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都沒有錢，要養小孩，怎麼辦？」「不是我不願意找，但帶小孩的媽媽，真的很難找工作...」當疫情來襲造成失業，社工看見的是貧困家庭瞬間潰散，租屋處被斷水斷電，有失業的爸爸辱罵全職主婦媽媽「都是妳害的」，甚至有媽媽被痛揍、孩子說「媽媽，我好怕妳會死掉」，兩位媽媽的心聲，也道出被疫情摧毀的人生...（資料照，謝孟穎攝）
「我都在問他們：你還剩多少錢？他口袋掏掏出來，幾個銅板，就這些──我說靠，不知道怎麼辦，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以前他可能還可以去借錢，現在大家變成都沒錢借你了……」
新冠肺炎（武漢肺炎）在2020年襲來，臺灣齊心抗疫避免大規模傳染、成為全球最後「淨土」之一，然而在號稱臺北最窮萬華區的「臺灣社區實踐協會」社工沈曜逸，看見的是一個個躲不過疫情的最貧困家庭──沒人敢上街、工程停擺、工作機會沒了，租屋處斷水斷電，當人人身上只剩幾個銅板，就連5元佛心價的口罩都成奢侈品、要靠社工提供，甚至也有全職媽媽碰上家暴，被失業在家煩悶、借錢借到無法再借的爸爸痛揍，年幼孩子說：「媽媽，我好怕妳會死掉。」
「現在整個經濟都下滑，到底怎麼找到就業的出路，我覺得他們還滿沒有希望的感覺……」這些家庭往往靠著每月1–2萬元總收入苦撐、手邊毫無積蓄，生活賭不起半分風險、一拉就倒。如今疫情雖然緩解、民眾也有機會申請1–3萬元紓困，這錢恐怕也撐不了多久、只是拿去還房租欠債，而沈曜逸身為社工，更想問的就是──該怎麼做，才能真正幫到他們？
被隱形的疫情犧牲者「全職媽媽」：我身上都沒有錢，要養小孩，怎麼辦？
服務超過10年的「臺灣社區實踐協會」，其所在地萬華區新安裏遍佈坪數極小的整建住宅、4坪擠進一家人也並非個案。租金低廉的小房成為貧窮者的棲身之所，一個家庭即便月賺1萬出頭也還算活得下去──然而，當肺炎疫情爆發，以「防疫奇蹟」受世界稱羨的臺灣也避不掉人們恐慌驚惶、不敢上街帶來的經濟蕭條，貧窮人原先在懸崖邊緊緊拉著的、細如絲的活命線，也開始鬆動了。
協會平常提供服務包括陪伴家長忙於工作無法照顧的孩子、協助申請社福補助、沒工作的也可以幫忙找，而社工李柏祥說，農曆年後臺灣疫情甫爆發時，夥伴比較擔心的都是「會不會傳染」，會一起討論平常讓孩子放學可以待的據點要不要開、如何做好防疫，沒想到，居民生計問題很快就來了。
「很多人其實本來就很難找到工作，但我們發現隨著疫情嚴重程度增加，這些事情不斷在發生──疫情沒有好、大家沒生意、打零工的機會變少，或他們本來預計可以去哪裡工作、卻一直延期，工作等於就沒有了……」李柏祥說，本來有兩位媽媽分別要去做老人中心的送餐、照服員工作，這是協會替她們介紹的，沒想到1月份老人中心關閉、用不到這人力，工作機會就飛了。
即便有在工作的也深受影響，例如一位在街頭賣防蚊液、辣椒油的阿姨，當街頭幾乎沒有行人，她一天能賣出一瓶就偷笑了，協會輔導越南單親媽媽「小星星」創業的越式小食堂「越窩越好」也大受影響、業績直接掉2成──社工沈曜逸說還好協會應變得快、趕緊推出外帶服務、業績在3月慢慢回來了，但從3月開始，又越來越多急需就業的居民來求助，社工瞬間多了不少工作量。
「失業」是個顯而易見的人生轉折，然而在社工看來受衝擊最大的，卻是原先沒有正職工作的媽媽們。沈曜逸說，這些媽媽多半仰賴前夫或丈夫給的生活費來養小孩，當開計程車、做工程的男人被疫情強迫放假，女性就不得不出來找工作。
疫情期間的就業機會已經銳減，長期無業的媽媽要找工作談何容易？即便勞動部有推出「安心即時上工計畫」，但這是半年內有勞保、能證明工作受疫情影響的民眾纔可以申請，全職媽媽不會被承認「受疫情影響」。當紓困方案出來，長期無業的單親媽媽也難以舉證自己所受影響、在區公所直接被駁回。
「我身上都沒有錢，要養小孩，怎麼辦？」沈曜逸在疫情期間總是聽到這句話，媽媽們原先靠丈夫或前夫給的1萬元可以勉強度日、現在卻連1萬都沒有。有的媽媽深信社區感染已爆發的謠言，焦慮不已、安眠藥越喫越多、甚至不準孩子去學校上課；也有媽媽害怕學校停課孩子沒人顧、失業後不敢找工作──照顧孩子明明是份工作，這些媽媽，卻被社會貼上「無工作意願」之標籤。
去菜市場也找不到工作 她遭失業丈夫辱：都是妳害的，只會喫只會睡
「錢這種東西吼，一般人才不會嫌他太多啦！」5月下旬一個夜晚，新安裏媽媽希希（化名）帶著讀小學的女兒一起造訪協會據點，一邊拎著雞腿便當、一邊爽朗笑著與社工話家常。
儘管希希看來開朗，疫情期間她已經歷數次身上只剩幾個零錢的困境，她最想暈過去的一天，大概是某天用身上僅存的錢買晚餐、女兒竟哭說不喫──幸好這天的雞腿便當女兒很賞臉喫個不停，剩下的一片凌亂，就成了希希的晚餐。
「我們家以前都是靠她爸爸在生活，爸爸沒有薪水以後，我才發現原來家裡沒有錢……」希希說，老公本來在做工，雖然每月收支打平、一家人一天餐費就花掉1000、相當喫緊，但她之前都沒有擔心過錢。
即便是1月老公合約到期不續聘，希希也沒太煩惱，想說他找工作很快──沒想到，下一份工作因為疫情影響延期到6月才上工，希希發現事情嚴重了。
過去的希希什麼都做過，外商基層、代課老師、賣菜賣水果賣早餐，孩子出生以後無法做正職，她仍不斷打零工補貼家用，「我做什麼都好，只要有錢賺我都OK。」但當疫情爆發，希希發現很多工作機會消失了，去菜市場問問今天有沒有工作，老闆也只能看看她：「都沒人客，來幹嘛？沒有客人來啊！」
一家人最初靠爸爸的失業補助硬撐，之後就開始借錢，房租、生活費、水電都要借，後來也沒人可以借了，房租已拖欠數月，房東說要叫警察趕人。大姐打電話問她缺什麼，從不向家人求助的她只能說：「我什麼都不缺，最缺錢。」靠這樣換來救急的5000元，再多活一個禮拜。
日本文豪太宰治曾於小說《人間失格》如此詮釋「財盡緣盡」，說這並不是男人沒錢就會被女人拋棄的意思，是男人若沒有錢，就自然會意志消沉、偏激、自暴自棄──這樣的事情，也在希希家發生了。
「以前都我一個人賺錢養你們」、「都是妳害的，多一張嘴、只會喫只會睡」、「沒用，小孩妳也顧不好，家裡妳也弄不好！」老公一句句丟過來，希希心裡實在困惑，平常疼女兒、愛老婆的那男人，怎麼變成這樣？
不幸中的萬幸，或許是後來希希終於在鄰居引路下找到社工沈曜逸，找到打零工就業機會偶爾賺點錢、撐過一關又一關、之後又被介紹了適合全職媽媽的新工作，也在社工們的協助下成功申請到紓困補助。
雖然申請紓困過程，希希請上一份工作、水果攤老闆簽好的「疫情影響工作證明」一度遭區公所基層打槍、公務員說「沒有老闆蓋公司章，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隨便找個人簽」，希希內心翻白眼「小攤販怎麼會有『公司章』」，接著又因為切結書簽上日期莫名挨罵、要她重送一次，一路受不少氣、漫長等了14天，被通知可以領到2萬5千元那天，她還是鬆了口氣。
「錢下來第一件事情，是要還錢、把之前借的都還一還。房租喔？老公說管他的，慢來，那房子太爛了，會漏水啊……」希希笑著，清光女兒喫剩的飯粒。
月薪14K苦撐兩個孩子卻因疫情失業：不是我不願意找，但帶小孩的媽媽很難找工作
另個5月下旬的早上10點，是社區的媽媽小望（化名）造訪協會。問起她喫早餐沒，她笑笑說還沒，她習慣喫「早午餐」──不是網美喫的brunch、是一餐當兩餐喫的那種，為了省錢。
小望與希希不同的是住在婆家、不必負擔房租，看似處境較為「安全」，實情卻是小望一家四代同堂，老公從未出錢養家、時常伸手跟小望還有自己媽媽要錢，小望必須一邊工作、一邊養老公跟兩個孩子，一邊還必須照顧失智的婆家阿嬤，阿嬤與老公時常忘記關火、空燒、整屋煙霧瀰漫。
「我壓力，真的很大。」小望自稱不善表達，這句簡簡單單的心聲，卻已道盡一切。兩個孩子皆有發展遲緩與心智狀況，其中一個孩子有過敏問題、西醫看了沒效只能自費中醫、一次拿藥4–5000，小望的工作時間必須配合資源班、早療課、孩子突發問題彈性請假，只能選擇月薪僅1萬4千元的行政助理工作撐起整個家。
小望曾經申請中低收入戶，卻因婆家名下有財產而被取消，區公所基層苦勸：「妳要先離婚，纔有辦法申請。」小望不是不想離婚，但先生不願意、要上法院也是一筆錢，租屋也只能選擇早療資源足夠的北部，房租貴，房東還不見得想租給單親媽媽。
這樣的生活看似已糟到極點，沒想到還有更糟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來襲。小望上一份工作原在2月底結束，沒想到2月初政府公告延後開學，小望不得不請假到離職。本來該開始找新工作，但小望又得知學校若有學生確診將全校停課的決策，她很怕：「我擔心因為孩子中間又請假，就算找到工作，不敢跟老闆請假……」
小望知道「防疫照顧假」這政策，但身為最弱勢的勞工，她不敢請這假。後來勞動部釋出「安心即時上工計畫」，小望符合條件去面試，但因為脊椎舊傷、工作時間必須能配合孩子緊急狀況、沒辦法上整天班，她很擔心帶著孩子能否勝任，等待媒合單位通知時仍不斷尋找其他工作機會，長達1–2個月無收入。
「這中間我一直都很努力在找，不是我不願意找，但帶小孩的媽媽很難找工作，我沒有後援。」小望說。她也嘗試申請有勞保者的紓困方案，沒想到當她說自己上份工作是因為疫情延後開學政策而請假、應該算被疫情影響，區公所人員竟兇她：「這不算，妳沒辦法！回去了！」
社工在一旁沈曜逸聽了這段，忍不住提醒，其實只要填「受疫情影響，2月份以來都找不到工作」就好，而小望苦笑：「我太誠實，是不是不好？」所以整體來說，這期間政府有幫到妳嗎？小望又苦笑：「真的，沒有幫助到。」
無法離婚卻形同單親的處境，小望孤立無援、政府幫不到，最終靠社工沈曜逸介紹、媒合到一間社區的小商店。老闆聽到小望的處境非常樂意幫忙，已上工的小望卻可能已對世界充滿恐懼，她很擔心：「1個月的試用期，我可以嗎？」
拿到6000元急難救助、卻也只夠撐兩周喫飯錢 社工道出比「紓困」更重要的事
提到申請紓困這事，沈曜逸說這其實不歸正規社工管，協會為了協助個案才自行研究規則。只是，手上握有「攻略」的沈曜逸其實很猶豫──有些居民收入跟以往一樣少，雖然大概就是1–2萬，他們生活並沒有因為疫情特別受到衝擊，卻符合紓困資格，這筆錢，該幫他爭取嗎？
如果這是每個人都可以領的基本工資，沈曜逸當然樂意叫大家趕快去領，問題這是有限的資源，他在社工的角色非常掙扎：「紓困變成有需要的人拿不到，是『知道怎麼拿的人』纔拿得到。」光是「知道」有紓困方案就很難，有單親媽媽是靠裏長夫人提醒才知自己符合資格，更多生活陷入絕境的家庭是手機沒網路、不會上網、家裡電視早停了、也不擅與人往來，是要怎麼「知道」？
就算可以申請到紓困，更讓沈曜逸困惑的是，有些人可能一個月連1萬都賺不到，如果突然拿到1–3萬元的補助，這筆錢，對他們來說到底是什麼意義？
「這1萬就像天外飛來一筆，像我們有個個案之前拿到6000元急難救助金，兩周以後就過來沒錢了，我想說靠，怎麼可能？算算喫飯錢好像也對，但想想，好像也哪裡怪怪的……」甚至這筆紓困金大多也是要拿來還債的，例如前述單親媽媽希希，拿到的2萬5都拿去還錢了。
「所以，我會覺得需要更好的社會福利制度、就業輔導制度、更好更完整，才能真正協助到這些人……其實我們就是制度沒做好，才會造成這些矛盾，是這些人一直沒被照顧到，他才會想拿紓困來解決現況。」沈曜逸說。
「這些沒有被包進去的人，要怎麼被看見？他們本來就沒有在這些社福制度裡面、補助資格也沒有辦法符合，是要擴增標準，還是有什麼額外的計畫？」李柏祥這麼問，而在沈曜逸看來最重要的，還是發展出社區自身互助的力量，成為疫情過後慢慢重建、復甦的力量。
萬華不是隻有貧窮，沈曜逸等社工盡力串起資源。協會主力的「萬華大水溝二手屋」雖然辦一次僱用的人不多、6–7個，但這一點錢足以讓一個家庭多撐幾天，其中一個經協會媒合清潔隊工作、必須受訓一個月的居民，也透過大水溝市集的薪資撐過這期間的經濟壓力、之後穩下來；協會也串起萬華婦女中心、在地商店，有居民需要工作就可以連結上，甚至當「越窩越好」餐廳生意受影響時，也是之前串連的萬華在地旅館「禾順商旅」出手相挺，天天訂40個便當。
「以後是不是要多輔導這種社區的產業出來，當突發事件又來，這些人可能生活會比較沒那麼慘？」沈曜逸這問題，顯然接下來的臺灣不得不思考的了──17年前的SARS讓臺灣備戰演練至今、在新冠肺炎期間防疫成效轟動全球，打過這一仗以後，因應突發災難衝擊生存的社會安全網，是否也該開始遲來的備戰演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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