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又讓韓國人憤怒了

　　現在使用的日元紙幣是2004年發行的。今年4月9日，日本副首相兼財務相麻生太郎宣佈時隔20年將在2024年發行新版紙幣，這次的刷新和以前幾次一樣，面值不變，還是1萬、5千和1千日元三種，改的是採用的頭像和其他的細節設計。1萬日元紙幣從現行的思想家福澤諭吉變爲實業家澀澤榮一，5千日元從女作家樋口一葉變爲女性教育家津田梅子，1千日元紙幣則醫學家野口英世變爲了同爲醫學家的北里柴三郎。

　　預定的一萬日元上的澀澤榮一

　　和以往一樣，只要日本人做了什麼，韓國人的反應就肯定而且只能是“憤怒”。

　　這次韓國人的憤怒是衝着日本人採用澀則榮一做頭像這件事去的。

　　澀澤榮一是日本明治和大正時期的大實業家，早年曾參加尊王攘夷運動，由於精明能幹，被德川慶喜重用，1867年隨幕府將軍德川慶喜之弟訪問歐洲。回國後幕府政權已經垮臺，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職，曾任大藏大臣。他直接參與了新政府的貨幣制度改革、廢藩置縣、發行公債等幾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醞釀和制定。

　　1873年因政見不合而從政府衙門辭職，任日本第一國立銀行總裁，後來創辦大阪紡織公司，確立了他在日本實業界的霸主地位，此後對鐵路、輪船、漁業、印刷、鋼鐵、煤氣、電氣、煉油和採礦等重要經濟部門進行資本滲透，於1916年退休，退休後致力於社會福利，直到91歲去世。

　　澀澤榮一擁有“日本企業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經濟的領路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日本近代實業界之父”等多項桂冠，從中國人的目光來看，還是一位“儒商”，因爲他將《論語》作爲了經營哲學，他所著的《論語和算盤》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就是既講精打細算賺錢之術，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

　　對於日本人來說，挑選澀澤榮一做紙幣肖像似乎沒有什麼大問題，其實很早以前就有過嘗試。1963年開始流通的1000日元的紙幣肖像是伊藤博文，但伊藤博文是在戰勝了澀澤榮一之後才榮登票面的。看起來“日本第一任首相”似乎比“日本資本主義之父”還是更有點說服力。澀澤榮一這次的登場都還晚了半個世紀，但從1000日元走上了10000日元也算對他的一點補償吧。

　　和以往一樣，日本人的所有舉動都只會引起韓國人的憤怒，這次的日元紙幣改版的決定在韓國立即引起了一片抗議之聲。抗議的理由是“澀澤榮一是日本帝國主義時代在朝鮮半島進行掠奪的主要罪犯”。

　　甲午戰爭之後曾經出現過一個歷史很短的“大韓帝國”，其實是日本帝國的一個傀儡，所謂“大韓帝國”自己並沒有發行過紙幣，而是直接使用諸外國的貨幣。1902年日俄戰爭前夕，沙俄在朝鮮半島的影響不斷擴大，致使日本紙幣在半島的使用量不斷減少，這時澀澤榮一的日本第一國立銀行沒有經過大韓帝國的同意就擅自在韓國發行一種“無記名一次性支付約束支票”的東西，面額分1圓、5圓和10圓三種，上面採用澀澤榮一的畫像作爲支票的肖像。這種支票實質上就作爲通貨在市場上流通，到大韓帝國覆滅前5年的1905年，大韓帝國政府被迫承認這種支票在朝鮮半島有通貨的地位。

　　當年第一銀行在大韓帝國發行的銀行券

　　這是一家民營銀行在強權和軍靴的支持下在一個外國隨意發行貨幣的例子，韓國人見到新版日元紙幣的畫像之後勾起了他們120年前痛苦的屈辱回憶也並不奇怪。

　　所以韓國人很堅決地認爲，日本人在紙幣上使用澀澤榮一的畫像是蓄意策劃的陰謀，就是用曾經出現在大韓帝國時代紙幣上的畫像來羞辱韓國，“反映了否定歷史的安倍政權的歷史修正主義”。

　　日本和韓國是近鄰，天氣晴朗的日子裏從日本的福岡用肉眼能看到韓國的釜山，在2018年訪問日本的3119萬外國遊客中，中國以838萬人排在首位，而韓國以754萬人排在第二，而韓國人口就只有5147萬，幾乎是每7個韓國人就有1個在去年去日本轉了一次。韓國和日本的往來就有這麼密切，當然韓國人對日本貨幣也相當熟悉，這麼熟悉的外國貨幣讓韓國人覺得恥辱也確實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但日本貨幣讓韓國人不舒服也不是第一次了。前面講到從1963年11月到1986年1月，1000日元票面上的肖像是伊藤博文，他除了是第一任日本首相之外，還是第一任朝鮮總督，1909年10月被朝鮮人安重根暗殺於哈爾濱火車站。安重根被朝鮮半島奉爲英雄，伊藤博文當然就是侵略者，當時有種說法，訪日的韓國遊客在收到1000日元的找頭之後肯定會盡快用掉，不願放進錢包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