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就是有大功的節度使，算是權臣造反的。所以宋太祖深知武將的危害，大大打壓武將的權力，宋時也沒幾個節度使，而且有名無實。地方沒有了兵權，如何造反。

一句話總結：權力的制度化。

北宋以來，將權力的傳承和發揮都設計成了一套定式，並不斷重複強化使之成為一種慣性。譬如一般來講，皇位的繼承人都襲開封府尹一職。其中最關鍵的是武裝力量的指揮權不再可能被完整地授予給除皇帝以外的另一個人了（這點在樞密院的設計中得到很好的體現）。與之相對應地，漢末唐末時期，武裝力量可能被一位文臣或一個內侍暫時性地完全攫取，例如唐末神策軍中尉的宦官化。

五代以降的天下兵強馬壯者得之的混亂在這種制度的建立中逐漸得到規範。權力也逐步從人身化過渡到制度化。而制度化最大的優勢就體現在無論即位的皇帝的個人資質如何，這套制度都能保證皇權不至於旁落。舉個形象的例子，就算把西晉那位說「何不食肉糜」的傻皇帝放到明朝去，外廷內廷相互制衡、特務機構只對皇帝負責的這套系統也能保證他在皇帝的位子上幹到死。

所以，官僚制度的成熟導致了題主所說的這一現象。
這就涉及到權利分割的因素，宋朝是權利分割，先說中央，相權在此時期極度削弱，先有參知政事分行政權，後有三司使分財權，一直有個管軍權的分軍事指揮權，中央處在專治主義中央集權加強的情況下。那麼地方的權利自然分散，行政權與財權分離，文官治理，自然武官權利削弱附屬於文官系統

，加之文官無法指揮軍隊，就沒有唐的藩鎮割據了，地方權利削弱無法集中，地方造反就少多了。

理學的興起忠君愛國思想深入人心，每個士子多多少少不願意效忠亂黨，沒有人才支持單憑武夫是無法接收被佔領的地盤的。宋商品經濟繁榮昌盛，手工業興盛，吸收勞動人口多，（別給我提重農抑商，那是在勞動力底下時採用的到宋已經不合時宜了）即使人口激增也不會有太大人口壓力，有生活來源，一般不會造反。失去了大量兵員來源無法對中央造成大的威脅一般很容易平定。

一句話，權利被化整為零後，由中央官僚體系的各個直管部門，比如六部啦，樞密院啦，拿走了。

權臣作亂分兩種

1、地方藩鎮。除了清朝江山未穩時候的三藩之亂確實是沒了。核心原因就一條，就是地方權力被化整為零碎片化，每個碎片都被中央對應部門縱向直接管轄，而藩鎮作亂的條件必須要有這一條——對本地區一切都有能力說了算。人事任免，軍隊培養，地方財政，甚至部隊調動，每一個都受到中央對應部門的管轄。至於本代中央政府強勢與否，本代地方權臣強勢與否，那些是火，而不是制度的邏格斯。最後火會回到邏格斯的。

2、中央權臣。同上，雖然略抽象，可是自打宰相分權後，文官也被分權了。單論權勢，最接近造反標準的是魏忠賢，得益於皇權的絕對信任下，他的權勢是真正的熏天了——嗯哼，明朝皇帝有個像用宰相一樣用太監的傳統，文權不歸一，監權幾乎歸一——但是太監是不敢篡位的，因為弄死皇帝扶傀儡後，自己並無實力對抗文官。題外話，天啟一個木匠皇帝，論心思靈巧，平衡拿捏，在歷代帝王裏怎麼著也至少中位數水平。

中國封建時期的大趨勢是中央集權，皇權集中。也就是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統治模式不斷加強。北宋後，元、明、清，此時期是該模式不斷成熟的過程，雖然明清走向腐朽，但是已經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一個體制，同時，皇權採取了多種手段來維護這種現狀，並且跟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相適應。極難推翻。因此，這種現象的出現並不是偶然性的，而是隨著中國封建政治的發展特點、規律而必然出現的。

所謂的權臣 背後應該是一個龐大的地方豪強勢力（漢末）。或者是軍閥（唐末）。唐朝以降門閥貴族，地方豪強沒了，北宋以後軍閥沒了。皇權極大的加強，誰還能造反呢？
怎麼沒有。。。元朝奸相那類的也算是造反了吧。。明朝朱棣推翻自己大侄子也算是造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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