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禮議之爭

大禮議的背景是武宗死後的撥亂反正。武宗荒唐，擾亂英宗以來的朝廷秩序，弊政叢生。以楊廷和為代表的內閣羣臣與以張太后為代表的貴戚勛臣聯合，共同壓制武宗朝新起勢力，防止了可能存在的政變，裁汰冗員，革除弊政。且雙方達成一致，確立本為藩王的朱厚熜入繼大統，將朝局恢復到孝宗時的局面。這是武宗死後朝廷的既定方針，所有措施的指向都是間接地否定了武宗一朝，這在朝臣為嘉靖起草的即位詔書體現的最為顯著。

所以，依據朝廷的既定方針，朱厚熜即皇帝位，宗繫上的繼嗣與政治上的繼統應當是一體的。就是說，將嘉靖過繼給孝宗，稱武宗為皇兄，以皇太子的身份即皇帝位，宗統一體。這樣做也就為朝政定了調子，嘉靖要以孝宗為榜樣，在政治上要繼承孝宗的政策。楊廷和一派為新皇帝擬定的年號「紹治」，用意是很明顯的。平心而論，楊廷和張太后並不是沒有矛盾，只是在武宗死後的政治環境下目標一致，所以能夠聯合。這一點在即位詔書的起草過程中能夠體現。

但嘉靖自一開始就是一個變數，在入京登基的關鍵時刻，以什麼禮儀、從什麼門進發難，逼朝廷讓步。以時勢論，朝廷不可能不讓步，新帝入京天下皆知，總不能臨時換一個吧。從朝廷下詔開始到朱厚熜登基，楊派的舉措一變再變，很不妥當。以太子禮嗣皇帝位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就留下了引子，就給嘉靖及其支持者留下議禮的空間。嘉靖即位後六天，就開始議禮，並於正德十六年、嘉靖三年達到高潮，直至嘉靖七年《明倫大典》的頒布，才告一段落。在議禮之初，楊廷和一派尚處於優勢，一度逼嘉靖讓步，並把反楊派的理論大師張璁趕出北京，調往南京。但隨著議禮的升級和楊廷和的致仕，嘉靖逐漸取得優勢，大禮議背後的政治鬥爭也趨於表面化。在左順門事件後，所謂的議禮就隨著嘉靖的意願而走了。

大禮議所爭議的問題看似是嘉靖到底該不該稱孝宗為父，稱興獻王為叔，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問題。究其實質，是嘉靖宗系的獨立性問題、對武宗一朝如何評價的問題及其背後的權力向何處集中的問題。可以說，大禮議過程是嘉靖爭奪權力和整合武宗後各派勢力的過程。

武宗死後的四十天裏，內閣主持朝政，很有作為，一掃幾十年來內閣不堪用的局面。楊廷和一派聯合以張太后為代表的貴戚勛臣，捕殺江彬等首惡，裁汰冗員十餘萬，這是很了不起的功績。新皇帝即位後，朝廷依舊撥亂反正，政治環境大為改善，一個欣欣向榮的嘉靖王朝展現在世人面前。楊廷和一派有大功，但也有侷限性。他們都曾深受孝宗的器重，受武宗的冷落。他們有革除武宗弊政的強烈願望，卻不能把希望寄託在新皇帝身上。一方面新皇帝還未確立，變數太大；一方面政治形勢嚴峻，不容等待。他們只能豎起孝宗的旗號，聯合孝宗朝的貴戚勛臣，共同打擊武宗朝的新起勢力。這也就決定了所謂的撥亂反正，也只是撥武宗朝的亂，反孝宗朝的正。至於楊廷和一派與張太后一派的矛盾，短期內是不會凸顯的。

嘉靖則不同，他出自地方藩王，與朝廷各派勢力都沒有牽涉。這在一方面他可以比較公道的形象立於各派之間，另一方面也決定了他勢單力孤。因此，他若想保持獨立性，一不能攪進朝廷原有的政治鬥爭，二必須依靠藩邸人員，聯合朝廷內的中間人士和新進人員，壯大自己的實力。嘉靖入主大內，一開始就不想受人控制，尤其是內閣和張太后的控制。即位之初就開始議禮，不想繼承孝宗的統系，積極聯合以上勢力，爭奪權力，其實質就是有限度地承認即位詔書中的既定方針。其間雖有波折，但以皇權之重，扳倒內閣只是此消彼長的時間問題。原因主要有：一、皇權至高無上，楊廷和和張太后雖有定策之功，卻不能明說。因為嘉靖即位是依據祖宗成法倫序當立，這是天命所歸。你們只是依祖宗成法行事，順應天命，卻不能貪天之功。二、楊廷和和張太后想讓嘉靖以太子禮即皇帝位，要求嘉靖改宗，但不敢說嘉靖不改宗就不能即皇帝位。尤其是嘉靖即位後，不改宗誰也不能廢了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他們說不過這個禮法。統是祖宗之統，是公，而宗系是私，朝廷不可能因私而廢公。三、楊廷和和張太后要求嘉靖改宗，無非是想以孝宗名義革除武宗弊政，又把改革範圍限定在武宗一朝，維護自己的利益。大禮議派就戳穿了這層面紗，他們豎起了太祖成祖的大旗，直接指出武宗弊政是宣德以來弊政的延續和發展。祖宗之法盡善盡美，無可變更，我們要依祖宗之法來革除宣德以來的弊政，改革的調子比楊派更高。楊派在爭奪話語權時自然落於下風。四、改宗陷嘉靖於不孝，大明朝以孝治天下，怎可為皇帝位而奪人子之孝。如此做，皇帝將以何面目面對天下臣民。更嚴重的是，楊派是以疏間親。等等。

這一套套說法看似理論爭辯，其背後的政治鬥爭卻是十分殘酷的。楊廷和一派在嘉靖即位之初就引起嘉靖的警覺和不滿，而他們的權力依據又不相同，他們之間就必然會有一場權力鬥爭。隨著武宗一朝勢力的清算，嘉靖與楊派的矛盾就凸顯起來。最終，嘉靖支持大禮議派（這一派主要是朝廷新進人員），扳倒了楊廷和一派。

嘉靖與大禮議新貴們形成了良好的君臣互信關係，大禮議派也就開始新的改革。大禮議之後，朝廷在政治上做出的措施大致有修舉祖宗成法、限制宦官勢力、限制宗藩勛戚的權力等，而內閣權力也在此期間逐漸上升。但可惜的是，嘉靖一朝的新政並不徹底，也沒有持續下去。嘉靖沒有做到即位詔書中的目標，嘉靖一朝也不是大明朝的中興階段。嘉靖即位詔書是楊廷和主持起草的，張太后一派只能說是基本同意，這份文件可以視作楊派的改革綱領。但無論是楊廷和一派，還是嘉靖與大禮議派，都沒有達到詔書的目標。這也就反映出大禮議的實質主要是爭權，是明朝統治階層內部的一次洗牌。至於嘉靖所做的「正本清源」的工作，不論其主觀意願如何，在客觀上影響了明朝政治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