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正常來講經濟已經崩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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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列強當時的各種操作不是在搞死滿清，而是在給它續命。

西方列強需要的是一個對外懦弱對內殘暴的政府，可以幫助他們從中國人民身上吸血。這樣，西方列強可以一邊大肆敲骨吸髓，一邊站在道德高地上灑幾滴鱷魚淚，搏一個人道主義的好名聲。

而滿清政府就是這樣一個完美的政府 —— 當然，僅僅是對西方列強來說。

所有的不平等條約雖然都涉及賠款，但是除了日本那種初來乍到的愣頭青，所有的條約都替清政府做好了支付方案。例如，英法美等國的銀行就經常向清政府放貸，用來支付賠款。甚至會向清政府放貸幫搖搖欲墜的滿清度過難關 —— 例如鎮壓太平天國，又比如支持左宗棠在新疆打俄國人。

為了讓清政府有一筆固定的收入可以用來支付賠款和償還貸款，英國派人接管了清政府的海關，沒過多久，海關收入就成了清政府最重要和最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

所以，不是晚清頂著列強的不平等條約支撐到了 1912 年，而是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給這個極度落後、野蠻、殘忍、腐敗的政權續命到了 19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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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頭一句老話，反動也意味著鎮壓能力。清朝最後幾年，如果不是載灃為首的載字輩行事過於操切，弄不好大清帝國還能堅持，堅持個三五年不成問題。

晚清時代，內憂外患，割地賠款，但左騰右挪，用盡各種手段，能堅持到1912年，確實是不簡單。

從國家戰略層面上講，確立基本戰略方針。早在辛酉政變前後，主政的恭親王奕?就明確上走到今後的國家戰略方針：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這個戰略方針明確了清政府的內外政策，也確定了清政府的政策取向。通過兩次鴉片戰爭，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判斷英法列強沒有，起碼是暫時沒有直接滅亡清政府的打算。所以確立了先剿滅內部各種匪患，然後逐漸自強，首重防俄，注意英法美的戰略舉措。其後，隨著日本的崛起，將防範日俄確立為首要對外目標，對英法美儘力聯絡媾和。這種戰略方針不僅為清政府所延續，也為日後的國民政府所大體繼承下來。

從具體實施層面上來說，不惜一切代價平定內部各種叛亂。首先以剿滅東南財富重地的髮匪為主，次之剿滅魯豫兩地的捻軍為主，這樣京畿周圍和東南財富之地便可保全，一切尚有可為。然後剿滅陝甘回匪，使得京畿西部和外圍得以安全，也可以打通進入新疆的通道。與此同時，繼續清剿雲貴和東北一帶的匪患。因為確定了較為正確的進攻順序，加上不惜一切代價，到1880年左右，瀰漫全國近三十年左右的各種匪患終於得到平定。此後幾十年間雖然各地仍有不斷的大小起義，但無論是規模還是實力，都遠不如當年的發捻回匪之亂，基本都被迅速的平定。

從對外層面上來說，親英美而防日俄，以夷制夷。以夷制夷是清政府自辛酉政變以來一直所採取的外交政策，雖然總體上來說以夷制夷常被夷所制，但在某些具體事務和細節問題上，卻也並非不無收穫，只不過是得失的程度問題。晚清五十年裏，清政府面臨的最大外患先是俄國割佔外東北外西北，有雄踞北方之勢，接著日本佔琉球，奪臺灣，與俄國爭奪滿蒙。這是晚清時代所面臨的最大對外隱患。除了日俄外，英國欲染指滇藏，法國窺視滇桂，都不得不防，但總體而言，邊防壓力主要是北方。實力方面，清政府自然無法單獨與任何一個列強抗衡，但在具體地域，可以利用各國的矛盾，儘力爭取一些權益。就是盡量的把水攪渾，只要領土主權不丟失，其餘都好商量。而各國也鑒於自身實力以及整體國家對外戰略，起碼在一些次要問題上也不得不對華讓步。

從經濟層面上來說，開源節流，避免經濟崩潰。從辛酉政變後，清政府開始了洋務運動，在最後十年又進行了清末新政。在這幾十年的變革裏，如何的開源增加收入，是重中之重。通過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清政府的收入確實是提高了。從年收入四千多萬兩增加到甲午前後的八千多萬兩，再到辛亥前的兩億多兩。雖然巨額的賠款和外債，給清政府造成了極大的財政壓力，但清政府的官員還算騰挪有術，勉力維持這財政不至於全面的崩盤。

從軍事層面來說，逐漸裁汰舊軍，編練新軍，維持基本統治力量。通過兩次鴉片戰爭和髮匪之亂，八旗綠營已經徹底腐朽，清政府先發展勇營武裝，再編練新軍，還曾組建了一度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鞏固了清政府的基本統治力量，並多少抵禦了一些外侮。但是軍事層面雖然一直是清政府改革的重點，可是清政府的軍事改革力度還是比較小，而且先失之於緩，後失之於操切，還疏於防範，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軍事改革的失敗，使得清政府在辛亥年之時雖有可戰之軍卻幾無可聽命之軍。

從柱國重臣來說，晚清五十年大部分時間內有一批警覺還有才幹之人。自發捻之亂平定後，直到庚子前，清政府是慈禧掌握最高主導權，而在具體行政、外交和軍務方面，尚有一批老臣勉力維持。宗室方面，恭親王和醇親王才具突出；滿族大員中，文祥、榮祿最為傑出。而真正的柱國大臣則主要依靠漢族官僚。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是這幾十年裏真正的國之重臣，而且其手下的門生故吏和驕兵悍將，也都算是為敢作敢為的有才之人。如折衝外交的薛福成、許景澄、楊儒等，戰場作戰的張樹聲、劉錦棠、劉銘傳、聶士成、宋慶、馬玉昆、董福祥等。清政府人才的最後斷檔以1903榮祿去世為標誌，以後幾年裡，經歷過風風雨雨的老謀深算的柱國大臣都已經去世，袁世凱又難以放心，年輕的載字輩缺乏歷練，行事操切，難當大任。中樞缺乏領軍人物也成了辛亥年清政府面對危局時手足無措的一個重要原因。

個人認為，以上幾點使得清政府能在內外交困的局勢下一直維持到了1912年，但是同樣是以上原因的後繼乏力，使得清政府到了1912年時候，已經難以維持了，面對武昌一隅引發的全國動亂，清政府無法重現當年剿髮匪時舉國一致的程度，最後走向了滅亡。

如果從不平等條約和賠款角度來說，那麼就比較好說了。

發動戰爭是容易的，但如何結束戰爭是很難的。戰爭的發起可以其中一方單獨決定，而要結束戰爭可必須兩方都有意願才能。要麼你徹底擊敗對方，要麼你被對方徹底擊敗，這是你死我活的戰爭。如果不是這種戰爭，那必須作戰時候都留有餘地，邊打邊談，既要自己獲利，又不能讓對手死去，這需要軍事、政治、外交等多方面的作用才能產生。甲午戰爭後期，清政府不願再戰，而日本也打不下去了，但日本必須要做出一副不怕繼續打下去的樣子，這樣才能獲取利益的最大化，很顯然，後來的馬關條約實現了日本的目的。至於賠款和外戰，馬關賠款、三次大借款和庚子賠款成了清政府嚴重的財政負擔，但是無論是在還錢還是借款方面，各國和清政府都選擇了一種可以接受的方式。馬關條約的賠款方式有兩種，要麼三年一次性結清，要麼慢慢還，每年付利息。清政府不想付利息，也不想讓日本借著賠款賴著不走，最後選擇了一次性三年還清，但自身實力根本無法一次性還清，所以三次都以借款為還錢的主要來源。同樣，為了借款，海關這個最穩定的稅收來源成了擔保品，每年都要抽出一定的比例來還款。本來已經是捉襟見肘了，但庚子賠款又成了巨額的財政負擔。每年庚子賠款約在兩千萬兩左右，加上每年的三次借款還款數額也在兩千萬左右，再加上一些零散的各地還款以及磅虧等因素，每年的債賠數額接在五千萬兩左右，佔清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接近於一半。但清政府竟然還能撐下來，確實也不簡單。一方面是因為清政府畢竟是全國的唯一合法中央政府，對地方還有著比較強的統御力，各地雖然時常欠解京餉，但大體上還是上繳了相當一部分的；其次中央政府畢竟還控制著關稅、鹽稅等主要穩定性來源，擁有著對這些收入的保管權和使用權，使得能夠在危難時候可以應急一下。再次，通過新政和一些近乎於竭澤而漁的手段，清政府最後幾年裡確實收入大幅度的增加了。總體上清政府在辛亥年間的財政收入已經接近於當時日本的財政收入了。不過這些手法已經是竭澤而漁了，清政府在辛亥前後已經是財政難以為繼，再好的騰挪之術也難以維持了，已經在醞釀新一輪的五國大借款，只是因為辛亥革命而止，後來演變為民國初年的善後大借款了。不過清政府因為種種原因，在晚清時代，清政府的外債國際信用還算湊乎，能借回來錢，而到了民國時候，北洋政府的外債國際信用非常之低，想借錢也借不來，想飲鴆止渴都得不到。

清政府晚期大力致力於新政，為的是提升國力。增加收入與練兵是最重要的兩件事。確實清末新政十年取得了許多成就，但因為要辦的事太多，而收入是有限的，雖然想盡辦法增加收入，但花錢的地方太多，而且花錢的速度太快。導致財政入不敷出。軍費和賠款成了最頭疼的兩件事。1909全國收入263219700兩，歲出除協款不濟外，共269876432兩，赤字6656732兩。1911試辦預算，經度支（財政）部核計，歲入296960000餘兩，歲出376350000兩，赤字7939000兩。其中陸軍經費126844326兩，海軍經費10503202兩，共137347528兩，約佔總收入的46%，但仍不夠用。為了籌措巨額的賠款和軍費，清政府除了發展新政增加開源收入外，也從傳統收入上動腦子。因為畢竟新政要換來錢還需要一個過程，為此不得不在田賦、鹽稅和捐輸等方面上大做文章，還對非傳統商品如肉、酒、糖、油等也開徵稅賦。新政十年間，清政府收入猛增，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從傳統收入上挖掘財源，簡單來說就是從老百姓身上盡量的榨油。確實，榨出了不少，但是壓榨的超過了一定限度，就容易引發問題。辛亥年起事首開武昌，但一系列突發事情又可從湖南搶米風潮和四川保路運動而來。湖南四川正是因為為榨的過了頭，加上清政府處理不當，最後引發了連鎖反應。

胡善恆（1897-1964）《賦稅論》裏這樣寫道：

人民究竟到了某種所得數額，纔不致損害工作效能，固不能斷定，但是我們舉眼一望，無論是在哪個國家，大部分人口都只有充裕生活以下之所得。所以我們可以大概的說，凡一般人民所消費的貨物，這種貨物在市場上之銷路沒有彈性者，不宜課稅。不幸，在財政困難的國家，都是靠彈性小的貨物課稅。

遺憾的是清政府尤其是最後幾年為了重整中央集權，已經變本加厲的進行搜颳了。雖然收入是在猛增。比如按照蔣士立《國債輯要》裏的數據，直隸1906年的收入有5747000兩，1908就達到了21568597兩，兩年之間增加了3.7倍；四川同期歲入由4822000兩增加到了15320659兩，增加了3.18倍；湖北同期由2479000兩增加到16545200兩，增加了6.67倍。1906時候全國各省收入上千萬兩的只有江蘇和廣東兩個省，1908年則有直隸、江蘇、湖北、山東、四川、浙江、廣東七個省。到了1909年，隨著東北設省，奉天的收入也達到了兩千萬兩的水平。其實國債輯要裏1906的數據是有不少錯誤的，直隸、四川和湖北是收入大省，兩年間不可能增加那麼多，但收入確實是在增加。看似收入猛增了，增加的背後屬於真正的收入增加的因素是有，但很少，增加的原因主要還是清政府清理財政加強中央集權所從地方和民間搜刮出來的。當然這七個省的實際收入估計還遠不止這些。雖然收入增加了，但是這嚴重激化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激化了官府和民間的矛盾，使得原本潛在的問題被表面化了，導致了更嚴重的後果。

清政府如果要繼續維持下去，必須繼續全方位改革，避免辛亥年那些偶然性的因素導致必然性的因素外。主要是幾個方面，屬於個人見解。

首先是滿漢矛盾問題。眾所周知，滿漢矛盾問題一直是清朝時代的最大問題之首。雖然隨著平發捻之亂後，漢族勢力開始大規模的崛起，但是慈禧晚年重新開始提振滿族勢力，不過尚知道平衡，而載灃上臺後，已經連面子上的平衡都懶得做了，1911年皇族內閣的出臺，更是讓全國的漢族官僚集團大失所望。誠然這裡面的滿族人員有的也有一定的能力和歷練，而且也不是什麼保守派，漢文化以及與漢人的關係有的相當不錯，但這些並不足以讓漢族官僚士大夫所滿意。光緒朝位高權重的全國八大總督中，前 20 年裡僅 5 年（1885－1889）有一位旗人，甲午之後14年不僅旗人年年有，且由一位漸增至最高時4位。（1907年起總督增至 9 人）。巡撫亦由最初的滿 1 漢 14，減至滿 5 漢 10，漢人最低時僅 8 席。光緒朝督撫滿增漢減之趨勢非常顯明。而宣統朝九大總督中，旗人則更是每年至少 5 人，1909 年還出現了旗 6 漢 3 的最高記錄。在中央，較之同治朝，軍機處及部院的旗人比例在光緒年間皆有大幅上揚，滿人比例分別增加了近 7 個和近 10 個百分點，旗漢比例分別增加了近 30 和 55 個百分點，且在宣統朝繼續上行。宣統時外務部的滿人比例及旗漢比例分別較光緒朝（總署）上漲了近 15 個和近 40 個百分點。內閣中旗人比重儘管在光、宣年間持續下跌，然品級最高的文華殿大學士光、宣朝共 3 人，漢人僅光緒朝李鴻章一席，滿漢比例為 2：1，次一級的武英殿大學士，光緒朝前 28 年無一漢族。

其次是旗民矛盾。除滿漢矛盾外，旗民矛盾也是清政府立國以來的重大問題之一。在慈禧晚年，已經有人建議要打破旗民隔絕的狀態。清末民國著名的憲政理論家也是王闓運的徒弟楊度在《國會與旗人》長文中對國會與滿漢問題有深入的客觀分析。楊度認為，滿漢問題的發生，根源在於八旗制度，它是中國數千年之政治制度中，「一最特別離奇不可以條理之者」。 他反覆論列，八旗制度不但於漢人為害，於旗人亦無利，撤旗乃當下國家之要政之一。他一再委婉提醒清廷高層，「漢人於感情上、利害上，皆欲存皇室以自存，而勢力又足以保之，旗人於感情上、利害上，亦欲存皇室以自存，惟勢力不足以保之。此今日之實在情形也」。楊氏斷言「今日中國若不能撤去此八旗兵制，則君主立 憲之制必不能行，而皇室之安全與人民之安全兩無可望，數千年之古國必自此而已矣」。最後他直接警告清廷時局威迫，「滿漢問題至急」，旗漢應共患難，設若旗人「寧肯亡國而犧牲漢人，漢人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挾其孤注一擲之情，以為玉石俱焚之舉，恣睢憤怨，何不可為?」稍後《中國新報》刊發之來稿言說更加明 確：「夫今日中國，本千鈞一髮之際，存亡危急之秋，以言乎外，則機會均等之政策，並起於列強。以言乎內，則革命排滿之風潮，流行於薄海，禍機已兆，後患難 言。及今不圖，恐三數年後，燎原莫救，即欲行今日之計，亦不可得。」然楊度等人的肺腑之言顯然並未打動清廷，八旗兵制依舊，滿漢畛域如故。很遺憾的是，攝政王和隆裕太后等決策層並沒有聽進去，置之不理。

再次是國會問題。晚清新政時代，國會立憲問題一直是爭執焦點的重中之重，同時也是國內立憲派與革命黨爭奪輿論話語權的焦點。如果是慈禧活著的時候，靠著她傑出的平衡之術尚能把持，此外只要不觸動慈禧最高權力，那麼國會可以虛設。但是慈禧死後，最高政治權威已經不復存在，開國會是必須做到的重中之重的問題，也是抓緊最後的時間與革命黨爭話語權的時機了。既然清政府不願解決旗民問題，或者認為旗民問題難以一下解決，那麼開國會多少也能緩解一些社會各界的壓力。楊度認為，若有負責任之國會，負責任之政府，則滿漢問題自然可解，在理論上這是可行的。載灃監國後，在憲政上的姿態相當高，他再三表示堅定不移地籌備立憲，在實際工作中也把立憲放在頭等重要位置，攝政王的態度自然令立憲派大受鼓舞。諮議局是初級形態的地方議會，設立諮議局是清末預備立憲的重大舉措之一。1908 年 7 月清廷公佈諮議局相關章程，限令一年之內成立。同年秋天起，各省按規定陸續進行議員選舉。各省諮議局議員通過選舉產生，這種全國範圍的選舉活動在中國可謂 開天闢地第一遭。至1909 年 10 月，除新疆緩辦外，全國21個行省的諮議局均如期成立，一律開議。諮議局的成立，「為我國人民獲有參政權之第一日」，它「大大突破了封閉式的封建政權結構」， 「標誌著人民參與管理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式開始」。諮議局也為立憲派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活動平臺，一個同滿人專制特權進行鬥爭的合法陣地，請開國會再次提上議事日程。平等自由、依法治國是現代憲政體制的基本要求，而滿漢一體、族羣平等乃清末憲政之首要大政，此為彼時滿漢立憲派人士之共識，彼輩亦不遺餘力地 宣傳鼓動。不幸的是，一個被既得利益矇住了雙眼的滿族親貴集團，對此沒有足夠的認識。他們既想順應民意實行憲政，又不想與漢人集團分享更多權力。他們一次次地拒絕請願開國會等要求，越是搞憲政改革，反而越是把權力往皇族手中收攏。

再之是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清朝是中國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巔峯狀態。雖然發捻之亂後地方權重，但是清政府中央仍然有著相當強的統治力。清末新政實際上也是中央重新向地方收奪權力的鬥爭。無論是清理財政，劃分國地稅，還是編練新軍，都帶有很明顯的中央集權從地方收回權力的背景。無奈當時地方權重自發捻之亂以來已經有五十年了，只能是徐徐圖之，漸進而行。慈禧晚年也在做這些事情，但是還注重於平衡，不敢操之過急，以維持脆弱的平衡。簡單說是放在國家穩定和權力平衡大背景下來進行的。而載灃上臺後，變的非常的激進，從地方大肆攬權，攤派經費。這不僅招致漢族官僚集團的不滿，也使得不管是滿漢蒙的地方督撫也大為不滿。這都使得局勢已經變的難以預料，一顆火苗就能引爆整個帝國。

再之是軍政費用問題。眾所周知，清末新政主要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兩個，一個是錢一個是兵，而且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清政府雖然十年新政期間搜颳了不少錢財，但搜刮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支出的速度。而在支出費用中，軍費、建設費用和債賠費用是最大的開支。債賠費用受制於各種條約和洋人的強勢，自然沒辦法減少。但是軍費確實有必要可以減少，或者挪作一部分他用。按照宣統三年的預算，經常和臨時性的軍費加起來預算就達到9749.87萬兩，其中新軍經費為5876.2萬兩。實際情況下的軍費會更多，佔據了全部收入的近三分之一。一個國家要想走向強大，軍隊的強大自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支撐軍隊強大的並不僅僅是現代化的武器這些最直觀的因素，還包括教育、工業和交通建設。如果清政府能將一部分軍費用作辦教育，或者修路或者搞農業，或許經濟會有較大的一些起色。畢竟當時國內的大局面尚在可控範圍內，而且當時的軍隊即便再怎麼武裝，也難以與列強抗衡，而且當時遠東的國際局勢尚在均衡之中，日本對華侵略滲透還要顧及到列強的反應，所以說還是有時間的。而具體的軍費當中，可以將海軍費用盡量的壓縮，主要保證現有軍艦的日常使用，構建江防為主，引入一部分新式軍艦作為訓練儲蓄人才為主。而在陸軍方面，除去北洋軍外，重點加強東北、川滇邊一帶的軍隊為主，其餘各地可以適時緩辦，以改造現有軍隊維持日常治安為主。東北邊防是當時首要之地，必須得加強，而川滇邊一帶，面對英印威脅，也是僅次於東北的邊防要地。川滇邊藏的安全，事關四川和整個大西南的安全，也關係西北的側翼，確實需要兵力鎮守和防範英印。

再之是皇室費用問題。其實在費用方面，最應該減少的是內務府的皇室經費。在同治以前內務府的花銷還不算大，最起碼在可承受的範圍內。而同治時代開始，內務府的經費是急劇膨脹。內務府經費急劇膨脹的確是造成財政困難重要原因。而花費增多主要是宮廷奢靡之風及其嚴重。鹹豐後期每年支出僅40餘萬，同治初年是八九十萬到百餘萬不等。光緒中後期達到143萬，後期內務府更是有高達295.2萬，十餘年間增加一倍。1911辦理次年預算，內務府經費預算更是高達10246974兩。這還是日常費用，並沒有算如有大典工程陵寢之類。清末十餘年間，皇室不斷追求無度的享受奢靡生活，多次要求戶部添加經費，動不動幾十萬，這是羅織俱窮的戶部和左支右絀的各省關萬難應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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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理這事，得先從太平天國那陣開始說。

太平天國起義的時候，清朝發現我這八旗兵丁跟綠營兵總不打仗，已經失去戰鬥力了，根本打不過太平天國。

怎麼辦？

朝廷想出來的辦法是雙管齊下：一方面把還能打的綠營兵集中起來，另一方面則動員各地官員地主，就地發動武裝搞團練，大有讓長毛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意味。

於是丁憂回家的兵部右侍郎曾國藩，就在這種形勢下接到了朝廷的詔書。曾國藩表示我也不是謙虛，我一個兵部的侍郎，怎麼忽然就要開始搞團練了呢？朝廷表示大家已經研究決定了，你就擼起袖子加油幹吧！

不過團練歸團練，但這糧餉朝廷可是不管的——依朝廷這想法，你們團練都是地方武裝，保的是地方平安，那地方上難道不該交點保護費麼？因此團練的糧餉基本都是要靠拉隊伍的人自己籌集的，不過好處也在這裡：既然你自帶乾糧保衛大清，那我大清朝廷也自然就不會管你這隊伍能拉多大了。

於是就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曾國藩開始了他的工作。

曾國藩拉隊伍的方法很簡單：自己拉出來一批人，然後讓這些人去分頭招兵：你能招來多少人，你就管多少人；你的人要是全打完了，那你也別幹了。

大家表示知道了，於是回去分頭從自家親戚朋友故交好友開始發展下線。

就跟傳銷似的。

營官由統領挑選，哨棄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棄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湘軍記

從湘軍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湘軍志

由於曾國藩是湖南人，他的親戚朋友自然大多也是湖南人。這麼搞下去的結果就是他拉起來的這支隊伍裏基本都是湖南人，所以人稱湘軍。

這樣搞起來的結果是軍隊完全變成了個人的私軍，但好處是全軍上下意志統一，曾國藩指揮起來如臂使指，不過既然這些士兵都是臨時招募來的，那戰鬥力自然還有些堪憂。於是早期的湘軍跟太平天國一開仗，經常是被打得落花流水。

然而曾國藩這個人不信邪，他表示不就是被揍了麼？論成敗，人生豪邁，大不了從頭再來！咱們再來！

於是這麼一而再、再而三的打下去，大家驚訝地發現湘軍竟然從一支標準的弱雞部隊變成了一支勁旅了。

朝廷對此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不放心。

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間裏，一呼撅起，從之者萬眾人，恐非國家福也——庸庵文編

朝廷對湘軍這種後娘養的孩子自然是一百個看不上眼的，而朝廷自己親生的隊伍則是集結了全國綠營精銳搞出來的江南大營與江北大營。可這些親生的隊伍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幹什麼都行，就打仗不行。

拿獲賊匪湯百川一名，搜出黃白綾逆書四封，至逆書內有官兵不足為慮之語，批閱之下，憤與愧並。——太平天國散佚文獻勾沉史

結果偏偏太平天國下手太黑，直接把江南大營跟江北大營給拆了！這下朝廷最後一點直屬部隊也沒了！結果湘軍成了大清朝廷最後的救命稻草，編製一再擴大。而湘軍也確實給力，一心想建功立業的曾國藩帶著人打了一個又一個硬仗，最後硬是打破了天京城，滅掉了太平天國！曾國藩的地位也水漲船高，從兵部侍郎一直升到了太子太保、一等侯，手下坐擁數十萬湘軍，直接掌控住了東南命脈。

於是朝廷開始慌了。

朝廷一琢磨你這湘軍上下都只聽你曾國藩一個人的不是個事啊！現在長毛（太平天國）打得也差不多了，你要是哪天想不開振臂一呼驅逐韃虜復我中原可沒人攔得住你了。

可以說在公元 1863 年的時候，整個中國的未來走向，很大程度上是由曾國藩所決定的。

然而曾國藩卻表示我從小的志向就是做一個大大的忠臣好嗎？造反？造什麼反！小心功高震主卸磨殺驢纔是正經的。這樣吧，現在仗也打得差不多了，皇上咱們把湘軍裁了吧！

朝廷對這事當然是喜出望外，然而有一個人對此表示了反對。

這個人姓李，名鴻章，字子黻。

李鴻章原本是曾國藩的幕僚，很受曾國藩器重。在與太平天國的戰爭中李鴻章也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這個不是重點，重點是李鴻章的手下也有一支隊伍，名為淮軍。

淮軍的建立還得上溯到江南大營被太平天國徹底打崩那會，江南大營的崩潰使得整個江南都處於天國的兵鋒之下，廣大地主老財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紛紛奔向上海企圖尋求庇護。可問題在於光到上海沒有兵也沒有用啊！於是大家最後求到了曾國藩頭上，表示咱們這別的沒有，就錢多！您派支隊伍過來保護我們的安全，我們花錢買平安成不？

曾國藩表示我很感興趣！（那會湘軍正缺錢缺得厲害）可派誰去卻成了個問題，幾經周折，李鴻章接下了這個差事。他仿照湘軍的建制從安徽江淮一帶拉了一支隊伍，因此這支隊伍就叫作淮軍。

淮軍的基本建制跟湘軍差不多，然而既然是保衛上海，那淮軍就不可避免的接觸到了更多的洋玩意。所以淮軍打誕生之日起，就比湘軍更現代化。

陣法用泰西……鳴角出令皆夷語——湘軍志·卷十

李鴻章覺得咱們這都是靠軍隊起家的，說裁軍就裁軍以後朝廷有點別的心思怎麼辦？最關鍵的是，眼下這大清不太平，四處刀兵不斷，咱們完全可以留著隊伍四處平叛嘛。

迨粵匪、捻匪、回匪之禍，藉楚勇、淮勇之力以平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八十一，敘團練大臣

於是兩個人一個主動裁軍想功成身退做萬世忠臣之表率，而另外一個則選擇了握緊手中的槍杆子，去做一個權臣。而由於李鴻章對西洋的軍事技術與思想十分推崇，他掌權之後自然開始推動各種洋務運動，其中就包括仿照西方軍事學校建立的中國第一所陸軍學堂。

天津北洋武備學堂。

北洋武備學堂作為中國近代的第一所軍事院校，培養出了一大批大家耳熟能詳的軍事將領，比如說馮國璋、段祺瑞、曹錕、王世珍等等等等。

然而有一個人 ，他並非出自北洋武備學堂，卻成了李鴻章之後正兒八經的北洋軍閥第一任扛把子。

他就是袁世凱。

袁世凱，字慰廷，號容庵，河北項城人，年輕時的學習成績……比較一般。鄉試參加了一次又一次，卻始終名落孫山。

袁世凱怒了：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老子學習不行，去從軍行不行？

那必須行啊！

袁世凱的叔祖名叫袁甲三，乃是淮軍將領，而袁世凱的養父袁保慶（為袁保慶沒有孩子，所以袁保中就把自己的親兒子袁世凱過繼給了袁保慶）與當時的淮軍猛將、李鴻章的心腹愛將吳長慶乃是拜把子兄弟。所以袁世凱很輕鬆地就到了吳長慶門下做了一名幕僚。

1882 年，朝鮮爆發內亂，吳長慶被李鴻章派到朝鮮去控制局面——袁世凱自然相伴左右。結果到了朝鮮之後，袁世凱展現出了過人的軍事天賦，不僅輕鬆的幫吳長慶搞定了朝鮮的內亂，還針鋒相對的頂住了日本人的壓力。

這下袁世凱可出了名——日本人原本以為可以借這個機會控制朝鮮，然而卻被袁世凱攪了局，日本政府向大清國提出嚴正抗議，表示我們友邦人士，莫名驚詫，必須嚴懲袁世凱！

大家一看我去這袁世凱可以啊！年輕有為啊！李鴻章立馬拍板：這樣吧，我看你智勇雙全，乾脆就由你長駐朝鮮，替朝廷掌控局面吧！

查有分省補用同知袁世凱，膽略兼優，能知大體。前隨吳長慶帶兵東渡，久駐王京。壬午、甲申兩次定亂，情形最為熟悉，朝鮮新舊黨人鹹相敬重。……似宜優其事權，作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五十五

一步登天！

當時只有二十多歲的袁世凱一下子成了清朝的三品大員、朝鮮的太上皇。此後他在朝鮮一直待到甲午戰爭爆發。

甲午戰爭的結果不用我多說，大家都知道：大清的海陸軍隊被日本人打了個落花流水，全國上下為之震驚。大家在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不約而同地將矛頭對準了李鴻章和他的淮軍，認為這些部隊也已經徹底完犢子了，咱們大清要想重新振作，必須搞軍事改革！而且必須從根子上改，建立新式陸軍！

（淮軍）驕悍疲惰，軍機鬆弛，每戰必潰，萬不可用——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

現欲講求自強之道，固必首重練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強，尤必更革舊制。——容庵弟子記·卷二

而外國人對這一切自然是喜聞樂見的，洋大人們紛紛表示：練兵？好事啊！這樣，我們幫你籌劃，咱們要練，就練支頂尖強軍！

朝廷表示此言甚合我意，不過咱們要怎麼練這個頂尖強軍呢？

洋大人們表示這事好辦，你們批錢批槍批資源，然後我們洋教官統領隊伍，保管給你練的一等一的能打！至於數量嘛，就先來個十萬人練練看咯。

滾吧您內……

李鴻章等人表示你怕不是猴子請來的逗逼？十萬人的新式陸軍！要多少錢你知道麼？然後這隊伍還得請洋教官？到時候再有點事那是我大清說了算還是你們說了算？所以大家商量來商量去，最後還是決定先摸著石頭過河。

摸著石頭過河的結果就是由李鴻章的嫡系胡燏棻親自主抓，在馬廠搞了三個營的 「定武軍」，全套照搬西洋軍隊體系，作為先頭試點。

然而練兵並非一日之功——就算是我大清自有國情在此，biu 的一下定武軍就能速成，三個營恐怕也幹不了什麼大事。所以朝廷除此之外，還把一直在西北平定戰亂的「甘軍」調到了北京附近，又從淮軍裏撿著能打的部隊拉出來了三十個營，改用西洋軍制進行訓練，是為「武毅軍」。武毅軍、定武軍與甘軍共同拱衛京師，號稱「北洋三軍」。

不過雖然號稱北洋三軍，這裡面只有定武軍是完全按照西洋軍事思想建立起來的，而武器裝備、兵源訓練等自然也遠較其他兩軍更好。練了一陣子之後朝廷覺得這個新軍的效果還是不錯的，於是拍板進一步擴大規模。然而馬廠是個小地方，擴軍之後營房自然捉襟見肘。於是請示朝廷之後這支試點部隊移軍小站，開始了新一輪擴充人馬。

人馬可以擴充，但胡燏棻這個軍事主官卻有點幹不動了——他本來是個文職，當初因為倡議練兵喊得很兇，又是淮軍嫡系所以被選中組建新軍。而現在隊伍規模一再擴大，他開始覺得自己力有不逮了。而此時李鴻章也因為簽了馬關條約而被千夫所指，朝裏的風向一下子大變，因此胡燏棻很快就被調走去修鐵路去了。

那麼找誰來接替胡燏棻的位置，來練新軍呢？

大家表示，這當然得找個懂用兵、年富力強、對朝廷忠貞不二的人啦！

那到哪裡去找這樣一個人才呢？

袁世凱啊！

袁世凱在朝鮮這些年可不是白待的，他利用職務之便搞到了海量的金銀，回國之後又敏銳的嗅出了朝中的風向變化，於是十分機智的打通了西太后身邊大紅人李蓮英的關節，跟當時炙手可熱的權臣榮祿搭上了線。

正在侘傺無聊之候，忽遇契友阮君鬥瞻，願作曹邱生，勸弟投其居停李總管門下。得其承介，晉謁直督榮中堂——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

溜須拍馬、鑽營投機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袁世凱也確實下了大力氣來營造自己「軍事達人」的形象，他不僅頻繁上書闡述自己的軍事思想，還自掏腰包把這些東西印刷成冊，向朝中大臣分發。於是一來二去，朝廷裏都知道有這麼一位袁世凱，精通軍事，年富力強，早年在朝鮮曾建功立業，還幫朝鮮政府練過新軍，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更妙的是，由於甲午開戰前袁世凱就千方百計地想辦法溜回了國內，這戰敗的大鍋也完全扣不到他頭上！而李鴻章失勢在即，作為他之前看好的「英才」，袁世凱自然也得到了李鴻章的大力推薦。

於是朝中上下，談起下一任接管新軍的人選時，大家的口吻竟然出奇的一致！無論是洋務派還是保守派，無論是滿族權貴還是漢族大臣，無論是中央官員還是封疆大吏，大家都異口同聲地喊出了一個名字：袁世凱！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 1895 年，這年袁世凱 37 歲。

小站練兵，開始了。

袁世凱接手定武軍時，定武軍已經有了十個營的編製，總人數逼近五千。而袁世凱到任後進一步擴充軍備，又招了兩千多人，並將定武軍更名為「新建陸軍」。整個軍隊完全按照德國陸軍體制進行建設，步兵、騎兵、炮兵、工兵一應俱全，裝備精良。

更重要的是，袁世凱在軍隊建設上花了大力氣。

他從北洋武備學堂歷年的優秀學員中挑選精銳，依為骨幹；同時又網路了一票在甲午戰爭後失勢的將領跟他早就熟悉的淮軍將領。這樣一來，表面上看新建陸軍裏的大小軍官要麼精通軍事科學，要麼久經戰陣，都是一時之選，而實際上這些人幾乎個個都跟袁世凱私交深厚，甚至是對他感恩戴德。

軍官靠市恩收買，那大頭兵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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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選專欄

極簡軍閥混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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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看不起我大清了。

太平天國鬧事20年，大清軍費開支高達6.27億兩，掏出來的錢數不在辛丑和馬關之下，我大清崩潰了麼？驕傲了麼？

晚清這種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跟之前的封建王朝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它對內的束縛加強了，在外界雖然受到列強的各種壓迫，不過同時列強也非常樂於維持清政府的繼續存在，幫它續命，讓它能夠源源不斷地幫自己賺取利潤。

話說當時大清朝廷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四大塊——一塊是傳統的田賦，也就是農業稅；一塊是鹽稅；一塊是厘金，也就是過路費；還有一塊，就是關稅。這四大塊裏，農業稅最沒搞頭，我大清聖祖康熙他老人家當年掐指一算，自覺我搞定了三藩又弄死了噶爾丹，這大清江山必然牢固萬年永無後顧之憂啊，所以乾脆咱們來個「永不加賦」，把農業稅基本固定下來，彰顯我大清之仁德。

當然，我大清作為一個要臉面的大國，祖宗說了永不加賦，那做子孫的誰也不好意思去打祖宗的臉。可問題是日後白蓮教起義、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作亂那都是要錢的買賣，你這邊永不加賦了，那邊錢從哪來？這事也好辦，咱們可以加「捐」嘛，捐這東西，名義上是大家為了促進大清又好又快發展而自願捐獻的，那就沒法歸到賦稅上了不是？可捐來捐去，總也有民力耗盡的時候。最可惡的是當時正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洋槍洋炮打了進來，這下子開銷打著滾地翻了上去。鴉片戰爭爆發前夕大清朝戶部存銀大概是1300萬兩，地方分貯800萬兩，合計2100萬兩，這是大清國一百來年攢下來的家底，然後一場鴉片戰爭，全部GG。

按照常理來說，這大清由盛到衰，然後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攪亂的又是東南地區，眼瞅著下一步就是亡國。然而洋大人們除了帶來了不平等條約以外也帶來了船新版本，新的玩法！新的思路！你從未體驗過的激情與刺激！沒有錢，可以向我們借啊！

所以從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開始，清朝借款規模就逐步擴大，從地方到中央，從幾十萬到上千萬，大清朝終於體會到了歐陸君主借錢打仗的快樂。不過隨之而來的除了快樂，當然也有疑慮。洋大人們表示你這借錢沒關係，有沒有抵押物啊？

於是大夥商量來商量去，最後一合計——鴉片戰爭之後咱們不是大開國門讓洋人傾銷商品了麼？傾銷商品有關稅啊！用關稅抵押不就完了！

既然用關稅做為借款抵押，顯然咱們就得找個知根知底的人把大清國這關稅監管起來。於是在公正善良之大英帝國的斡旋下，滙豐銀行掐住了中國海關稅務司的賬戶，英國人赫德成為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雖說這海關是極其屈辱的被洋人給把持了，但把持來把持去，清朝老爺們卻驚喜地發現，這洋人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在他們的把持下這關稅竟然……挺多！

康熙二十四年，大清朝田賦收入是2727萬兩，佔賦稅收入的85%以上；到了乾隆十八年，田賦是2938萬兩，佔賦稅總收入的70%多點；道光十九年，田賦收入是2943萬兩，佔賦稅總收入的71%。然後田賦在總賦稅收入中的佔比迅速下降，關稅佔比一路飆升，在赫德的精心打理下逐漸成為了晚清最穩定的財政來源，1887年關稅超過2000萬兩，佔所有賦稅收入的1/4，到了清朝末期，1/3的賦稅收入都來自於關稅。甲午戰爭前夕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飆升到了8200多萬兩，財政支出是7800多萬兩，能有400萬兩左右的盈餘。

400萬的盈餘啊，同志們，這什麼概念！大清國在這之前攢了一百年，戶部才攢出來1300萬的家底。所以你跟我說什麼喪權辱國，什麼洋人把持海關，什麼全球最低關稅稅率，那都是事兒麼？而洋大人們當然也投桃報李，你借了我的錢，讓我把持了你的海關，關鍵時刻我必須挺你啊！三國干涉還遼這種事就不說了，1902年庚子賠款出現困難，大夥合計了一下之後法外開恩——那什麼，準你將關稅稅率提高到實際5%，續命還錢！

所以說憑啥不讓大清撐下去啊？大清亂了，商品怎麼傾銷？大清沒了，錢誰還？

所以為什麼說晚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為什麼說中國人民頭頂上壓著「三座大山」？因為有些東西你看不到，它卻實實在在地從你身上吸著血。辛亥革命實際上是晚清國力徹底透支、財政瀕臨崩潰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有人經常喜歡YY什麼「假如慈禧還活著，必不至有辛亥之革命」，大哥，光緒二十四年之後連官員的俸祿都開始剋扣了，辛亥革命那會清政府行政費用支出已經被壓縮到了2600多萬兩，而財政決算超過3億兩，大頭全被軍費外債和賠款喫掉了，你慈禧就算活著，拿頭去鼓勵全國官員跟你一起鎮壓革命黨啊？？

列強需要一個代理人在中國為他們源源不斷地榨取利益，這個代理人可以是大清王朝，可以是國民政府，可以是愛新覺羅皇室，也可以是某個大總統，他們並不介意讓這個人喫得飽一點，讓他過得舒服一些。而作為代價，這個人則必須維持這個國家的穩定，保護洋大人的利益。所以清政府末期的迅速崩潰，當然有革命思想蓬勃發展如野火燎原的原因，但也有列強看透了清王朝的能力，準備拋棄這個代言人，另換傀儡的原因在其中。辛亥革命爆發之後，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就指示手下把關稅給扣下，都匯到上海滙豐銀行，清政府借款無力，客觀上促成了清帝的退位；而國民黨人「二次革命」的失敗，其重要原因也是袁世凱從列強那搞來了大筆的「善後借款」，銀彈充足。在直接的入侵之外，列強也始終在用一隻「看不見的手」幹預著近代中國的歷史走向，這就是近代史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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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會誤解，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是賠死大清，搞垮中國。

事實正好相反。

列強（主要是英國）的目的是保留大清政府，利用它壓榨中國百姓的民脂民膏。

因此，賠款數額與賠款方式不可能無限制地激烈，反而手段非常地溫和。

也就是說，各種賠款都在大清的正常能力之內，量和度都是經過覈算的。

當然，這個能力肯定不只是清政府的財政稅收能力，更包括融資能力、借貸能力、資產抵押的能力。

金錢的數額本身沒有任何意義。它背後的本質是生產力水平。

打個比方，某天你劫掠了一羣荒島上的土著人，搶了一堆他們的錢--貝殼。你覺得有用嗎？

沒有用。但是你訓練他們讓他們幫你種出了棉花，然後運回國內賣掉，就爽歪歪了。

同理，四億五千萬人口放在朝廷手裡就是四億五千萬頭豬，但在英國人手裡就不一樣了。

西方國家通過對中國的近代化改造，使得中國提高了它的生產力，並且為他們所用。於是財富既被產生出來了，也被剝奪了。

打個比方，以往的中國沒有完整的海關關稅制度，後來英國人幫助建立了，並且由一個英國人赫德長期擔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於是，財富被現代制度「創造」了出來。海關就成為了一個優質資產。清政府可以用現代的金融手段，抵押貸款，提前獲取未來幾十年的海關收入。

所以說，雖然賠了很多錢，但清政府在洋人的改造下，獲取財富的能力大大增強。與中國古代的王朝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了。

晚清有多次大規模的起義，最大規模的當屬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如果在明朝，肯定能成事。（核心賦稅區被佔）

但晚清是一個近代化政體。即便斷了江南稅源（農業稅），它還可以有工商業稅收、海關稅收等等。

曾國藩團練湘軍，靠的就是地方上的厘金。就是收取過路費。

說明全國性的商貿已經相當發達。這在以往的朝代是不可能做到的。

這些都是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影響。

更不要說淮軍後期的洋槍洋炮、左宗棠西征的滙豐銀行貸款了。

有興趣看另一個答案。

如果沒有西方殖民者，清朝統治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 蛋蛋有點大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7861963/answer/799689376

清朝的滅亡更大的因素不是財政，而是觀念。

彼時的世界，民族意識都已覺醒，漢人非常排斥多年來的異族統治。

再加上自由民主博愛的啟蒙思想，共和之觀念也深入人心。大清帝制的終結是必然。

民族矛盾加之階級矛盾的雙重打擊將清帝趕下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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