只有堅持這種有違科學的信仰。這種撕裂式的矛盾已經折磨了我們幾百年。

自蘇哲以下最聰明的哲學家，難道他們參不透神的問題嗎？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哲學根本的社會責任：探索社會、人類的存續、發展之美好前途。

社會須維持良好和諧的秩序方能使民眾獲得幸福。如何建立使民眾敬畏的道德秩序並維護之，是社會倫理要求政治家、哲學家所要擔當的根本社會責任。所以蘇哲有《理想國》。

簡而言之，我們將利於維持良好和諧秩序的思想言行稱為善的，相反的稱為惡的。難題在於，我們在現實中總會看到，行善常帶來對自己利益的嚴重損害，作惡反倒常可獲得利益。再配合我們堅守的強者利益信條，如果沒有神的審判，如何讓社會絕大多數人去惡從善呢？

因而，從社會倫理角度而得的理性結論是，神必須存在。但是神存在的基礎被科學徹底動搖了。前有哥白尼的日心說，後有達爾文的進化論，進而帶動了哲學的與時俱進，康德儘管給上帝開了後門，但還是提出了上帝已死這一問題，黑格爾也來踩了一腳，最終狂人尼採下了斷言：上帝已死。

而中國人的三分法思維永遠可以開闢另外的道路。二十世紀的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了解了以中國儒家思想為核心的無神論的倫理道德體系之後，深受震動。

儒釋道三教合一。道家面向的世外高人不必說了。儒家：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論語·雍也》

這意思是說，如果做壞事尚沒有受到報應，是僥倖。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所提倡的：做長遠考慮。當然，如果願為近利鋌而走險地做壞事，也只好靠自作自受了。

不過，還有層層加碼。儒家教化下，民眾極看重祖先和後人。一個人自己德、行不好，在社會監督之下，子孫也要背黑鍋，子孫的發展亦受影響。

德行不好，除了貽害子孫，自也愧對先祖。在對待先祖這方面，除了教化形成的社會道德觀念之約束，也可以引入祖先在天之靈，或曰鬼神。這裡所說的神與西方宗教中的人格神當然不是一回事。

蘇哲必不能否認神的存在，孔聖人亦不能否認鬼的存在。

再加碼就可以搬出佛教了。佛教從根子上持無神論。不過，人有輪迴轉世之苦，有往生靜土之樂，有十八層地獄，善惡各有報應。這就已經非常到位了。

還可以再加，如果非要神才管用：因為佛教隨著發展，佛祖也被神化了，佛法無邊。

如此即圓滿了，層次和維度非常豐富。

應當說，中國文化之下的道德倫理體系非常值得我們借鑒，對我們解決科學帶來的信仰危機極有啟發。

另一方面，我們祈禱中國人沉湎於對科學的崇拜，忘掉自己的文化。這可以為我們在征服中國的博弈中大加利用。

對於任何批評科學之缺陷的，哪怕指出的問題是客觀的，也要加以歪曲，要將其抹黑成全盤否定科學，就好煽動一知半解而又容易衝動的人來攻擊他們了。這才大大有利於我們設計和實施征服中國的博弈策略。

科學有其局限性這個現在都能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