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筆下的中國人是怎樣的？
哈哈，我來搶沙發。
因為讀魯迅還算比較多，特別是雜文，所以對魯迅筆下的國民性還算有了解，就來談談我對魯迅筆下的「中國人」的一些看法吧。
對於國民性的批判，魯迅是深刻的。深刻的意義不在於語言的刻薄、下筆的無情，而在於魯迅所說的國民性就算對我們當代中國人也同樣適用，這是一種超越了時代的民族性格弱點，所以我們叫它——「國民性」。
「論時事不留面子，貶痼弊常取類型」，這是魯迅的自我評價，兩個特點，不避諱，切中要害。
魯迅筆下的中國人有這麼幾類：
1.阿Q
阿Q是我們最熟悉的人物，「精神勝利法」為其顯著特點，這是一種弱者自我麻醉的姿態，其實阿Q不只有缺點，他的優點也很明顯，他熱愛生活，就算過得再怎麼恓惶，永遠都有奮鬥的目標，雖然他的行徑和思維都是刁民式的，但是他人格卻是可愛而又可親的。
2.「看」與「被看」
這也是老生常談的話題，魯迅筆下的中國人最喜歡看戲，《彷徨》中的《示眾》這篇小說幾種描寫了中國人的看客心理，其實人人都有看客心理，古今中外，芸芸眾生，誰敢說自己沒有看戲的心理，某種程度上說，電影和戲劇的產生就是為了滿足大眾的「看客」心理，但中國人的「看」是麻木不仁的「看」，國讎家恨在側，依然能心安理得的「看」，這就有點病態了。
3.嘩眾取寵
不過中國的有一些士大夫，總愛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來，他們不但歌頌昇平，還粉飾黑暗。關於鐵氏二女的撒謊，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殺掠，滿清焚屠之際，也還會有人單單捧出什麼烈女絕命，難婦題壁的詩詞來，這個艷傳，那個步韻，比對於華屋丘墟，生民塗炭之慘的大事情還起勁。（魯迅《病後雜談》）
這一點是針對文人的，某些文人在創作時往往避重就輕，嘩眾取寵，就算國破家亡，生靈塗炭，也不影響他們製造噱頭，吸引眼球。
4.永遠不敢直面真相
我們總能記起《記念劉和珍君》那句話：『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為什麼魯迅要這麼寫，因為我們最缺的就是勇士，我們從古至今都無法坦然面對生死，這是魯迅筆下中國人的一個典型特徵。
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魯迅談的很深刻，元微之《會真記》中的結局並不是太團圓，但在元雜劇中關漢卿和王實甫對其的改編卻都是happy ending，為什麼要這麼改編，因為戲劇是要演出來給百姓看的，百姓喜歡看大團圓，所以歷史上不團圓的，小說要把它寫團圓，戲劇要把它演團圓，這樣，百姓才喜聞樂見。
百姓嚮往「大團圓」的傾向，這在《水滸傳》中也有體現，「宋江服毒」是明初加進來的，因為朱元璋一統天下後殺戮功臣，人們功臣都有同情心，為了迎合這種審美趣味，就加上了宋江「服毒成神」的橋段。
我們向來忌諱談生死，將其視為洪水猛獸，所以我們很少論及生死，也就更無法坦然面對，這是一個生死觀的問題，雖然貪生怕死是人的天性，但對死亡的坦然卻能讓生命更加高貴。
我們向來不推崇悲劇，喜歡看才子佳人，喜歡看花好月圓，就算知道一切都是假的，還是希望活在夢幻中，對所有的殘酷真相採取消極拖延應對的態度，這是魯迅國民性批判中最直指人心的一點。
古希臘悲劇一直都是西方最津津樂道的藝術，也是後世無數西方文藝的源頭和養料，我們卻天生討厭悲劇，總是嚮往歌舞昇平，對悲劇的鑒賞力天生不足，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於國民性。
Aristotle很早就提出悲劇具有「katharsis」的作用，有人翻譯成「陶冶」，有人翻譯成「凈化」，顯然是凈化更接近本質，西方人認為悲劇對人有凈化作用，而我們更喜歡看喜劇，圖了樂子，拒絕思考。
5.英雄主義和YY心理
不知道哪位刻薄的日本人寫過一本書，諷刺我們中國人一個人是龍，一羣人是蟲。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曾論述過這樣的觀點，對我們至今仍然有強烈的借鑒意義。
《紅樓夢》就算在當時也是紅極一時，對《紅樓夢》的談論、續寫也是熱門話題，當時有《紅樓再夢》、《紅樓重夢》、《紅樓續夢》等等等等的續作，可見《紅樓夢》當時的火熱程度，但《紅樓夢》的反對者也特別多，為什麼這麼近乎無瑕的作品還會有這麼多的反對者呢？難道，他們都不懂藝術嗎？不是的，反對者站的立場就是：「《紅樓夢》結局不完美，沒有大團圓，看起來不爽」，魯迅在論及此時的時候，提出了以下觀點：
『這就因為中國人看小說，不能用賞鑒的態度去欣賞它，卻自己鑽入書中，硬去充一個其中的腳色。』
這可謂一語道破天機，魯迅把我們中國文學缺少的寫作態度指出來，然後把我們中國讀者匱乏的閱讀態度指出來，這兩點都是一針見血，切中癥候的。
包括現在我們網路文學的盛行，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迎合讀者的路子來進行，各大網站在審稿的時候總會提到一個名詞叫做「代入感」，其實對於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來說，「代入感」並不是必備品質，但是，網路文學永遠需要代入感，因為讀者需要獲得滿足感，需要能夠進入作者建構的那個色彩斑斕的世界，收穫一些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不曾有的美妙。
以上五點是我對魯迅筆下中國人國民性的一種概括，如果有欠缺不妥之處歡迎指正。
正如我上面說到的，魯迅的深刻性不在於刻薄，而在於他所批判的這些品質，至今還牢牢地紮根於我們的靈魂之中，這是細思極恐的，也是足以引起反思的。
也有很多人批判魯迅，說他小肚雞腸、錙銖必較、尖酸刻薄，但我想說的是，沒有人可以做到讓所有人都滿意，如果他的作品可以引起一羣人的反思，那麼這些作品就是有價值的，這個作者就是值得尊重的。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中國人，從前是，現在也是。謝邀！魯迅曾經寫過一篇《說「面子」》，大概可以從中看過他筆下的中國人是怎樣的。
《說「面子》
「面子」，是我們在談話裏常常聽到的，因為好像一聽就懂，所以細想的人大約不很多。
但近來從外國人的嘴裡，有時也聽到這兩個音，他們似乎在研究。他們以為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國精神的綱領，只要抓住這個，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全身都跟著走動了。相傳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面子；他既然沒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面子，也就是佔了上風了。這是不是事實，我斷不定，但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頗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頗疑心他們想專將「面子」給我們。
但「面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不想還好，一想可就覺得胡塗。它像是很有好幾種的，每一種身價，就有一種「面子」，也就是所謂「臉」。這「臉」有一條界線，如果落到這線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丟臉」。不怕「丟臉」，便是「不要臉」。但倘使做了超出這線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臉」。而「丟臉」之道，則因人而不同，例如車夫坐在路邊赤膊捉蝨子，並不算什麼，富家姑爺坐在路邊赤膊捉蝨子，才成為「丟臉」。但車夫也並非沒有「臉」，不過這時不算「丟」，要給老婆踢了一腳，就躺倒哭起來，這才成為他的「丟臉」。這一條「丟臉」律，是也適用於上等人的。這樣看來，「丟臉」的機會，似乎上等人比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車夫偷一個錢袋，被人發見，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撈一批金珠珍玩，卻彷彿也不見得怎樣「丟臉」，況且還有「出洋考察」 [1] ，是改頭換面的良方。
誰都要「面子」，當然也可以說是好事情，但「面子」這東西，卻實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報》就告訴我們一條新聞：滬西有業木匠大包作頭之羅立鴻，為其母出殯，邀開「貰器店之王樹寶夫婦幫忙，因來賓眾多，所備白衣，不敷分配，其時適有名王道才，綽號三喜子，亦到來送殯，爭穿白衣不遂，以為有失體面，心中懷恨，……邀集徒黨數十人，各執鐵棍，據說尚有持手槍者多人，將王樹寶家人亂打，一時雙方有劇烈之戰爭，頭破血流，多人受有重傷。……」白衣是親族有服者所穿的，現在必須「爭穿」而又「不遂」，足見並非親族，但竟以為「有失體面」，演成這樣的大戰了。這時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麼，卻可以完全不管。這類脾氣，是「紳商」也不免發露的：袁世凱將要稱帝的時候，有人以列名於勸進表中為「有面子」；有一國從青島撤兵的時候，有人以列名於萬民傘上為「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說並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並非說，人應該「不要臉」。現在說話難，如果主張「非孝」，就有人會說你在煽動打父母，主張男女平等，就有人會說你在提倡亂交——這聲明是萬不可少的。
況且，「要面子」和「不要臉」實在也可以有很難分辨的時候。不是有一個笑話麼？一個紳士有錢有勢，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罷，人們都以能夠和他扳談為榮。有一個專愛誇耀的小癟三，一天高興的告訴別人道：「四大人和我講過話了！」人問他「說什麼呢？」答道：「我站在他門口，四大人出來了，對我說：滾開去！」當然，這是笑話，是形容這人的「不要臉」，但在他本人，是以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為「有面子」了。別的許多人，不是四大人連「滾開去」也不對他說麼？
在上海，「喫外國火腿」 [2] 雖然還不是「有面子」，卻也不算怎麼「丟臉」了，然而比起被一個本國的下等人所踢來，又彷彿近於「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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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信任。我對魯迅先生的瞭解並不算多，我就來淺談一下我印象中的魯迅先生筆下的中國人吧。我覺得用先生的一句話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有的中國人仗義，而更多的中國人已經麻木到了欣賞起侵略者屠殺自己的同胞的場景，還拍手叫好，這樣麻木不仁，冷漠無情，朽木一般的，不配為人，更不配稱為中國人。
愚昧無知，被剝削，壓榨他人，為世俗所變吧
中國的人性喜歡調和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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