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明亡于党争？
斗争一直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体现之一，不止明朝，各个朝代都有拉帮结派互相倾轧的情况，而朝代的灭亡很多也都是xx奸臣当道民不聊生之类的，这样看来跟明朝的情况差不多，可是为什么只有「明亡于党争」这种说法？
很同意刘乐南先生的说法：
第一，土地兼并严重。大多数朝代灭亡都能和这个扯上关系。
第二，与其按刘乐南 先生说的南北分化严重，我觉得更严重的是阶级的分化，仕绅阶层有著极大的政策倾斜，不缴税，税收大多来自分散的小农，后期很多小农税赋压力过大，只能抵押田地给大的仕绅然后做佃户，又回到了第一点：土地的兼并。这就导致了农业税的大量缩减，打仗没钱，练兵没钱。。
其实明朝不是没有尝试过征收商业税，不过最后还是没有斗过文官集团也就是士绅阶层，这个可以规到第三点来说。
皇族的臃肿也在这一点里面。和刘乐南 先生说的没什么区别，我记得好像有个数据，没有一大半，大概好像是37%左右，记不太清楚了。
第三，"亡于东林」，更应该说是亡于文官集团，这里我和刘乐南 先生也有些不同，其实到了后期皇帝是控制不了文官集团的，这也就是正德，万历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反抗文官集团的控制， 不同的是正德选择放浪，万历选择罢朝，很多人觉得阉党乱政，我反而感觉阉党之祸并没那么大，或者说不至于亡国，要知道历史的笔攥在谁手上就大概能知其一二了。阉党的权利直接来自皇帝，也是皇帝为了抗衡文官集团而培植起来的新的政治势力，他们是皇帝的身边人，因此皇帝更信任这些人，他们对皇权不构成实际的威胁，他们的权利并不合法，所以要撸了阉党其实就只需要皇帝一句话，但文官集团不一样，他们的权利是合法的，权利大的甚至能驳回皇帝的旨意，这也就不难想到万历终其一生也没能改立太子了。
那为什么说亡于文官集团呢？要知道科举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江南，这些文官大多都是江南氏族大家培养或者资助起来的读书人，他们是士绅阶级的代言人，所以你想找士绅收农业税？不给。收商业税？还是不给。崇祯不是没有想过收商业税的，哪些搞典当变相高利贷的以低廉的价格就很容易的拿到了农民手中的土地，反而不用交税。忘记是哪个朋友和我说的，真正收了商业税的反倒是魏忠贤这个「奸贼」（我更相信这个商业税是皇帝要收的）。商业税写入法律弄不好真能让明朝进入资本主义呢 ？ 毕竟商业税是大头，而且有利于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当商业税成为了国家税收的大头，那资产阶级不就有可能走上历史的舞台？当然只是猜测啊。。
…………当然，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赘述了，我们聊历史，研究历史不就是为了以史为鉴？
还是国家宣传的那句老话：「税乃国之根本」，并且我纳税我光荣。但做为国家层面，我觉得用税收，制度和法律来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并保障各个阶层的人的正常流动才会让这个国家和经济更具生命力。
希望不要被怼，不谈政治貌似是我们民族的特点，不过我觉得还是需要聊聊和讨论，上层当然知道这些道理并且比我们想得更深，我们屁民理解并了解政治也有助于我们维护自身的权利。
明是亡于党争？有很多原因都比这个要大吧。
第一，土地兼并严重。这个问题基本各朝末期都会有，窃以为这是最严重的问题。第二，南北不协调。北京的政令在南方特别是东南步履维艰。东南的生活水平比北方高出好几截，「宁为长江犬，不做黄河人」可不是开玩笑的。这导致国家凝聚力不强，面对外患时尤为明显。第三，朱元璋坑爹（不对，是坑孙）的祖制。老朱对亲戚们实在太好了，这导致到了明后期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都发给宗室们作俸禄了，说他们是国家的吸血虫也不为过。第四，土木堡之变。之前成祖朱棣把蒙古人打成了孙子，这一仗基本把之前的老本全吐出去了。明朝对蒙古各部从攻势转为守势，一守就是两百年，期间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无数。
…………感觉数到第十也数不到党争。
明朝的党争其实还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可控的情况下。连严东楼那个胖瘸子时期也是一样，嘉靖一句话，就能送严小儿去雷州（虽然到南昌就停了）。不要把明后期的皇帝想的那么弱，从嘉靖到万历，全都是聪明到坟头的人。这样的皇帝，可以熟练把党争变成他们驾驭臣子们的工具。万历二十余年不用上朝天下照样无大波澜，期间对外战争保持全胜。不得不佩服老朱家的基因真好（别拿那张鞋拔子脸的画像说事，有常识的都知道那是清朝人恶搞的）以上。这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中性去解释，党争就是政治派系之间的竞争。现代政党也存在竞争，最常见的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斗争。现代政党政治，每个党派提出自己的核心主张，吸引利益相关选民的支持，整体来说党派竞争反应了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对国家政策决定权的争夺。
我国古代的党争以皇权为核心，根据皇权扩散的路径不同，体现的群体有所区别。汉代是皇帝——外戚——宦官——政治世家，唐代是皇帝——宦官——宰相——军事权贵，明代是皇帝——宦官——内阁——地方官吏。党争沿这些路径在各个阵地分别展开竞争。比如宦官中王公公和李公公为争夺皇帝信任而竞争。为了取胜，这两位又分别在左右丞相中寻找支持者。当竞争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丞相实际上无法在两个公公上采取骑墙态度，这样会导致同时被两个公公排挤打击。于是左右丞相选边站，分别支持王公公和李公公。以此类推，六部尚书，左右侍郎逐渐划分阵营。朝堂上的斗争也自然延伸到封疆大吏，领兵边将。党争的毒素从中枢系统扩散到神经末梢，贯穿皇权传递的各个环节。
表面上看，党争发端于皇帝对大臣施加了超出一定阈值的压力，高级大臣为求自保要求下级大臣与自己组成战队，以增强自己与皇帝博弈的筹码，并通过打击对手势力，为己方争夺更多政治资源，强化己方凝聚力。
表面之下，排除个别皇帝极端的性格因素影响，皇帝之所以要施加压力给大臣，主要原因是皇权受到了外部环境越来越大的威胁。统一王朝中随著统治的延续，全国土地兼并加剧，官僚机构日趋臃肿，行政效率降低，直接体现为中央财政收支失衡，流民叛乱增加，军事动员系统腐败，边军战斗力下降，作战失败次数增加。这些都造成皇权外部环境恶化。
因此与其说党争是个别朝代的特有现象，不如说是古代大一统王朝中后期统治阶层腐化的必然结果。皇帝本人高超的统治手段可以平衡化解党争的危害，但很难阻止党争的演化。
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哪怕你是天纵奇才你不可能一边搞好斗争一边办事。
因为没有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啊。好比统计局统计什么「死亡率排名」一样，传染病死亡率降低了，就会有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也有得治了，心理疾病（比如自杀、自残什么的）的排名就上去了。人总是会死的，各疾病间就总是会有一个排名顺序。不讨论死亡率的下降、生活质量的上升，却一味要求消灭位居榜首的疾病，那只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罢了。秦始皇说是亡於单调的郡县制，汉朝说是亡于外戚专权，隋朝说是亡于好大喜功，唐朝亡于地方军权膨胀，宋朝亡于地方军权萎缩，总之在政治上总有个替罪羊不是？党争好不好？当然不好。面对危险，团结一致，共同御敌，当然是对的咯。但问题是，不同的人势必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身为君主，不能学会像大英的女皇那样尊重议会，却要强行压制内部意见的分歧，那只能得到万马齐喑的大清。良性的政党政治，自然是：公而忘私，斗而不破，服从大局。第一条是政党与贪腐小圈子之间的区别，第二条是现代政治的包容与妥协精神，第三条是合作与和解的基础。但观近年来各「民主」国家（乌克兰、泰国、美国等）都相继走进「否决政治」的阶段，可见政党政治的良性发展状态本来就很罕见，可遇而不可求。然而，现代社会相比于以前，最大的特点在于规则意识，即一切的习俗、规则都以明文化的方式规范起来。因此，要探讨明末的党争的话，我觉得明朝一大缺点不在于党争本身，而在于没有明文化、规范化，以至于落入私人手里，成为官僚间挟私报复的把戏。
所说之党争，无非东林党和阉党。此两者祸害大明深矣
请问有什么能证明张居正是清人炒作出来的的?
当然亡于党争.
ls说的那些问题，都是党争的结果
任何王朝都有土地兼并之类的问题。 关键是要想办法解决。
而明朝，那帮书呆子，东林党那帮傻逼，只为党争。 不做事儿。
光有气节有个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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