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爭一直是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的體現之一,不止明朝,各個朝代都有拉幫結派互相傾軋的情況,而朝代的滅亡很多也都是xx奸臣當道民不聊生之類的,這樣看來跟明朝的情況差不多,可是為什麼只有「明亡於黨爭」這種說法?


很同意劉樂南先生的說法:

第一,土地兼併嚴重。大多數朝代滅亡都能和這個扯上關係。

第二,與其按劉樂南 先生說的南北分化嚴重,我覺得更嚴重的是階級的分化,仕紳階層有著極大的政策傾斜,不繳稅,稅收大多來自分散的小農,後期很多小農稅賦壓力過大,只能抵押田地給大的仕紳然後做佃戶,又回到了第一點:土地的兼併。這就導致了農業稅的大量縮減,打仗沒錢,練兵沒錢。。

其實明朝不是沒有嘗試過徵收商業稅,不過最後還是沒有鬥過文官集團也就是士紳階層,這個可以規到第三點來說。

皇族的臃腫也在這一點裡面。和劉樂南 先生說的沒什麼區別,我記得好像有個數據,沒有一大半,大概好像是37%左右,記不太清楚了。

第三,"亡於東林」,更應該說是亡於文官集團,這裡我和劉樂南 先生也有些不同,其實到了後期皇帝是控制不了文官集團的,這也就是正德,萬曆選擇了不同的方式來反抗文官集團的控制, 不同的是正德選擇放浪,萬曆選擇罷朝,很多人覺得閹黨亂政,我反而感覺閹黨之禍並沒那麼大,或者說不至於亡國,要知道歷史的筆攥在誰手上就大概能知其一二了。閹黨的權利直接來自皇帝,也是皇帝為了抗衡文官集團而培植起來的新的政治勢力,他們是皇帝的身邊人,因此皇帝更信任這些人,他們對皇權不構成實際的威脅,他們的權利並不合法,所以要擼了閹黨其實就只需要皇帝一句話,但文官集團不一樣,他們的權利是合法的,權利大的甚至能駁回皇帝的旨意,這也就不難想到萬曆終其一生也沒能改立太子了。

那為什麼說亡於文官集團呢?要知道科舉最厲害的地方就是江南,這些文官大多都是江南氏族大家培養或者資助起來的讀書人,他們是士紳階級的代言人,所以你想找士紳收農業稅?不給。收商業稅?還是不給。崇禎不是沒有想過收商業稅的,哪些搞典當變相高利貸的以低廉的價格就很容易的拿到了農民手中的土地,反而不用交稅。忘記是哪個朋友和我說的,真正收了商業稅的反倒是魏忠賢這個「奸賊」(我更相信這個商業稅是皇帝要收的)。商業稅寫入法律弄不好真能讓明朝進入資本主義呢 ? 畢竟商業稅是大頭,而且有利於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當商業稅成為了國家稅收的大頭,那資產階級不就有可能走上歷史的舞臺?當然只是猜測啊。。

…………當然,還有很多就不一一贅述了,我們聊歷史,研究歷史不就是為了以史為鑒?

還是國家宣傳的那句老話:「稅乃國之根本」,並且我納稅我光榮。但做為國家層面,我覺得用稅收,制度和法律來平衡各個階層的利益,並保障各個階層的人的正常流動才會讓這個國家和經濟更具生命力。

希望不要被懟,不談政治貌似是我們民族的特點,不過我覺得還是需要聊聊和討論,上層當然知道這些道理並且比我們想得更深,我們屁民理解並瞭解政治也有助於我們維護自身的權利。


明是亡於黨爭?有很多原因都比這個要大吧。

第一,土地兼併嚴重。這個問題基本各朝末期都會有,竊以為這是最嚴重的問題。第二,南北不協調。北京的政令在南方特別是東南步履維艱。東南的生活水平比北方高出好幾截,「寧為長江犬,不做黃河人」可不是開玩笑的。這導致國家凝聚力不強,面對外患時尤為明顯。第三,朱元璋坑爹(不對,是坑孫)的祖制。老朱對親戚們實在太好了,這導致到了明後期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都發給宗室們作俸祿了,說他們是國家的吸血蟲也不為過。

第四,土木堡之變。之前成祖朱棣把蒙古人打成了孫子,這一仗基本把之前的老本全吐出去了。明朝對蒙古各部從攻勢轉為守勢,一守就是兩百年,期間耗費人力物力財力無數。

…………

感覺數到第十也數不到黨爭。

明朝的黨爭其實還好,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可控的情況下。連嚴東樓那個胖瘸子時期也是一樣,嘉靖一句話,就能送嚴小兒去雷州(雖然到南昌就停了)。不要把明後期的皇帝想的那麼弱,從嘉靖到萬曆,全都是聰明到墳頭的人。這樣的皇帝,可以熟練把黨爭變成他們駕馭臣子們的工具。萬曆二十餘年不用上朝天下照樣無大波瀾,期間對外戰爭保持全勝。不得不佩服老朱家的基因真好(別拿那張鞋拔子臉的畫像說事,有常識的都知道那是清朝人惡搞的)以上。

這是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話題。

中性去解釋,黨爭就是政治派系之間的競爭。現代政黨也存在競爭,最常見的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鬥爭。現代政黨政治,每個黨派提出自己的核心主張,吸引利益相關選民的支持,整體來說黨派競爭反應了社會不同利益羣體對國家政策決定權的爭奪。

我國古代的黨爭以皇權為核心,根據皇權擴散的路徑不同,體現的羣體有所區別。漢代是皇帝——外戚——宦官——政治世家,唐代是皇帝——宦官——宰相——軍事權貴,明代是皇帝——宦官——內閣——地方官吏。黨爭沿這些路徑在各個陣地分別展開競爭。比如宦官中王公公和李公公為爭奪皇帝信任而競爭。為了取勝,這兩位又分別在左右丞相中尋找支持者。當競爭矛盾無法調和的時候,丞相實際上無法在兩個公公上採取騎牆態度,這樣會導致同時被兩個公公排擠打擊。於是左右丞相選邊站,分別支持王公公和李公公。以此類推,六部尚書,左右侍郎逐漸劃分陣營。朝堂上的鬥爭也自然延伸到封疆大吏,領兵邊將。黨爭的毒素從中樞系統擴散到神經末梢,貫穿皇權傳遞的各個環節。

表面上看,黨爭發端於皇帝對大臣施加了超出一定閾值的壓力,高級大臣為求自保要求下級大臣與自己組成戰隊,以增強自己與皇帝博弈的籌碼,並通過打擊對手勢力,為己方爭奪更多政治資源,強化己方凝聚力。

表面之下,排除個別皇帝極端的性格因素影響,皇帝之所以要施加壓力給大臣,主要原因是皇權受到了外部環境越來越大的威脅。統一王朝中隨著統治的延續,全國土地兼併加劇,官僚機構日趨臃腫,行政效率降低,直接體現為中央財政收支失衡,流民叛亂增加,軍事動員系統腐敗,邊軍戰鬥力下降,作戰失敗次數增加。這些都造成皇權外部環境惡化。

因此與其說黨爭是個別朝代的特有現象,不如說是古代大一統王朝中後期統治階層腐化的必然結果。皇帝本人高超的統治手段可以平衡化解黨爭的危害,但很難阻止黨爭的演化。


一個人精力是有限的,哪怕你是天縱奇才你不可能一邊搞好鬥爭一邊辦事。


因為沒有運用唯物史觀來分析啊。好比統計局統計什麼「死亡率排名」一樣,傳染病死亡率降低了,就會有心腦血管疾病;慢性病也有得治了,心理疾病(比如自殺、自殘什麼的)的排名就上去了。人總是會死的,各疾病間就總是會有一個排名順序。不討論死亡率的下降、生活質量的上升,卻一味要求消滅位居榜首的疾病,那只是一種思維上的懶惰罷了。秦始皇說是亡於單調的郡縣制,漢朝說是亡於外戚專權,隋朝說是亡於好大喜功,唐朝亡於地方軍權膨脹,宋朝亡於地方軍權萎縮,總之在政治上總有個替罪羊不是?黨爭好不好?當然不好。面對危險,團結一致,共同禦敵,當然是對的咯。但問題是,不同的人勢必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身為君主,不能學會像大英的女皇那樣尊重議會,卻要強行壓制內部意見的分歧,那隻能得到萬馬齊喑的大清。良性的政黨政治,自然是:公而忘私,鬥而不破,服從大局。第一條是政黨與貪腐小圈子之間的區別,第二條是現代政治的包容與妥協精神,第三條是合作與和解的基礎。但觀近年來各「民主」國家(烏克蘭、泰國、美國等)都相繼走進「否決政治」的階段,可見政黨政治的良性發展狀態本來就很罕見,可遇而不可求。然而,現代社會相比於以前,最大的特點在於規則意識,即一切的習俗、規則都以明文化的方式規範起來。因此,要探討明末的黨爭的話,我覺得明朝一大缺點不在於黨爭本身,而在於沒有明文化、規範化,以至於落入私人手裡,成為官僚間挾私報復的把戲。


所說之黨爭,無非東林黨和閹黨。此兩者禍害大明深矣

請問有什麼能證明張居正是清人炒作出來的的?


當然亡於黨爭.

ls說的那些問題,都是黨爭的結果

任何王朝都有土地兼併之類的問題。 關鍵是要想辦法解決。

而明朝,那幫書獃子,東林黨那幫傻逼,只為黨爭。 不做事兒。

光有氣節有個屁用


推薦閱讀: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