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先

得益於新媒體的傳播效應，關於人工智能的話題成爲近年來公共輿論的熱點話題，甚至形成了一種狂想式的症候。從表象上來說，這無疑是由大衆傳媒追新逐異的時髦衝動所造成的，背後則是公衆的好奇心、既愛且恨的矛盾心理與資本和利益集團訴求之間的完美結合。有意味的是，它最得力的鼓吹者更多來自於相關企業公司和對技術不明就裏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至少在文學場域中，“未來已來”的喧囂聲已經震耳欲聾，其中構成標誌性事件的無疑是機器人小冰能夠寫詩並且開設專欄了。這讓原先無論處於市場、官方體制（作協文聯機構）和小部分所謂的“嚴肅文學”團體的作家和批評家們心生怵惕，而出於避免落伍的羞澀心理，不管是讚揚還是批判，他們都不得不言不及義地爭搶着要加入到這股議論的潮流之中。

機器寫作的出現儘管尚被自詡高尚而精緻的寫作者們視作低劣的操作，但僅僅是這種寫作姿態的苗頭也足以讓以寫作爲志業（無論是文學還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人們深感威脅。新鮮事物以及對這種新鮮事物的無知之間所形成的空隙，奇妙地形成了一種吸引力，讓人們強制性地開始直視技術所帶來的文學轉型——一種人與機器（以及人在技術輔助下增強的某種能力）結合所形成的賽博格式文學時代的到來。

關於人和自己的製造物之間糾結的情感結構，並非自機器發明製造時纔有，事實上從機器的最初雛形——工具誕生時就已經開始。《南史》、《齊書》、《梁書》中記載的紀少瑜和江淹的典故，後來衍生出“妙筆生花”和“江郎才盡”的成語，那兩個故事中的主人公所夢見的“筆”當然在解讀中被視爲才華的象徵，但是如果從物的角度而言，筆意味着某種外在的工具，這種工具具備自主性和永恆性，有着超越了他的擁有者和使用者的神祕魔力，不妨視爲一種寫作機器的隱喻。就像20世紀50年代兒童文學作家洪汛濤新創作的童話裏“神筆馬良”所擁有的那支奇妙的畫筆，較之於馬良本身，筆才具有主導性的力量。

1709年，格列佛經過巴爾尼巴比的時候，受邀去參觀拉格多大科學院，在那裏他看到了無數莫名其妙、奇思怪想的學者。令人印象頗深的是有一位帶着四十名學生的教授設計的一種寫作機器，那是一種木架結構，由連綴在一起的貼上紙的方塊木楔組成，紙上是各種單詞、語態、時態和變格，它們無序地排列在一起，由學生用把手操控，隨機排列組合寫出東西，據說這種運用實際而機械的操作方法寫出來的東西能夠改善人的思辨知識。

顯然在斯威夫特的筆下，這樣的場景荒誕不經而且充滿諷刺意味，但這種簡陋的機器本身蘊含着數學可以證明的思想，如同法國數學家E.波萊爾在一本1909年出版談概率的書中所講的猴子與打字機的故事：如果無數多的猴子在無數多的打字機上隨機敲打，只要持續無限久的時間，那麼在某個時候，它們必然會打出莎士比亞的全部著作。

這個寓言常被用來說明無限與概率問題，其實從邏輯上來說只需要一個無限的條件就夠了：只要時間是無限的，一隻猴子就可以完成這件事。1947年，物理學家G•伽莫夫在一本科普讀物中將猴子改成了印刷機，只要條件允許，一臺自動印刷機可以自行印出“莎士比亞的每一行著作，甚至包括被他扔進廢紙簍裏去的句子” 。

當然，農業時代的神話逸聞裏，“妙筆”帶有萬物有靈的色彩，而處於啓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早期的斯威夫特時代的寫作機器更多還只是粗劣的工具，它們都還威脅不到人類，而是作爲人類的附庸存在着，甚至看上去笨拙而可笑。

從線性的發展史來說，技術有一個愈加趨向於抽象化、客體化、省力化的過程，進而最終在20世紀初獲得了自動化：“首先是工具的階段，即勞動所必要的物理能量和所必需的智力投入都還有賴於主體。其次是機器（machine）的階段，即物理能量被技術手段客體化了。最後第三個階段則是自動機（automata）的階段，即技術手段使得主體的智力投入成爲不必要了。隨着這些步驟的每一步，以技術手段來獲得目標的客體化過程都在行進着，直到我們爲自己所規定的目標得以完成爲止；而在自動機的情況下，便無須我們體力或智力的參與了。

在自動化（automation）中，技術達到了它在方法上的盡美盡善，而早在史前時期所開始的這種勞動在技術上客體化的發展結果，則是我們當代最鮮明的一個特色。” “工具——機器——自動機”如同生物似的進化，使得人造物成爲一個他者般的獨立存在，進而引發了關於對工具理性的反思；從文學上來說，便是愛與怕矛盾交織的敘事的展開，潛伏於背後的是樂觀與悲觀的兩種情感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