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強（1934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1日），國學大師、中國式管理大師，全球華人中國式管理第一人，被稱為「中國式管理之父」，現任台灣智慧大學校長，台灣交通大學教授，台灣興國管理學院校長；曾仕強學歷：英國牛津大學管理哲學榮譽博士、英國萊斯特大學管理哲學博士、美國杜魯門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學士；著有《胡雪岩的啟示》、《易經的奧秘》、《中國式管理》、《家庭教育》、《孫子兵法與人力自動化》等，而最讓大家熟悉的是他在《百家講壇》中的演講。

——以上是百度百科對曾仕強的介紹

早在我剛入大學的時候，我就聽說過管理學界

兩個「泰斗級」人物——

一個是美國的彼得·德魯克

一個是中國的曾仕強

不過，那會正處於一個遲來的青春叛逆期，雖然也學管理，但卻非常反感甚至於排斥這兩個人的著作。原因無它，就因為身邊大多數同學、朋友和老師都在推薦他倆的著作，甚至以讀過他倆的著作為榮。

而我，不喜歡跟風，更不喜歡隨大流。

直到工作以後，我發現就連我的上司竟然也強烈推薦我去讀曾仕強和德魯克的著作。當時就想，如果說大學校園裡的同學和老師是理論派，為什麼企業里搞實踐的管理者們也會推薦？

於是，抱著這樣的疑慮，我買了曾仕強先生的《中國式管理行為》、彼得·德魯克的《管理的實踐》和《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三本書一睹為快。

初看曾仕強先生的著作《中國式管理行為》時，我屬於典型的無腦式閱讀，即放空腦海中的一切私心雜念和其他主觀性觀念完全沉入其中去「聽」對中國的管理方式的諸多見解。其實，我這個人看書素來喜歡站在批判的角度去審視一本書。我認為，一本書就是作者在和我對話，而這個作者之於我來說尚屬於久仰大名的「陌生人」。所以，正常來說，我都會去質疑他書中所說的一切。

當我初看曾仕強先生的《中國式管理行為》時，我竟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會不時用紅色中性筆去劃重點、去標註、去補充個人見解。

曾仕強先生在前沿部分介紹「中國人的管理行為特徵」伊始，就鮮明地點出了東西方管理行為的差異——他認為中西方都認為宇宙萬物都是一生二所衍生的結果，但在進一步推究「一怎麼能生二」時，兩者有了分歧。

西方人認為「一個基本細胞分裂成二」是原因，是由於「二構成一」。而我國先哲也肯定了「太極是陰、陽所構成的單元」，不過「二構成一」之外，尚有「一內涵二」的本意。正因為兩者思維的差異，這就導致了西方人在「二構成一」的管理上產生了「一切依據是非來判斷」的科學化行為，所以西方管理行為中更偏向於用量化的數據來支持管理決策。

中國人在認同「二構成一」之外，還認同「一內涵二」的「對立存在於統一」的思想，於是就產生了中國人在管理上「圓滿重於是非」的人性化行為，即中國人要求「把事情做好」而非僅止於「把事情做對」。

僅僅這麼一個前沿，曾仕強先生就讓我明白了東西方管理思維上的差異：西方人喜歡用演繹、推理的方式去精密分解/分析一個事物或現象，於是在數據論證和科學模型的支持下就有了現代管理學的誕生；東方人喜歡通過綜合、歸納的方式去研究一個現象/事情，於是就有了上下五千年社會經驗的總結和傳承。

巧合的是，有「現代管理學之父」之稱的彼得·德魯克的諸多經典著作卻是遵循了東方人的管理思維方式歸納和總結出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彼得·德魯克在中國會如此受歡迎，甚至於將其視為歐美管理學的代表人物。而在德魯克的出生地美國，那些管理學專業的學者或教授從不會把德魯克的書籍作為一部學術著作看待，因為他們都覺得德魯克在他那些著作里說的話「雖然是名言，但卻非科學」。（詳情參見微信公眾號「尖商星評」的《就是他，就是他那句話害了13億中國人！》）

只是可惜的是，德魯克沒在中國生活過，不懂中國自古以來所形成的人情世故，這才有了曾仕強先生對於中國式管理行為的思考。

沒錯，看曾仕強先生的《中國式管理行為》一書的過程中，我總會有種感覺——他對中國人的做事方式真的洞若觀火，比如他在該書中提到中國人的三大溝通行為特色：

第一，見面不談正經事，專門說一些沒有用的話，只要觸及主要議題，大家都沒意見；

第二，答覆人家的詢問，如果情況不夠明白、語意不夠清楚，就答得含含糊糊；

第三，承諾的事情可以不認賬，說話的話可以不算數，甚至面不改色地否認。

真的是這樣嗎？

不管你們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這樣的事情，這樣的人，這樣的情境我們作為中國人還見得少？曾仕強先生真的是洞若觀火。而我總想，為什麼我就從來沒留意過這些事情呢？

當然，曾仕強先生並不只會羅列現象，他還會給出中國式的管理方法幫助我們去化解和應對這種溝通行為。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他的《中國式管理》。

關注微信公眾號「尖商星評」，回復關鍵詞【中國式管理】還可以免費下載《中國式管理》PDF文件一睹為快。

推薦閱讀：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