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凱里

。

以前，貴州最廣為人知的兩個城市分別是貴陽和遵義。一個是首府，一個是因為一場改變了中國命運的會議。

2016年後，許多人又記住貴州的另一個地名，凱里。

因為《路邊野餐

》。

2016年金馬獎，畢贛

憑藉自己的首部劇情長片斬獲金馬最佳新導演獎。

2018年金馬獎《地球最後的夜晚》則拿到了最佳攝影最佳音效最佳原創配樂三項技術大獎。

我問畢贛的母親「你怎麼沒去金馬？」她的回答是，「因為名額不夠了。」

但2018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畢贛作為頒獎嘉賓帶上了他的母親一起。

談起兒子，這個至今仍在一個大商場理髮店裡工作的母親的笑顏里滿是掩蓋不住的驕傲和喜悅。「運氣好，藝術圈子的門檻非常高的。他說要拍電影，我們這種普普通通的家庭怎麼可能拍電影嘛，電影不都是...」

她沒有說完這句話，伸出筷子，往滾燙的酸湯火鍋里夾起了一塊熟透了的牛肉。「多吃點，不要不好意思。」

我笑著連聲答應，畢贛家人的熱情接待，著實讓我覺得難為情。

不只有畢贛的母親，他的外公外婆，舅舅姨媽，甚至侄兒侄女都在，每個人都開心的分享著關於畢贛的一切。他們管《路邊野餐》叫做「野餐」，《地球最後的夜晚》叫做「地球」，言語中無意流露出只屬於自家人的親切和熟悉。

我問他們每一個人在「野餐」里參演什麼角色，在腦海中與電影片段與對應起來，然後拿出手機，詢問他們是否可以合影。沒有人拒絕我，也沒有任何推辭和扭捏，面對著我手機的前置攝像頭，表情無比自然，眼神親切而澄澈。

「都來採訪過好幾次了。」畢贛的舅舅說到，我接過他遞來的煙，抬頭看向他目光觸及的方向，那裡是畢贛的外公家，也是「野餐」里診所的取景地。

下了高鐵後我花了近兩個小時才找到那裡。

在僻靜的小巷繞來繞去，仔細的看每一戶門上的牌號，抓住每一個路人詢問，但他們無一例外，都沒有聽過畢贛這個名字。在文藝圈所掀起的滔天巨浪，似乎根本沒有在這個貴州特有的不斷上坡下坡彎彎曲曲的居民小巷裡泛起一絲漣漪。

這讓我放下心來。

在來之前，我其實非常擔心，也許已經有無數狂熱的粉絲，帶著鮮花、文藝的小禮物、明信片和手寫信來拜訪過這裡。他的家人們早就對這種冒失而狂熱的行為感到厭惡。畢竟打擾別人平靜的生活，確鑿無疑是失禮的行為。

幸運的是，我是目前僅有的兩個闖入者的一員。在前年，還有一個從雲南趕來的男生。

「你運氣不好，那個雲南的小哥哥來的時候，正好畢贛在家，我就打電話叫畢贛過來跟他見了一面。」畢贛的母親看著我說道。

我說「他太忙了嘛，昨天不是還在北京出席活動。」

畢贛的外婆說「我這個孫子最辛苦了.」然後往我碗里加了一大勺米飯，「多吃點，多吃點」。

「他現在太忙了，到處飛來飛去，回來的時候帶我們出去玩，都沒有辦法待太久。」畢贛外公謝絕了我遞過去的香煙，「戒了20多年了」。

外公在「野餐」里扮演的是兒子被人砍了手指的前江湖大哥的「花和尚」，小姑爹扮演的陳升，就是因為替花和尚兒子報仇而被送進監獄裡待了九年。我問外公有沒有去參演「地球」，他說老了，體力跟不上，畢贛有請過他，但確實去不動了。

「野餐的時候，我的一個鏡頭要拍五六遍，一點都不對就重來，重來。哎，他苦的很，劇本是自己寫，什麼都是自己做，拍完了還要剪。」

畢贛的母親也對我說「只要努力總會有收穫的，他累得很，以前一天都在看書寫劇本，野餐是他自己寫的，地球也是他自己寫的」。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當我問起畢贛的微信號時，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他幾乎不玩微信，不怎麼用這些東西。」這讓我想起了在吃飯前，畢贛外公告訴我的「小時候，他看電視劇，都要看好幾遍，看他們怎麼表演，怎麼拍」。

這便是畢贛身為一個創作者的本能嗎？

專註、細緻、能在枯燥乏味中充分延展著自己的好奇心。

我不知道，尚未見到他本人之前我無法下此論斷。

但我願意這麼相信，因為對這個生活在貴州小城普通家庭里的年輕人的註解，絕不應該只有一個「天才」這麼簡單。

提起天才這個字眼，是畢贛的母親流露出一絲尷尬和質樸的羞澀。「都說他是天才，我也不懂，他的老師...他的恩師，專門跑過來拿錢給他拍電影，我們雖然是普通家庭，把房子賣了二三十萬還是拿得出來的，但是我不懂啊，我說我們這種家庭怎麼能拍電影啊，電影不都是那種...」

她又說起這句話也依舊沒有說完

電影是什麼樣的呢？大投資、大演員、大場面、大特效，收穫高票房，然後被人遺忘在時光里，過幾年後除了閑極無聊的影評人和偶像的小迷妹，再也不會有人想起？

而「野餐」，這部用8萬人民幣，請來自己的親戚們拍攝的電影，卻完全超乎他的家人們預料。

「拍出來了我都不相信，拿了獎以後好長時間我都沒有相信。」畢贛的母親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後來他就特別忙了，我都不給他打電話，不去打擾他。」

我問這位母親野餐你參演了嗎？

她說「去了，我演的是開頭帶還帶著小孩去診所看病的那個女人。」

「地球去了嗎？」

「沒去，他叫我去的，當時有點忙，有哪樣事情就沒去了。」

同樣的問題，我也問了畢贛的舅舅。

他的回答是「打牌那裡，我是群演。」

「那地球呢？」

「地球我去拍了三個多月，也是群演。」

「有台詞嗎？」

「有，八句台詞。」

「大概出現在多少分鐘？我看的時候注意找一找。」

「就在後面那個長鏡頭裡。」

「就一個鏡頭？」

「就一個鏡頭，那個場景都很難的，我都熬了十七個通宵，早上5點就起來，一天只能拍兩三次」

「見到湯唯了嗎？」

「當然見到了，他們都能吃得苦，這邊拍完了，馬上又要到青島到另外一邊去接近長鏡頭嗎？不能停」

他開著車，雙手緊緊握住方向盤的上端，身子前傾，眼睛直直的盯著前方

「特別是黃覺，特別能吃苦，他提前三十天就來了，我招呼他的，來跟我們學貴州話，他家是廣西的嘛，所以學的很快，講的也很好的。」

「那湯唯呢，也是自己講貴州話的嗎？還是配音的？」我問到。

「湯唯也講的還可以，張艾嘉很講不好」

「是啊，她是台灣省的，學起來肯定困難。」

「片場在山裡頭就有很多小蛇...」

我插話問了一句，「夏天的時候？」

「對，夏天的時候。周圍很多小蛇，湯唯她很怕蛇，那裡是70年代的一個監獄，後來就廢棄了，在丹寨那邊。」

就在停車場里停下，下車的時候他提醒我拿好你的手機不要落了

最後我們去到一家凱里特色的酸湯牛肉火鍋店，坐下來好一會兒，畢贛的母親才趕過來。

我頗為驚訝，沒有想到畢贛的母親也來了。她說「家裡有客人肯定要招呼好啊」。

吃到後面，畢贛的母親對我說「他當時回來都打算去開的士車了，後來他的恩師跑過來跟我們說，不要讓他去開的士，去拍電影。我們不懂啊，看不到他的才華，不然肯定會支持的。多虧他的恩師，現在他們學校都還專門給他留了一個辦公室，上面寫著畢贛辦公室，但是他都沒去過，太忙了，實在沒時間去。」

我不禁哈哈大笑，命運有時候就是如此奇妙，差一點讓一個天才留在這座小城裡開計程車。要是那樣，當我偶然來到凱里，偶然坐上那個畢贛的計程車，我們會聊些什麼呢？塔可夫斯基？侯孝賢？又或者只是談一談最近的油價和房價，互相說一下生活的不易？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一定會問他一個問題，當我獨自坐計程車的時候，都會問司機的一個問題，「你見過鬼嗎？」我很好奇，畢贛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等我確實坐在計程車上前往高鐵站的時候，突然想起了畢贛在前不久的一次採訪中說的話，他說我老婆來了以後跟我說，你們這裡怎麼老是上坡下坡，在她對我這麼說之前，我都沒有意識到我們在上坡下坡。

我想，對於電影界，對於文藝界，他就是這樣一個告訴了我們正走在上坡下坡的路上的人。

我這篇文章寫到一半的時候，畢贛的母親給我打來電話，問我是否已經安全到家，並表示那天沒有招待好我。對於我這樣的無名小輩尚且如此用心，那麼她的兒子畢贛會敏銳的察覺到生活中的種種衝突，並將之完美的呈現出來，或許也就不難理解了吧

推薦閱讀：

相关文章