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的溫婉，刀的鋒芒。除了日本人你大概不會用這些話來形容一個民族：生性極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模式。本書從等級制、恩、義理、名譽、人情、道德、修養、兒童教育幾個方面來分析日本為何同時具備上述特點，挖掘日本人遵循的內部邏輯。

首先作者強調了日本的文化基礎——等級制，日本的等級制建立在家族制上，而最終規定人們行動和思維方式的則是等級制。

日本社會的結合，本質上是人身依附或統治服從關係，這種關係是靠「恩」來維持。東方各民族總是認為自己對過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債，所欠的恩債不僅在過去，而且在當前，在每天與別人的接觸中增加所欠的恩債。他們日常意志和行為都必須發自這種負債感。這種負債感使得日本人肩負巨大的責任，一出生就背著一座大山。

最大的恩債即皇恩，是在無限忠誠的意義上使用的，其他的恩主隨著時代而變化，曾經是各地地頭、封建領主或者將軍，而在家裡則是祖先、父母、長輩。幾百年來「不忘記恩」這種習性在日本人生活中佔有最高地位。近代日本用盡一切手段使這種感情集中於天皇一身。戰爭時期，發給前線部隊的每一支香煙都被強調是領受了「皇恩」，出征前每一口酒就更加是一種皇恩，為守衛太平洋上某些島嶼而全體「玉碎」也被說成是在報答皇恩。

天皇在日本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對國務大臣的任何行為都不負責。天皇是日本國民統一的最高象徵而不是負責的國家元首。近七百年來，天皇從未作為實際統治者發揮作用，因此讓天皇繼續充當後台主角是不難的。明治政治家唯一要做的就是讓全體日本人在思想上對天皇絕對忠誠，確立這種最高的道德。讓「忠」變成每個日本人對神聖首領—天皇—的報恩。事實上他們也做到了，無論是日本投降前夕準備「舉國玉碎」，還是天皇宣布投降後，日本人以歡迎的姿態等待美軍的到來，看似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其實還是對天皇的「忠」在起作用。

西方人則極端輕視對社會欠債，儘管社會給他們以很好的照顧、教育、幸福生活，包括他們的降臨人世。在美國人看來難以理解的「恩債」，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並不會感到陌生。然而本書中精確地指出中日道德倫理有著本質的區別，讓人非常震撼。在作者看來，這個本質的區別就是「仁」。即：中日都重視"忠"、"孝"，但區別是："忠"、"孝"在日本人看來是無條件的，而對中國人來說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仁"。具體來說，就是對中國人來說，統治者不"仁"，大家可以揭竿而起；父母不仁，孩子可以以死拒之，甚至大義滅親。而這些反抗的行為在日本是絕不可能被接受的。由於信奉無條件的"忠"、"孝"，日本從未改朝換代過，它雖然經歷了各種變遷，但社會組織未瓦解，其模式一直未變；另一方面，日本的婆媳關係、夫妻關係至今仍非常傳統。

日本歷史故事中有兩個經常出現的主題：一個是有錯誤者向正確者進行報復；另一個是凡受辱必報復，即使對方是自己的主君。所以說日本人既忠貞又易於叛變，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已深深的紮根於他們的人生觀之中。

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緒搖擺是從強烈的獻身精神一變而成為極端的厭倦。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用這種方式來擺脫厭倦情緒，他們抱著國家主義目標，把攻擊矛頭由自己轉向對外。從對外發動極權主義侵略中，他們重新發現自己，擺脫惡劣心理，感到自己內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

日本人遇到過大壓力時經常會說：我就要當已死地活著。意味著：我的活動力和注意力不受任何束縛，可以勇往直前的去實現目標。觀我及其他一切恐懼的重荷已經不再橫隔於我和我的奮鬥目標之間了。這種「無我」的狀態，消除了一切自我監視，也消除了一切恐懼和戒心。他已經是死人了，也就是說無需再為行為是否恰當而思慮了。

在美國，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認為政府幾乎是一種擺脫不了的禍害，它限制個人的自由。日本人則不然，在他們眼裡，國家政府是近乎至善的。

西方人大都認為，反對陳規舊習，克服障礙去爭取幸福，這是強者的標誌。而日本人則認為，所謂強者，恰恰在於拋棄個人幸福而履行義務。

日本人的人生曲線是一個大大的潛底U字型曲線，允許嬰兒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隨著幼兒期過去，約束逐漸增加，結婚前後個人自由降至最低線。這個最低線貫穿整個壯年期，持續幾十年，此後再次逐漸上升。過了六十歲，人又幾乎可以像幼兒那樣不為羞恥和名譽而煩惱。在美國，這種曲線是倒過來的，幼兒教養非常嚴格，隨著孩子日益成長而逐漸放鬆，待至他能夠獨立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幾乎可以不受別人的任何掣肘。在美國，壯年期是自由和主動性的鼎盛時期。隨著年齡的增長，精力日益衰退，以致成為他人的累贅，就又要受到約束。但是，不論美國還是日本的人生曲線，其安排都是為了使人能在壯年期儘力參與該國的文化。在美國，依靠增加壯年期的個人選擇自由來保證這一點；在日本，則依靠最大限度的約束個人，個人意志必須服從於國家的義務。

對孩子驕縱的國民都非常希望有孩子。日本人正是這樣。像美國父母一樣，他們要孩子首先是因為喜愛小孩是一種快樂。但日本人要孩子卻不僅是為了獲得感情上的滿足，而是因為，如果斷絕了家族血統，他們就會成為人生的失敗者。

對於日本人來說，生活準繩不是明辨「善」「惡」，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讓人「失望」，把個人要求埋葬在群體「期望」之中。如此產生的緊張感十分強烈，表現為一種巨大的力量，使日本成為東方領袖和世界一大強國。但對於個人，這種緊張感則變成了沉重的負擔。人們高度緊張，唯恐失敗，唯恐自己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從事的工作仍不免遭人輕視。有時他們會爆發積憤，表現為極端的攻擊性行動。

另外，作者對二戰結束後十年的國際形勢進行了預測。她說：今後十年期間，歐洲或亞洲任何不擴充軍備的國家，都比搞軍備的國家具有潛在的優勢，因為這些國家可以把財富用來建設健全、繁榮的經濟。在美國則不然，美國不會因為國防計劃的巨大費用而陷入貧困，美國沒有蒙受戰爭災禍，美國不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美國的重大問題是工業生產過剩。美國的大量生產和機械設備已如此完善，若不從事大規模軍備、奢侈品生產、福利事業及研究設施，美國人就將失業。德國儘管要負擔巨大的賠償，但因不能重新武裝，在今後十年左右，若法國推行擴充軍備政策，那麼德國就有可能建設起法國所不能做到的健全而繁榮的經濟基礎。日本也將利用同樣的優勢超越中國。中國的當前目標是軍事化，而其野心得到美國的支持。日本將在不遠的將來奠定繁榮的基礎，並成為東方貿易中的主角。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先見之明，這一段話，預測並解釋了美蘇冷戰為何以蘇聯失敗告終，日本在戰後為何能實現經濟騰飛，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當然現在的中國在經濟總量上已反超日本，這是件好事，但並不值得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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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清朝一樣採取過閉關鎖國的國策，並被美國強行打開國門，鎖國政策長達兩百餘年，為何日本能迅速崛起，成為亞洲霸主，而中國則一蹶不振，成為東亞病夫。答案我們都知道是「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為何得以在日本實施，又是在什麼背景下實施的呢？

歐洲各國封建制度的崩潰是由於有一個逐漸發展、力量日益增強的中產階級的壓力，這個階級統治了現代工業時代。日本的這個中產階級就是下層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聯盟」，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從一般平民到幕府將軍，每個階級都欠商人和高利貸的債。那時剛剛脫離中世紀的日本，其國力之衰弱猶如今日之泰國，卻能產生一批洞察形式的領導人，成功的推行了一個最需要整治手腕的大事業，超過任何民族所曾嘗試。

明治維新政治家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政治方面，仍然延續等級制，使萬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廢除了將軍，結束了雙頭領導，又廢除了藩，消除了忠於藩主和忠於國家之間的矛盾，使天皇位居頂峰。同時加強了中央集權，恩威並施，以求貫徹目的。統治者正是利用了日本人對長輩的傳統義務，尤其是對天皇的傳統義務，在天皇的領導下穩步前進，克服了很多個人主義國家無法避免的重重困難。

在工業發展方面，日本所走的是一條與西方任何國家都不可比擬的道路。日本政治家認為，工業發展是攸關日本民族存亡的大事，不能相信供求法則和自由企業。由政府創辦他們認為需要的企業，待企業已經組織完備、業務發達之時，政府就以低價賣給私人公司，如三菱。日本所完成的，是以最小的失敗和浪費來建立它最需要的企業。日本修改了「資本主義生產階段的出發點和正常順序」。它不是從生產消費品和輕工業起步，而是一開始就興辦關鍵性的重工業。兵工廠、造船廠、鍊鋼廠、鐵路建設等等都被賦予優先權，飛速達到了高水平的技術與效率。

在宗教方面，國家將一種宗教置於管轄之下，奉之為民族統一與優越性的特殊象徵，其他信仰則聽憑個人自由。這種特殊宗教就是神道，由於它被視為民族象徵而賦予特殊尊敬，就像在美國之尊敬國旗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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