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嗎？
怎麼說呢？
「市場經濟國家」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大陸公知和海外民運餘孽的高頻辭彙，這些漢奸們天天響應西方主子們譴責中國（內地）是「非市場經濟國家」。
不過自貿易戰開戰後，民運公知很少有人再提及了。
它已經被「極限施壓」、「加徵關稅」、「全面制裁」……這些新的熱詞所淹沒。就連那些最愛用「市場經濟」說事兒的經濟學家，也像患了健忘症一樣說起了另一套話語。
但不要忘了，長期以來，「非市場經濟國家」是西方在反傾銷調查中最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當一個國家被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時，對其出口商品的反傾銷調查將引用「替代國」的成本數據，而不是出口國的原始數據，來確定傾銷幅度。
那麼，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究竟有什麼標準呢？
美國商務部是這樣定義的，不按市場成本和價格規律進行運作的國家。具體到出口管理上，一是看政府是否對企業的出口活動進行控制，如企業的經營和出口許可的限制規定，二是看出口商在簽訂出口合同、確定出口價格、決定利潤和虧損的調配以及選擇管理層上，是否須由政府確定或須由政府同意，時出口價格是否由政府確定或需由政府同意。
我們不無遺憾地發現，即使按照美國商務部自己制定的標準，美國也不能算「市場經濟國家」，美國對華為的「斷供」，即使到現在也沒有解除，需要臨時銷售許可。禁止來自中國企業的產品，比如華為、大疆的產品在美國銷售。將大量中國企業列入「實體清單」……也就是說，美國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哪些能賣，哪些不能賣，能賣給誰，採購的商品來自哪個國家，以什麼價格買入……這些都不是企業能夠自主決定的事情。
所謂「市場經濟國家」的概念，不過是美國用來限制別國，特別是中國的一頂緊箍咒，真的涉及到自身利益時，美國人就不再用來做偽裝了。
今日中國民運公知竭力在「市場經濟國家」和「非市場經濟國家」問題上將這兩者蓄意攪渾，恰是為了美國發動貿易戰先準備好了「中國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謬論。
他們如此不奇怪，但若中國人民也持如此觀點，則真不知所謂了。
從世界廣泛認同的標準出發，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
從中國官方角度來說，中國屬於在社會主義制度內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且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不存在相互矛盾性。
這是中國政府對中國經濟的解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通過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國之一，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按預定計劃，到2010年，中國將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依據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於1992年南巡時定性，這種經濟體制既滿足了政治制度需求（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以控制資源配置），又解決中國經濟自由發展的問題（保證了民營和外資的地位）。這一制度在中共十四大上被確立。
此外，從2001年中國政府在進入世貿WTO談判上的成功，也包含了對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要求。
但如果問題在於是否實行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問題就比較複雜。
拋去亞當斯密對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理論，從現代經濟體對「市場經濟」的認同概念會更有助於理解這一複雜性。
例如，對市場經濟客觀上有5大判別標準：
1、經濟性決策沒有明顯受國家任何形式上的幹預；
2、任何經濟個體使用國際通用準則的會計記賬辦法（包括稅收）；3、任何經濟個體生產資料，財務狀況不會受非市場經濟體系的明顯影響；4、任何企業不受政府幹預而成立或破產；5、貨幣匯率變化主體上由市場決定。那麼問題就來了：中國既然無法滿足這些要求，是不是就無法被認定是市場經濟國家了呢？（具體為什麼大家懂的……）
但是，又有哪個國家能完全符合這一標準呢～
中西方之間的首要爭執事關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向日益市場化的體系過渡，這一過程讓人印象深刻。中國不僅成為全球貿易和金融投資的受益者，而且成為似乎擁有無限增長潛力的經濟體。然而，中國在經濟層面融入全球體系也引發了中西方衝突。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是其中的主要議題之一。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同意在最長達十五年的時期內被視為非市場經濟（NME），以期能在過渡期後發展成為市場經濟。通過這樣做，中國領導層希望展示其推動中國成為市場經濟體的決心。在世貿體系下，受到反傾銷調查的國家分為「市場經濟」（ME）和「非市場經濟」（NME）。儘管俄羅斯在2002年被美國認定為「市場經濟」，但中國與阿爾巴尼亞、柬埔寨、哈薩克、越南仍被留在了「非市場經濟」陣營。
中國被歸類為「非市場經濟」的後果是在反傾銷調查中，世貿組織不會使用中國製造的出廠價格計算最終出口產品的公允市場價值，反而通常會使用來自像印度這樣的「替代國」的價格數據。這種運用「替代國」數據的做法經常導致不利於中國出口企業的裁決和更高的傾銷稅。在很多情況下，「替代國」的選擇是一個重要的偏見來源，往往成為疏解國內競爭對手施加政治壓力的便利工具。
從中國的角度而言，自從加入世貿組織並改革其法律制度後，中國放寬了經濟體制，從而刺激了經濟活動和自由貿易，使其空前增長。對於中國而言，因其涉及國際貿易爭端中的反傾銷案件，市場經濟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不難理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多年中，中國領導人在與歐美領導人會面時，總會敦促他們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然而，從西方的角度而言，因為中國還遠遠未成為西方意義中的市場經濟體，還不應被賦予市場經濟地位。中國政府仍然是最終的經濟決策的主體，市場並未在很多領域發揮調節經濟的作用。這些領域包括定義不清或保護匱乏的財產權、過時的勞動制度、對於金融體系的持續束縛、貨幣波動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其他方面。國家施加的所有這些形式的控制和監管抑制了企業活動，阻滯了經濟增長。
在所有這些問題領域中，中國的國有企業引起了外部觀察家之間持久的爭論，並成為中國政治經濟體系的標誌。的確，中國國有企業的龐大規模和範圍使得中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獨樹一幟。主要也是由於這一巨大的部門，中國的制度被命名為「國家資本主義」，即商業經濟活動由國家承擔，但以資本主義方式管理和組織生產資料的經濟體系。這種國家資本主義體系時常招致國內外批評。時任麥肯錫諮詢公司上海辦公室主任的華強森（Jonathan Woetzel）在一份著於2008年的報告中寫道：
多年來，西方一直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中國國有企業。有人持懷疑眼光看待這些滲透者。譬如，中國鋁業公司（Chinalco）近期以數十億美元購買力拓股份的交易使人們愈發恐懼中國有收購澳大利亞資源的計劃。還有人將國有企業視為「肌肉」發達的傻瓜：沒有私人公司的聰明才智但有很多「肌肉」。這些人認為，國企是失敗的經濟實驗的遺物，仍然主導著國民經濟，控制著自然資源、公用事業和許多其他重要部門。國企的力量和影響力——尤其是其與執政的共產黨和政府之間的聯繫讓其夥伴和競爭對手不得不停手。
儘管國內外許多人都積極敦促中國進行大規模且系統性的私有化舉措，從而實質性地縮小國有部門，但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改革加強而不是削弱了中國的國有企業。中國的許多人都認為國有企業是國家的優勢，而不是劣勢。國有企業一直在履行私營部門無法承擔的許多關鍵職能。譬如，國家利用國有企業來建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促進經濟增長、平衡被認為具有貪婪屬性的私營部門，而且更重要的是，應對像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那樣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此同時，國有企業也因在履行這些職能時相對低下的經濟效率、過度擴張以及利己的政治自主性而受到指責。
由於這些問題，西方就中國是否應該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從未達成共識。美國和歐洲對這一問題多年來一直存在爭議。從戰略角度來看，有觀點認為雖然中國尚未成為「自由市場」，但西方能夠通過承認其市場經濟地位來換取中國向更自由和繁榮的方向取得進步，這進步也是受大家歡迎的。西方需要推動中國實現經濟自由化和增加全球競爭。
海內外認為中國應當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的人，也提出了一些有說服力的觀點。其中包括：首先，除了在一些戰略經濟部門中政府擁有主導權，例如銀行、電信、運輸和能源，而這在許多其他市場經濟體也司空見慣，中國絕大多數其他行業都充滿競爭——數百家企業參與其中，利潤微薄。其次，中國的私有化是漸進式的。徹底的私有化政策不可能在旦夕間實現。西方應該承認中國在市場自由化方面的發展。其三，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可能會阻礙西方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西方由於中國而愈發富裕，而中國的出口行業因為自由貿易而欣欣向榮。換言之，自由貿易讓社會更美好而保護主義讓其更糟糕。其四，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主要是出於政治考量。這不僅荒謬，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具有歧視性。西方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而願意承認俄羅斯具有市場經濟地位。這不能不說是雙重標準。
不難發現，在那些贊成和反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觀點背後有著相似的邏輯——用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的話來說，中國將變得「更像我們」。親中派認為，更自由的中國政策會推動這個國家更自由。那些反對的人則相信更強硬的中國政策將迫使中國更加自由。的確，中國一直都是被視為處於後社會主義過渡期的經濟體，或處於轉型期的半市場經濟體。
在加入WTO近二十年後，中國現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中國已經從資本短缺狀態轉變為資本富餘狀態，其資本在全球範圍內上升。儘管市場經濟地位對中國而言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繼續就中國國家資本的性質提出質疑。譬如，在奧巴馬政府的領導下，美國試圖說服11個太平洋國家加入「新一代」的貿易協定——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如果成功締結，這本將是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破裂以來最為重要的貿易倡議，因為其將最大經濟體中的兩員（即美國和日本）加入到一個國內生產總值佔全球比重40%的陣營之中。
TPP排除中國卻包括越南。這是一個刻意的舉動。事實上，TPP是美國對亞洲的「貿易再平衡」，美方預期中國可能會因此被迫進行經濟改革，以便在之後的某個階段加入這一倡議。和之前一樣，西方的目的是促進中國的經濟自由化。人們可以預測，只要中國的經濟體制不按照西方經濟體制的路線那樣運轉，這樣的博弈還會在未來持續。
因此，對於學術界而言，中國是否會成為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體這個問題仍然非常重要。中西方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所持有的共同立場，即將中國的經濟轉型視為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程；爭論在於這一轉型將會有多徹底。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正在變得越發市場導向，計劃的角色越發減弱。但我們可以提出兩個概念性問題：其一，中國國內外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是否以同樣的方式在理解市場經濟？其二，中國的市場是否正在變得與我們所觀察到的西方國家的市場類似？如果將這兩個問題放入之前提到的存在「巨大分歧」的爭辯中，我們就能進一步質問：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上中國和西方是否會最終匯合？
從經驗上講，這個問題的答案相當肯定：中國不會變成我們在西方目睹的那樣的市場經濟體。譬如，儘管中國在朝向市場經濟體轉變，但國家持續強調國有企業應當在國家經濟結構中佔據中心位置。這在 2013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後鄧小平時代關於經濟改革最為重要的文件中再次得以印證。領導層堅持強調市場化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但也重申國有資產是中國獨特的經濟體系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支柱」和「基礎」。因此，我們必須回到基本問題：什麼是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沒有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將繼續誤解中國。
我們是初級階段，並且認為市場是手段。計劃也是手段。
國際通行的，市場和政治體制是相輔相成的，資本主義，就是市場經濟。
實際上折中之後，我們在往市場化走，比如價格雙軌到放開，比如國有企業市場化。
不過，由於我們基礎邏輯只承認市場是手段，所以公有制是主體地位，幹預依然普遍存在。所以一直無法達到市場經濟。
如今的好辦法，就是以外促內。之前是WTO，如今是中美貿易協定。這說明，我們自己瞭解我們自己的問題。
最終我們會變為市場經濟國家。
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同志就曾指出：
「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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