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鹹豐帝已經在中英、中法《天津條約》硃批“依議”，但他深受桂良“萬不可作真憑實據”一言的影響，只是將之當做“緩兵之計”。而當他認真看過兩國條約後，尤其是中英條約，認爲不可接受，決計要求修改。對自己剛剛批准的條約即刻提出修改，不太合乎當時的西方今天的世界所通行的慣例，可鹹豐帝等清朝中的一大批人士並不以此爲非。

圖：《天津條約》的簽約場景

綜合四國條約，其主要內容爲：一、公使駐京，覲見皇帝用西方禮節；二、增開通商口岸，並約定平定太平天國後，長江中下游另闢三埠爲口岸；三、外國人憑“執照”可往中國內地遊歷、通商、傳教，“執照”由各國領事頒發，由清朝地方官蓋印；四、修改海關稅則，減少商船船鈔；五、賠款；六、對於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清政府保護傳教等項，各國《天津條約》較之舊條約有更爲明細詳備的規定。若以今日國際準則爲標準，這些不平等條約損害中國利益最爲嚴重者，仍是第四、五、六項，即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降低關稅與船鈔、戰爭賠款等內容；損害中國利益較小者是第二、三項，即增開口岸、允外人內地遊歷；至於“公使駐京”，雖潛含着可直接向清廷施壓的意味，但畢竟符合國際慣例。可在鹹豐帝和一大批清朝人士的眼中，情況恰好相反，他們認爲最不可容忍的，正是“公使駐京”，其次是內地遊歷，再次是長江通商，又再次是賠款付清後歸還廣州。鹹豐帝要求將此“四事”從剛剛簽訂的條約中取消。而對於損害中國權益最大的條款，無論負責談判的桂良，還是鹹豐帝等人，都沒有發現任何不妥，開了一個極大的口子，漏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