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聯邦制這種較為鬆散的政府結構，是需要一個穩定的內部環境，較為寬鬆的外部空間，才能從容實現的。

美國也不是一開始就是聯邦制，從獨立戰爭--邦聯制--聯邦制，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相對來說，美國當時的環境比較寬鬆，可以從容思考這些問題。

然而自清末以降，中國內外環境十分嚴峻，一度分割成各種不同的割據政權，一直到蔣介石勉勉強強統一中國，也是名義上統一，實際上比聯邦制更為鬆散，中央政府政令只能在有限的地區施行，其中還有外國駐軍問題，租界問題，「偽滿洲國」以及紅色政權。這些問題沒有根本解決，自然就談不上搞什麼聯邦制。

抗日戰爭時期，中央政府不能集中力量抵抗侵略，其中一個原因也是權利過於分散。

中國現有制度的鞏固和先進性，最重要的實例就是獲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當時剛建國一周年，工業力量弱小，仍是個農業國家。出兵朝鮮，政治局都是反對聲一片。非常現實的問題，實力完全不夠嘛。

然而中央政府通過集中權利，政令從上至下，從中央到村社，從國家領導到普通黨員到最偏遠山村裡的農民，戰爭動員令暢通無阻。給志願軍製作的炒麵是成千上萬的市民家庭生產出的，重慶鄉旮旯從來沒有出過大山的農民在給從沒有見過的志願軍腌制榨菜。我們老家的農民在村委會的動員下，主動請纓保家衛國，扛著紅旗徒步走了200公里到達兵站，很多人是第一次走出鄉村，有的人再沒有活著回去。

如果說當時是聯邦制國家，可以肯定地說，這場戰爭絕不會勝利。

從更長的歷史來看，唐朝的節度使制度，就非常像聯邦制。

節度使初置時，作為軍事統帥，主要掌管軍事、防禦外敵，而沒有管理州縣民政的職責，後來漸漸總攬一區的軍、民、財、政，所轄區內各州刺史均為其節制，併兼任駐在州之刺史。

中央政府被弱化，權利被集中到地方，節度使的轄區就是一個個聯邦。這個制度到五代十國達到頂點。

五代時期，節度使的權勢達到了極點，皇帝的擁立與罷黜都取決於節度使，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開國君主均為節度使。

節度使常常是犯上作亂的主力，造成政局動蕩，而後就被廢棄了。

美國的聯邦制度或者印度的聯邦制度沒有釀出大亂子，主要是收歸了兵權。如果美國各州都擁有強大的軍隊，那又是另一番景象。

軍權收歸中央，治權歸屬地方。其本質還是中央地方博弈，人民大量向富裕的州遷徙，而處於內地較為貧弱的州人口稀少，這個現象最突出的就是俄羅斯聯邦，大量的人口集中到歐洲部分，西伯利亞地區的人口近似於無。

美國的地理位置之好，直接接壤的國家主要就是加拿大、墨西哥。中西部地區人口稀少完全沒有問題。而中國不行，搞聯邦制的話，沿海地區人口爆炸，越往西人口越少，那麼邊疆地區就會極不穩定。

從歷史和現實以及地理來看，聯邦制都不能成為中國的制度。

聯邦產生的前提是「現有邦才能聯」，即現有聯邦各成員，才能組成聯邦；聯邦由各成員讓渡的權力而生，行使聯邦成員簽訂的《聯邦憲法》約束下的權力。

中國離聯邦制差了十萬八千里，歷史上只有兩次差點搞了聯邦制。第一次是民國初年很多軍政要員和高級知識份子鼓吹「聯省自治」。

其實我們中國有聯邦主義實施的嘗試，就是像美國那種的聯邦制，各省相當於一個邦，省里自己選舉政府，制定憲法，然後通過省的聯合成立起大中國。時間段就是在清末民初。

具體情況是這樣事的：

俗話說「天下大事，合就必分，分就必合」，在歷史的長河中，大中華這塊土地上是分分合合好多次了。

清朝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統，應該算是中國歷史上中央集權最高程度的朝代之一了，憑藉的手段就是剽悍的八旗軍，嚴密的官僚統治，還有恐怖的文字獄。

但是風水輪流轉，到了晚清時期，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之後，軍隊鬆弛，官僚腐敗，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逐漸鬆弛。

地方的能臣將相都起來了，比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他們在地方搞軍事、搞科技、搞經濟，做得有聲有色，中央對他們的控制就有點心有餘而力不足。

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北方鬧得不可開交，一世英名的老佛爺慈禧也被義和團小戰士刀槍不入的熱情點燃起來，得了失心瘋，居然向歐美日等十一國宣戰。

宣戰詔書下達下來後，南方的這些省居然拒不執行，公然稱為「偽詔」，還搞起了「東南互保」運動，和外國達成協議，保護外國的權益。

你說諷刺不諷刺，中央政府正在和敵國開戰，而地方政府卻和敵國鬧得火熱。

這說明地方勢力不斷在增強。

歷史發展往後，地方勢力越發增強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湖北率先獨立，成立軍政府。一粒星火，瞬間燎原。其他省份也跟隨潮流，敲碎衙門的磚瓦，鬧了「革命」，宣布獨立。

這是特殊情況下出現的特殊現象，就是國還沒有出現，省卻先有了，叫作「省先國而生」。

那麼問題就來了，如何把這些省聯合起來呢？建立怎麼樣的中央政府呢？

各界仁人志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首先有這樣一批人，覺得美國的聯邦制很好，很符合當下中國的狀況，因為清朝滅亡，先有省，把這些省聯合起來，不就像美國的邦嗎？

這批人的代表人物就是孫中山。

孫國父在1911年11月的《在巴黎的談話》中說，中國的新政權「於政治上萬不宜於中央集權，倘用北美聯邦制最相宜。」

國父說中央集權不適合中國，理由是什麼呢？

他這樣分析：

「中國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國，除此之外，無論何項政體皆不宜於中國。因中國省份過多，人種複雜之故。美國共和政體甚合中國之用，得達此目的，則振興商務，改良經濟，發掘天然礦產，則發達無窮。……唯有共和聯邦政府為最美備，舍此別無他法」。

簡要總結他的理由是，中國地域廣袤，有歐洲那麼大，省份很多，各省情況都不一樣，風俗不一樣，地理經濟也不一樣，大而統的制度沒有辦法因地而宜，所以要各省充分發揮主動性，管理好自己的事務，這樣國家也就發達了。

這種聯邦制的觀點得到了當時很多人的贊同，因為他們大多崇尚美國的制度。

其實1911年12月3日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幾乎處處以北美十三州立國之初的制度為藍本，所以當時的臨時政府就是一個以「省」為單位的聯合政府，各省都督和臨時省議會掌握實際主權。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贊同聯邦制，它的對立面是單一制，代表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他明確說美國和德國的聯邦制都不適合中國，「美之聯邦制尤與中國格不想入！」

理由是啥呢？

美國各州原來都是各有特權的殖民地，而我們中國的省卻是行政單位，而且統一成整體由來已久，中國絕不能破壞統一而效法美國之分裂；另外，目前各省的獨立是相對與滿清政府，而不是新建的民國政府；而且呢，列強環視，只有密切統一，中華才能強大。

這一派支持者也不少。

於是，聯邦派和單一派也是互相叫囂。

正當聯邦制派和單一制派正得不可開交的情況下時，形勢一下子向聯邦制傾斜，那就是袁世凱在北方繼任民國大總統。

袁世凱這個老頭子壞的很，耍陰謀手段，執意不按照約定去南京繼任大總統，而且大權獨攬。

這讓革命派感覺到有必要限制袁世凱的權力。用什麼方法呢？

國民黨的元老胡漢民就提出了用聯邦制，用各省自治來監督中央，以地方分權來限制袁世凱。

然而，這也有反對者，那就是宋教仁，他覺得限制袁世凱的權力用不著地方分權，關鍵是要靠責任內閣制，用總理的權力限制袁世凱大總統的權力，而國家則要用中央集權。

可是，還沒有等宋教仁競選到總理，他就被暗殺了。

宋教仁遇刺

緊接著，袁世凱就稱帝了，這樣一來，全國更是向著聯邦制一邊倒了。

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戴季陶先生提出來了：

「中華民國非組織為聯邦不可「。

袁世凱稱帝，全國各地開展了討袁護國運動，西南各省打出了建立聯邦政府的旗號，比如雲南軍蔡鍔主張就是要「擁護共和、組織合法中央政府、公開政治、實行代議制度、採用聯邦制度」。

這些不僅順應了當時社會上的反袁心理，使得聯邦主張成為了反對袁世凱集權獨裁的武器，同時也引發了後來西南各省推進的「聯省自治「運動。

「聯省自治「運動是當時20世紀20年代的一種政治思潮，更是一種政治運動。

這個詞的主張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容許各省自治，讓每個省制定自己的省憲法，依照省憲法來組織省政府，統治本省；二是由各省選派代表組織聯省回憶，制定一種聯省憲法，以完成國家統一。

這種聯省自治被看成了當時的治國良方，可以防止中央集權，讓每個省根據自己的情況管理好自己，又有利於發展，而且還可以防止地方割據，通過聯省來實現國家統一，同時又通過省憲來促進國家憲政。一舉多得啊。

那麼這種聯省自治的主張有沒有實行下去呢？有沒有實踐呢？

有！

誰做得呢？

那就是湖南省。

新民學會組織了「驅張請願團「，這個「張「就是湖南的督軍張敬堯，他當時統治湖南專橫跋扈。

新民學會的會員一起提出了改造湖南、保境自治的主張，他們召開了湖南憲法會議，制定了《湖南憲法》，這是我們國家近代史上第一部由省制定的、以聯邦製為基本原則的憲法。這就掀開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聯省自治運動。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部湖南憲法是由湖南全省人民公投產生的，公投！1921年11月1日，湖南開始公投，經過40多天，到12月11日結束，以1800萬多票通過了憲法，1922年1月1日正式頒布施行。

繼湖南之後，浙江、江蘇、陝西、四川、福建、廣東等省也紛紛展開，這種聯省自治的聯邦運動卻是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潮流，是中國近代追求共和和憲政、限制集權的歷史濃墨重彩的一筆。

然而，這種轟轟烈烈的聯省自治運動，並沒有最終讓中國成為一個像美國那樣的聯邦制國家。

為什麼呢？

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政治舞台上的弄潮兒只是把聯邦制當作了一個政治工具或者暫時的策略，孫中山、宋教仁等人在有的時期贊同，有的時期又傾向於單一制。

而各地的軍閥又拿著聯邦制當作割據一方的外衣，在外表看來，似乎聯邦制有加強國家分裂的傾向。

當然了，從政治思想上來看，這個從歐美來的聯邦制對於我們剛結束帝王統治的老大中國來說，既新鮮又陌生，不少人接受不了，把聯邦制直接看成了分裂，無法真正理解聯邦制的內涵。

在當時一破一立的紛亂之際，當時的政治家應該好好地研究聯邦主義，從法理和學理的角度讓它更適應中國，然而當時的歷史情況並沒有給學者和政治家們這樣的時間和機會。

1927年，國民黨執政，聯邦制的言論徹底被壓制下去了。

然而，20世紀20年代的那種聯邦主義和聯省自治運動確實中國近代政治史的重要環節，請大家記住這件事，記住當時的人都在呼籲民選政府和憲法，記住湖南那部公投而產生的憲法。

這豐富了中國的近現代政治思想，誰知道會不會還會對我們中國有作用呢？

評論里提醒說，「說到聯省自治，怎麼能夠不提陳炯明？」

的確，說到近代的「聯省自治」，必須得提陳炯明。

對於陳炯明的印象，我們大多應該停留在中學課本上，「兇狠的軍閥」 「革命的叛徒」，「辜負了孫中山先生」，「炮轟廣州總統府」等等，總之是負面的。

歷史總是複雜的，還有這麼一種對陳炯明的評價：

秀才出身的他，曾在廣東法政學堂以「最優等」畢業，能講英語，略同法文，又好為詩文，多數公文均親自執筆，不假手秘書。他手握重兵，卻毫無軍閥習氣。此外，其私生活非常嚴謹，畢生只有一妻，以不二色自豪，一生不治私產、不貪污、不受賄，居港後經濟窘迫，死後別無長物。

陳炯明和孫中山本來是革命的好戰友，孫中山很欣賞他，說「陳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儉樸，我也不如」，甚至曾經用過三個字來概括他的革命作風——「狼、大、快」。看來孫國父也推崇用「狼性精神」這個詞啊。

但是後來兩人怎麼就分道揚鑣了呢？

問題就出在「聯省自治」上。

陳炯明是聯省自治的強烈支持者，他還專門寫文撰稿闡述了一套理論，比如《建設方略》《中國統一芻議》等。他的理論自圓其說，而且有清晰規劃，也能回答評論區的一些問題。

陳炯明覺得當時的中國必須得走「聯省自治」，中國得實行「自治省聯邦制」，非此不可！

原因很簡單：

在他心中，世界只有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兩種，「大抵大抵國小民寡，集權之制容或可行，否則無不用分權制者」。

中國自然不是小國寡民，而是幅員遼闊，物產豐富，民族眾多，各地情況複雜，因此中國必須要採用地方分權。

陳炯民堅信地方分權和人民自治有益無害，只有這樣中國人民才能幸福安康。

他的邏輯是這樣式的：

」近世以來，國家與人民之關係愈密，則政事愈繁，……一切政事皆與人民有直接之厲害，不可不使人民自為謀之。

若事事受成於中央，與中央愈近，則與人民愈遠，不但使人民永處於被動之地位，民治未由養成，中央即有為人民謀幸福之誠意，亦未由實現也。「

也就是說中國人多，政事複雜，必須讓人民自己做主自己的事情，不能光靠中央，只有發揮地方人民的首創能力，才能實現民族的真正幸福。

這時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了，中國人素質低，怎麼實現自治？

陳炯明說，錯了！中國地方自古以來都是自治，鄉親們推舉鄉紳，在祠堂議事，最基本的自治民主形式。

「中國社會原來富於自治的組織，以之建築民主政治，尤為適當。」

故而，中國有自治的基礎。

那麼還有人說了，這個地方自治會造成分裂，怎麼能完成統一呢？

陳炯明對此深惡痛絕，罵他們是「盲論」：

「盲論之士，往往以主張分治，即為破壞統一。曾不知分治與集權，實為對待之名詞，於統一何與！北美合眾國成例俱在，豈容指鹿為馬。民國以來之禍亂，正生自論者誤解集權為統一，於是野心者遂假統一以集權。」

他的意思是「自治」二字並不是「分裂"，對應的詞是」中央集權「，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也不同。因此，地方自治，各自管好各自事務，會更加鞏固，而不是破壞國家統一。

而且，這個「聯省自治」正是一種和平統一的新思路。

他說

國亂有年，非謀統一不可。但真正統一，須建築與法治上，乃能永久運用，而不用分裂。民國紛亂，在於中央地方許可權部分，軍事民政各不歸位，故民政應分權，中央乃改而成集權，軍事應集權者，中央反令各省據為己有。」

民國的軍閥紛戰，就是在於中央和地方權力劃分不清，該分權的沒有分，該集權的沒有集。因此，必須建立各省自主的自治共和體，把屬於地方的治權交還地方，同時把政黨、國家、軍隊的權力分開，然後逐層舉辦選舉，培養民主信念，保障新聞自由和基本人權。這樣，才可以組成自由的省構成的永久性的聯邦制國家。

他甚至把這個思想擴大，然後亞洲、美洲、歐洲也應該各自聯合，完成三大組織，最終建成「萬國聯邦」。

然而，20年代的孫中山卻不想「聯省自治」，鑒於以前總是大權旁落，他更傾向於收攬大權，以武力統一全國，進行北伐。

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規定黨員必須向領袖效忠，打手模印時，陳炯明堅決反對，孫陳就此分裂。

陳炯明的自治思想在他管理廣東省時得到了很好的實踐，使廣東成為當時全國最開放、最民主的勝負，他也被和陳獨秀、胡適並稱為新文化運動的三大領袖。

1933年，陳炯明病死香港，當時家裡窮得連個棺材板都買不起了，但是他還念念不忘「共和"。香港得《工商日報》評價

「國民黨死了一個敵人，中國死了一個好人」。

我們回望歷史時，總是雲遮歸途，很多事情都被忽略、遺忘，選擇性地記憶，或者醜化和美化。

最後以陳秀才的一首詩結束：

地中海的風浪平了，大西洋的風浪又起，

起時無數平民哭聲高，落時幾個帝王捲入波濤去。這場禍水，正驚魂甫定了，誰知道汪汪的太平洋，耐不住波平如砥，東邊的大陸，中間的島國，望著潮頭，說是早晚必至……

參考文獻：

郭姝：《省憲運動與「聯省自治」——中國近代聯邦主義的萌芽、省思與啟示》

余軒：《略論20世紀初中國的聯邦主義思潮及政治實踐》

陳明：《民初政體重建&之省制缺失》

任玥、袁剛《陳炯明「聯省自治」思想淺析》

《陳炯明：悲傷的烏托邦》

因為當時的中國已經變成了邦聯。

權力是複雜的，理論上和實際運行是兩回事。不要覺得聯邦制就意味著分權，相比於薛定諤式的高度「集權」，相對穩定的較高集權度反而是的聯邦制的優勢（同等資源下）。

中國歷史從周朝開始，幾千年發展的大趨勢，就是中央集權的鞏固以及地方權利向中央集中的過程。

強大的中央王朝常常能夠更加長久且能夠開拓疆域，讓國家的結構抗風險能力更強，而弱中央強地方，基本上離亂世就不遠了。

個人的觀點，中國傳統治理結構上是家國同構的結構，非常注重道德倫理尊卑長幼，從家庭到地方到國家，都是由少數精英來治理，人治遠遠大於法制，每一級的治理者向上負責而不用向下負責，一級一級的文官體系的作用形成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治理體系。這種治理結構和中國傳統文化和家國結構是相互適應的。

聯邦制從人們的基本觀念上與治理結構上和傳統中國有很多不契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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